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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视野下的中国知识界外交思想研究 ——1931-1945
发布时间：2022-12-22 14:30
导论 1
一、 问题的提出 1
二、 研究的基本内容与意义 6
三、 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8
四、 相关的学术研究回顾 12
第一章二十世纪早期中国人的外交观 17
一、 从被逼签城下之盟到愤而反抗 17
二、 外交活动的主要内容 19
三、 二十世纪早期中国史家的近代史研究 22
四、 二十世纪早期中国史家史观解析 34
五、 简要的小结 36
第二章学政复合体人士的外交思想及其实践 37
——以胡适、蒋廷嵌为研究对象
第一节胡适的外交思想及其实践 39
一、 胡适外交思想的提出 39
二、 胡适的外交思想 41
三、 胡适的外交活动 56
四、 胡适外交思想及活动评价 73
第二节蒋廷献的外交思想 77
一、 蒋廷鞭外交思想的提出 77
二、 蒋廷厳的外交思想 78
三、 《中国近代史大纲》中体现的外交思想 91
四、 蒋廷虢的外交活动 96
五、 蒋廷蔽外交思想评价 99
第三章媒体人的外交思想 101
——以《大公报》的张季鸾、王芸生为研究对象
第一节张季鸾的外交思想 103
一、 张季鸾外交思想的提出 103
二、 张季鸾的外交思想 104
三、 张季鸾外交思想及相关问题之评价•二 121
第二节王芸生的外交思想 124
一、 王芸生外交思想的提出 124
二、 王芸生的外交思想 126
三、 王芸生外交思想评价 148
第四章顾维钧的外交思想 150
一、 顾维钧外交思想的提出 150
二、 顾维钧的外交思想 151
三、 顾维钧外交思想简评 162
第五章结论 164
参考文献 169
后记 180
一、问题的提出
在中国现代史上，抗日战争是一个至关重要的时期。因为这一战争，不仅扭 转了此前中国在国际社会的被动挨打局面，而且还确立了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大国 地位。中国这一国际地位的获得，可以说是与中国成功地制定与实施了适时的外 交政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关于战时外交问题的研究，目前学术界大多集中在当 时的国民政府及后来成为中国惟一的执政党共产党的外交行动及思想上。从战时 外交总的研究情况看，基本上都肯定了当时国共两党外交思想、外交政策或活动 对中国抗战成功的贡献。①国共两党战时外交的研究，丰富了抗战史、中国外交
■学者称抗战时期的外交是“近代外交史研究中最为充分的一部分”（王建朗：《欧洲变局与国民政府的因应 ——试析二战爆发前后的中国外交》，《历史研究》2004年1期的注释①）；“研究国民政府战时外交的学者 认为，'苦撑待变'是国民政府的在抗战前期的基本外交方针”，"国民政府期待的’变'是指国际局势的重 大变化，从而加速世界反侵略阵线的形成，使孤军奋战的中国获得强大的同盟军”，但在这篇文章中作者特 别指出了国民政府的对外政策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是歐战爆发后，中国对欧洲局势的外交因应，意 义重大，但除各别著作稍有论述外，绝大部分甚少涉及，也缺少研究专题。因资料缺少的关系，所以他的 文章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多少有些猜测的成分在内.作者认为：按照一般研究者得出的结论，1939年欧战 爆发后，欧战应该为国民政府所欢迎，因为它加速了世界两大阵营的分化组合，对中国争取民主阵营的援 助有利；但仔细研究发现，国民政府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是有过程的，在欧战爆发前的一段时间内，国民政 府并不像其后来所说的那样，期盼世界战争的发生；而是在重重疑惑和担心中度过了最初阶段。此后国民 政府谨慎应对，并力图因势利导。王建郎:《欧洲变局与国民政府的因应——试析二战爆发前后的中国外交》,
《历史研究》2004年1期，第116页；国民政府在抗战发生后的外交观念是争取一切可以帮助我们的力量 共同抗战，这些力量包括除侵略者日本之外的所有国家的力量."九一八”事变发生，国民政府本着“攘外 必先安内”的对外对内国策，放弃了之前的废约运动，转而将中日冲突问题诉诸国联解决。当国联处置不 力、日本退出国联后，发动了热河战役、进犯长城.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沾协定》， 中日之间的战争暂时停止。此后国民党对内全力剿共，对外则与日本修好，经济商业往來不断、高层领导 人互访不断；与此同时以国联为依托，与各国开展了技术合作，全力开展大规模的现代化建设.在此期间 对FI本的进逼取步步忍让的策略，以培养国力（李云汉在《"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中正先生的对日政策》一 文中就持此观点.他认为，蒋介石对日本最为了解，所以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忍耐并默默积极地从 事御侮雪耻的准备工作。作者认为："九一八以后的局面，己形成日本独霸东亚之势，他在民国二十三年， 即判断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于三年之内爆发”，国人应利用这宝贵时间，“开拓出一条生路”.中国六年的奋斗, 走上复兴自强之路，有这六年的建设，才奠定了我们八年对日抗战的最后胜利的强固基础。载《抗战胜利 四十周年论文集》（上），-台北：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6年1月）.“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以“苦 撐待变”的国策坚持抗战，同时开展积极的外交活动争取国际社会经济上、道义上的援助，同时积极的促 进国际社会爱好和平的力童共同制止法西斯势力的侵略战争，此后又与美英苏等国一起，共同发起并积极 地促成了维持国际和平与秩序的组织——联合国的成立。由此观之，国民政府的外交观念也不是一成不变 的，是随着国际政局、国内政情的变化而变化的.中国共产党当时是在野党，且处于国民政府的围追堵截 的环境中，但依然对“九一八”事变后中日的冲突予以密切的关注，并发表自己的主张与建议，并积极地 行动起来.因为共产党在1949年10月以后，成为中国惟丁的执政党，所以研究、考察中国共产党在“九 一八”事变后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及国际关系问题的思想观点，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 从中能看出中共在战后及其执政后外交政策的原则及走向。故中国共产党的战时外交问题自然的成为抗战 史研究的主要课题之一，其成果丰厚。除下文所列的专著外，在党史、现代史的教科书中也有不小的篇幅 述及，此外尚有大量的论文。从目前的悄况看，研究共产党战时外交的学者，均认为在"九一八”事变至 二战结束，共产党的外交政策因国际政局的演变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外交观念的变化反应了共产党融入 世界的进程.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本来只在共产国际划定的范围内活动，对帝国主义国家采取坚决对立 的立场，这时则积极与美英打交道，认为'中国已紧密地与世界连成一体'”，中国共产党外交观念的转变 是与国际政局的变化、尤其是苏联外交策略的变化密切相关的.在“九一八”事变与“七七”事变之间， 中国共产党自居于中华民族抗敌斗争之外，提出了 “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七七”事变尤其是太平洋战
史研究的内容。但是，仔细分析研究成果发现，在所有的研究成果中对当时有相 当影响的所谓中间势力或中间派别①的外交主张及建议却研究不多。鉴于他们所 处的社会地位及身份特殊，为国共两党同时争夺的对象。毛泽东很早就注意到了 这些中间势力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作用问题，并将争取中间势力作为统一战线 的重要内容之一。他在1941年时他就指出：“须知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 的社会，共产党如果不能争取中间阶级的群众，并按其情况使之各得其所，是不 能解决中国问题的”。②因此中间势力“能对中国政局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或影响”，③同样，他们当中的知识分子关于外交问题的主张，自然也对中国当政 者外交政策制定、对国民的外交舆情产生影响，他们的外交思想是抗战时期中国 人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岀了贡献。所以，本文旨在研 究抗战时期所谓的“中间势力”中的知识界的外交思想，探讨其在外敌入侵、民 族生死存亡的危机之时的重要作用与特色，希望能借此研究，彰显中国人的外交 观念，经抗战而成熟、完善并走向世界的历程。
争爆发后，美国需要利用中国的军队包括中共的军队，打击日本，中共和外部的联系多起来。1941年6月 22 0,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坐山观虎斗的策略失败，苏联重新解释了这次世界大战的性质：已经由帝国主 义国家之间的非正义的战争变为反法西斯的正义的战争。据此，中共的战略也做出了重大修改。1941年7 月7日发表的《为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决定联合英美，改变了由中国进行“独立自主的抗日战争”的原 则；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参战。1941年12月8日，发表《中共为太平洋战争宣言》、12月9日发出党 内指示《关于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指示》（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3册，中央党校出版 社，1991年）。在这两个文件中，中共认为“值此国际形势变化之机，从内政至外交”的政策都要改变， 以适应目前形势。所以拥护反法西斯阵线的联合，主张与抗日友邦缔结军事同盟，认为英美等国的抗日战 争是正义的战争，“中共应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这表示，从中共的外交观念上讲 已经因国际形势的变化自然的发生了改变，中国的抗战正式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部分，“这是中国共 产党走出中国、共产国际圈子进入世界政治舞台的重大步骤”（王桧林：《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两种趋向： 融入世界与转向民族传统》，《抗日战争研究》2001年1期。杨奎松在《毛泽东苏联观变化原因剖析》一文 中也指出；苏联的国际战略或对外政策是中国共产党制定对外政策的理论基础。见杨奎松个人网站 httD：//www.yangkuisong.net）。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报告中对对外关系的论述，表述了在政治与经济 方面加强与世界联系、赞同建立保障战后国际和平与安全机构的思想，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思想观念上已经 融入世界（关于抗战时期中国人外交观念与“九一八”之前的不同，有学者指出：抗战前的中国外交，专 注于自身地位的改变，对国际事务，无力顾及也无发言权。在存亡绝续的民族危机面前，救亡图存的巨大 压力和动力之下，中国的外交方针、策略发生了重大变化，其积极性、主动性大为增强。但是中国人思想 观念的变化是否称得上革命，我们釆取慎重的态度，但产生了新思维是可以肯定的，这种变化是中国融入 世界过程的大事，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大事.见王桧林：《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国际观念的变化》、王建 朗：《抗战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变迁及角色转变》，《史学月刊》，2005年9期）.
»中间势力或派别包括当时一些国共两党之外的小党派，亦包括无党无派的知识分子（当然知识分子中的某 些人因所办刊物之命而被冠以某派，如新月派、独立评论派等）.对于这些人物，近来有学者在研究中国现 代史时将他们称为“第三种力量”.闻黎明在《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一书的《绪论》中说：
“在国共两级之间，是一个巨大的政治空间°”其间“生存着的是一个非常广泛的与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思想 观念、意识形态，政治目标乃至国内外政策等方面都有所距离的集团、群体，以及为数众多的以个人身份 .从事政治活动的无党派人士与自由主义分子，其中也包含国民党内的一些开明分子。它们虽然游离于主流 势力之外，却也是近代中国社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且其实赊和潜在作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中国的社 会走向•” “对于这一部分社会力量，目前史学界习惯称之为'中间势力'或'中间力量不过，这些名词 都是在特定的国共斗争环境下使用，但它们有些活动并非与国共斗争绝对相关，鉴于本书将这些对象纳入 研究范畴，故尔使用了目前还未被正式引入史学用语却具有政治属性的'第三种力量'这一特定名词。”闻 袈明：《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10月。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741页，人民出版社，1967年11月。
④韩泰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间派别的产生及其基本主张》，载王淇主编：《世纪风云——历史选择了人 民共和国》，第95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关于中间派别对中国政局的影响，另可参见同书 所载的沙健孙:《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中间路线》;王沛:《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是历史的必然》。
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中国一直遭受着西方列强的威逼与凌辱，一系列不 平等条约的签订，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中国天朝大国的地位及观念在 已经现代化的西方列强的逼迫下一落千丈。清政府在外交上的一次次失败，使中 国士大夫阶层的有识者开始关注外交事务、世界情势的演变情况。从道光、咸丰 年间始，中国的知识分子就开始关注中外关系及西方世界的情况、并就此著书立 说，以图资政。①进入二十世纪后，鉴于中外关系对国家前途的重要性，逐渐觉 醒的中国人开始关心国家的对外关系，在一系列的攸关国家前途、命运的外交事 件中，逐渐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发挥着作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国民外交。②
民国成立后，尤其是巴黎和会之后，国民外交对中国外交的影响日益增强。 ③此后，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或策略时，一般而言是考虑或注意国民的外交观念
①他们当中较有影响的有魏源写的《圣武记》、《海国图志》，梁廷精的《夷氛闻记》及《粤海关志》，夏 燮著的《中西记事》及何秋涛的《朔方备乘》。由于魏源与林则徐不尖关系密切，所以他写的书史实较详细， 若从学术成就上讲魏源是比较好的；但即使如此，他的《道光洋艘征服记》里所记史实错误仍不少，蒋廷 緘曾评价说：“我们不要忘记魏默深也是时代的产物。道光时代的大学者关于西洋的知识是很模糊的，虽然 默深编了一部《海国图志》.他们的历史哲学仍旧是千余年前的传统见解；'褒贬善恶’、，资治借鉴'。”因 此，默深的《道光洋艘征服记》里面屡屡说明'洋事转机'，而史实的叙述却有许多很可笑的错误。”（蒋廷 献：姚薇元著《鸦片战争史事考》《蒋序》.文通书局，1942年。）以至于几十年后，有学者专门著书予以 纠正，这就是姚薇元在1933年所著的《鸦片战争史事考》.从考证的结果看，即使如魏源这样的学者对西 方世界的认识也是相当有限的.这就说明，由于时代的限制，虽然学者欲总结中外关系过程中中国何以失 败的原因，以供政府在对外交往中借鉴，但以魏源等对世界的认识与了解的程度研究得出的结论，对政府 的贡献是有限的.由此我们可以得知近代中国何以会在与西方的交往中始终处于劣势、且变得愈加贫弱。 随着与西方接触的增多，经历多次失败的中国人，逐渐地意识到仅仅靠拒绝与西方的接触，中国是不会避 免被欺凌的地位。于是他们以自己所了解到的西方强大、中国贫弱失败的条件，开始了自强之路——洋务 运动。但是，1894年的甲午战争，证明了中国自强的彻底失败，而庚子事变及《辛丑条约》的签订，更昭 示了中国自近代以来对外关系的总失败.不仅中国的百姓直接品尝到了外交失败所带來的持续不断的恶果， 清政府最终成了洋人的朝廷，这种状况一致持续到清王朝的垮台。
©关于"国民外交”的定义，舆论骄子梁启超在演说中曾提及：“现在世界之新潮流，曰国民外交。所谓国 民外交者，非多数国民自办外交之谓也，乃一国外交方针，必以国民利害为前提也.……当此国民外交时 代，凡事之行，固在政府，而所以督促政府者，则在国民审察内外形势，造成健全之舆论，以为政府后盾。” 见《梁任公在国际税法平等会之演说词》，《东方杂志》第16卷第2号，1919年2月15 U.第163、166 页。1930年代出版的《外交大辞典》将“国民外交”定义定义为："国民外交以国民舆论或权能，监督并 督促外交当局，使外交方针与国民意志意志一致，是谓之为国民外交这是不同于以前的秘密外交而言。
“论者或以国民外交即由国民自己参加外交；其实不然国际间实行之国民外交手段如下“（一）舆论一 一依国民之良知良能，批评外交之当否；鼓吹国际之谅解与友好.（-）限制外交权一如关于国家之重大 外交事件（宣战、媾和、缔约、领土主权之变更等），常依宪法或行政之限制，使之经过种种慎重手续，然 以国民大势为依归而决定之.（三）设量常设外交委员会一以备政府之咨询，或审査政府之案件.（四） 公民投票——如一七九三年法国共和宪法第六十条：瑞士国一九二一年之新宪法第八九条均大致规定，举 凡国家重大外交事件，均须国民以总投票之方法决定之.（五）国际上之限制——如联盟规约第十八条，凡 一切条约必须向国联登记，然后经公布方能有效，是以积极防止秘密条约，而消极的促进国民外交之方法 也。”外交学会编：《外交大辞典》，第733页，上海：中华书局，1937年.
® 1919年的巴黎和会，中国政府的代表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的举动，可以说是政府外交与国民外交共同作用 的结果。此后，北京政府又开展了与列强各国的修约运动，虽然结果不尽如人意，但毕竟开始了中国主动 的要求与帝国主义国家修改或解除不平等条约的努力过程。与此同时及稍后的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使西方 国家不得不改变对华政策，诚如时人所言，国民革命军北伐的目的是打倒列强、除军阀.为“实现中国之 自由平等，不仅要消灭封建势力，同时更要排除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此种反帝国主义之运动，反 应在外交方面”，是“态度强硬，主张激烈”（吴颂皋：《十年来的中国外交》，载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编：《十 年来的中国》，第28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民国丛书》第五编（69）］）.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 在外交政策上仍以取消治外法权、关税自主为中心的取消不平等条约及争取国际社会的平等地位为主。由 此可见这时的外交观是以中国为考虑中心，套用现下的流行用语就是一"中国中心观”在办外交。以为废 除了不平等条约，就会在国际社会与列强处于平等地位，没有注意到应将世界各国的对内对外政策与中国 的对外对内政策的互动问题.尤其是没育考虑到国家的周边安全问题，反而与周边的苏俄因中东路问题搞
或外交思想的价值取向，政府所制定的外交政策、策略必然反映这一时期国民的 外交意向。尤其是在面临外敌入侵、国族危亡，需要动员全民族的力量来完成这 一伟大使命时更是如此。
“九一八”事变，尤其是“七七”事变后，日本人大举进攻，大片国土沦丧, 中华民族又一次面临着亡国灭种的危险。在民族存亡绝续之际，以何种思想处理 外交问题，就成为攸关中国生死存亡的关键。抗战时期的中国，从政府到国民（不 同层面）均对中日关系问题表示了极其严重的关注。为解决中日间的冲突问题， 政府及各党派、知识阶层均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就与此相关的该如何与世界各 国保持何种关系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提出这些主张、建议的宗旨，均是为 该如何解决中国与日本的冲突、中国怎样才能赢得抗战的最终胜利、如何看待分 析国际形势的演变以制定我们的外交策略、如何争取与联合世界各国同情中国的 力量共同击溃日本法西斯侵略势力。当然，因所处的地位不同、及所信奉的理论 观念不同、对世界局势认识与了解的程度不同，他们关于外交问题的主张、影响 及实际作用也会有所不同，这是很自然的现象。故惟有对不同集团、党派、阶层 人员的外交思想予以分别、具体的、历时性的研究，才能彰显中国人外交观念因 中外政局的变化及中国人对世界了解的增多而渐趋一致的现象、对外交事件的解 决的主张渐趋理性与成熟的历程。只有了解了在外敌入侵背景下中国人外交观念 变化的历程，才能更充分的认识当时不同党派、团体、阶层的人何以能团结起来, 积极的投入到抗日救亡的历史洪流中去；唯有如此才能全面地评价中国抗战成功 的原因；并能对当时中国人外交观对争取抗战的胜利作用及与之前的外交观念的 异同、抗战后期中国人对战后中国外交问题的设想作出一个理性的评估。
从目前所看到的有关研究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外交问题的著作、论文中可见， 绝大部分是研究国共两党及其政权的外交思想、活动，有极少部分涉及到了国民 外交对政府外交的影响的研究，但对于造成或引导国内外交舆情、国民外交的实 践者的知识界在抗战时期提出的外交思想的研究还是相当欠缺的，似乎成为战时 外交研究的盲点。这直接导致了对中国战时外交成功原因的评价的欠缺。因为中 国战时外交成功因素很多:一方面取决于中国政府制定的适时的外交策略及依此 进行的外交努力；更重要的是中国在外交上制定何种政策及该作何种努力要依赖 于人们对中日关系演变情况、国际情势的嫗变情况、各国的对内对外政策的制定 调整情况的认识程度。
当时政府对中日关系及国际情势的演变情况的认识与了解，主要依据专家、 的很紧张，也没有注意到日本对东北的应觎（蒋廷敲在其《回忆录》中谈到了对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担忧： 他说，"当然，所有不平等条约均应废除.我想：废除不平等条约并不是中国外交部长最困难的工作。当时 中国最大的外交问题，•我认为是'东北问题他所面对的问题是：一面废除不平等条约；一面要维持某些 国际菠善关系，以解决东北问题。”见蒋廷縱：《蒋廷敲回忆录》，第117页，长沙：岳麓书社出版，2003 年9月）。 ■.
