作为“反应装置”的战争和作为“认知装置”的“战后” —为日本战争文学研究再寻坐标的尝试

发布时间：2022-02-25 10:20

近年来战争文学（以日本侵华文学为主）的研究骤成学术热点，从学术生态的意义上来说，这是一个颇值得关注和深思的问题。一方面，战争文学研究作为一种类型文学研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外部发展环境和学术推动力；另一方面，我们的逻辑预设、理论工具和认识装置之趋同又使该领域的研究出现了不容忽视的“同温层效应”。il) 如何立足于已有的研究基础，并有所继承和词整，为战争与文学相关研究再寻坐标，使之能在更广阔的空间和关联性视野中走向深入，进而具有更普遍的理论意义，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紧要课题。以下，笔者将结合十余年来对日本战争文学研究的一点粗浅实感与反思，以及对国内外研究现状的有限观察，野人献曝，从三个观念维度提出问题，以期抛砖引玉，引发更为广泛的讨论。

一、审美偏至、＇｀影子比较”与日本战争文学的世界坐标

在日本文学研究领域，昭和初期的文学虽未被开除文学史史籍、打入另册，但其向来难成学界关注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日战本后文学界的战争责任论争及其思想史位相 ” (18AWW003)

［作者简介）王升远，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市曙光学者，厦门大学校聘讲座教授，上海 200433。

的主流亦是实情，而其中战争文学、国策文学更是长期以来备受冷遇的对象。例如，战后初期为逃脱战争责任追究，很多文学家将自己战时创作的战争文学、国策文学从书店中回购销毁，导致了部分文献的缺失；而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的相关评论、研究甚至全集编纂因“为尊者讳”而亲亲相隐，或因不同历史时期的政治敏感问题而三缄其口，遂使此类作品从后来者的学术视野中逐渐隐身潜形。事实上，战争文学从文学史叙事中的隐匿除了受到文学政治学、文学社会学诸层面显而易见的外部制约之外，还受到一个观念性因素的阻滞一日本文学史被史家人为建构起的＂脱政治化”和审美偏至的倾向。

早在 1957年，后来成为著名评论家和文学史家的加藤周一 ( 1919 2008 ) 就曾敏锐地指出， ”所谓日本特有事物的概念中，日本特有的美的范畴大约是在江户时代固定下来的，其内容主要以幽情、闲寂、淡泊等词汇来表达。……从明治时代开始，这一方向与天皇制结合，担负起一部分超国家义务的任务，并通过教育广泛渗透到国民中。”©对于江户国学家们为近代日本文学研究建构的民族基调，加藤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这种文学、艺术观不适用于高度思辨的五山文学，也不适用于钟情政治哲学和伦理问题的江户时代的儒家文章，更不适用于在《今昔物语》中跃动、由狂言代代相传，甚至对江户的川柳和杂徘句产生影响的日本民众的活跃精神。”＠加藤的不满代表了战后日本文学、思想重建潮流中的开放派、国际派主张，意味着一部分文学家、思想家开始打破明治以降日渐走向极端的文化民族主义、国粹主义之秷桔，转而将日本文学”一般化”，并为之寻求世界坐标。而其前提自然不是战时闭塞、保守的政治文化生态中产生的所谓“世界史的哲学”这类对国际秩序的直白挑战，而是试图”重建日本特有事物的概念，寻求普遍适用的衡量标准，这一尝试也是我们寻求符合社会的唯一标准的尝试。”＠他所强调的世界标准和民众参与的意义，自然应置千占领时期结束、日本重获主权、重返世界政治舞台的历史文脉中予以理解。而这里亦应强调的是，超越江户国学家们建构起的、明治以降又被不断发酵、强化的文化民族主义观念，在更为多元的框架和开放的格局中重审日本文学的特质及其世界意义，是今人尤其是身在日本之外的研究者原本应有的学术自觉。

