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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治：价值诉求、实践过程和治理逻辑
发布时间：2022-03-24 11:03
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社会制度改革为全面深化改革顶层设计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提出创新社会治理制度以来，社会治理逐渐成为各界关注的话题。社区作为区域社会生活的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位。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提出，促进社会治理的重点向基层转移。然而，目前，我国城市社区仍面临行政困难、社区困难、自治能力薄弱等问题，难以实现有效治理。近年来，随着人类社会逐渐进入后工业化社会，高度复杂和高度不确定性已成为社会治理面临的新常态，工业社会中心边缘的社会治理结构越来越不合适。为了应对这一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合作治理逐渐被纳入世界各国的政策视野，成为处理社会问题的新途径。因此，结合温州的具体实践过程，深入挖掘治理逻辑和内部机制，将德治纳入社区合作治理分析框架，探索德治落地路径，对促进城市社区合作治理和三治合一社会治理创新具有重要意义。
一、德治：城市社区合作治理的价值诉求。
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需要不同的治理类型来匹配，从治理类型转变为新的治理类型需要在合作共识的基础上发生，新治理秩序的完成需要在合作共识的基础上维持。可以说，寻求合作共识是治理变革的逻辑起源，建立合作共识是维护治理秩序的关键。广泛的合作概念包括三个层次或三个内涵：互助、合作和合作。[张康志。合作社会[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54。]在农业社会，人类形成了基于地理和血缘关系的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中，他们互相帮助，互相帮助，然后出现互助行为。然而，这种互助是基于感性而不是理性的利益计算，因此这种合作形式具有感性的特点。[杨志军。大变革时代社会治理转型的理论解释——基于张康志教授对合作社会的思考[J]。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3）：86。]在互助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形成了自治的社会传统，维护治理秩序依赖于人们尊重习俗、传统、道德关系形成的习俗信任[李静。自治主体、互信机制和对话方式：合作社会治理逻辑[J]。思想前沿，2017年（6）：105年。在工业社会，由于社会化生产的需要，分工与合作已成为人们行动的基本模式，人类社会也经历了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的差异化过程，此时，熟人社会不再有面对面的直接信任，人们对陌生人的信任必须依靠合同，保证合同关系主要依靠外部法律，可以反映共同意志，形成他治理（法治）的社会治理模式。
目前，随着人类进入高度复杂和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全球化将人们与前所未有的紧密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需要建立一种集体行动和沟通模式，作为一种高级的合作形式，以及一种社会治理模式，这种治理秩序需要一种新的合作信任。正如张康志教授所说，合作治理必须建立在一种新的信任关系的基础上。这种信任关系首先是理性的，其次是实质性的信任，其中是合作信任。[张康之。行政伦理的概念和愿景[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57。]也就是说，这种合作信任，既不同于习俗信任的情感特征，也不同于合同信任的工具的理性色彩，而是基于个人自愿的实质性、互利的信任。那么，这种互利的合作信任是如何产生的呢？
有两件事，我对它们的思考越深刻和持久，它们在我心中引起的惊喜和敬畏就会日新月异，这就是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的道德规律。[龙静云，熊富标。道德治理的基本道路与社会合作[J]。江汉论坛，2013年（5）：32。这是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的墓志铭。在所有支持合作的因素中，道德是最有效的力量。只有道德才能在行动主体之间建立真正的信任关系，从而提高合作的有机性。在讨论道德与社会秩序和社会团结之间的关系时，涂尔干还认为，一致性道德规范是社会团结的基础，社会团结和秩序在于道德整合。[罗春红。迪尔凯姆的道德整合社会思想及其灵感[J]。江西社会科学，2016年（5）：18。]合作信任的建设不再是基于情感驱动的互助或基于工作职责分工和外部规则体系驱动的工具的合理选择，而是来自人们内心的道德需求和外部的道德行动。通过德治建设，我们可以不断加强人们的内在道德意识，建立外部道德规范和社会伦理，指导和规范人们行为的道德倾向，然后建立和维护这种合作信任，促进合作治理的良性运行。可以看出，德治是社区合作治理的价值需求，这种合作治理模式具有道德属性和灵活性，可以更好地适应这个高度复杂和高度不确定的社会。