学者、报人的研究及职业外交官所提供的情报信息。所以他们对中日关系、国际 关系及世界各国历史及对外政策进行的研究，以及以此为依据所提出的关于中国 外交问题的主张，在很大程度上为政府制定外交政策、策略提供了依据或参考。 至于政府在外交政策的制定或决策过程中采纳了他们的主张或建议的哪一部分, 由于材料的欠缺，尚无法作出准确的判断。但从“九一八”事变之后蒋介石不断 的找专家学者谈话、并向他们征求关于中日冲突问题的意见的情况看，他们关于 国际事务的知识、研究的结果，会对蒋介石的外交政策产生某种影响。①从蒋介 石对学者、舆情的重视，及请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进入政府工作的情况看，他们的 研究及外交主张被政府制定外交政策或策略府参考或釆纳的可能性是极大的；同 时政府不时的向驻外使馆人员征询所在国家的情况及相关的国际情势等也证明 了政府对外交官员主张与建议的重视。当然外交政策的决定权完全掌控在蒋介石 手中②，这在《顾维钧回忆录》中有记载，如坚守上海的决定就是顾维钧等向蒋 介石建议并经蒋介石说服其他官员而决定下来的，他得出结论，由于体制模糊不 清及决策权的不明确，“总是由蒋委员长一个人来左右局势。”a
知识界关于外交问题的主张、见解一方面通过他们个人的人际网络关系经政 府的组织系统上达政府而引起政府的重视并在制定政策时予以借鉴；另一方面以 他们所掌握或与他们有密切关系的报刊为载体，直接影响政府决策人、影响着国 民的外交舆情与行动。
总之，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是与当时中国知识界对外 交问题的研究与主张密不可分的。知识界关于外交问题的主张是抗战时期中国人 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遗憾的是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和研究远远不 够，本文之所以选择抗战时期中国知识界外交思想进行研究，其目的就是弥补战 时外交问题研究中在这方面的不足。
关于抗日战争的起讫时间，学术界通常认为从一般人认为从1937年“七七” 事变爆发开始，到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结束，前后八年，称为“八年抗 战”。本文把抗日战争的上限延伸到1931年的，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九一 八”事变发生后，当时的国民政府将其定性为地方性事件，指令地方政府及国民 不许扩大事态。但在《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并没有停止在中国扩张势力的计
®这可以从胡适在这一时期的日记及研究人员对这一时期国民政府与知识界的密切接触中可见一般.“七七 事变”前，全国民众要求抗日的呼声极高，国民党内主战的势力渐占上风，为统一全国人民的意志，进一 步听取民众的意见，国民政府决定邀请各界名流到庐山共商国是，被邀者200余人。张季鸾、王芸生、胡 适等均参加了谈话会，具体的内容参见贺伟：《＜庐山谈话会＞及＜抗战宣言〉发表始末》，载《炎黄纵横》， 2007年第6期。
®这可以从杨天石关于抗战时期的中日间秘密谈判的系列研究论文中的到证实。参见杨天石：《蒋介石亲自 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载《一九三O年代的中国》（下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9月； 杨天石：《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载《历史研究》2006年5期.杨天石：《“桐工作”辨析》，《历 史研究》2005年2期。
®《顾维钧回忆录》（第二册），第680页、68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划，而是从经济入手一步步地实施他们侵占中国的计划、同时不断地在政治上在 华北制造事端，逐渐消弱国民政府对华北地区的控制权利，当他们认为准备很充 分后，就挑起“七七”事变，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当时不少学者在“七七” 事变发生后，就认定此次事件是“九一八”事变的延续，在性质上是相同的。而 当代的不少学者也釆此说。①另外，鉴于“九一八”事变对中国国家及社会的影 响，将“九一八”事变的发生认定是中国抗日战争的开始也是合适的。从国家外 交层面讲，此后中日两国在实际上处于敌对的状态，中国一切的内政尤其是外交 活动都因“九一八”事变的发生而改变。“九一八以前中国之外交，其主要目标 为取消不平等修约，可称为修约运动时期。从九一八以后到现在（按：指1937 年），中国外交无疑的是以对日为主，经过许多曲折与变迁，似乎已由消极而转 向积极，渐渐踏入自主外交的理想”境地。3
二、研究的基本内容与意义
本文以抗日战争时期知识界的外交思想为研究对象，并将其置于20世纪初 年以来中国人外交观念的嫗变及行动中去考察。旨在揭示在临外敌入侵、民族主 义思潮高涨、国族意识增强、与世界交往的增多的背景下，知识界的外交思想以 救亡为主旋律的时代特色及外交观念的嬉变情况；显示中国人以抗日战争为契 机，为彻底结束中国被列强欺凌百年的历史，在外交观念上逐渐变得成熟起来的 历程。研究和总结抗战时期中国人处理对外关系的思想，总结其留给我们的思想 遗产，对于当今国家的外交策略及具体政策的制定也具有一定的借鉴与启示意 义。考虑到知识界的职业特点及他们关于外交问题的主张对公众、国家层面的影 响，笔者将研究的对象指向由学入政者（指进入外交界）的学政复合体人士、职 业报人和职业外交家三个不同的层面。
学政复合体人士主要选取胡适与蒋廷蔽为研究对象。他们二人在“九一八” 事变后与志同道合者共同创办《独立评论》。在《独立评论》《引言》宣称：我们 “只期望各人都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 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的言论来发表 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③他们关于外交问题的主张与建议在当时影响颇大，以致 ®吴相湘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台北"国防部”史政编译局编的《抗战史料 丛编初辑》、《中国抗日战争大事记》（北京出版社1997年）持此中观点。袁旭、李兴仁、雷德昌、吴姜华 编著的《第二次中日战争纪事（1931、9-1945、9）》（档案出版社1988年）也持此观点，只是将抗日战争 以“七七事变”为界标划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为局部战争、后期为全面战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的《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日战争）也将“九一八事变”作为抗日战争的开 端（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8月）。
®吴颂皋：《十年来的中国外交》，载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编：《十年来的中国》，第27页，商务印书馆1937 年版。［《民国丛书》第五编（69）］
®在《独立评论》一周年时，胡适曾说：“我们自始就希望它成为全国一切用公心讨论社会政治问题的人的 引起蒋介石的高度关注，多次召胡适与蒋廷戲谈话，就中国的外交问题听取他们 的意见，他们的外交思想对政府、国民的外交舆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职业报人 的代表人物以《大公报》的前后两位主笔张季鸾、王芸生为代表。他们二人均高 度关注中日之间的战争，对抗战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多有批评与忠恳的建议，尤 其是对中日关系、世界政局的发展进程多有准确的预测，他们的外交言论对国民 及政府的决策层均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贏得抗战的胜利作出了贡献。职业外交 家代表以顾维钧为考察对象①。关于顾维钧与抗战时期中国外交的关系尤其是外 交思想，已有学者从其外交思想的内涵与外延进行了研究，本文只是依据《顾维 钧回忆录》及学者的研究，将其外交思想梳理归纳、显示其外交思想提出的旨趣,
公共刊物”。《独立评论的一周年》，（《独立评论》（第51号），1933年5月21 口；蒋廷蔽也曾对胡适谈过 关于《独立评论》的情况：“昨夜翻看《独立评论》，觉得我们做的文章至少总可以算是认真想过才做的。 只此一点，《独立》当然是今日国内第一个好杂志！”（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1-1936）》（6）,第 307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10月）。
©在学界有学者提出，顾维钧在身份确认上应归类于职业官员而非知识分子或学人。但依据笔者阅读《顾维 钧回忆录》的体会，认为将其归为知识界是恰当的。况学界亦有学者对此提出论证。岳谦厚在《十字路口 的顾维钧——对两难境遇中的自由主义者的考察》一文中，自然的将顾维钧认定为是“自由主义知识分了”, 见《史学月刊》2002年1月。章清在《“学人外交”：从幕后到前台——以胡适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中以马 克斯•韦伯阐述的现代社会的"科层制”以及“政治作为一种职业”时，特别揭示了在现代社会的理性化过 程中“现代官员发展成为一种特别通过长年培训，在专业上训练有素的、高品质的脑力劳动者,他们为了 保持其纯洁性还具有高度发展的等级的荣誉”的理论，认为，“随着’天下'向'国家’的过度，无论是最 初办理'夷务’的'士大夫'，还是出现接受现代教育的一批职业外交家，在身份的确证上，或都不便否认 其'学人'的身份见金光耀：《顾维钧与中国外交》，第35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另岳 谦厚从《顾维钧回忆录》中所提到的顾维钧对政府与政党政治的的相关表述“我是不参与政治的”，“我自 从担任公职以来一贯方针，是在接受任何指示或建议采取这种或那种步骤时，先问问自己，这样做是否在 •为中国服务并对国家有好处。……我经常认为，一个国家能立足于世界各国之林，就必须有一个有组织的
政府”。“我把中国看做一个整体。我认为这才是惟一的善为中国服务之道”等类似的言论，评论说：“他努 力置身于政治和权力斗争之外，并不表明他能在各政治派别的斗争中保持绝对的超然姿态或长期的超然姿 态。反过来，正是他努力追寻这样一种姿态，使他得以长时间活跃于民国政坛并往往成为各派共同接受的 人物”。“他和同时期的自由主义者胡适一样，承认政党是运用政治应有的方法；……他们把自己视为’超 出常人的和独立的'，只知社会与国家，而不知政党和派系，只持政见，而不持党见的一种人”；“身受西方 文化和自由主义政治思潮影响的顾维钧，……就文化与政治的互动关系而言，作为生活于一定社会中的人， 他既是'文化人'又是'政治人’”；顾维钧自美归国后，一直担任政府的高级官僚，"与西方政治规范中的 自由主义难以吻合，亦与中国的自由主义者胡适等人显有不同。但肯定的一点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西 方自由主义的接纳，是在救亡图存和富强中国等背景下发生的，他们中间相当多的人参与政治或担任政府 公职，并不一定以谋取官位为终极目的，而是为了实现其思想观念与政治理想”（引自胡伟希：《理性与乌 托邦——20世纪中国的自由主义思潮》，載高瑞泉主编：《中国近代社会思潮》，华东师范大学岀版社，1997 年3月）.岳谦厚认为，顾维钧属于这一类自由主义者，因为他自己说：我“只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即 中国的福利，以个人身份从事工作的”，"我之所以参与政治，只不过是为了中国的国际声誉而维持一个政 府而己”，并“保证根据宪法使国家事务有秩序地进行”。据此推断，“顾维钧至少在政治理念上含有自由主 义的成分。就是具体行动，亦并非无迹可寻，最明显的实例是曾参与20世纪20年代轰动一时的'好人政 府'，这个'政府'被许多人认为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政府”。见岳谦厚《顾维钧外交思想研究》，第190、196、 205、2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资中筠在《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一文中 有这样的表述：顾维钧“和那个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处于中西文化的交汇点”，在“中国政界能保持 相对超脱的地位°”《百年潮》，2000年10期.唐德刚在《编撰＜顾维钧回忆录〉及民国外交史杂记》一文中 有这样的行文：“我所谓职业外交官，不但说他一辈子的主要职业是从事外交工作，而且包括这一层含义， 即他从青少年时期开始，所受的教育和训练，也都是服从于培养担任外交官的目标°”即说，有专门的职业 训练.（金光耀：《顾维钧与中由外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另据《现代汉语辞典》（修订版） 中对“知识分子”词条的解释是：“具有较高文化水平，从事脑力劳动的人”（第1612页）；对“脑力劳动” 词条的解释是：“以消耗脑力劳动为主的劳动，如管理国家事务，组织生产，以及从事政治、文化和科学研 究等活动"（第91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综合以上的考虑，笔者将顾维钧在身份确认上归 为知识界的一员是恰当的.
在此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并给予简略的评述。将他的外交思想置于此文中考 察,主要是为揭示知识界不同层面人员的外交思想在抗日战争特殊的历史背景下 的共性。他的外交思想不仅有针对性、而且具有策略性与前瞻性。
知识界的外交思想，是抗战时期中国人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故对抗战 时期中国知识界关于外交问题的主张及变化给予具体、细致、系统的研究不仅是 十分必要的，而且非常有意义。不同集团、阶层、职业的人因对世界认识了解的 不同，所提出的解决中日问题的外交主张也会不同，其间，可能因为对世界政局 及国内政局的不同分析与定性而形成差别，其外交主张会有一定的差异。当危机 逼近、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时，他们会因面临共同的敌人而团结起来，共同对 敌。为达到目的，他们也会想尽一切办法联合一切可以相助抗击日本侵略者的世 界反法西斯力量、彻底击败日本法西斯势力。抗战后期，当联合世界反法西斯势 力共同抗敌的目标达成后，他们又会考虑战后的集体安全问题。所以，本文要研 究的就是知识界不同层面的人员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及主张的具体针对性或是否 具有长远性的战略性、他们对中日关系、国际政局发展嫗变的趋势的判断或预测 准确性与否。通过对他们主张的外交思想的具体、详细的研究，探寻他们外交主 张的异同，从中揭示出他们主张最终趋于一致性的现象。
抗日战争，使中国人外交的首要目标由废约转变为结束中日战争；中国人因 这一改变而逐渐地融入世界。若缺少了对知识界外交思想的研究与评价，那么对 中国抗战成功原因的评价及对近代以来中国人外交观念嬉变的历程的评价将是 欠缺或不完整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与认真研究的课题。本着这样的认 识，笔者拟对抗战时期中国知识界不同层面人员的外交思想及嫗变情况予以具体 的、详细的个案研究：一方面可以弥补战时外交研究在这一问题上研究的不足, 丰富战时外交研究的内容，完善中国抗战成功原因的评价；另一方面，亦能完善 中国走向世界历程的评价、深化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
鉴于对抗战时期知识界外交思想这一问题的研究与展开，不仅需要技术层 面上的技巧与进步，更依赖于对原始文件的阅读。相信随着时间的推移与精力的 持续投入，笔者定会对此问题予以全面的阐述，以进一步建构起这一时期中国社 会不同集团、党派、阶层人群的整体的外交思想交流与实施的完整的历史画面。
三、理论框架与研究方法
本文以马克思主义科学唯物史观为指导，对抗战时期社会诸阶层的外交思想 作科学的探讨和分析。同时，在研究中，由于问题研究的特殊性，也注意引入了 社会学的“功能冲突理论”对战时中国知识界外交观念作具体分析。这里，有必 要对此相关问题作一说明。
社会冲突理论流行于20世纪60年代后的美国、西欧，是当时社会矛盾日益 紧张与不安的学术反映。社会冲突理论是激进的社会思潮的代表，强调“社会冲 突对于社会巩固和发展的积极作用。”①这一思想源远流长。最早产生于欧洲。德 国的卡尔•马克思、韦伯等思想理论被认为是冲突理论的重要思想来源。马克思 的阶级斗争学说及以经济为标准对社会政治关系考察的模式对冲突理论的形成 影响极大。韦伯对社会阶级的划分更为具体，他反对以经济基础作为决定社会结 构和社会生活惟一条件的观点。
20世纪60年代是社会冲突理论的大发展时期。美国涌现了一批著名的社会 冲突论者：米尔斯、科塞、柯林斯等。米尔斯（1916-1962）的代表作有《权力 精英》、《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等。他对中产阶级白领阶层的研究，以及权力 研究及权力精英论，是对冲突理论的重要贡献，是以冲突论为代表的激进地批判 社会的思想先声。②“功能冲突论”是米尔斯之后流行于美国社会学界的主要的 冲突理论，代表人物为科塞③，代表作为《社会冲突的功能》（1956年）。他退休 后曾担任美国社会学协会主席。由于其学术渊源，科塞的理论即有结构功能论的 背景，又有冲突论的立场。在他之前，一般的社会学家承认社会冲突的存在和作 用，但是认为所起作用是有害的。科塞创建这一理论的目的，试图证明“冲突对 于社会结构的建立和维持能够做岀潜在的和积极的贡献。”他接受了早期德国社 会学家齐美尔冲突论中包含的“通过改革和创新解决冲突和阻止社会系统僵化的 见解”④，据此提岀了自己的假设：冲突“增强而不是降低了特定社会关系或社 会群体的适应或调整”，对社会群体有维持的功能。他将冲突分为外部冲突或内 部冲突⑤，外部冲突是指一个社会系统与其外部的矛盾和对抗。
笔者的这一探讨，主要借鉴了科塞关于外部冲突的理论：“群体之间的冲突 具有促进各个群体内部成员之间凝聚力与整合度的积极功能。”其引用齐美尔的 话说：“冲突状态使成员如此紧密结合起来，并感到同样的刺激”，使他们感到必 须通力合作。一即必须把所有的力量集中到一点，以便能在任何时候，任何需要的 方面使用这些力量。⑥与外部群体的冲突使一个群体内部的成员受到相同的威胁， 产生一种“生死与共”、“风雨同舟”的感觉，使群体成员更加意识到相互之间的 统一性和依赖性，从而增强群体内部的团结。⑦科塞特别指出，外部冲突与内部 e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第247页，北京：中国》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 ㉛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第25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
®刘易斯•科塞（1913-?）美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生于德国柏林犹太富商家庭• 1941年移居美国• 1954 年获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主要著作有：《社会冲突的功能》（1956年）、《社会冲突研究续篇H1967 年）、《社会学思想大师》（19力犖）.《社会冲突的功能》是其代表作。
'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第26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
® 一个社会系统内群体之间的不和，称为内部冲突.