20 世纪是战争与革命的世纪，而昭和初期的文学（尤其是战争文学）在文学史上所受到的评价和关注不高，这自然是因为文学相对自律的发展轨迹受到了意识形态、政治权力的强力冲击和宰制的结果。无论是 1930年代新兴艺术派与无产阶级文学之间的论争，抑或其后军国主义抬头后对前两者的剿杀，文学遭受到的外部干预都是日本文学史上几乎空前的异态。随着战争的爆发和战线的扩大，无论是主动迎合抑或被动卷人，文学家都在不同程度上被裹挟进时局，文坛生态因此而剧变。时局之下，对公共事务的关注和参与，对国策、战争的抵抗抑或“协力”，都使得“作家＂淡出@,“知识分子＂凸显。因此，以“无美”抑或“乏善”之名观察、总结极端语境下、异态时空中的文学，总会给人缘木求鱼之感。在很大程度上，昭和初期文学史几可视作一部极端语境下日本文学家、知识分子的精神史，“求真”也应该成为我们重审这一时期日本文学史的重要认知维度。若不能调整既有的文学史观，不能正视昭和初期、战后初期文学的文学史意义，我们就很难在历史继起的意义上为大正文学与战后文学建立起一个具有连贯性的逻辑与线索，文学史叙事也将因此丧失历史性。

正如钱颖一教授在其《“比较论丛＂序》中引用的美国政治学家、社会学家李普塞特 ( Seymour Martin Llpset, 1922 - 2006 ) 那句话名言一 “只懂得一个国家的人，他实际上什么国家都不懂。”气比言对于日本文学史、思想史的研究而言同样适用。坐标意识、参照物意识对于我们的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说在“红色的三十年代”，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是全球无产阶级文学浪潮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事实上，学术界至少己对中日无产阶级文学之间的影响关系做了较为充分的研究），那么，对于军国主义统治下的日本之“战争文学”“国策文学”等类型文学也可以以在法西斯主义肆虐全球的“极端的年代”中的德、意两国此类创作为“影子比较＂的参照系，从而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求得政治与文学、暴力与文明、战争与人之复杂关系的最大公约数，为人类面对大规模、集团性暴力的因应模式及其文化思想表达沉淀出有效的历史经验和研究范式。美籍日裔学者桥本明子以德国的战争创伤、战争记忆为“影子比较“对象，讨论日本战败后的文化创伤、记忆与认同相关诸问题的研究，堪称典范。她指出：

作为一本在全球“记忆文化”背景下评价日本个案的书，我的分析还采用了“影子比较“法，批评性地运用了从探讨其他社会艰难记忆和文化创伤的著作中产生的概念和观点。由于此类针对德国记忆的批评性著作广泛、多样、全面，所以我会经常借此来阐释日本的一些模式，通过间接或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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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的比对，来洞悉各种意义的内涵。… 其他对日本个案有所启发的比较，包括了“一战”后的

土耳其、越战后的美国和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中欧。通过这一比较方法，我得以对文化创伤在不同战败文化中的意义进行观察。。

在日德比较的意义上而言，荷兰学者伊恩．布鲁玛 ( Ia n Burnma, 1951— ) 的《罪孽的报应：德国

与日本的战争记忆》作为一部政治游记 p( olitica l tra velog ue ) 对战后两国不同的悔罪方式进行了富千洞

见的观察。正如徐贲所指出的那样，“布鲁玛通过他的政治游记要表明的是，决定一个国家命运的不是其种族或文化的固有本质特征，而是政治结构。对德国和日本战后悔罪起到关键影响的，是两国战后不同的政府制度及其形成过程。”©事实上，下列学术课题均是极为重要的：如日德两国战争时期（尤其是总体战体制下）的文学生产出版与传播、文学家的时局因应策略、流亡文学以及“内心流亡“文学、言论空间丧失语境下的“潜在写作＂、对英美文学与思想的批判与抵制、战后盟军对日德的文化思想改造、战争体验与战争经验对战后文学和思想的深刻塑造与影响、创伤文化以及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自由派资本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之间复杂的三元关系气者问题的比较研究等等，均有待学界进一步发掘、拓展。＠从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的意义上而言，此类研究有着天然的可比性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以更为开放的观念和视野讨论战争与文学、文化的关系问题，那么，基于一国文学内部的考察、仅限于有限作品考察而缺乏对相关文献更为广泛的占有、缺乏对相关人事关系必要考证基础上形成的所谓国民性日本文化某些特性决定论乃至文学家良知论（这一点后文将有进一步的展开）之类的结论恐怕就会站不住脚－这是一种擒住了犹大而放过了总督的思路。