二是温州在城市社区合作治理中的实践。
德治作为合作治理的价值吸引力，通过道德整合和监管建立合作信任，促进合作治理的良性运行。那么，它是如何运作的呢？综述了社会治理中道德的运作和监管，主要涉及三个方面：以涂尔干为代表的国家中心理论，强调国家和政府在道德监管中的作用；以迪恩多元主体理论为代表的社会中心理论，强调道德监管是利用各种社会力量规范人们行为的方式；以汉努为代表的个人中心理论，注重个人道德培养和内化。显然，上述不一致的道德监管理论涉及三个核心要素：国家、社会和个人、中国学者郭夏娟，提炼了政府、社会和个人的道德监管分析框架。[郭夏娟，杨启军。从边缘到中心：社会治理三位一体道德监管[J]。浙江社会科学，2017年（1）：37。]作者从这个分析框架中学习，重点关注浙江温州近年来探索的德治建设，促进城市社区合作治理的创新实践，探讨当前中国城市社区治理面临政府传统家长管理下的行政困难，如何利用德治促进社区合作治理的良性运行，最终实现治理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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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位和中国民营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随着全球化、市场化和城市化的推进，全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社会公共事务变得越来越复杂，社会治理的难度和风险逐渐增加。在此背景下，传统的政府家长社会管理方法越来越无能为力，社会力量参与社会公共事务治理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因此，温州市政府符合社会治理转型的需要，积极探索政府与社会力量合作治理的城市社区治理实践。然而，在实际实施社区合作治理模式的过程中，必须面临社区人际关系冷漠、缺乏信任、集体认同、道德伦理失范等工业时代遗留下来的许多后遗症。因此，温州将德治纳入社区合作治理的分析框架，重点关注社区德治建设，构建以德治引领社区合作治理的新实践模式。
(一)深入挖掘慈善传统，构建个人精神秩序。
在德治的具体实践过程中，个体是德治的具体参与者和实践者。他们不仅是德治的主体，也是被治理的对象和对象，也是道德内化的基本单位。因此，德治建设的主要关键是通过持久而广泛的道德力量和道德文化影响，影响和影响道德行为主体的内心世界，建立个人的精神秩序。孔子说：培养自己，培养自己安全；孟子说：心，善良，所以一天；荀子说：绅士不善于真诚。[李建华。现代德治理论-国家治理中的法治与德治关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122-123]道德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没有道德行为主体的自我立法，德治的功能难以发挥。温州作为宋代永嘉学派著名学者叶适的学术场所，深受叶适等学者倡导的农村商业并举、义利并重思想的影响；经过宋代开学的文风洗礼，人心向善的氛围深入人心；到了明清时期，工商业日益发达，社会日益稳定，官民共同慈善已成为当时的社会氛围。随着历史的变迁和文化的积累，温州人民的民间习俗和邻里互相帮助已成为传统；修桥补路、造亭避风雨等积德行善的理念代代相传；富而好德、富而好礼、富而好仁成为温州人最简单的价值追求。自古以来，善行世界，从善如流的文化底蕴和精神品格就像血液一样流淌在温州人的身体和骨髓中。基于此，近年来，温州深入挖掘传统文化，积极践行红日亭精神，大力推进免费茯茶点的修复和建设；到目前为止，以红日亭、状元厅、三乐亭为代表的500多个免费茯茶点遍布城乡。如果包括一些季节性茯茶点，温州有1600多个，有无数的自愿烧茶人。他们在夏天煮凉茶，在冬天煮热粥，风雨无阻。多年来，他们一直向农民工、贫困家庭、孤寡老人、城市清洁工和过往行人传递关怀；同时，以望江亭为代表的部分茯茶点逐渐从全年免费供应茶发展到每天下午免费为路人准备小吃、节日节气免费供应民间小吃等慈善点和传统文化推广场所。一杯凉茶凉了夏天，一碗热粥温暖了冬天，免费伏茶点亮了城市文明之灯。在慈善文化的渗透和洗礼下，温州慈善的习惯已成为一种普遍趋势。温州人心地善良，心地善良的理念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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