©谢立中主编：《西方社会学名著提要》，第231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
©谢立中主编：《西方社会学名著提要》，第231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 团结之关系的存在依赖于这样的原则：“一个认同感较强的社会群体，当意识到 外部威胁是对群体整体的威胁时就将导致内部团结的加强。……只有在严格的特 定的条件下才是正确的：（a）它必须是一个'认同'的群体，即在群体成员中必 须有这种最起码的一致：个人的聚集是一个群体，把它作为一个统一体来保护是 值得的；（b）必须有这样一种认识，即外部威胁是对群体的威胁，而不仅仅是对 群体某部分的威胁。”①若群体内部的一部分人认为外部的威胁是针对另一部分人 的，那么外部冲突将导致群体瓦解的结果，而不是增强团结。②
“功能冲突理论”对于我们分析、研究抗战时期中国社会内部不同的政党、 不同的团体、不同阶层的群体在面临日本对中国进攻的前提下，为什么能改变原 来相敌对的状态，团结在抗日的旗帜之下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分析的背景框架。当 然，本文不是完全套用这一理论去分析中国不同政治集团、阶层的人群因何而团 结起来，只是借鉴了这一思想。以此考察当时中国社会中所谓的国共两党之外的 中间势力中的以独立自由相标榜的知识界人士，在国难当头的前提下，为为早日 结束中日战争针对中国当时最紧迫的外交问题所阐发的自己的思想及目标。王芸 生当时就认为：“对外战争可免国内革命，且可促进国家之改造也。”③因为日本 入侵中国，不是针对一党一派，而是要灭亡整个的中华民族。诚如学者所言：“日 本的入侵，使中华民族遭遇了更加深重的民族危机，民族主义也就愈益成为民族 向心力的源泉与轴心，曾因此造成了各种互相纷争角逐的政治力量汇合于抗日统 一战线之下共赴困难的局面。他们的现实目标基本一致，抵抗日本侵略者，挽救 民族于危亡”。④日本的入侵，使军事、政治上敌对的国共两党停止内战，建立了 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基础的第二次合作。国共两党在大敌当前的背景下，团结 起来一致抗击日本法西斯势力对中国的入侵。这种一致对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 是驱逐日本侵略势力出中国；二是因此改变了之前的外交观念，自觉或渐渐地将 外交首要目标置于争取、联合世界上爱好和平的国家、人民从道义上、物质上援 助我们抗战，最终发展到联合世界上一切反法西斯势力的国家政权组织成了国际 反法西斯联盟共同抗击国际法西斯势力，以战争结束战争。
本文所选取的研究对象——知识界，属于抗战史研究中国共两党之外的中间 势力的一部分，学术界往往关注他们的民主、自由、宪政等政治方面及学术文化、
①谢立中主编：《西方社会学名著提要》，第231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
®科塞关于冲突对社会的维持与整合等具有积极功能的观点，矗文中阐述的有助于增强群体内部的团结外, 还有如下几点：群体之间的冲突对群体内部成员间统一的增强作用，还表现在群体间的冲突将迫使各个群 体用各种方式"净化”自己的成份，以清除异己的手段来维护自己的统一性；有时（如现代战争时期）会 促进群体内部权力的集中化，以使群体成员的行动协调一致和明确果敢；群体内部的冲突也有助于群体内 部的凝聚和整合，起到一种保护、维持群体存在的“安全阀”制度的作用。见谢立中主编：《西方社会学名 著提要》，第232、234页，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
④王芝琛:《一代报人王芸生》，第54页，武汉：长江文艺岀版社，2004年9月。
®陈廷湘在《论抗战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潮》一文中详细地论及此点，见《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3期。另 可参见朱兆华：《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化》，《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4期。 教育等方面的思想言论，对于他们为抗战成功作岀贡献、所提出的外交思想常常 忽视。正如历史已经证实、研究者揭示的那样，抗日战争发生后，他们与全中国 人民一起，共赴国难。“九一八”事变后，如何解决日本对中国的入侵成为中国 外交的首要问题。围绕中日冲突问题的解决，知识界在批评国民政府处置不当的 外交策略的同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与主张。他们的外交思想是抗战时期中国人 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通过本文对知识界不同层面人员外交思想的详细 研究，探寻他们外交思想的时代性、针对性、策略性及前瞻性，以构建抗战时期 不同党派、团体中国人外交思想的主旨及趋同性。
本文的研究除上面所说借鉴了社会学中的“功能冲突理论”为分析框架外， 还试图运用国际关系、政治学、国际法等理论分析他们提出的外交思想；在方法 上，还使用了一些学者所关注的“循着历史发展的本来顺序”的研究方法』，以 演绎出他们外交思想的提出、旨趣、及最终一致性的现象。当然这样的研究、演 绎是以对知识界不同职业或曰不同层面的个别人物所提出的外交思想为个案进 行详细的解析为出发点的，因为离开了对具体的人的研究与理解，仅仅从“被赋 予了太多形式化的内容的文本、概念，或被抽象化了的群（党、阶级、民族、国 家等）、乃至意识形态的角度去解读历史，是很难使我们贴近历史真实的”②，因 为即使是“群”中，每一个个体针对具体问题的解决提出的思想主张也是有差异 的。当然，本文的研究不是剖析他们外交思想的理论内涵与外延，仅是通过对文 本的阅读提炼出他们针对具体问题提出的外交主张的旨趣。同时，在研究中还注 意“注重文本所在的语境以及文本和语境的互动”,“具体考察文本在其时代的语 境中起了什么作用及怎样起作用因为他们所提岀的外交思想均与现实的政情 密切相关，故这样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他们的主张所“反映的时代的思想” 3, 所以在阐释他们的外交思想时，简述了相关的现实的政治背景，这有助于我们体 悟他们所提出问题的时代感与使命感。
在章节的安排上，为了更好地体现出抗战时期知识界提岀的外交思想的时代
® 2000年前后，在研究现代史上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关系时，一些学者“鉴于已往论者着重强调和挖掘 二者矛盾的偏向”，以“循着历史发展的本来顺序”的方法，在重新建构史实的过程中发现，自由主义与马 克思主义的关系有着二重性：即有对立的一面，又有合作的一面。（陆剑杰：《中国的自由主义和中国的马 克思主义之关系的历史、现状与未来》，《哲学研究》1999年11窮）。桑兵的《陈炯明事变前后的胡适与孙 中山》（《近代史研究》2001年3月）、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 国社会科学》1999年3期）等文章，表达了这样一种思想：“在20世纪20年代，自由主义者还曾表现出 一定程度的左倾，即社会主义的倾向朱高正的《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与互动》一文认为：两大思 想流派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并蕴含着不同的价值取向，但这两大思想流派的基本主张不 仅不是截然对立，甚至可以有相互会通之处（《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6期）.张太厚在总结前述学者研究 方法及成果的基础上，对20世纪30年代的马克思主义与自由主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认为：30 年代由于受社会主义及学习苏俄潮流的影响，自由主义者对中共依然抱有一定程度的同情，弄且在特定语 境下对中共表示了赞许，最能反应这种倾向的是《独立评论》对中共的议论.（《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独立评论〉对中共的态度》，载《历史研究＞ 2002年4期）.
®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鐵怨》修订版前言.见杨奎松个人网站.
®罗志田：《史无定向：思想史的社会视角稗说——近代中国史学十论自序》，《开放时代》，2003年1期。
性、进步性、预测性、成熟性及20世纪以来中国人外交观念的嫗变情况，第一 章《二十世纪早期中国人的外交观》为回顾性研究，从政府、国人及历史学家的 著作三个不同层面考察他们的外交观、行动均以废约、修约为主要目标，以此观 照岀“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外交首要目标由废约、修约转向全力解决中日问题为 主要内容的时代特色。将顾维钧的外交思想研究列为第四章，基于这样的思考： 顾维钧为职业外交家，其所提出的外交思想自有其特色，尤其是他提出的关于战 后中国外交的构想及为保障战后中国世界第四大国地位在敦巴顿会议釆取的灵 活的外交策略，是20世纪以来中国人外交思想经抗日战争进步与成熟的标志与 总结，体现了历经百年战火蹂躍的中国人对和平及大国地位的渴望。需要说明的 是：第二章学政复合体人的外交思想研究，考虑到他们由学入政的经历，所以将 他们的外交思想与外交实践按时间顺序予以研究、因外交工作是他们外交思想的 实践，胡适从事外交工作的时间较蒋廷鮫长，故将其安排在蒋廷蔽之前；顾维钧 外交思想的提出始终与其工作密切相关，很难与其工作截然分开。第五章为结论, 对前述几章的具体内容予以归纳、总结其异同并得出简要的结论。
四、相关的学术研究回顾
抗战时期中外关系或曰战时外交是抗战史研究的重大问题，学术界从不同的 的层面、视角进行了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可以说是近代外交史研究中相对 比较充分的一部分。但是鉴于这场战争的复杂性、长期性，尚待研究或厘清的问 题仍有不少。笔者只选择与本文有关的研究成果予以叙述。
在此只叙专著及相关的文献资料：王真的《动荡中的同盟：抗战时期的中苏 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王真的《没有硝烟的战争：抗战时期的 中共外交》（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王真的《抗日战争与中国的国际地 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章伯锋、庄建平主编的《抗战时期 中国外交》（抗日战争第四卷）（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年）；陶文钊、杨奎松和王 建朗合著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对外关系》（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王桧 林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全书》（山西人民出版社1995年）；石源华的《中华民 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陶文钊的《中美关系史（1911-1949）》（重 庆出版社1993年）；徐蓝的《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北京师范学院出 版社1993年）；王建朗的《抗战初期的远东国际关系》（台北东大图书发行有限 公司1996年）；苏文光的《抗战时期重庆的对外交往》（重庆出版社1995年）； 陈纪莹的《抗战时期的大公报》（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江涛的《抗 战时期的蒋介石》（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年）；王奇生的《留学与救国：抗战 时期海外学人群像（1931-1945）》（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沈庆林的《抗 战时期的国际援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王淇的《从中立到结盟：抗战 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唐培吉主编的《抗战时期 的对外关系》（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李嘉谷的《合作与冲突：1931-1945 年的中苏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曹振威的《侵略与自卫——全面抗战时 期的中日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马振犊等《友乎？敌乎？德国与中国抗 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胡适任驻美大使期 间往来电稿》（北京：中华书局1978年）；朱汉国、杨群主编：《中华民国史》（传 卷、论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李隆基、王玉祥：《中国新民主主 义革命通史——坚持抗战苦撑待变（1938-194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陈之迈的《蒋廷嵌的志事与平生》（台北：传记文学岀版社1985年）；陈立文的
《宋子文与战时外交》（国史馆1991年）；王正华的《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 助》（环球书局1987年）；梁敬綽的《开罗会议》《史迪威事件》（台湾：商务印 书馆1973年、1978年印行）；傅启学的《中国外交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 年）；岳谦厚的《民国外交官人事机制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陈雁 的《抗日战争时期外交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岀版社2002年）；杨天石的《近代 中国史事钩沉——海外访史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顾维钧回 忆录》（中华书局）；此外尚有各别民国时期的外交家传记的出版，如《颜惠庆传》、
《王宠惠传》等的出版问世。另外秦孝仪主编的《中共活动真相》（《对日抗战时 期》第五编）（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5年）；秦孝仪主编 的《战时外交》及《战后中国》（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 年）等资料集的问世为抗战时期中外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原始文献；20世 纟2 90年代后期，“蒋介石档案”（藏台北“国史馆”，又称“大溪档案”，总量不 下数十万件，就抗日战争的外交而言，尤其是决策和调整,蒋介石档案中存有大 量的至为关键的隐秘资料）的陆续开放，为研究抗战时期的中外关系，提供了可 信的资料支撑。1981年台北出版的《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第一至第 三卷）大部分摘自“蒋档”。目前已有大陆学者如王桧林、杨天石、王建郎等依 据台北出版的这些档案文献，研究了抚战时期的中外关系，尤其是杨天石依据蒋 档对抗战时期中日关系进行的系统的研究，使我们明了了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对日 秘密谈判的真相及蒋介石对日本的真实意图①，对我们了解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
®据杨天石在《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所刊发的《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抗战时期中日关系 再研究之二）》的附记中介绍说：这组文章共六篇.第一篇为《“桐工作"辨析》，载《历史研究》2005年 第2期；本文为第二篇；第三篇为《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 会集刊》第2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四篇为《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与蒋介 石“抗战到底”之“底”》，见《中国文化》第22期；第五篇为《抗战期间日华秘密谈判中的“姜豪工作”》,
《近代史研究》，2007年1期；第六篇为《王克敏、宋子文与司徒雷登的和平斡旋》（待刊人 对外政策有极大的帮助。
除这些专著及相关的史料出版外，尚有抗战时期的大量的关于中外关系的论 文的发表及与中外关系密切的相关人员外交活动事件的考证及研究文章的发表。 此类论文太多，恕不在此罗列。
从以上所述的研究情况看,这些研究多集中于从宏观的角度研究抗战时期国 民政府或共产党的对外关系或中外关系的互动及国民政府为适应现代的国际交 往规则而逐步完善的外交制度的情况。多数的研究旨在复原或重建中外关系的重 大决策过程与事件历史过程以揭示历史进程的真相。偶尔也有从技术层面研究个 别人物在抗战时期处理国家涉外事务中的作用问题，如顾维钧、王宠惠、孔祥熙、 宋子文等，尤其是随着《顾维钧回忆录》中文版在大陆的岀版，对顾维钧在中国 外交事务中的作用问题进行了不少的研究，岀现了不少的成果。这些研究为本文 的主体知识界的外交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借鉴与丰富的背景材料。
与本文研究内容密切相关的知识界的外交问题的研究学者也有涉及，但不多 见。其中，有极少的研究者涉及到各别外交家外交思想研究。关于顾维钧研究的 有：董霖的《顾维钧与战时中国外交》（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一书， 以《顾维钧回忆录》为基础、旁证他籍，简要评述了顾维钧抗战时期在欧洲的外 交对中国抗战多方面的贡献，认为“顾氏高瞻远瞩，除不断与英、法两国谈判外， 并与苏联外长李维诺夫及美国驻法大使蒲立德、财长摩根索等保持联系，而美国 对华借款之初步洽商，实出诸顾氏。大战后期，彼复率领中国代表团岀席敦巴顿. 橡园会议，讨论将来国际组织问题，嗣文参加旧金山联合国成立会议及其筹备会 议”；高克的《外交家与战•一顾维钧外交官生涯片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12月版），此书“截取顾氏一生外交生涯中参加国联李顿调査团此一重要经历 为全书的骨干，上溯初涉外交和参加巴黎和会，下及七七事变后中国战时外交政 策的转变,……以探讨政治和外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历史意义”（唐振常序）， 以显示“政治和外交同样是防止、制止战争扩大化，所应当釆取的重要手段”（前 言）；岳谦厚的《顾维钧与抗日外交》（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主要 叙述了顾维钧自“九一八”事变后参与的中国重大的外交活动及这些活动对中国 抗战的贡献。岳谦厚的《顾维钧外交思想研究》（人民出版社2001年）是研究顾 维钧外交思想的代表作，此书更多地注重研究顾维钧的“思想与行为、个性品格 与政治心态等最核心部件的解释与分析，并通过这种解释与分析来解释民国政局 与外交及本世纪以来国际政治的基本走向，反映政治、外交、战争三者之间的历 史演变过程中的互动关系，展示民国一职业代外交家的形象” ®0金光耀的《顾 维钧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则以大量的档案材料，复原并揭示
■岳谦厚：《顾维钧外交思想研究》，第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 了顾维钧所参与的一系列近代以来的外交事件；另有石源华等《著名的外交家顾 维钧》一文（《上海研究论丛》第2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2月）， 此文指出，顾维钧一生中积累的外交经验是中华民族的珍贵的历史遗产。另有不 少有关顾维钧的研究论文，利用档案材料复原了顾维钧的外交实践及外交思想的 提出及被政府采纳的情况（见金光耀：《顾维钧与中国外交》，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金光耀、王建朗：《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 金光耀、王建朗的关于顾维钧外交实践的研究论文，详见论文后附的征引参考文 献中所列）。关于蒋廷蔽的研究，有陈之迈：《蒋廷蔽的志事与平生》（台北：传 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简要地回顾并评价了蒋廷就的外交成就及贡献；蔡乐 苏、金富军的《蒋廷嵌外交思想探析》（《清华大学学报》，2005年1期）一文讨 论了蒋廷戲外交思想的学术渊源汲外交思想；任骏的《蒋廷嵌与七七事变前后的 中苏关系》（《近代史研究》，1990年4期）一文以档案材料及蒋廷蔽的有关论文 揭示出蒋廷戡以对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为基础，力主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力 争联苏制日的思想；另有关于蒋廷嵌的中国近代史研究的论文：王宪明的《蒋廷 蔽著＜中国近代史〉学术影响源探析》（《河北学刊》，2004年4期）、沈渭滨的《蒋 廷緞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复旦学报》，1999年4期）、欧阳军喜的《蒋廷蔽与 中国近代史研究》（《复旦学报》，2001年2期）、刘耀的《蒋廷嵌的文化史观与 中国近代史》（《人文杂志》，1983年6期）、李建军的《蒋廷皺的外交史观》（《安 徽史学》，2000年3期）、［美］查尔斯・R•里利的《蒋廷粽：局内的局外人》（《档 案与史学》，1999年3期）等，这些研究论文为我们研究蒋廷嵌的外交思想提供 了很好的背景材料。关于胡适外交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 的工作内容、特点、成就及评价，如莫高义的《书生大使一胡适出使美国研究》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另有大量的关于胡适外交问题的研究、回 忆文章也多与胡适任驻美大使有关（见征引、参考文献所列论文）等；关于胡适 外交思想的研究则相对欠缺，只在部分论文或书籍中偶尔提及，也仅是从北方学 人或“独立评论派”角度涉及，而没有具体系统的研究。其中较有代表性且具体 研究论文是杨天石的《胡适曾提议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近代史研究》， 2004年6月），此文以档案材料为基础，揭示了胡适在解决中日关系问题上曾力 主或力劝蒋介石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以换得若干年的和平，争取时间积蓄 国力，以图最后算总账的思想。本文中的媒体人部分所涉及到的人物，学界也有 研究，但集中于他们办报的宗旨、成就及特色、对中国新闻事业的贡献、时论的 风格、个人的生平、性格、为人的研究，如：方汉奇等《〈大公報〉百年史》（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王芝琛的《一代报人王芸生》（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9月）、周雨编的《大公报人忆旧》（北京：中国文史 出版社，1991年6月）等；另有关于他们的个人品格、办报特色、宗旨、文字 风格等的研究评论（见本文的征引、参考文献中所列文章）。但对他们在"文人 论政”的民国时代、尤其是抗日战争时期所发表的大量的有关中华民族生死存亡 的中日关系、国际关系问题的研究文章、时评却缺少详细、系统的研究，或曰对 他们提出的外交思想无人涉及。
本文旨在研究抗战时期知识界的外交思想，故学术界对抗战时期中外关系及 针对知识界相关问题的研究取得的成果，为本文的撰述提供了真实、丰富、清晰 的背景材料。本文对他们的研究成果多有吸收。但到目前为止，笔者未发现有关 抗战时期知识界关于外交思想产生、主张及演变情况的专题研究成果问世。
第一章二十世纪早期中国人的外交观
历史学是研究人类文化嫗变的学问。文化的嫗变就包含人们观念的演变。故 看待与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团体与团体之间的关系、宗教与宗教的关系、本民族 与异民族之间关系等观念的演变自然隶属于文化媳变的范围内。自人类有史以 来，人们看待本民族与异民族之间关系的观念经过了多次的变迁。即如朝贡、宗 藩、和亲等也不过是说异民族之间的关系的和睦相处而已。至于用冲突与战争等 话语结构来叙述民族或国家间的关系，是异民族或国家之间关系紧张的象征。而 民族或国家之间的关系如何是关乎人类生存的大问题。所以，关于民族或国家间 关系的观念的嫗变是人类文化的一大问题。由于本章讨论的问题仅限于20世纪 早期中国人如何看待1840年以后的中外关系及由此产生的该如何处理二十世纪 早期的中外关系问题，故不牵涉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人的世界观念。鸦 片战争以后，中外之间的冲突与战争不断发生，中国社会也因此而发生了一系列 的变化。鉴于中外关系对国家前途的重要性，人们开始关注并研究近代以來的中 外关系，并付诸行动。鉴于“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外交观念与二十世纪早期有 很大的不同，为此有必要回顾二十世纪早期中国人的外交行动及当时学者对于近 代以来中外关系的研究情况，以探寻中国人外交观念的演变情况。以彰显“九一 八”事变后中国人的外交观念的转向既是之前中国人废约观念及行动的延续、又 是攸关中华民族生存续绝的民族危机使然。•
一、从被逼签城下之盟到愤而反抗
1840年以前，在“贵中华贱夷狄"的观念支配下，中国人皆以朝贡体系、 宗藩关系或夷夏之辨的思维模式来看待中外关系。那时，中国人以天朝上国自居， 在看待或处理中外问题时都遵循这样的法则。尤其是政府或官员们在处理中外问 题时，无论是主张和睦相处、还是主张以战争这种激烈的方式改变中外关系的均 是以“贵中华贱夷狄”为标准的。
鸦片战争的结果，颠覆中国人看待中外关系的观念。一向被中国人看不起的 蛮貓之邦及东洋的“叢尔”小国日本竟然战胜天朝大国，于是乎，在以后的中外 交往中，只要外敌一来或以武力相威胁、恫吓，中国对于外国的要求无不应允。 正如学者所言“在1842年以前，中国的外交，是傲慢的排外的外交。自1842 年至1915年,二十一条件'的时期，中国的外交，完全是屈服的外交。” 1842 年《南京条约》签订后，在外交上，‘“总是气吞声的处处让步，不敢开罪于任
何国家，一时免了瓜分的危险，保持苟且生存的局面。在这个屈服的时期之中， 无论何种丧权辱国的条约，中国都是忍痛接受，一直到二十一条件之被迫签字为 止。”①
1840年后，一部分中国人在一次次的失败之后，认真地进行着反思，中国 为什么失败？他们认识中外关系的思想方法随着他们对西方了解的增多而发生 着改变。他们首先认识到的是中国的国防力量不如人，这样一步步地进行着所谓 的自强维新运动。这一时期的自强维新运动仅限于物质方面。即使这样的维新举 措仍然遇到了很大的阻碍。这一阻碍就是守旧的士大夫阶层反对改革、反对学习 西方的政治制度及文化。正如蒋廷鮫在1938年所言：同、光时代的士大夫阶级 极其守旧，“民众的迷信是我民族近代接受西洋文化大阻碍之一。”②但是，民众 也感觉到了鸦片战争后西方势力东来给他们带来的灾难与不幸。各地区教案不断 发生，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各地教案更成蔓延之势。民教冲突的激烈与不断，使 清政府的官员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们担心民教的冲突必然“酿成大患”，于 是纷纷上奏章请政府与各国协商修订传教的有关条约，以清除隐患。③同治朝官 员为教案问题寻求与各国协商解决，这大概是晚清时期探寻修正不平等条约的开 始。④他们的努力没有结果。但是这种接触与沟通使彼此了解了对方的立场。
1900年义和团运动的发生，在中外关系史及在史学上发生了一连串重大的 影响：
（1） 扩展了史学家研究中国历史的范围，以前民众运动的发生其目标在于 反抗政府或推翻政府或其他的政府的具体的施政措施；而此次运动的发生则是反 对不平等条约、反对洋人，而不是与政府对抗，他们的口号是“扶清灭洋”等， 将斗争的矛头直指侵略者。这就使学者注意研究、考虑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 对民众的影响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问题。
（2） 在中外关系史上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中国史学界将这次运动称为反帝 爱国运动©。义和团运动的结果显示了逐渐觉醒的中国人在对外关系中的力量， 为以后民众参与到外交事件中提供了某种借鉴；此后，民众的力量及舆论逐渐的 介入到国家的外交事件中。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在抵抗外来入侵者的斗争中，林 则徐等就强调民心可用。义和团运动起因虽然缘于教案的发生，但斗争的目标直 指不平等条约。对以后的废约斗争提供了精神资源。同时也给帝国主义者以惊醒, 此后的外国侵略者，虽然企图瓜分中国或独占中国，但不敢釆取明目张胆的公开 ©《外交评论•发刊词》（1932年一卷一期），第1、2页。
®蒋廷蔽：《中国近代史大纲》，第44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可参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义和团档案史料》（上、下册）、中华书局,1959年；《清末教案》（第 一、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
.刘育民：《中国废约史》，第169479页，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11月。
®关于义和团运动在中国反对不平等条约历程中的地位和影响，可参见刘育民：《中国废约史》，第204-214 页，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11月。
激烈的方式，以免激起中国人新的仇外心理与行动。
同、光时代的教案及义和团运动的直接目标均是针对不平等条约，这说明在 19世纪晚期，随着西方列强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对中国侵害的加剧，中国人 已经有了修约、废约的意识及行动。
二、外交活动的主要内容
反抗不平等条约带给中国人灾难、耻辱的义和团运动失败了，但唤起了中国 人民对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关注，他们不再听任政府与外国签订任何不平等条约。 故进入二十世纪后，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开始关注中国政府的外交活动。国民外 交介入到政府外交的活动中，与政府外交呼应，共同演绎了中国二十世纪早期中 国外交史。①所以当1915年袁世凯为称帝换取日本的支持而欲与日本签订灭亡中 国的“二十一条”②时，中国人群情激奋，以至于政府不敢全面接受H本提出的 条件。由于中国民众介入政府外交条约签订的斗争中，给予政府外交压力，这导 致了袁世凯政权的垮台，.也使《民四条约》的内容没有完全兑现。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及巴黎凡尔赛和会的召开给中国以利用国际组织解 决中国与世界各国所签署的不平等条约问题以机会。中国政府代表团以战胜国的 身份出席了这次会议，提出了取消“民四条约”及取消以前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中的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划分势力范围、租界、驻军等特权的要求。但由于 会议召开的目的是讨论对敌国的和约问题，故未将中国的修订不平等条约的要求 纳入会议的议事日程而是留待国联成立以后解决。此外巴黎和会上最受中国人关 注的事件之一就是山东问题。中国政府代表顾维钧在大会上阐明要求将德国在山 东的权益交还中国的严正立场，在会议期间多次声明中国政府的主张不变。③但 会议竟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全部转让给了日本④，对于英、美等世界各大国 决定以牺牲中国为代价维持战后世界的所谓政治“均势”的决定，“中国政府当 时已经下决心要签字”，⑤中国人民表示了极大的愤慨,为此爆发了全国规模的“五
“参见廖敏淑：《清末到巴黎和会时期的国民外交》，载金光燿、王建朗主编：《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第 244-272页，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亦可参见岳谦厚：《顾维钧外交思想研究》，第71-73页, 北京：人民外交出版社，2001年12月.