有着审美价值的文学经典固然值得铭记，然而，给全人类带来过巨大创伤、至今余痛犹在的特殊时期文学与思想，文学被政治全面侵袭和宰制、并在很大程度上沦为政治之附庸和帮凶的时代作为一种历史“教训”也不应被遗忘，甚至更值得我们以“人＂的名义省思和铭记。为此，笔者尝试以“鱼缸文学史”和“江湖文学史”＠的观念（当然，二者并非互无牵连的二元对立关系）调整我们面对“美学意义上诸神流窜、文学被放逐的时代”之打开方式，如此，则那些”被以单纯的审美原则为由拒斥于传统文学史叙事之外的失踪者们（例如战争研究视域下的殖民地文学、宣抚文学、返迁文学、战争文学等，抑或旅行文学等非虚构类型文学等）将被激活，从而成为冲击既有文学史定见、定论的学术、思想资源”。@

二、作为“认知装置”的战后

近年来，中国学界围绕战争时期日本作家涉华活动、言论和创作做了大量研究，有力地推进了战时中日文学关系的研究，这也是近年来中国中日文学关系研究的有力增长点，“中国视角”的参与、介入提供了作为战争受害方的独特立场与视角，相关研究也极有必要稳步、长久地推进下去。但仅有对 “战时”的关切和“中－日“双边阐释框架恐有不足。首先，回到学术研究的疆域中来，就日本文学史、思想史的研究而言，唯有带着“战前－战中－战后＂贯通的视角，才可能建立起具有历史连贯性和逻辑自洽性的作家论。日本近代文学从相对自立、自律发展直至沦为政治附庸，日本言论空间的逼仄化是明治以降渐进变化的历史过程，作家的境遇与抉择也随着时代潮流的剧变产生了巨大的振幅，高头讲章中的主义、情怀与艰难时世中的现实应对往往背离。战后初期日本文坛的战争责任论争中披露出的种种作家战时行止便已为我们提供了诸多鲜活的文学史例证。甚至时至 1954 年、1957 年，日本还至少出版过两种对日本文化、思想界一些重镇学者战前、战后言行不一的”事大主义“行止一一指名、并提出尖锐质疑和批评的文集。＠其中，青野季吉、阿部知二、潼川鹤次郎、伊豆公夫等作家和评论家的名字都赫然在列。小熊英二的《“民主”与“爱国”一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与公共性》所强调的便是这样一种“贯战史”的视野，凸显了“战争体验”对于日本战后思想无远弗届、甚至堪称决定性的影响。叮同样，战后日本思想界的诸多重要理论问题一诸如“转向”问题、主义／路线与现实的关系问题、文学家道德问题和战争责任问题、“实感”问题、主体性论争、战后日本文学领导权的争夺等一一都要求我们带着自觉的历史化观念，将视线投向战时、战前甚至是明治以降的近代史整体，将文学家战时的活动、言论和创作置于历史继起的语境、状况和脉络中加以辨析和判断，非此则将无法理解其思想根源与战后余响，无法把握战后文学与思想的源流，更无法在貌似剧烈变动、前后相悖的言论、抉择中发现其深深地贯穿始终、不变如一的潜流。事实上，今人在战争文学研究中处理的诸多理论问题在战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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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期日本文学界、思想界的战争反思中多已有过广泛而深入的讨论，只是这些几乎都被研究者们有意无意地绕过去了，这是不应出现的＂盲点”。若我们不能同时将这些文献予以“对象化”，则非但难以在学术史的层面上有效地“接着说”，更难以在思想史、政治史的层面上理解、把握战后至今日本的政治、思想流变脉络，文学史研究、思想史研究作为一种历史叙事也将因此丧失＂鉴今”之功能，这是颇值得警惕的。