®本条约包括《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之条约》、《关于山东之条约》两个正约及换文十三件.通称《民四 条约九由于中国人民反日呼声极高，所以，在最后签订的条约中，没有包括由日本提出的第五号七条，而 由中国政府另行声明日后协商；“二十一条”第四号的内容也未被列入，而由袁世凯以大总统令的形式声明。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册），第196-21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5月。
®凡尔赛和约关于中国山东问题条款主要在156、157、158条中，将德国在战前（德国与中国在1898年3 月6日签订的《胶澳租界条约》）在中国山东享有的一切政治、经济、军事特权全部转让给日本.见褚徳新、 梁德主编：《中外约章汇要（16861949）》，第474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岀版社，1991年1月。另，关 于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山东问题的交涉情况亦可参见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巴黎和会》， 大公报出版部1934年版。
①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册），第20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5月。
四爱国”运动，运动提出了 “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抗议北京政府的妥 协行为及帝国主义对中国主权的侵犯。国内舆论与各阶层民众、不同的团体均一 致要求拒签和约，国内报界派驻代表在巴黎密切关注并及时的报道巴黎和会的情 况及世界将来发展之趋势，同时兼报道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的情况。①此外在巴 黎的各政治派别的代表及各组织代表、华侨代表等强烈要求拒签和约，“6月24 日以后，北京外交部接连电告代表团：国内局势紧张，人民要求拒签，政府压力 极大，签字一事请陆总长自行决定。”②最后，会议代表顺从民意，在6月28日 签字时没有到会签字，并发表声明保留中国对于和约的最后签字权，认为“舍此 而外，实无能保持中国体面之途。”③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最终拒绝签字，是国民 外交成功的例证。④山东问题在和会上虽然没有获得解决，但代表的力争及拒签 和约行动，颠覆了近代以来中国在办理对外交涉中“始争终让”的窠臼。
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因山东问题能够对德拒签和约一事给人们以极大的启 示：人们意识到政府的外交可以与国民的外交相呼应、配合；这预设了山东问题 在华盛顿会议解决的可能性。巴黎和会主要是解决战后欧洲的秩序问题。远东问 题并没有解决。同时，巴黎和会上中国的外交也不是全然失败的，也有部分的成 功,⑤尤其是职业外交家顾维钧依据中外所签订的条约及国际法的相关规定在大 会上为维护中国的利益据理力争的行为，更给人们以希望：我们可以利用国际舞- 台或国际组织、国际法及相关的条约来维护我们自己的权利。美国倡议召开的华 盛顿会议⑥及其结果⑦，更使中国人认识到国际组织所带给中国的种种益处。巴黎: 和会、华盛顿会议所缔结的相关的国际公约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政治新秩序 的法律保障，此后中国在这种国际政治的均势保障下而生存。这给中国人一种感 觉，有了国际纠纷可以交给国联来仲裁、解决，而不需要中国与对方的直接交涉。
北京政府时期，中国军阀混战不断，政权极不统一。南扌匕军阀如一丘之貉， 根本不考虑国计民生问题。但是，1917年俄罗斯十月革命高，多次宣布废除沙
©见《大公报》1918年12月17日的《本报特告》及《大公报》1919年5月17-18日载的巴黎特约通信： 胡政之：《外交人物之写真》。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册），第20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5月。
@褚德新、梁德主编：《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第477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1 月。
®可参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辑的《五四爱国运动资料》中的相关的各团体致 政府及巴黎和会代表团电。泰东图书馆，1919年8月（科学出版社再版）。
®可参见王芸生编著：《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的《巴黎和会》章，大公报出版部1934年版。廖敏濒: 《顾维钧与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载金丸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第52-8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6月.
©华盛顿会议（1921-11-12-1922-2）是美国倡议召开的讨论限制军备、太平洋及远东问题的会议.由于中 国依条约力争，美英联合支持中国收回山东主权的要求。迫使日本在会外与中国单独谈判中签订了《解决 山东悬案条约》；另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九国公约》第一条规定：“尊重中国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 完整”、“不得因中国状况乘机营谋特别权利而减少友邦人民之权利”.《华盛顿会议关于在中国之外国军队 议决案》表示：未经条约许可的驻扎在中国的军队，需撤出。褚德新梁德：《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 第495-515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
⑦《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第224-23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5月。 俄时代与外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及所有债务，给中国人以争取国际社会平等 地位信心。在此期间，苏俄曾主动来中国与当时的北洋政府、南方的革命政府联 络，签订平等新约①。
北洋政府时期，以顾维钧为代表的外交家负责起了与各国的废约、修约交涉; 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伐“打倒列强、除军阀”的目标与民众的轰轰烈烈的废约言行 “使各国不敢轻视我之民族运动，而汉潯英租界之收回，得力于民众协助者尤 柜。”②1927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诚如吴颂皋所述：
当伍朝枢③在就任南京国民政府外长时即声称：“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仍为 取消不平等条约及争取国际平等的地位。后又代表政府，郑重宣言，北京政府与 各国所订各种不平等条约亦无存在之理由，当由国民政府以正常手续废除，另订 新约。七月二十日国府又正式宣言，谓协定税则等与国家主权有碍，故宣布在九 月一日实行关稅自主，并即颁布《国定进口税暂行条例》等，准备到时实施。”" 此后因日本反对，各国效尤，政府鉴于情势的演变，只得宣布暂缓。
1928年6月国民政府军队进入北京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愿望更加迫切， 在外交方面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外交活动。“6月15日，国府发表正式宣言，谓中 国统一完成，政府正在从事于建设新国家，对外关系自应另开新纪元，以往一切 不平等条约，政府希望与各友邦遵照正当之手续，实行重订新约，以达平等及相 互尊重主权之旨。”在王正廷就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后答美国联合通讯社记者的 关于中国外交方针的谈话，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予办理国民政府对列国外交， 向赞成不屈伏政策。予并不反对外人，予甚欢迎在中国之外人”，但“目下之外 交情形可比之绑票，倘绑匪或强盗有意却予，予无力阻其不来却，但予不能居于 自愿被却之地位。任何列强皆可实行其最高侵略手段，以破坏中国主权，但无论 任何中国人不能卖国，以中国主权送之外国。在巴黎和会，予对于中国外交事件
旳924年5月31 B,北京政府与苏俄在北京签署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双方建立了外交关系。褚 德新、梁德:《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第515-519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
©吴颂皋：《十年来的中国外交》，载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编：《十年来的中国》，第51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 ［上海书店影印］。
，3'伍朝枢(1887-1934),字梯云，广东新会人，为中国国民党内著名的外交家与法学家。清末著名的外交 家与法学家伍廷芳之子。据学者研究，他是孙中山晚年与广州国民政府初期所实行的温和型“革命外交” 的设计者与执行者。虽然在执行上受到许多局限，真正成就不大，而他也并未以“革命外交”相标榜，与 他同时代的陈友人之标榜民族理想的强烈型的“革命外交”相当不同。在国民党内他属于中间右派。1927 年4月一1927年12月，他任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期间于1927年8月13日、11月3日两次以政府 的名义发表声明：己届期满的条约，自当废除；1927年11月24日，为响应北京政府顾维钧依照废弃中比 条约的前例，再以同样的理由废弃中国与西班牙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1864年签订的中西商约)，为我国 南北政府协力废弃不平等条约之举，创一先例。1928——1930年间则从事中美中英废弃领事裁判权的谈判 工作。1931年6月，中英双方草签了一份中英新约，与美的谈判亦达成共识.但“九一八事变”的发生而 中断。李恩涵：《伍朝枢的外交事业》，载《近代中国历史人物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3年6月。
④吴颂皋：《十年来的中国外交》，载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编：《十年来的中国》，第32-33页，商务印书馆1937 年［上海书店影印］。
即遵守'不屈伏政策'，予当继续行之。”①7月7日，外交部又发表《修约宣言》， 内中提到修约的原则两点：（一）、中外条约已界满期者，当然废约，另订新约； （二）、其尚未满期者，则以相当之手续解除.而重订之。同时并颁布旧约已废新 约未订前适用之临时办法七条。②在此宣言中，还声明废约之意志已经成为当务 之急，力求贯彻。此后外交部开始了修约交涉且以关税自主为重点。③但由于各 国的观望推诿，最终只达成妥协。关于治外法权问题的协商遇到的问题极大。不 得已国民政府在1929年12月18日宣布：自1930年元旦起自动撤销各国在华领 事裁判权，以示中国废除领事裁判权之决心，④希望以此促进与各国的谈判交涉。 但由于“九一八”事变的发生而中断了。
南北政权废约、修约的外交行动体现的外交观念是以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方 式，获得与列强平等的国际地位。
三、二十世纪早期中国史家的近代史研究
进入20世纪以来，中国的外交活动一改之前的步步退让、最终在外敌的恐 吓下被逼签城下之盟的状况，在外交活动中，民众的外交舆情与政府的外交活动 互相应和，展开了轰轰烈烈的拒签条约、废约修约的外交活动。尤其是巴黎和会: 期间，中国社会的各阶层及团体明确提出了国民应参与外交的议题并积极的投入. 到这场外交活动中，明确提出了国民外交为政府外交后盾的主张，这反映了国民 外交意识的增强。政府外交与国民外交配合共同演绎了中国外交史上废约的辉煌 时期。
中国知识分子亲历并密切关注着中国的废约外交行动的发生与国际情势演 变的关系，他们从清政府办理近代外交事件的过程、方式及结果来研究外交事件 中成功与失败的经验与教训，希望从中找寻答案，并给予现实外交以历史的解释 及指导，贡献于现实的中国外交活动。
一本部分主要以上海书店影印的《民国丛书》中所列的几部中国近代史、中国
“《王正廷谈外交方针》，《大公报》（第三版），1928年6月21 S.
®《修约宣言全文》，《大公报》（第二版）,1928年7月9日.
®关于此次国民政府与列强的修约交涉及日本的从中阻挠情况，王建郎研究后认为：“日本政府应对国民政 府的'革命外交'的政策实在过于短视”。他是将政府的这种废约政策认定为"革命外交”，同时，他还提 到：有关“革命外交”的研究，当以事恩涵著的《北伐前后的“革命外交”（1925-1931）》［台北：中-央研 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最为深入，但关于中日关税问题的交涉也只有千余字。作者认为，“1928年6 月，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发动了一场以修改不平等条约为中心的'革命外交'，”见王建朗《日本与国民 政府的“革命外交”：对关税自主的交涉考察》，载《历史研究》2002年04期.王建朗在其《中国废除不 平等条约的历程》：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的第四章第五节讨论了大革命发展之时，英美于1926年底、 1927年初分别以备忘录和国务卿声明的形式提出对华新政策，表明一旦中国出现有权威的统一政府将准备 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的立场.故英美对中国关税自主的问题取合作态度，日本的阻挠行动未获英美支持. 但英美对华政策并未彻底改观，中国希望废除在华治外法权的要求便遭到英美比较顽强的抵抗.
近代外交史著作为研究文本，探讨当时中国史学家是以什么样的思想方法來研究 近代以来的中外关系？他们的外交史观与当下的中国废约外交行动的关系及对 废约行动的贡献及价值如何？
1、1930年代前，中国史学家的近代史研究
历史进入二十世纪，《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中国近代以来的屈辱外交达到顶 点。中国人意识到了对外关系中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对国家前途的重要性，开始密 切关注中国的对外事件，同时知识阶层尤其是历史学家也开始关注近代以來对外 关系，他们想从中找寻中国自强不成反受其累的原因。
梁启超在光绪27年所写的《李鸿章传》是二十世纪较早对中国近代以來对 外关系进行研究的著作。李鸿章在中国近代史“负谤于中国甚矣”。在政治上梁 启超与李鸿章是“公敌”，“私交亦泛泛不深”。那么梁启超为什么要为李鸿章作 传呢？他认为：中国近世史均与李鸿章有关，故不可不为之作传。世俗间“往往 以平发平捻为李鸿章功，以数次和议为李鸿章罪”是评价失当。他认为，对内是 兄与弟之手足相残，国人痛恨李鸿章是因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 毒集于李之一身。”这样的评论是“旁观笑骂派之徒快其舌而已。”①鉴于李鸿章 与中国近世关系之深厚，“欲论李鸿章之人物，势不可不以如炬之目，观察夫中 国数千年来政权变迁之大势、民族消长之暗潮，与夫现时中外交涉之隐情，而求 得李鸿章一身在中国之位置。”②基于这样的观点，“书中多为解免之言，颇有与 俗论异同者，盖作史必当以公平之心行之”。“于时局稍有所见，不敢隐讳，意不 在古人，在来者也。”③
由此观之，梁启超评价李鸿章的标准有二：一是以进化史观，将其放在历史 发展的进程中，看其所为是否符合历史发展的趋势；二是以公平心评价他，目的 只有一个“意不在古人，在来者也”。以此为标准他对李鸿章的总评价是：在外 交上是失败的④、办洋务则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趋势。
其办洋务之举证明了他对世界发展大势认识要远远高于同时代人。李鸿章在 同治十一年五月的复议制造轮船未可裁撤折的谈话可证明此点。他认为近百年来 西方各国的物质文明高度发展，而中国人不思进取，以至于西方势力东来时中国 不堪一击，反受制于西人。他意识到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来的大变局，痛陈中国面 临的危机：“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即欲保和局守疆土，
◎梁启超：《李鸿章传》，第2-3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2月.
①梁启超：《李鸿章传》，第2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2月。
①梁启超：《李鸿章传•序例》，天津：百花文艺出版出2001年2月。
©梁启超；《李鸿章传》，第67页，天津a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2月。
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 狙于目前苟安，而遂忘前二三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制 外”，他办洋务的失败，败在他上不能“格君心以臂使百僚”，下不能“造舆论以 呼起全国”的支持。①洋务运动失败原因有二：“群议之掣肘者半，由于鸿章之自 取者亦半”。②
梁启超从世界发展趋势及中国近代化史上给李鸿章定位，突破了时人皆谓李 鸿章卖国贼“代言人”的评价，但是依然坚持李鸿章在外交上与列强签订的不平 等条约给中国带来瓜分之祸的评价。
此后，较早系统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当数刘彦③。他在宣统三年完成《中国近 时外交史》，后此书多次再版，并不时增补新的内容。④在第一版《例言》中作者 提到编写此书的目的：“介绍我国外交失败之历史于国民为主眼。……俾国人知 国家演成今日现象之由来。”外交失败的标志则为签订不平等条约。而他认为， 近代以来中国外交的失败的最大原因是国防兵力的不足，“故凡中外战争之事， 常特别记述战况，以示外交问题，与军备有最大关系”，所以改变了 “东西洋外 交史中，均不叙战争”的规则。他意识到一个国家的国防力量的强弱在对外关系 中占有的重要地位。近代的中国只有增强国力，才能解除被侵略压迫的时代。他 预言：“20世纪之前半期，为中国问题解决之必要时期。依他国之力而解决之， 则为瓜分。依本国之力而解决之，则为保全。”故作者提出合全体国民之力增强 国力为解决外交失败问题的方案。“凡我国民，各负兴亡责任，鉴以往之如何失 败，思将来之如何图强。是所宜亟亟也。”刘彦的这部著作，因对中国近代以来 的重大历史事件均有叙述并详其原委、始末，且是在民族主义史观的支配之下写 成，非常符合那个时代的民族情绪的指向，所以此书多次再版并不时增加新的内 容，成为当时欲了解中国近代外交问题的必读书。
1920年代，随着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及南京国民政府的建立，中国南北政权开 展了轰轰烈烈的废约运动⑤。其间北京政府与列强各国就此进行的谈判取得了一
©梁启超：《李鸿章传》，第46页，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2月.
©梁启超：《李鸿章传》，第43页，天津：百花文艺岀版社，2001年2月.
®刘彦：留日学生，归国后曾担任国会议员，在1922年11月的国会上领导通过了一项决议案，公开宣示废 止了中日有关二十一条的协约与换文.
©据《中国近时外交史》《三版序》（1921年商务印书馆版本）中提及此书的版次及增补情况："本史初版， 成于前清宣统三年六月，凡十四章.次版成于民国三年8月，增补民国成立后之外交二章，即十五、十六 两章是也.自民国三年至九年，此七年间，为欧洲战争时期.……（除中日关系之外的其他史料或中外关 系归于本书）编为本史三版之增加品.”有学者评价刘彦之书谓，“多取材于日本人的著作，辗转抄译而传 之以我国民族主义的观点，杂揉而成，他自己并未对此等外交事件作何深入而综括性的个案研究，所以， 他的著作虽能一时独擅史林，尚难称之为外交史的真正著作。”李恩涵：《中国外交史研究》，载《六十年来 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册），第53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6月。
®邓亦武、叶海波在《“废约”态度：北京政府、南方政府及中共之间的互动——以南方政府（1917-1927） 为中心的考察》一文中指出：“民国时期，南北政府对峙，各派政治力量在诸多领域频繁互动。受中共废约 主张与北京政府废约外交的影响，南方政府及时转变了对列强及不平等条约的态度，积极充当民众反帝运 动的领导者，使自身在废约运动中取得了较大成功。同时，也对其他政治力量尤其是北•京政府的废约态度 定的成果①。可以说这一时期从政府到国民都介入废约外交行动中并在其中扮演 着改变中国外交命运的角色。
以此相适应，在这一时期岀版的几部有关近代史的著作，回应了当时中国人 对外交问题的关注和热情。代表性的为曾友豪编《中国外交史》②、武境干撰述 的《鸦片战争史》③、王钟麒选述的《中日战争》®o这几位作者写作中国近代外 交史的目的是一致的：探讨中外战争中国失败的原因“以为镜鉴者”。曾友豪在 书的《自序》中说：“当此外交问题为国人注目的时代，……我对于这本书的希 望，是帮助国人了解列强在中国所持的政策及这些政策的应用。数十年来列强在 华所持的高压手段及其相互竞争，使中国吃苦不少。我们留心国事的人们，自然 不能不研究其经过历史，再求出取消或改革以前的流弊了。”武墳干在其书的《自 序》中说：“鸦片战争与近代中国国运之转变，关系甚大。识者类能言之。当此 烟祸流毒海内之顷，又值英帝国主义重演其武力侵掠之旧梦，扶今视昔，辄令人 兴无穷之感愤。爰摭旧闻，纂为斯编，聊以纪念国耻，亦以昭示殷鉴。世之君子 倘能因此有所警惕，而鼓舞其同仇敌肯之心，则此书之出，或亦不无小补耳。”
由此观之，这几位作者从研究帝国主义国家侵略中国的政策演变情况及不平 等条约带给中国人民的灾难、影响的角度去研究中国近代史，他们以这样的思想 观念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是回应中国社会最国人关注的问题、目的是“鼓舞其同 仇敌谊之心”、动员全国民众共同打倒列强、废除不平等条约。®
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各派政治力量相互牵制、相互促进，从根本上推动着当时中国反帝废约运动的发 展。”《武汉科技大学学报》，2007年6期。(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2008年4期)这一论点表 明，当时中国的各政治力量在外交的观念上均以“废约”为改变中国国际地位的方法.
®参见王建朗：《北京政府修约运动简论》，载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第132-149,上海古籍出 版社，2001年6月。
®曾友豪的《中国外交史》，是作者在上国立自治学院上课的教材，由商务印书馆在1926年出版.后被列 入民国丛书［4(24)］®印再版.
®武增干撰述的《鸦片战争史》，据作者在《自序》中所言，此书实际写成于1928年。后被列入民国丛书［5(67)］ 以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影印再版。
©工钟麒选述的《中日战争》，成书于1929年，商务印书馆1930年出版，后被列入民国丛书［5(67)］以商务 印书馆1930年版影印再版。
©对于中华民族历经艰苦斗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做法，有人嗤之为是缺乏“现代条约意识”的“愚蠢”行 径，这种做法是一种狭隘的“受害情结”，只是感情“宜泄”而淡化了 “理性色彩”.李文海予以严厉批驳. 他认为，不平等条约给中华民族带来的灾难性的后果是任何人也抹杀不了的.他引用漆树芬先生在1926年 出版的《经济侵略下之中国》一书的《自序》所言："帝国主义与军阀之狼狈为奸，加重我内乱，掠夺我金 钱，屠戳我民命，己成不可掩之事实。而为彼等最便于勾结，最利于进攻之工具，犹当数一部不平等条约°” “弱我中国者，资本帝国主义也；致我于危亡者，由此产生之不平等条约也(《经济侵略下之中国》，上 海光华书局出版，1928年第四版，《自序》人美国政要布热津斯基在《大失败一20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 中这样说：T9世纪强加给中国的一系列条约、协定和治外法权条款，使人们清清楚楚地看到：不仅中国 作为一个国家地位低下，而且中国人作为一个民族同样地位低下。”“中国在经济和政治上发生大滑坡只是 近代的事。”李文海先生据此指出：这两位先生，他们的政治态度和政治立场各不相同，所处的时代条件和 社会环境也迥然肴别，但在不平等条约给予中华民族的灾难性后果上，却得出了大体相同的结论。见李文 海先生为刘育民的.《中国废约史》所写的《序言》，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11月・
2、1930年代前后中国史家的近代史研究
1930年代前后，日本制造济南惨案阻碍中国统一的行为及日本在东北制造一 些列事件、尤其是“九一八”事变挑起的中日冲突，使中国外交的首要目标转为 对中日冲突的的关注。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加剧了中日之间的矛盾，同时也缓解了中国与其他列 强之间的矛盾。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解决中日之间的冲突问题，就成为中国对 外关系的首要问题。对此，国民政府采取了将问题交由国联仲裁的策略，以寻求 各国的协助。中国人在考虑解决中日问题时已经顾及到国际社会对此问题的态度 与各国的对外政策问题。由此可见，由于日本的入侵，改变或惊醒了中国人的外 交观念:这就是利用国际组织及国际法争取世界同情中国的国家共同制止日本对 中国的侵略。这种外交观念的出现缘于一战后国际条约体系给中国带来的安全感 与信任感；更缘于这一时期中国的海归学者对世界情势的了解及他们所接受的西 方现代的国际关系理念。这证明中国人已经清楚的知道，此一时期的中国已经不 是独立于国际社会之外的中国，已是世界的中国的事实。同时更多的人注意到了 内政对外交的影响，意识到一味的向国际社会求助的不可靠性，很多人在考虑中 国借助于国联或国际社会的帮助或与之合作使中国现代化的问题。史学家回应这 一时期中国社会外交重点转换的研究近代历史著作，体现了中国人处理中外关系 的观念与方法的整体性与时代特色。
在这段时间，代表性的著作有李鼎声(李平心)的《中国近代化史》、姚薇 元著《鸦片战争史事考》①、陈恭禄《中国近代史》、蒋廷嵌著的《近代中国外交 史资料辑要》(上、中卷)。
李鼎声②的《中国近代化史》，完成于1933年，光明书局初版，后此书多次 再版。在《凡例4》中明确指出“中国近代史为一部帝国主义侵略史，故本书各 章咸注重各帝国主义的活动与其相互矛盾分合之分析。各政治集团有帝国主义为 背景者，必列举事实，揭露无讳。”从中看出，此书的政治工具性很强：目的是 揭露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对华侵略的事实及其与中国各政治、军阀势力之间相勾 结、侵剥百姓的事实，以激发民族情感、燃起对帝国主义的仇恨，团结起来共同 驱逐帝国主义出中国。李平心在《绪论》第一节中对此有清楚的说明：“新的历 史观构成了现代社会科学的基础以来，历史学就担负了一种极重大的任务：探讨
◎姚薇元著《鸦片战争史事考》的成书年代，从蒋廷纖写的序来看，当成书于1933年6月前，从其自序看 当成书于1931年，［民国丛书5 (67)］是据文通书局1942年版影印。
®李平心(1907-1966),是当代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其治学范围颇广，涉及哲政治学、社会学、 书目文献学、国际政治等.其小传及近代史研究的范式及理论对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影响、其研究关注时 代脉搏与走向的情况.见胡逢祥：《李平心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4期；胡逢祥: 《不屈的史魂——李平心传》,载姜义华主编：《史魂》，上海辞书出版社，2002年4月. 历史中各重大事件的原因、背景、后果及变动的原因。……要说明此种活动之历 史的条件与原因，解释历史上各种重大事变的因果关系，以及指出在何种情况之 下，一种旧的社会为新的社会所代替”。近代以来世界经济文化对中国产生了猛 烈影响，导致中国历史的突变及社会生活的变化。所以，“中国近代史的主要任 务，就是要说明国际资本主义侵入中国以来，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所引起的重 大变化，中国民族的殖民地化的过程，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阶级之分化 与革命斗争的发展起落。”学者谓此书“是平心最早发表的史著，也是我国现代 学者运用唯物史观编写的第一部完整的近代史著。”①
姚薇元著《鸦片战争史事考》一书，是一部考证魏源《道光洋艘征服记》的 考史著佐。鉴于鸦片战争对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影响，所以对鸦片战争的评价是 关系到如何评价近代以来中外关系的大问题。关于此书的学术价值，同时代的蒋 廷織、郭廷以都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蒋廷皺指出“他的成绩有两件：第•一，他给 了我们许多关于鸦片战争的正确知识；第二，他告诉了我们道光时代一个大学者 如魏默深究竟知道多少世界的事情。”②
姚薇元在《自序》中说：鸦片战争是中国开始'近代化'的第一声。但是“因 时代和环境的限制，魏记中仍不免有许多错误和偏见。”“自从鸦片战争失败后， 这个古老的帝国如梦初醒地感觉到'天朝'的威望一落千丈，夷人的'不可理喻' 和'船坚炮利'的可畏。因而激动了民族的自觉心，……开始接受西方的科学文 明……，换句话说，就是开始踏入'近代化'的大道上。所以这段史事是近代中
11胡逢祥：《李平心与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江西社会科学》，2005年4期。
©姚薇元著《鸦片战争史事考》的蒋廷蔽序的第3页，1933年6月30日写于清华园。此外在蒋序中还对道 光时代知识阶层对西方的认识从史学的角度进行了评论：“道光咸丰时代中国士大夫著书论当时的外交者共 有四人：《圣武记》、《海国图志》的著者魏源，《夷氛闻记》及《粤海关志》的著者梁畸| ,《中西记事》 的著者夏燮及《朔方备乘》的著者何秋涛.四人之中，在中国学术史上的地位最高者要聋赫源；【因其与林 则徐关系密切，故写出的史实较详细。］是故他这《圣武记》里面的《道光洋艘征服记》自然值得我们注意。” “所以，从学术和经验上看，魏默深实有作鸦片战争的史家的资格。他的这篇《道光洋艘征服记》是值得 我们研究的“同时我们不要忘记魏默深也是时代的产物。道光时代的大学者关于西洋的知识是很模糊的, 虽然默深编了一部《海国图志九他们的历史哲学仍I日是千余年前的传统见解；'褒贬善恶'、’资治借鉴'。” 因此，默深的《道光洋艘征服记》里面屋屡说明'洋事转机'，而史实的叙述却有许多很可笑的错误.这是 蒋廷厳从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和发展的角度讨论该如何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问题，是对当时学者治史目的或 曰历史哲学的评价，同时他也提出了研究外交历史,必须参阅中国的官方记载、西方的有关此事的历史记 载，才能了解历史的真相，否则只能是片面的、可笑的。研究外交史必须要了解中国的及世界上其他相关 国家的对此事件的记录、观点，这样才能得出全面的结论，以确定我们的政策及相关的处理方式。另在此 书的郭廷以《序》中，他还对研究外交史的人利用中外档案材料进行了肯定并对之前研究外交史的中外学 者没有这样的条件而导致的研究缺陷表示了遗憾并对姚薇元利用中外材料研究中国的近代对外关系的重大 事件予以赞扬：因为“这完全是受时代环境事实的限制.中国学者固然不能利用西洋的材料，且不得多见 自己的文献”；"西洋的学者比较上虽易于看到他们的档案，然而无法参证中国的典籍。中国学者有中国的 传统成见，西洋学者又何尝没有他们的偏执立场“近十年以来（1925-1935年），受过欧美教育的中国历 史学者，差不多己能补救这种缺陷，最少是在史料的运用方面。不过在这种新趋势中又包含着一种新危机, 有时难免过重洋货，轻视国产.以外来的備执立场，代替固有的传统成见°例如林则徐琦善同为鸦片战争 的中心人物，前人评议大都同情于林,对于琦善则极力斥责诋毁，绝少恕词。西洋史家的论调恰好相反。 若干的新史学受了这种暗示，于是发生林琦外交优劣论，来作翻案文章姚薇元先生根据新发现的中国 资料，及第一流的西洋著作，将魏记逐句为之考覆订正，翔实公允。不唯没有我们前述的缺点，同时又可 纠正过去中国一般的错误观念；不唯吿诉大家以明确史事，而且指示有志斯学者以方法途径。这种工作， 真是嘉惠后学不浅”，是一部关于鸦片战争的公允正确的论述之书。
国大转变的一个关键，在整个中国历史里占着很重要的地位，是值得我们研究 的。”
从此段话来看，姚先生是以近代化史观研究中国近代史。鸦片战争对中国近 代社会的历史进程的影响是深远的。所以他要研究清楚关于鸦片战争的史实及性 质以贡献国人真实的史实。使我们知道这一事件，不仅是带给我们灾难，更刺激 了我们的民族向上奋斗自强的精神、使我们开始觉醒,从而迈入近代社会的大门。
陈恭禄①的《中国近代史》②是作者在武汉大学史学系教授一年级中国近世史 的教材。但叙述外交史极多。对此，他在一版的自序中说：“外来之影响，乃为 造成中国现状基本势力之一。……而中国本于固有之心理与惯例，应付新时代之 问题，莫不失败。” “中西冲突为近代中国史上之大事。”所以“著者著此书之目 的，深愿赞助读者明了现时中国国际上之地位，政治上之嫗变，外交上之趋势， 社会上之不安，经济上之状况，人口之问题，认识其变相影响之结果……，著者 之论断，专欲读者了解当日之背景环境及其失策与责任，非别有好恶也。综之， 开中国旷古以来未有之奇局。”
他以“冲击一反应”的范式研究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认为1840年鸦片战 争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清政府以固有的万邦来朝的大国心态及方式应付强势的西 方势力的东来导致的结果。由于此书是教材，这说明这种研究范式在当时（30 年代初）已经相当流行并为学者所接受而写入教科书。他注意到中西冲突对中国 近代影响之巨大，意识到中国外交、内政、风俗、观念的改变都与西方的东来有 关。为探寻近代以来中外关系发展演变的真相，•他运用大量中西史料予以科学的 探讨（为此他专辟《第十九篇》讨论史料诸种类与价值），以证明书是运用中西 史料而作的l部严谨的历史著作，而非时人近代史或外交史著作中出于狭隘的民 族主义心理或“爱国心理为畸形”所撰的宣传品©,是“专欲读者了解当日之背 景环境及其失策与责任”，以为当今现实的处理外交问题的借鉴。
他在著作中对清代外交批评甚多。认为中国政府对国际外交事务的知识是匮 乏、幼稚的。同治年间政府同意外国公使入京，但中国自上而下，仍以'属国' 看待外国。左宗棠、曾国藩、李鸿章与外人接触较多者的几位大员的意见基本一 致，仍是拒绝与外人接触，嘲笑外国人，说外国人无知、不了解中国人的思想观 念等。这说明盲目排外、自大心理在外国公使进驻北京后依然存在。中国排外心 理的存在源于“不知欧美情状”。此书的内容及思想反应的是中国人在考虑解决 ‘°陈恭禄（1900-1966）,历史学家.江苏丹徒人.1926年毕业于金陵大学，后任金陵大学俄文学院教授、南 京大学历史性教授，专于中国近代史。著有《中国近代史》、《中国近百年史》、《日本全史》、《中国近代史 资料槪述》、其中，《日本全史》、《印度通史大纲》两本书填补了当时高等教育教学教科书的空白° ［南京大 学百年校庆特别网站］
®在此书的自序中作者叙述了此书完成于1932年多次再版的情况。由于写作的严谨，被收入“大学丛书”。 ®这是作看针对当时一部分近代史及近代外交史的著作中存在的为宣传反帝侵略、激起民众爱国心，在某 种程度上片面看待史实现象的批评。强调史学家写历史应实事求是。
中外关系问题时已能从中外双边或多边的角度观察与思考，而不是局限于一隅。
蒋廷蔽著《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中卷）®o据其在《蒋廷嵌回忆 录》中讲：在清华“发现一个新大陆——中国近代史。我努力工作，有时因为得 到伟大的发现而高兴，有时因为遇到想不到的困难而失望。我继续研究中国外交 史，同时又岀版两卷编纂资料。”②这两册书就是《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 中卷）。他说：“我编这书的动机不在说明外国如何欺压中国，不平等条约如何应 该废除。我的动机全在要历史化中国外交史，学术化中国外交史。我更希望读者 读此书后能对中国外交史作一进一步的研究。”
笔者以为此段的叙述说明两个问题：（一）、当时中国学者写外交史的目的， 是说明外国人如何欺压中国，并以此为出发点，激励民众民族主义思想，集国人 之力废除带给中国人灾难与耻辱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可见，废除不平等条约、打 倒列强的思想观念，在当时中国人的心里是一种普遍的存在。（二）、作者编纂此 书的目的：要从纯学术、历史的角度研究中国外交史，并推动中国外交史的学术 研究。但研究外交史有其特殊性，“在于他的国际性质。一切外交问题，少则牵 连两国，多则牵连数十国。研究外交史者必须搜集凡有关系的各方面的材料。” 否则，“根据一国政府的公文来论外交等于专听一面之词来判讼。” “关于中国外 交的著作，不分中外，大部分就犯了这个毛病。西人姑置不论，中国学者所写的 中国外交史有几部不是以英国蓝皮书为主要资料呢？ ”③所以蒋廷蔽非常注重资 料的搜集问题，提出应搜集中外各方面的资料，不可偏废，否则会犯“井底之蛙” 的毛病。但是，他特别强调了研究外交史不同于外交工作的实践，二者是有差别 的；研究外交史也不同于政治宣传。
"此书上卷据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影印，中卷据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影印［民国丛书2 （27）
®蒋廷織：《蒋廷蔽回忆录》，第135页，长沙：岳麗书社，2003年9月。
©他在序言中提出若想建立真正的中国近代外交史的学科，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就中国外交史现在 的学术状况而言，前途的努力当从两方面下手.甲午以前，我们当特别注重中国方面的资料.因为中日战 争以前，外国方面的史料己经过相当的研究；又因为彼时中国的外交尚保存相当的自主：我们若切实在中 国方面的资料上用一番功夫，定能对学术有所贡献.甲午以后，中国外交安全丧失了自主权.北京的态度 往往不关紧要.关紧要的是圣彼得堡、柏林、巴黎、华盛顿及东京间如何妥协或如何牵制。加之近数年来 西洋各国政府及政界要人对于欧战前二十余年之外交，多有新材料的贡献.内中有关中国而未经过学者的 研究的颇不少.这种工作正待余人的努力“因以上各种原故，我编了这部书.上中二卷，专论中、日之 战以前的历史；材料专采自中国方面.下卷论下关条约以后的历史；材料中外兼收°”此外，他还谈到了搜 集资料的一些原则性问题及注意事项：本书选择材料的表准有三。（-）择其信。但"但读者应该记得，原 料亦非尽可信。用文字来粉饰事实是中国人的特长，尤其是官吏的特长.关于这点，本书各节的引论略有 说明（虽'择其信,，但又表示出对材料的怀疑精神，强调辨别史料的真伪、或曰'可信度在每节中 所搜集的材料前，均由说明.有考释的性质存在.这也是蒋氏所搜集材料不同于他人的特点之一，不是简 单的材料汇编，而有考异的工作在其中。是作者务实求真的学术精神的体现）（二）择其要。（三）择其新。 许多外交公案久为人所共知,且其要旨已经编入通常书籍，如南京条约、天津条约、下关条约等。此类材 料无须重刊.本书偏重原料之有新知识的贡献者.