“战后”是一种（阶段性）结果已知的状态，若能将“战后”（尤其是“战后初期”)不作为一种 ”后设立场”而作为一种类似于后视镜一样的认知装置，那么就将深刻改变我们单从空间维度意义上的中国视角、亚洲视角提出问题的惯性思维，以一种时间维度重新审视战争与日本文学、思想、社会的过往，值得我们以其为中心反复进行贯通式的思想操练，在“知其然”的基础上，反推其”所以然”，展望”将若何＂。当然，对战后作为一种时间维度上后视性认知装置之意义的强调，并不是否定了空间层面的双边抑或多边的问题框架，他们的交错会衍生出更多有学术价值的问题，从而对我们的既有的历史想象形成更多实质性的冲击。以“满洲返迁文学”研究为例，我们就有必要超越就返迁文学文本谈返迁问题的思路，把视野前移。简单说来，就是没有“大陆开拓＂，何来“满洲返迁＂，只有把“大陆开拓文学”与“满洲返迁文学“视作因果链条而非分而治之，才可能超越因果分治的研究格局，构成对东亚殖民主义及其危害更为深入的观察与批判。

落实到日本文学家战争责任的研究，其情亦然。在战后初期的战争责任讨论中，论者大多取了 “内向化”的批判视角，旨在批判战争文学创作者对本国文坛堕落之责任，及其栽害青年、毒害民众的恶劣影响气而对这些文学家以亚洲诸国为对象、煽动敌意、美化侵略战争的活动、言论、创作之关注与批判则殆近于无。文学家在这场以亚洲诸国为对象的侵略、殖民战争中之行止，却以以本国为对象的“内向化”总结告终，盎盂相敲，一地鸡毛。将战后日本文坛战争责任论争的讨论文本，与对战时日本作家以亚洲诸国为现场的文学活动关联起来，将为前者补全其缺失的“外向化“视角。以上两例皆是战后作为认知装置的”时间维度”与中－日、日本－亚洲的空间维度相互交错的产物。

当然，中－日、日本－亚洲的双边思维框架也有必要进行更为细致的辨析。日本对“伪满洲国”、华北沦陷区、蒙疆伪政权以及华中地区等的渗透和殖民统治存在着共时意义上的差异性；同时，已被并人日本版图的朝鲜半岛、冲绳等地也因历史源流等问题成为与中国和日本帝国之间无法”一言以蔽之“ 的存在。这些因素之间的不同排列组合关系，在另一个次元上会衍生出更多复杂交错、头绪纷繁的双边抑或多边问题，对其追问将增进我们对战时“中－日“双边文学、文化关系框架之内在多元性、复杂性的理解，丰富我们对战时历史的想象、拓宽学术阐释的空间。

三、作为“反应装置”的战争

在既往的战争文学研究中，单一的作家论往往无法回避这样一个问题－研究者大多不可避免地将历史状况外、后设立场下今人之道德判断过度投射、渗人到研究对象上，导致相关论断的非历史化、主观化。故而，我们除了应为日本的战争文学建立世界坐标之外，亦须在同时代日本文坛内部建立起挤辈间可资参照的坐标。换言之，对战时文学家的活动、言论和创作，不仅需要一个相似政治语境中的国际参照物，更需要在同一政治语境、历史文脉中的同时代参照物。

战争与文学之关系中的诸多判断，关乎文学家的战争责任问题，按照雅思贝尔斯 ( Karl Theodor Jaspers, 1883—1969) 的罪责划分，则至少应承担道德责任和形而上的责任，因此相关论断须兼顾实证考察之深度，以及对其时文坛状况观照之广度户自 1946 年 1 月 1 日小报《文学时标》在 “ 文学检察 ” 栏对 40 位日本文坛大家逐个揭批起气从身陷图阁 18 年的德田球一、宫本显治，到流亡海外的杉本良吉，从战时离群索居、不合作的永井荷风，到为军国主义意识形态摇旗呐喊的保田与重郎、佐藤春夫，日本文坛的大部分有声望的作家都在“战争责任“追究的风潮中被一一公开论罪过。人们试图揪出并清除战时文坛的＂害群之马”，为战后文坛激浊扬清、除旧立新。这其中固然夹杂着公愤与私怨，以及“明治一代”和“大正一代“争夺战后文学领导权的私念。可同时，当作家们不愿被提及的往事被一一揭批于阳光之下，作为后来者的我们或许就能据此描绘出一道渐变的光谱——文学家在战时的反应是复杂、多样的。而历史研究所必需的“同情之理解”（这并不意味着要为相关责任者脱责）要求研究者须在历史语境和时代状况下，在活动、言论、创作的三位一体的认知框架下，在公表作品与私密写作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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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融合中，考察在战时极端语境下文学家时局因应的多样性问题。笔者想以氯气与金属间的化学反应为喻展开讨论，当然，文学家实际反应的情形要比此远为复杂多样，这里只想提示一种认知模式。

在这个“实验”中，我们不妨将战争比作加热装置一煤气灯（不同于酒精灯之处在千它能提供更高的温度），将战时的法西斯军国主义政治氛围比作氯气，以此来测试身处其间的日本文学家之“活泼性”。金属钠在无须加热的状况下，遇到氯气即可与之发生反应，这就很像大正、昭和时期日本文坛操盘手菊池宽。永井荷风就在其日记中对菊池败坏文学、出版两界风气的恶行极为不满，颇多指摘。＠而铁则不同，它与氯气之间在不加热时缓慢反应，而加热的清况下则会剧烈反应。毋宁说，这就像战时大部分文学家的境遇和抉择。当然，也有银这般金属，不加热不反应，加热后缓慢反应，中野重治则属于此类作家。在珍珠港事变爆发后不久，中野便因时局的变化放弃了其一贯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走上了国家主义道路。＠而最可贵的是金，无论如何加热，它与氯气之间都不会发生反应，这就类似于永井荷风、谷崎润一郎、正宗白鸟、志贺直哉等为数极少的几位疏离时局和战争的文学家。对于日本文坛而言，战争成为了一种无可选择、也几乎无法逃避的反应装置，日本人、日本文化被人为建构起的本质主义论述（讽刺的是，这毋宁说这正是昭和军国主义对外宣传的主要论调），日本文学家被今人期许的道德良知等无不要经受非常态的酷烈考验，并在这一过程中“原形毕露＂。当然，战后一度在战争责任追究中风头占尽的“大正一代“青年评论家也因战时未到须经受道德拷问的年纪而遭到前辈们的反诘。将战争作为一种极端语境、一种反应装置、一种透视法，重审战争中的日本文学与思想，便可进一步拓宽战争之千日本文学史、思想史的意义空间，甚或超越日本而更具普遍性意义。当然，对文学家境遇与抉择的多样化分布也提示我们，在认识论层面存在着对战时日本文学家做群体性描述和单论之外的第三条认知与阐释道路。这也会让我们理解，那些一度在战时走向巅峰、又在战后初期被打破的文化本质主义论述从 1970 年代开始何以又卷土重来，成为文化潮流，其背后暗含着怎样的文化政治问题。

当我们将文学理解为“人学”，那么对“文学＂的狭义理解常使我们的战争文学研究显得不够“文学”。如果说战争文学是“极端语境下的文学”，那么战争中的文学家，自然也是“极端语境下的文学家”、“极端语境下的人＂，而这却是常被我们有意无意间无视的层面。在战后的战争责任论争中，文学家既是“国民灵魂教师”、亦是“国民／市民”这一身份的双重性＠曾一度成为讨论的焦点。文学家与常人共有的市民身份亦是我们的研究中常被忽略的问题点，而这对千文学家战时的抉择而言，却是不可小视的判断维度。近来历史学界有很多值得关注的学术动向。侯旭东在《什么是日常统治史》也呼吁 ”重返人／事关系的历史世界”气而这些正是“常事不书”的史学传统中被抹杀和遗忘的部分；王汛森感叹历史叙事中“人的死亡＂，他是在对历史人物或团体苛责等意义上呼吁“人的复返＂的气这让笔者想到了阿伦特，她在《人的境况》中甩开了极权主义这一伦理秷桔，继续思考个人伦理责任与政治生活之间的关系问题，认为即便在自由制度之下，人的个体责任依然是第一位的。落实到战后日本的战争责任追究上，若仅将罪责落实到一部分“结构性力量”上，无视更多相关团体、个体的责任，则终将架空”责任＂，使之无法落实。事实上，战时包括文学家在内的日本人日常生活当然也是在军国主义制度与恶劣的生存环境结构中得以展开的，因此我们更需要前述“江湖文学史”的视野。