蒋廷槪编著的《近代中国夕咬史资料辑要》（中卷）出版时，已经是1934年， 距上卷的出版已三年多。其主要的原因是“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引发了中国政局 的动荡及中国所面临的民族危机。①中日冲突的严酷现实及国民政府解决中日冲 突问题的外交策略及活动，是学界、国民、舆论界共同关注的话题。国民政府在 日本退岀国联后，在日本武力威胁下与其签订《塘沽协定》。“弱国无外交”的思 想盛行。
现实的民族危机，使蒋廷槪不自觉地放弃纯学术的研究立场：
一方面，体现在《自序》中他对中国近代化的重视，提出从同治至甲午战争 的35年间，是中华民族真正近代化的开始。其间“东西洋各国的使者初次群集 于我们的京都，商人、传教士、游历者走遍了全国；而我们的'钦差’亦远到欧、 美……，这诚是李鸿章氏所谓古今中外之大变局。……我民族的大事业就是应付 这个古今中外的大变局。……同光时代的方案是'自强甲午之战……是我们 '自强'的失败，应付这大变局的失败。在日本那方面，甲午之战是日本'自强’ 的成功；近代化的成功。我们试回想我们这几千年的历史，有那一战其重要可比 得上中日甲午之战呢？ ”②他高度地评价了中国近代史上的外交家及洋务运动的 主张者及实践家。
另一方面，他认为李鸿章、曾国藩等人是中国旧文化的产物。“是中国几千. 年文化的结晶。” “这些人实配作我们文化的代表。我们批评他们，就是批评我们; 的文化。他们的失败就是我们文化的失败。”蒋廷蔽第一次将外交与文化问题联. 系起来考虑，是因为日本“九一八”事变后公布的外交上三大原则之一就是文化 工作，宣扬日本文化于世界。对于日本外交政策的这一新特点，中国学者给予了 高度的关注。蒋廷厳关于外交与文化的关系的论述，说明现实的民族危机已经使 其改变了原来的学术化中国外交史的设想。体现了他对现实政治的关切：无论是 外交史的学术研究，还是办现实的外交，都要注意中外各国的传统文化对国家外 交政策的作用问题。这样的见解已经背离了他在上卷序言中所说的纯学术研究的 最初目标，已将中国近代外交史的学术研究与中国现实外交问题的思考结合起 来。他特别指出外交政策一定要有“文化”为支撑，否则不会产生强有力的外交 效果。蒋廷嵌由纯学术研究转向关注现实的国际政局是日本亡我中华民族的侵略 战争所致。
®蒋廷It编著：《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中卷）《自序》.
^这是蒋廷槪以现代化的视角研究中国近代的历史，也是以中外比较史学的方法研究中国近代历史.他的这 种研究中国近代史的模式可概括为“冲击——反应”。另外，这一部分，也体现了作者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分 期的观点：他认为，同治光绪时期才是中国近代历史初期，是"应付大变局”，方案是以'自强’为目标的 现代化——洋务。但结果是失败，是近代化的失败。反观日本，以甲午战争为验证的机会，则证明了日本 以'.自强'为目标的现代化的成功。
在这一时期出版的中国近代外交史著作还有张忠绒的《中华民国外交史》、 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钱亦石的《中国外交史》。
张忠绒①编著的《中华民国外交史》（上卷）一书完成于1936年。关于编纂此 书的原因，他在《自序》中说：“我国外交对于我国国家前途关系之重大”，“而 中国外交史一书，则迄今犹无善本”。②他利用大量的中外文件资料写就本书，目 的是写一部真实的中国近代外交史以贡献国人以探究当下中日问题解决之道。
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7卷）。“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设 《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由王芸生负责。后由《大公报》汇集成书出版发 行。关于出版此书的动机，陈振先《序》、张季鸾《序》均说是“以为救国之道, 必须国民全体，先真耻真奋，是则历史之回顾，当较任何教训为深切。……欲使 读本报者，抚今追昔，慨然生救国雪耻之决心。”
王芸生在《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一书的《凡例》亦表达了同样的思想：“将 六十年来中日外交，辑为始末，贡献国人以正确的史实”。“此书之作，道在明耻。 盖发奋图强，明耻为先，而明耻不可不知历史。……知耻能勇，中华民族之复兴 系焉”。王芸生研究中日关系史，是为了中国人了解中日关系嫗变至今的真相， 以“知耻能勇”、激起国人不甘做亡国奴的自尊以抵抗日本的决心。
王芸生对中国近代的外交有一总评价：近代中国“外交乏术，国变纷纭，乃 至不可收拾。六十年来中日外交史，李鸿章一人担任其前半部。鸿章以狮子搏兔 之力，不能安顿一朝鲜问题，由今日之眼光视之，其外交政策祗局于弥缝补苴之 牵制政策，而未能利用国际均势以图自强。”③清政府无长远的外交策略、临时应 付，对世界发展趋势不甚明了是导致近代以来外交失败的主要原因。
钱亦石④的《中国外交史》①。钱亦石著作很多，此书“是亦石先生在上海暨
®张忠绒：毕业于清华学堂，后官费留美，在约翰霍布金斯大学（John Hopkins University）获得博士学位， 研究重点在欧美与远东的国际关系.归国后，1931年担任北京大学政治系主任。在留学及归国后写了多部 关于国际关系的著作，《中华民国外交史》初版于1936年.抗战爆发后，进入国民政府从政，最初与胡适 等一同赴美欧等进行抗日的宣传工作，后任外交部美洲司司长，后转任军事委员会参事，后驻美为中国驻 联合国代表团成员之一，以后被任为联合国官员之一.可参见张忠级的回忆录《迷惘集》，台北：文海出版 社，1978年6月.
*关于此书的写作原因、内容的取舍及出版情况、再版1W况，作者在1942年的再版《自序》中有有一说明： “作者于抗战军兴前，在北京大学教读时，原有一比较远大计划，拟以十数年或数十年之时间完成中国近 代外交史全部.在当时（1936年时），蒋廷戲先生正从事于清季外交之研究，故作者为避免工作重复并顾 及读者之需要计，特先致力于辛亥革命以后之外交.”“民国空5年春（1936年），《中华民国外交史》（上卷） 完成，由北大出版部印行，于秋季起始发售.该书内容叙述自1911年至1922年之中国外交。民国26年7 月，抗战军兴，北京大学南迁，其所印行之《中华民国外交史》（上卷）除一小部分售出者外，均在平遗失。 中日战争爆发以后，作者因故赴美.返国后，作者因环境关系竟暂时脱离教读生活,以至无暇顾及本书之 再版问题°近数年来，各大学中教授中国外交史之友人，常有以此书相询者，盖因坊间己无法购得•作者 因此遂思及，或有将本书从速再版之必要；遂即由正中书局收印，实则本书初版销售未久即遭遇七七事变， 以致在平遗失，故此次再版应与初版无大区别.……在他日抗战胜利结束以后，作者自希望能继续完成中 国外交史全部另关于此书的出版及写作情况，在其回忆录《迷惘集》中也有交代。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卷一），第30页，大公报出版部，1932年。
®钱亦石（1889.12.21-1938.1.29）湖北咸宁人.原名钱城，字介磐，笔名啸秋、史庐、谷蒜、白沙、石颠、 巨涛、楚囚等.著名政治学家进步社会科学家°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省党 部执行委员、常委兼宣传部长，主办党务干部学校。大革命失败后，赴日本从事理论研究。1928年转赴苏
南大学和政法学院任教授时编的讲义”②。其于1937年去世后，同人鉴于此书“关 于帝国主义如何侵略我国，分析得很深刻。在目前抗战期间，此种读物，很为需 要，爰决定先出单行本，以飨读者。”此书从中俄《尼布楚条约》一直写至日本
“天羽声明”的发表。第一章《绪论》全面的反应了他的近代外交史观及其该如 何解决血实问题的主张。可以说是当时比较有代表性的一部书。这部书主要体现 了如下的一些观点：
首先，他认为历史是一种科学，研究历史嫗变的规律，以寻找岀一个避难就 荣，革弊兴利的方案。③而外交史“只是某一种政治系统之下，在邦交关系上运 用一种手段来完成这个政治任务的策略。”外交就是要为本国人民谋生存及利益 的发展。“使本国的政纲政策，至少不至因和他国抵辖而减低实现的程度，甚至 要利用他国的政纲政策来使本国人民利益得至更大更快的发展。” ®
其次，外交史就是研究外交政策的变迁史，看这些变迁的趋势是否与国际情 势的变迁相符合，“对于目前外交政策的决定具有何种意义？ ”⑤
他认为：一国的外交政策应该随国际关系或国际政局的变化而变化，不能一 味地固守或固定于过去的传统外交模式。以此为判断外交成功与否的标准，他回 顾了中国历史上的外交政策的变化情况及人们的外交观念，得出这样的结论：
第一个时期是’深闭固拒'，这是满清中叶的外交情形。这时人们的观 念仍停留于，天朝，与，夷狄之邦’的观念束缚之下，故不做任何准备，当 中外冲突发生时，我们措手不及，只好由人摆布了.
第二个时期是“洋人有如天人”，变，鄙夷，为，膜拜,，一方面自己竭 力效法西欧，但办起，外交，来，还是处处吃亏.另一方面，一和外人交涉， 好似老鼠遇见狸猫，唯有唯唯诺诺，奉命唯谨，不敢道半个，不，字。这是 民国以前的情形.®
第三个时期是，以毒攻毒,.这是北洋军阀时代的情形。利用人家的相 互冲突来以毒攻毒，并不失为外交手段之一，但因为自己没有力量，结杲是 引狼拒虎，只有把自己的卧榻，变成虎狼争食的战场.
联，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同时致力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工作.1931年12月回国，先后任上海法 政学院，暨南大学、大夏大学、复旦大学教授.事务工作繁重，抱病工作，终因病情恶化，治疗无效；不 幸于1938年1月29日逝世，时年49岁。［本介绍转自华东师范大学档案馆网页］
®从目录的编辑、安排看：除第一章绪论外，从第二章至第四章，似乎是考虑或研究以资本主义对华的入侵 为中外双边或多边关系得主动方，而中国只是被动地反映、盲目地釆取应对措施：从第五章至第八章看， 似乎是在表明此后中国的外交主动意识的觉醒；在争取主动外交、争取权利，不再屈服或听从帝国主义的 安排或高压政策，开始有了中国自己的外交主张。
®张仲实1938年9月1日在汉口为《中国外交史》写的《序言》第2页.
①钱亦石：《中国外交史》，第1-2页
®钱亦石：《中国外交史》，第2-3页。
◎钱亦石：《中国外交史》，第3-4页。
©钱亦石：《中国外交史》，第4-6页.
第四个时期是“革命外交”。知道外人是和他们鬼混不得的了，干脆向他 们，革命,，外交而革命，将如何，革，法呢？关税要自主，租界要收回、法 权要收回，不平等条约要废除，这自然是对的了.但结果，外交的 命，似 乎仍未能’革’去。这是最近的情形。®
再次，他认为，“弱国更需要外交”。“九一八”事变之后，国民政府将中日 冲突事件的解决，交由国联裁决，当时中国人对国联寄予了极大的希望。但结果 国联制裁日本不力。日本宣布退出国联后再次向中国的热河发动进攻，中国抵抗 失败，被逼签城下之盟《塘沽协定》。这是政府层面对国联失望，外交上向日本 示弱的表现。国内政界、舆论界对中国外交政策的走向意见纷纭，“弱国无外交” 的思想再次抬头。也有人认为，弱国更需要以外交手段弥补国力的不足。他认为, 中国近代以来的外交是失败的外交，“弱国无外交”的想法是错的。因为：
第一，中国在开始和他国发生外交关系时是赫然一个强国，……不能拿
'弱国'来做解释，现在中国所以这样弱，是历来失败的外交的结果；每经 过一次外交中国就加弱一步.所以，就中国而言，，弱国无外交，这句话， 是倒因为果的说法。实情是因为无外交所以才弱国，不是因为弱国所以无外
第二，古今中外的许多史事，证明弱国确有好的外交，而且这些弱国还 确因有了好的外交得以转弱为强.例如大战后的土耳其，革命后的俄国，就 是眼前的例子。他用世界历史事实强调指出，弱国也可以有成功的外交，好 的外交政策及运用，可以使国家逐渐强大起来。所以，'弱国无外交’这句话, 只是当局推委责任的斓言，没有什么意义。
第三，弱国要办外交，比较起强国来当然要艰苦了许多.但中国失败的 惟一原因是“从来没有过外交政策“外交只是当时政府整个政治系统中的 一环.外交没有政策，决然不只是外交方面的单独现象，而是当整个政治系 统没有确定政纲，因而没有坚强有力的政策表现，……外交的失败，……是 因为当时整个政治系统都没有政策.因为外交政策，根本是要由整个政治系 统来决定，断不能由外交这一部门来单独决定®
第四，外交政策与长远的外交战略应结合起来。他认为“所谓外交，决 不是，水来土掩，那样在事变来了以后出来应付一下那样无可奈何的消极办
。钱亦石：《中国外交史》，第6-7页。
②此观点、见解不同于一般学者或国民，非常有自己的独到的见解。这一说法是反传统的、反习惯的，逆 向思维的方法；从另一侧面考虑中国的弱国地位的形成与外交的关系。
°钱亦石：《中国外交史》，第9-11页.
法，而是有计划的度量他国情形，使本国政纲能在邦交关系上得着健全的发 展的一种积极政策”.e外交政策只是国内政治的向外延伸，只是'政府整个 政治系统中的一环政治系统应决定外交政策，外交政策配合国内政治系 统的运作.但当时的中国，政局动荡，军阀割据、党派林立，内部极不统一. 国内的政治系统也不健全，无论是当政者亦或政客提出的外交政策多是'急 就章，式的，外交政策也不可能有长远的考虑或长远的计划。
据此，他得出结论：近代中国外交的失败，是内政混乱的反映，没有长远的 外交策略、一味的被动应付是导致中国国弱的主要原因。近代以来的中国外交史 只有丧权辱国史，卖国殃民史，或者只有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史，压迫中国史。②所 以，我们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的方法就是，“我们不能从自己方面来研究外交政 策的变迁，却很可以从帝国主义方面来研究他们侵略政策压迫政策的变迁，以及 这变迁的根据，这变迁对于中国的影响。虑研究中国外交史的目的就是研究“怎 样才能从国际帝国主义的铁蹄底下解放岀来？ ”①
四、二十世纪早期中国史家史观解析
进入二十世纪，中国民族主义思潮逐渐在各种社会思潮中占了上风。逐渐觉 醒的中国人开始关注中国的外交问题。中国史学家对中国近代外交史的关注与研 究，是这一历史现象的显现。
从前面的叙述看，当时历史学家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的史观基本上分为两 类：
一类基本上是以民族史观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他们以帝国主义国家的对华 政策一华政策为切入点，看帝国主义国家是如何压迫、侵略中国？以期使中 国"能从国际帝国主义的铁蹄底下解放出来”为最终的目标。自1840年鸦片战 争以来，西方列强以武力胁迫中国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列强以条约为保障, 在中国肆意横行，成为中国的太上皇。只有废除不平等条约，才能消除帝国主义 国家对中国的压迫。这类的中国近代史、.或有关近代外交史研究的著作在民族危 机的时期是相当多的。⑤这种研究中国近代外交史的观念或方法，当时的某些学 者或当代学者一般称为是民族主义史学研究。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危机看，这些
①钱亦石：《中国外交史》，第3页.
①钱亦石：《中国外交史》，第8页。
①钱亦石：《中国外交史》，第12页.
@钱亦石：《中国外交史》，第22页.
®据宫明的粗略统计，从民国初至1949年的三十多年间，这类的列强侵华史、外患史、国难史、外祸史、 近代外交史、中外双边关系史、近代革命史之类的著作，约130部之多、文章约300篇。《中国近代史研究 述评选》，第13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
著述在宣传、动员、鼓舞民众起而反抗帝国主义及废除不平等条约、驱除帝国主 义势力出中国是有相当的贡献。若从纯学术或近代外交史学科建设的目标看有一 定的距离。
一类是一些历史学家鉴于外交对于国家前途的重要性,他们希望从中外各方 面对中国近代以来的外交进行以全方位的研究，以利于总结我们失败而趋贫弱的 真相。故他们声称自己的著作“非宣传作品”，是求学问、求历史的真实①，从学 术层面讲将外交史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他们的研究不仅利用了大量的 当时陆续刊印的我国外交史料②，还查访、利用了西方公布的档案材料。他们不 仅研究西方势力东来给中国造成的消极的影响，也注重西方势力东来给中国带来 的积极的影响。认为消极的影响是不平等法的条约体系给中国带来的灾难、积极 的影响是西方势力的东来刺激了中国近代化的开始。基于这样的结论，他们对近 代史上一些外交、洋务人物的评价与传统的评价有很大的不同。蒋廷蔽曾说：“研 究历史的结果修正了固有的观念。清末一百年间处理中国事务的领导人，不论满 汉，并非像过去出版物所渲染的全是坏得不可救药的。当我在杂志上发表我的见 解时，各方反应不一。有人认为我太偏向满清，有人说我无礼，居然冒险去批评 传统上已经被承认的英雄人物。在民族主义革命高潮时期，欲想唤醒国人注意当 时事实和情况，指出错误并非全在外国人一方，这真是不可想象的。但我相信中 国与列强之间早期的谈判大部分都是错误的闹剧。也就是说我们根本不了解情 况。” ®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们将纯学术化中国近代史的研究与中日冲突的 现实问题结合起来。他们追求历史真相的目的是“专欲读者了解当日之背景坏境 及其失策与责任”，贡献国人以真实的历史知识，以使国人知耻怀奋，为现实处 理外交问题以借鉴。所以在民族危机加深的背景下，他们虽欲进行纯学术的研究 以构建一个近代外交史学科体系，但始终摆脱不了对现实的关怀，以至于最终将 对近代史的研究关切投注于现实的外交问题。基于中国文人论政的传统及书生报 国计，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们以深厚的对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学养, 对中国当下以中日关紊为主的外交问题发表了大量的主张，以期对政府有所贡 献。
5见蒋廷献著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的《序言》及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的《第十九篇》、 王芸生的《六十年来的中国与日本》的《序言》、张忠绒《中华民国外交史》的《序言》.他们都特别强调 了中国的近代外交史的研究不能感情用事、不能被民族主义情绪左右，要进行纯学术的研究。
3从1929年起，故宫博物院陆续影印了道光朝、咸丰朝、同治朝的外交文件，合称《三朝筹办夷务始末》。 后又有私人王彦威、王亮父子所编的《清季外交史料》（从光绪至宣统清亡为止）的刊布。中国公布的外交 档案，提高了中国近代外交史研究的学术层次，可以说“是中国外交史的学术革命."蒋廷蔽：《＜清季外交 史料〉序》.
®蒋廷嶽：《蒋廷献回忆录》，第135页，长沙：岳JR书社出版发行，2003年9月。
五、简要的小结
综上，本章对二十世纪早期中国政府、国人外交行动的回顾及对中国史家研 究中国近代史的回顾性研讨，旨在指出，20世纪初年以来中国人充分地意识到 了不平等条约带给中国人的危害，所以在外交观念上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主要内 容，体现在具体的外交行动上就是废约、修约。学者对近代史的研究、对当下中 国外交问题的关注回应了这一时代情境。这说明20世纪早期中国人共同关注的 问题是废约、修约问题，期盼以此方式解除不平等条约中国带来的灾难与束缚， 达到世界列强处于平等地位的最终目的。在这一过程中，部分人也注意到了中国 国弱是导致外交失败的主要原因，在废约的同时，主张中国应借助于西方先进的 文化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强大中国。
本章的回顾性研究旨在对照出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民族危机的情势下，中 国知识界的外交主张与二十世纪早期中国人的外交观念相比发生了明显的转向， 由废约到求助、联合。现实的民族危机使他们不自觉地放弃废约的外交观念与行 动，转而全力解决中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中日问题，将关注的重点从历史转向 现实。这一变化既是日本亡我中华民族的侵略战争使然，也是之前废约外交观念 与行动的延续、现实政情变化的彰显，显示中国人始终能准确地判断岀在外交问; 题上在哪一时期、哪一方面的问题最攸关中国前途、命运。
第二章学政复合体人士的外交思想及其实践
——以胡适、蒋廷厳为考察对象
本章所要研究讨论的是由学界进入外交界的学政复合体人士的外交思想。 1930年代，在中国政治机构的组织上，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就是有一批学者专 家进入政府从政。①这些学者有的以后终生从政再未返回学界，有的在从政后又 回到学界。其中有一批学者进入外交界成为外交家②。他们在“九一八”事变后, 针对中国最紧迫的外交问题——中日关系问题所提出的外交思想,不是简单地讨 论与日本的和、战问题。他们以对本国国情、日本国情的认识为出发点，围绕着 如何运用国际组织的力量、各国的对内对外政策的相互制衡等因素，探讨解决中 日冲突的途径。“七七”事变发生后，他们又不失时机地提岀了争取、联合世界 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集中打击中国最大的敌人日本的思想。他们的外交思想在 一定时期与国人的外交舆情有某些差异、与政府所制定实施的外交政策亦有某些 不同，但他们与国人、政府的外交目标是一致的：如何以最小的代价驱逐日本侵 略者岀中国、捍卫中国的主权独立与尊严。故当政府“征召”学人进入政府为国 家贡献力量时，他们在行动上自觉地配合政府外交策略的实施。学人进入外交界 的人数不少，本文仅研究其中的两位：胡适、蒋廷蔽。③“九一八”事变后，他 们与志同道合者共同创办《独立评论》杂志④。用独立、负责的精神将自己对与
关于学人介入政治活动的情况，近年来有学者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现代学人的学术活动及其介入公众事务 所形成的“权势网络”问题。认为，学者从政现象，表明读书人力图通过重建知识的庄严，重新确立读书 人在现代社会的位置。在此过程中，知识分子衍生的“精英意识”，筑起了一张公开的与潜在的“权势网络”, 从而导致读书人新的角色与身份具有很强的“依附性”。“这些年，学术思想界努力在发掘守望学术理想的 读书人.平心而论，那个年代确难找出几个真正与政治无涉的读书人；多多少少都有一些报刊或团体有某 些联系°”参见章清：《“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势网络”》，载《历史研究》2002年04期。 ®有学者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学者进入中国外交界对中国外交事务的影响力问题.参见章清：《“学人外交”: 从幕后到前台——以胡适为中心的考察》，此文认为，“胡适作为学人介入到外交事务中，由于打破了以往 的平衡，相应的也使许多问题暴露出来.值得关注的是，从职业外交官的要求来说，胡适当然不具备担任 驻美大使的重任，但胡适算是很好地完成了这项使命，无疑表明影响中国外交事务的，还有其他的因素起 着重要的作用.而胡适最后在卷入国民党内部的矛盾后不得不黯然退出外交舞台，则更深刻说明影响中国 外交事务的，是在中国政治文化中演进过程中逐渐抬升的'党文化载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 第358-38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
本文在结构的安排上将胡适置于蒋廷itt之前，是基于如下的考虑：本文研究的断限是在抗日战争时期； 在这段时期内胡适、蒋廷献都担任过国民政府的驻外大使，蒋廷截担任的是驻苏大使(1936-1938),胡适 担任的是驻美大使(1938-1942)；若从时间的先后来考虑安排，则蒋廷献应在先；但若从任职事件长短及 在整个的抗战时期政府对美、苏的重视与依赖程度看，则在结构的安排上将胡适部分内容置于蒋廷戲之前 考虑是比较恰当的。谨此.
“九一八事变”后，北京高校的部分教授，决定办一份杂志，以刊登自己的关于内政、外交、文化等建 设方面的主张。在《独立评论》的引言中明确表示了编者的态度与用心：几个朋友“常常聚会讨论国家和 社会的问题，有时候辩论很激烈，有时候议论居然颇一致。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个人 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刊物叫《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保持一点 独立的精神，不依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 精神以《独立评论》为中心刊发文章的人，学界一般将他们成为“独立评论派”。其实，以"独立的精 神”标榜自己办刊物、发表言论精神的不只是《独立评论》，早在1926年新记《大公报》岀版时，就在《本 社同人之志趣》中标榜《大公报》的办报方针为"四不主义”：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目的是“应绝 抗战有关问题的思考刊登其上，以供政府、国人参考、借鉴，以、负责、爱国之 心阐发自己对现实外交问题的思考是他们的出发点。蒋廷蔽就外交问题在《独立 评论》刊登的自己的思考与主张，很快引起政府的重视，随后进入政界，有一段 时间从事外交工作。胡适在“留美时，亦认识日本为中国大患”。①在《独立评论》 上发表了大量的关于内政、外交问题的评论，几次参加太平洋会议，更使他能从 世界的角度观察中日问题，为他研究中国的外交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训练。抗战前 多次见蒋介石，与其谈自己的关于解决中日问题的构想。选择这两位为研究对象 “并不含'代表'的意味；……这只是'抽样事实上是以资料的有无多寡作 取舍的决定”。②
对拥护国民公共之利益，随时为国民贡献正确实用之知识，以裨益国家。”这与《独立评论》所标榜的“用 负责的言论来发表我们个人思考的结果”的精神是一致的.
①吴相湘；《胡适“但开风气不为师”》，载《胡适传记三种》，第168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3 月。
第一节胡适的外交思想及实践
胡适（1891-1962）,字希强、适之。1891年12月17日生于上海，原籍安徽 绩溪县。1910年以官费留学生赴美就读于康乃尔大学农科，因不感兴趣，后专 学哲学。1914年6月，于康乃尔大学毕业。后如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后获得博 士学位。在留学期间，参加过许多集会，其中有中国讨论会、中国学生政治研究 会、国际政治学会、国际政策讨论会、世界大同会、中国科学社等，与美国朝野 人士交游甚广，因此学者称他是“外交大使的最理想的人物”。①1917年回国进 入北大教书。1927年到1930年在上海，在东吴大学、光华大学任教。1928年3 月与友人合办《新月月刊L 1928年4月至1930年5月任中国公学校长。1930 年11月回北京，任北大文学院院长。“九一八”事变后与志同道合者创办《独立 评论》，他的关于内政与外交问题的思想主张多刊发其上。1938-1942年任驻美大 使。离任后留美教书。再没有进入政界。②
一、胡适外交思想的提出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判定这次冲突事件的性质是一次地方性事 件，传言国民政府下令“不抵抗”③。针对这一事件，全国舆论主张一致抵抗。 国民政府在9月21日正式请求国联干涉“九一八”事件。9月22日，蒋介石就 外交政策在南京市党员大会的演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 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0第二天，南京政府又正式发 表《告全国国民书》，表明要将“九一八”事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同时“严 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 态度。”⑤国民政府釆取了坚持对日不抵抗、不与日本直接交涉、期待国联仲裁中 日冲突的外交策略。一方面希望通过国联的裁决宣布日本为侵略者，争取国际上 道义的支持；另一方面则希望在国联作出这样的裁决后，援引国联盟约、九国公 约对日本事实制裁，以彻底解决中日问题。但是随着国联派李顿调査团到中国及 国联通过决议、日本退出国联，中日之间的冲突不仅没有解决而是日益扩大，最
“《胡适传记三种》，第11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3月。
%胡适的生平，具体可参见《胡适传记三种》，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3月。（三种传记的作者胡 不归、毛子水、吴相湘，均是胡适的学生；胡适生前对他们三人各有评价）
®据薛念文在《V蒋介石日记〉的史料价值》（《民阖档案》20（^年3期）中提及，关于1931年九一八事变 不抵抗政策的责任问题，蒋介石的日记也提供了一些一手资料，在事变的当天，蒋介石并不知道消息，所 以也就无从下达不抵抗的命令。另在此文中还提到随着张学良口述历史的公开，明确了当时的“不抵抗令” 下达者是张学良本人.冯筱才的《“不抵抗主义”再探》（《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2期）、徐畅的《张学良 与九一八事变》再探讨（《史学月刊》2003年8期）认为：张学良对于不抵抗应该负主要责任。.
3《中央对日已有决心》，《民国日报》，1931年9月23 H.
①《国府吿全国国民书》，《民国日报》，1931年9月24 B.
终爆发了 “七七”事变。
胡适留美归国时曾打定主意20年不谈政治，专门办教育、做学问，因为他 始终认为教育为“救国的根本大计”。但是，复杂多变的国内政局及中日之间的 战争，影响着他目标的实现，时时将他的注意力引导到国家的政治生活层面。以 救国为己任、以政府“浄臣”自居的胡适对“九一八”事变表示了高度的关注。 正如他在1942年给友人的信中所说：“过去25年以来，我既没有官衔也没有职 称，但我始终是国家的浄臣。”①胡适的这种“浄臣”角色在“九一八”事变后, 扮演的更为出色。“七七”事变后应政府的“征召”，以民间大使的身份出访欧美。 后又担任驻美大使的工作。
近年有不少学者关注胡适任驻美大使期间的活动。但学者们在研究胡适使 美问题时似乎存在着一个偏见：“胡适作为一个文化人，对政治外交工作都不太 熟识，但在中国抗日战争初期，国民政府指派他出使美国，这不仅对胡适是一次 严峻的考验，国民政府也有自己的考量。”②其实，我们阅读胡适的日记及胡适在 “九一八”事变之后至其出使美国期间的工作中心可见：在这段时间内，主要是 办《独立评论》杂志及出席太平洋会议③，都是在关注中国的外交事务及国际情 势的演变，这对他以后从事外交工作是极大的帮助，不能说他对“政治外交工作 都不熟悉”。他后来回忆说：“我1937-1938年出任外交事，确有了点准备一一五 年编辑《独立评论》，三次参加I.P.R.（按：太平洋学会）会议，都是好训练。”④ 对此余英时评论说：“工作中心的转移无意之间为他的生命的下一个阶段打下了
®周质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一胡适给韦莲司的信》，第252页，合肥：安徽教育岀版社，2001年. ®梁碧莹：《书生大使•序》，第1页。莫高义著：《书生大使一胡适出使美国研究》【Z】，广州：广东人民 出版社，2006年5月。
®据学者研究，太平洋国际学会是成立于1925年的非政府国际组织，关注的问题主要是亚太地区政治、经 济、社会、外交、文化、民族等.主要活跃于20世纪20年代中期至50年代后期。会员主要来自学术界、 教育界；还有部分商界、新闻出版界、社团、法律界等。学会每两年举行一次会议。从第二届会议起，将 学会的关注点放在太平洋地区国际关系、尤其是中国外交问题，特别是中日之间的关系问题.第三界会议 时，对中国外交关系的讨论己经占了会议日程的一半。后来，太平洋国际学会被作为国民外交机构引介到 中国。应中国分会之邀，第四届会议于1931年10月在中国举行.1931年夏天，胡适的朋友徐新六代行中 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职务.1932年，胡适被选为新的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徐新六为副委员 长。抗战爆发后，从1939年起，官方势力深刻地介入了中国分会的活动.政府为加强国际宣传与联络，拨 款支付中国代表出席会议费用，并指导其言行、同时派官方代表出席会议.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太平洋国 际学会也邀请各国政府代表参加学会会议，使会议带上了一定的官方外交的色彩.参见张静：《国民外交与 学术研究：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基本活动及其工作重心的转移（1925-1933）＞,载《一九三0年代的中国》
（下卷），第771-786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9月.另据《大公报》驻美记者报告的第八 次太平洋学会（1942年12月4日——14 0,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情况，证实了各国官方对此会的 介入：这次“各国都有政府方面的人员参加，他们是以个人资格出席「并非代表政府.这一次会场里发现 不少位和各国外交部有关的人员，如同徐（淑希）博士，他是我国外交部的顾问兼亚西司司长，其他如洪 贝君是美国外交部的顾问，哈米尔顿君是美国外交部的远东司司长，其他各国亦有以私人资格出席的官员。” 此次会议讨论的与我国有关的是“各国对于我国在联合国作战上的地位问题都表重视.……英美必须彻底 与我国合作。各国代表对此颇为感动，提议立刻召集联合国会议，讨论作战方略和战后问题.又提议请英 美代表向各该国建议，予我国在现有的国际机关上有充分发言的权利。”同时，参与此会的各国代表也一致 的赞同取消不平等条约，而此时各报已经刊登了英美与中国订立废除领事裁判权和有关特权条约的消息。 严仁颖：《旅美鳞爪》，第36-37页，文海出版社，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五十辑。 基础。”①留学美国期间参加的一系列集会也是后来任驻美大使的一种前期训练。 另，我们从这段时间他与朋友的通信中可见，他们之间所交流的多是关于中国的 内政外交问题。自“九一八”事变发生至1938年9月任驻美大使之前，胡适针 对中日之间的冲突问题提出大量的主张与建议，并对政府处理中日问题的方针政 策提出批评与建议，反映了在民族危机的情势之下，为解除民族危机，求民族独 立与复兴的炽热之情，体现了他对“不期到了中年的时候做上一个亡国奴”②不 甘的忧国之思与爱国情怀。但关于外交及与此相关的内政问题的主张却成了胡适 研究中的盲点问题而无人问津。③
胡适非职业外交家，其外交主张的产生与国家的命运密切相关。他在这一时 期的外交主张与建议，均是针对中日关系具体的演变的情况所提出，所以胡适的 外交主张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中日之间关系的演变情况及国际关系情势的 变动而变化。他提出的思想主张的宗旨是为了维护中国领土主权的完整与民族独 立、中国反侵略战争的最后胜利与民族的复兴。
二、胡适的外交思想
(-)从主张中日之间直接交涉到“和比战难”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无论是国民政府还是主持东北地方政局的张学良， 对此事件所发表的公开讲话及告国民书中所提到的解决事件的方法多是中国“不 抵抗、不交涉”而依靠国际联盟解决。对此有两大主张：国联“必须议决使日本 限期撤兵”；“不撤兵，不谈判”。对于这种方案，报界认为是政府无主张的表现, 认为''中国在此和战两难之环境中，必须决定自主的政策，以诱导国际形势，以 窥察日本之决心”，主张政府宣布具体的外交方针。④其实依靠国联解决中日冲突 的方式，在统治阶级内部同样被认为是“以目前内政外交之最大困难在于无方针, 故无办法”的办法⑤。这也证实了报界所说的政府在处理中日冲突的问题上的无 政策、无办法是正确的。
对于政府在对日问题上的举棋不定，1932年5月31日《大公报》的社评《对 日新方针之确立与行》提出的解决中日问题的方针是：''外交应自主自动，乃 独立国家当然之态度。今日东北情势，纵益于我不利，要当确定方针，照告中外。”
®【美］余英时著：《重寻胡适历程》，第35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梁锡华选注：《罗文干致胡适》《胡适秘藏书信选》，第57页，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
®关于胡适的研究，学术界关注的主要是其对中国现代学术、文化的影响，尤其是他的民主、自由、人权的 言论更是学界研讨的热门话题.此类成果甚多，恕不在此罗列。
®《中国亟宜宣布对日整个方针》，《大公报》《社评》，1931年12月6日。
®梁锡华选注：《唐有壬致胡适、陶孟和》;《胡适秘藏书信选》，第47页，台北：远景岀版事业公司，1982 即使无法一时解决，“亦须明示态度，亦作努力目标”；同时，提出了解决问题的 具体的建议。后《大公报》在6月12日的社评《对日外交之新阵容新战略》中 再次申明“外交自立，贵定方针”的主张，同时提出了更为具体的在国际上通过 国联交涉的办法。
胡适非常赞同《大公报》社论的主张与建议，认为政府应该就此问题确定明 确的方针政策，但是他却一反舆论及国民与政府的不与日本直接交涉的主张，指 出：依靠国联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日之间的问题，政府应该与日本直接交涉一 谈判解决中日冲突才是根本。他对中国政府不愿意与日本交涉而愿通过国联解决 的策略提出批评，认为是“中国的政客，不明世界的形势，又没有肯负外交责任 的决心，所以始终只利用国联来做延宕的工具，从不会运用国联的组织和国际的 同情来做外交上的奋斗。名为信赖国联，实则躲避责任，贻误国家。”所以胡适 提出了在某种条件之下中国政府应该表示可以和日本开始交涉，“交涉的目标要 在取消满洲伪国，恢复中国领土及行政主权的完整”①。并认为这样做对中国是 最有利的。1932年9月给罗文干的信中说：
“我至今还以为中日问题应该直接交涉”，这是“挽救目前僵局的计 划”。” “我们的方式应该是：如果直接交涉可以有希望达到（1）取消满洲国，
（2）恢复在东北之行政主权之目的，则我们应该毅然决然开始直接交 涉 我6月间所谓政府应宣言愿意直接交涉，即此意也。” ®
1933年2月，当国联正式通过关于中日问题的调査结果和调节建议书，而 日本拒不接受并宣布推出国联后，日本迅即分兵向中国的热河、长城一线进攻， 以向国联示威。热河很快失陷。南京政府在寻求英美调停遭拒绝后，转而与日本 直接交涉。此时日本军部与政客都希望中日开始直接交涉解决问题。
但此时胡适对处理中日问题的态度发生了某些变化。他说：最近几个月中， “事实的昭示使我们明白这种交涉的原则已经完全没有希望了。”最主要的原因 是2月14日日本国联代表答国联秘书长的信中明白表示：“日本政府深信，满洲 国'独立的维持与承认是远东和平的唯一的保障。”胡适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决没有和日本交涉的可能。”中国人都应明白，“交涉的目标是要取消满洲 伪国，恢复中国在东三省与热河的领土及行政主权的完整；除了这种条件之外，
®胡适：《论对日外交方针》，《独立评论》（5号）,1932年6月19 S.