举几个例子。1956 年，文学评论家荒正人在与丸山真男、鹤见俊辅、南博等讨论战争责任问题时，谈到了一些作家在战时的复杂心态：

《文艺》杂志的八月号中，伊藤整和高见顺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了一个对谈，很有意思。大家都担心征用令是否到来，伊藤整和高见顺都以为会来，结果伊藤整没收到而高见顺却收到了。高见顺在学生时代参加过左翼运动，因此他很担心战争爆发后自己会被拘捕起来。征用令来时，他庆幸自已被征用去了南方，只要不入狱就好，总算松了一口气。他就是因为这样一个奇妙的原因去了南方，却完全不知是缅甸战线战况若何，他说自己以从军的名义与被征召入伍的士兵们走在一起时，有了这样的感想。

大家都拿着一张红纸来了，拼命努力。这样一来，尽管对战争有些不解之处，但大家都辛苦之

时我也在辛苦着不挺好吗？此事暗示了很多事情。不仅是高见顺，就连像佐多稻子那种有着明确的无产阶级作家意识的人，也有与士兵同甘共苦的心情。战后，这被很多人以其做了不好的事情为由而追究，关于这种痛苦，佐多女士自己多有撰述。我想这呈现出了一个文学家战争责任在其战后自觉的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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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状况是极具代表性的。它这意味着极端语境下、群体中文学家天人交战之际的两难心态。在高见顺那里，较之千因左翼运动被捕入狱，从军或许是更好的选择；较之于特立独行，从众或许是更好的选择。。

再比如， 1946 年，年轻的评论家小田切秀雄在其起草的《文学领域战争责任的追究》中将六类文学家列为目标群体，其中也包括“抓住机会四处奔走，通过特高警察、宪兵或其他力量使批判自己的人陷入沉默者”和“向特高警察出卖、密告、挑拨，污蔑自己在文学上的敌人乃｀赤色分子＇或＇自由主义＇之徒＂。两类。如前所述，我们可以以战后为认知装置，从战后文学界提出的诸问题反观战争时期日本文坛状况，方可理解昭和初期结构性力量与“人”的作用之间微妙复杂的关系。

而“国民灵魂教师”与“国民／市民“双重身份，在一些私文本中得到了弥合。尽管“人类为了让自己活下去，确实会适时替换掉自己的记忆＂（鹤见俊辅称之为＂｀揉搓＇感情”)。，甚至有时，连日记都不那么可信。野扳昭如在讨论“日本人和日记”时亦坦言，“无论出千怎样的动机，要真实地写出自己的心情，即便不说谎，也会出现一些不确定的叙述。自己既是写作者，又是读者，在无意识当中就会出现歪曲。心但我们似乎亦须承认，日记虽未必有着前后自洽、一以贯之的“义理”，但其间贯流的“人情”、精神却有着不容小视的价值。就像笔者在《跨战争视野与“战败体验＂的文学史与思想史意义》一文中所强调的那样，日记中的体验性、情感性是对抗玄虚、迂远的日本式新民族主义、美化战争论调的重要武器。佐高信在与加藤阳子对谈时谈到了日本反战运动的缺陷，他犀利地指出，“学者总想要依据井井有条的逻辑来讲述｀反战＇。但是直接表达出他们厌恶战争而骚动不己的心情，甚至不惜撒谎来逃避兵役的心情，难道不好吗？我感觉如果学者不从这里开始讲，就很难成为广泛的｀反战' 运动。”。而这，也是战后 75 年之际，我们重读作家战争日记、战败日记的旨趣和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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