®梁锡华选注：《胡适致罗文干》，《胡适秘藏书信选》，第54-55页，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罗 文干当时任司法行政部部长兼外交部长）。［从罗文干回复胡适的信看，胡适是多次向政府的有关人员提出 与日本直接交涉的问题.罗文干也认为此办法是对的，但认为时机已过。见《罗文干致胡适》，《胡适秘藏 书信选》第56页］.
中国决不能和日本开始交涉。”①
有学者主张《独立评论》的朋友或成员联合起来，发表一个宣言，“主张坚 决的战争”以解决中日问题②。但是胡适指出：在“日本拒绝国联调解并且退出 国联之后，我不主张与日本交涉了”，“我自己的理智与训练都不许我主张作战”。 “对日交涉无论取何种方式，必须不违背国联在今年2月24日的大会上通过的 报告书与建议案的原则。”③。
对于日本不遵守国际法规，一意孤行的行为，中国舆论界在宣传“利用百姓 的弱点”与日本决一死战、死拼到底的思想④，胡适认为这是“不负责任的高调, 都是废话”，不是救国，而是亡国⑤。
《塘沽协定》签订后，华北暂时停战。日本政府又提出解决中日的“任何悬 案”的新的对华方针，建议中国政府对日本政府应取合作的态度。对此，胡适警 告中国外交当局：任何悬案，当然包括“满洲国”为第一个必须解决的中日悬案, 只要“在这个先决条件之下，我们不反对直接谈判。”否则中日之间的任何问题 的解决都无从谈起。⑥
1935年，日本进逼华北，华北危机。胡适又主张与日本直接交涉。在这一时 期他几次给王世杰写信谈自己的看法，大意是“与日本公开交涉，解决一切悬案。 原则为求得十年的和平，方法为有代价的让步。”这一思想在给罗努生（按：行 政问题专家）的信中再次提及并反复说，请他（罗努生）务必将自己的意见转达 给蒋先生——应该与日本公开的交涉，解决一切悬案，“目的在于谋得一个喘气 的时间”，同时还要“另定苦战四年的计划”⑦1936年华北危机日甚，8月致翁文 颤的信中说：“今日事势已迫如火烧到头上，中央对此，仍无整个计划，真令人 焦急死!”他提出了自己的解决华北问题办法：“华北今日只有一线希望，就是由 政府用全力向东京做工夫，……（寻求和平解决）原则上必须抓住'日本人在长 城以南、热河以西全部撤退'的根本立场”，这是大原则，不能改变；同时胡适 还"深责”蒋介石的用人不当，认为“封疆政治”不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 池”的政治！至今“还不知道为事求才”，故此他推荐了适合担任外交谈判的具 体的人选。⑧可见，中日之间的关系发展至1935-1936年时，胡适主张与日本直 接谈判的条件与目的有了一定的变化，这就是“有代价的让步”、“求得十年的和 平”、“定苦战四年的计划”，这是以退为进的外交思想。但胡适的想法受到了蒋
金胡适：《我们可以再等候五十年》，《独立评论》⑷号）.1933年4月2日。
®徐炳昶：《西安通信》，《独立评论》（46号），1933年4月16日。
④胡适：《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独立评论》（46号），1933年4月16日。
1董时进：《就利用'无组织'和'非现代'来与日本一拼》，《大公报》，1933年4月3日4日。
①胡适：《我的意见也不过如此》，《独立评论》（46号）.1933年4月11 0.
®胡适：《解决中、日的“任何悬案？ ％《独立评论》（102号）,1934年5月27日。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1-1937）） （6）,第531-532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梁锡华选注：《胡适致翁文那（》，《胡适秘藏书信选》，第125页，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
介石的批评，认为其执迷不悟。①
“七七”事变后的7月25 0,在给陈布雷信中，他请陈布雷电告政府：在此 燃眉之急的时刻，“要研究关于华北的一切外交文件，就使不能发表，亦印成密 件，使政府当局知道他们(文件)的实在文字与意义”②7月30日，在与南京青 年智囊团部分成员的谈话中，他仍主张：“1、外交路线不能断绝，应由宗武(按： 高宗武时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积极负责打通此路线；2、时机甚逼近，须有肯 负责任的政治家担负此大任。”③第二天，在与蒋介石的午餐谈话中又亲自向他提 “外交路线不能断”的建议。®
胡适的抵抗与外交双管齐下的解决中日冲突问题的主张与建议，似乎对蒋介 石产生了影响。据载，蒋介石很快找高宗武进行了详细的谈话，而胡适的“苦战” 坚决抵抗的主张可能也坚定了蒋介石抵抗日本的决心。但当胡适得知中国全力作 战“可支持六个月”⑨的情况后，对日作战的决心似乎有些动摇。这在他准备与 蒋介石谈话的大纲中可窥见一斑。认为在与日本展开全面大战之前，政府应“作 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和平外交的目的是：
1、趁此实力(支持6个月)可以一战的时候，用外交收复新失之土地， 保存未失之土地.2、“彻底调整中日关系，谋五十年之和平。步骤分两步： A、停战，恢复“七七”事变前之疆土状况。B、调整中日关系的正式交涉…… 在两三个月之后举行”.®
但当胡适得知蒋介石已经下定决心抗战后，便不再提和平努力的问题，而是 以全力投入到抗战的活动中去，并鼓励蒋介石抗战到底，国际形势的转化必将对 中国的抗战有力，预言中国定会取得抗战的胜利。胡颂平回忆说：先生知道中央 下了决心后，便以全力支持抗战了。⑦在1937年9月8日的日记中，胡适提到“和”、
®对于胡适所提出的对日和谈，以“有代价的让步”为条件的问题，杨天石有专门的研究.杨天石以台湾 "蒋介石档案”中的有关胡适、陶希圣的至蒋介石书及二人的关于《中日外交意见书》及在1935年6月致 王世杰函、《民国档案》1996年1期所刊登的《抗战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国防联席会议记录》等材料研究 后认为，胡适曾提议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对于胡适建议解决中日问题的方法，作者认为"作为学 者的陶希圣、胡适糊涂，而蒋介石却比较清醒”.因为蒋介石确信“日本是没有信义的，他就是要中国的国 际地位扫地，可以达到他为所欲为的野心.所以我想如果以为局部的解决，就可以永久平安无事，是绝不 可能，绝对做不到的”.“但胡适执迷不误”，在致函罗隆基时告知致王世杰信中的内容。但在胡适得知蒋介
石决心抗战后，便放弃了自己的主张.见杨天石：《胡适曾提议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近世名人 未刊函电过眼录》，载《近代史研究》2004年6期.
支持到三四年之久，才能引起国际的变化，我们的民族才有翻身的机会
“战”的关系，他对战又充满了信心：一个多月的抗战“证明了我们当日未免过 虑。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 谋国不能不小心，但冒险也有其用处。”①
从以上所述可见，在“七七”事变之前的几年中，胡适多数时间是主张中 日之间直接交涉和平谈判解决中日问题，但原则是不能有损于中国的领土与行政 的主权。其间有短暂的时间主张拒绝与日本直接交涉，原因是日本声称不放弃满 洲国。他认为，日本只有主动放弃所有与中国相关的对中国来说是不平等的中日 关系的条文，中日关系才可以根本解决，否则，只能是相互屠杀。他将这种一揽 子、彻底解决中日间问题、障碍的提议，命名为“釜底抽薪”。以“谋国不能不 小心”为出发点，华北事变发生后，他的主张有些许的变化，即“有代价的让步”, 以争取时间谋最后算总账；“七七”事变后，在得知中国的国力不足以抗击日本 的侵略时，曾有准备“作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的设想，惜未曾提出便得知蒋介 石已决心抗战到底，此后他就全力支持蒋介石抗战。由于日本的步步进逼，使其 最终走上了 “和比战难”百倍的道路。这一思想在其1937年7月致蒋廷嵌的信 中体现的最充分：
我们“对外力量太弱，故不能阻敌人深入，六年的避战只见敌氛日深， 受逼日甚，结果是无力抵抗，故终不能避战。” “九一八”事变以后的两年中， 我的与敌和谈，最后算总账的观点所以行不通，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太弱，没 有算总账的能力，’，终陷入不能避免的大战争”。
1938年1月，胡适在此信的附记中写到：
“此信很可以看出我的思想的开始转变。我在八月中，还做过一次和平 的大努力.但我后来渐渐抛弃和平的梦想了。……我的态度全变了.我从此 走上了，和比战难百倍'的见解®
由此可见，胡适主张谈判解决中日问题的前提条件是日本放弃所有的与中 国相关的不平等条约，而日本又不肯放弃，才有了他的“和比战难”百倍的思想; 日本对中国领土的无限贪欲坚定了他苦战到底的决心。-
（二）批评“弱国无外交”的思想言论，强调利用国际组织开展积极
的外交活动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1-1937）》（6）,第710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梁锡华选注：《胡适致蒋廷蔽》，《胡适秘减书借选》，第148-149页，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对外交涉中无一不以被逼签城下之盟而败北。 这给中国人一种感觉，中国的国力薄弱是导致外交失败的主要原因，故“弱国无 外交”的思想言论盛行。以至于在人们的观念中产生了这样一种思维模式：在对 外交涉中中国的失败是必然的。这样在办理对外交事务的时候，只是一味应付， 只要对方提出条件，基本是照准，很少积极努力去争取或改变其中不合理或苛刻 的要求。
1933年，当国联表示不能制裁日本的消息传出后，中国政府开始谋求与日 本的妥协，故有《塘沽协定》的签订。此后，华北暂时停战。一时间，国内外舆 论纷纷猜测，认为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由亲英美转而重扣 日本之门，一系列高层的人事变动，似乎证实这些传言的可信性。此时“弱国无 外交”思想再次抬头，并在部分当政者中流行。汪精卫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 认为以目前的情况：“外交不能为外交而办外交，要为军事财政全盘情形而办外 交。”①此后中国政府对国联取蔑视或不重视的态度，用汪精卫的话说就是：外交 的态度由“'鸣铤求救'而转为'默守待援'。求救者的呼声已入了赴救者的耳朵, 鸣钮者并非徒劳。……赴援者明瞭了待援者的心事，必不因其默守而以为不必赶 援。”②
对于这种外交思想及行为，胡适指出“弱国无外交”的说辞是大错特错， 这很容易给办外交失败者以借口。他批评说：《塘沽协定》签定后政府“好象没 有何种积极的外交政策或方针，只有一种消极的招架应付。”这对一个国家来说 是很危险的，因为当前的外交“关系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③，应该利用外交来 强大自己的国家;利用国际合法的组织——国联这一平台，争取维护中国的权利。 所以我们应该培养一点对国联的信心，“我们的将来，无疑的，必须依靠一个可 以使丹麦、瑞士和英吉利、法兰西同时生存的世界组织。我们必须有这种信心， 然后可以决定我们的外交政策。”他批评了汪精卫的关于在目前的情况下“外交 要为军事财政全盘情形而办外交”及我们的“外交态度的改变只是由，铭钮求救, 而转为'默守待援'的态度”④，认为“中国目前的外交方针应当是：不可放弃 国联与国际”，虽然目前国联与国际社会无力制裁日本，但是只有国联组织，才 使“中国问题变成了世界的大问题，使我们的敌人成为整个文明世界的道德贬议 下的罪人。”这就是说，只有积极的融入国际社会、世界，才能使世界了解我们、 倾听我们的声音，支持我们的事业，以打击共同的敌人。基于这样的认识，他指
3梁锡华选注：《汪精卫致胡适》，《胡适秘藏书信选》，第70页，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 '梁锡华选注：《汪精卫致胡适》，《胡适秘藏书信选》，第75页，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 ®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四），第1173页，台北：联经，1984年.
®梁锡华选注：《胡适致汪精卫》，《胡适秘藏书信选》，第78页，.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
出:
“外交不仅是应付，是要把眼光放得远一点，认清国际的趋势，决定一 个国家民族的朋友和敌人，并且努力增加朋友，减除敌人……”。还强调，解 决华北问题，“不是外交的全部”，只是外交的一部分，因为日本之外，世界 尚有其他国家存在；同样华北只是局部问题，“还有个中国整个间题，……还 有个中国的前途问题”。
据此，他提出了处理外交问题，应考虑到国际各种政治势力及地区组织、 国家与国家之间关系对中国的影响。胡适强调：“我们的外交政策的原则应该是： 我们必不可抛弃国联国际的”大方向，从目前的国际形势看，
“只能是：多交朋友，谨防疯狗”.胡适研究分析了世界形势，认为“我 们不能断言太平洋上的战祸可以完全避免”，“今后的国际外交必将有重大的新 发展”。国际关系的新变化及国际各势力的联合（苏俄、新大陆、国联的理想 主义）、携手，必将会迎来新的世界和平，而新的和平秩序的建立，要用“战 争来消灭战争”的方式来实现。希望中国政府早日决定自己的长远的外交方针， 而不仅是暂时的处理局部问题的招架应付。这关系“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 因为国弱，所以更需要外交”.®
只有联合起来，才能彻底击败日本的侵略。胡适的国际势力联合以结束战 争的预言已经被历史证实了。胡适的这番言论目的是“要政府诸公明瞭世界的新 局势并不是抛弃了我们，……只是由无力的喊声渐渐转到有力的备援。我们切不 可因其不喊了，而就认为是无心援助我们了。”所以“外交要顾到世界的局势， 而不可限於一隅的局势；外交要顾到国家百年的大计，而不可限於一时的利害。” ©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对在1934年9月17日国联大会改选非常任理事国 而中国失败一事提岀批评与建议：
（1）批评外交人员任用、管理不当，是造成此次失败的重要原因。在 关键时刻，政府“容许驻欧各大国的大使公使逍遥国内，奔走于青岛上海南 京庐山之间”，而不在欧洲“外交壇堆之上”折冲。这完全是国内政客的习气 太重，根本不具备外交官的资质与素养，他们以国内官场的政治经验，处理
胡适：《世界新形势里的中国外交方针》，《独立评论》（78号）,1933年11月26日。
龙梁锡华选注：《胡适致汪精卫》，《胡适秘藏书信选》，第79、77页，台北：远景岀版事业公司，1982年。 看待国际交往，他们在竞选失败后的表现是“最失体统的外交态度，既无补 于过去的失败，又为国家结怨树敌，更足以证明政府此次选派代表团的大错 了。”（2）国民政府不重视外交事务.政府知道今年国联大会“有苏俄入盟 和我国自身竞选理事”的重大事件，“而不命令颜大使与顾公使早日回任，只 派了几位在国外说话不够斤两的公使去敷衍国联大会”，胡适认为，政府不重 视本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形象与地位，致使中国在竞选连任中失败，这“是政 府很大的失败”。®
（三）日本的对华政策是对中国内政外交的粗暴干涉、中日之战不可避免
1933年5月《塘沽协定》签订后，中国政府积极谋求将与国联的技术合作 加以扩大，以利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国联也作岀了相应的决议②，对此日本横 加指责。
1934年4月17 H,日本外务省发表一个非正式的声明，即“天羽声明”。 '此声明公开地警告国联、美国与威吓中国：“如果因为国际合作协助中国而远东 的和平与秩序被扰乱了”，日本不惜采取积极的行动，“如果别国用武力，那么日 本也要用武力。”对于日本公开干涉中国的外交事务，国民政府外交部在4月19 日发表声明，予以驳斥，但态度暧昧。英美反应消极。此后，国民政府内部亲日 派活跃，政府内部亦进行了人事调整。这表明国民政府的对日妥协活动已经相当 显著。
胡适指岀：日本外务省的声明是“日本的东亚门罗主义的最新纲领……，在 这个最新纲领之下，日本是唯一的东亚主人”，它声明各国若联合起来帮助中国 （在财政、技术、借款、军售等）日本一概反对。日本以东亚的主人自居，只有 它可以判断各国的何种行动是“违反东亚和平的”。胡适指出，这是日本将中日 问题再度世界化，是日本军阀与政客肆无忌惮的“向世界挑战”，是公开的与世 界为敌③。是促使日本走上了自杀的道路——而且是“整个日本民族毅然走上'切 腹'的路”。④我们可以将4月17号日本的非正式谈话看作是日本“独霸东亚的 宣言”。这是日本企图干涉中国的对外政策的铁证。日本所以敢于如此放肆地发 表这样的言论，是因为他们研究了国际局势：西方世界正忙于内部事务，因经济 危机过后，欧洲各国在谈判解决军缩问题；而美国正在全力恢复、发展经济，•故 此时各种势力无暇东顾，太平洋战争不会很快爆发。日本军阀算准了目前是最好
®胡适：《国联大会的两件事》，《独立评论》（120号）,1934年9月13日.
®关于国联与中国的技术合作问题，可参见张力的《顾维钧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和国联的技术合作》一 文，载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胡适：《“协和外交”原来还是“焦土外交”》，《独立评论》（98号）,1934年4月29 0.
®胡适：《述一个英国学者的预言》，《大公报》《星期论文h 1934年4月29日。
的机会，……也看准世界各国此时还无可奈何她。所以，“中国今日的局势是一 个空前严重的局势。其严重性必定比二十一条还更严重，也许比九一八以来的任 何事件还更可怕。”国际情势绝无丝毫变和缓的趋势。①
1935年8月，日本还提出了调整中日关系的“广田三原则”。对此，中国政 府声明不予承认，但日本仍反复宣讲②，胡适给予严厉的驳斥。认为“广田三原 则”是公开的干涉中国的内政外交，“广田三原则”“决不配做调整中日关系的先 决条件”，是“增进中日仇恨的条件”，是威胁中国，要中国在内政外交上完全屈 从于日本。日本若真想调整中日关系，就应该本着消除中日间仇恨为原则并站在 中国国民的立场来考虑调整的条件。胡适据此提出了解决中日关系的七项先决条 件：
1、废止《塘沽停战协定》，取消非战区域。2,宣告所谓的“何应钦梅津 协定”的无效.3、日本政府自动放弃《辛丑和约》及附带文件中所规定的日 本在华享有的权利。4、宣告去年六月的“察东协定”无效，撤退察哈尔境内 的“满洲国”军队。5、禁止华北各省以及福建境内一切运动伪自治的活动.
6,日本政府自动取消中国境内的领事裁判权、以为欧、美各国的首倡.7、 统一外交，由日本政府宣告一切凡非两国正式外交全权代表所签订的文件完 全无效®。
针对日本外交政策的不稳定、不一致，随时都在改变的现象，胡适指出，H 本若真想一揽子解决中日之间的问题，应先统一外交政策。否则，日本提出的任 何调整中日问题的方案只能“是一张废纸”。“中日问题的根本解决，只有两条路: 一条是政治的外交的，一条是军事的战争的。”后一条路“也许是终久不能避免 的”④。胡适依据日本的对华政策指出，中日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四）警惕日本的亲善外交、中日两国关系不会好转
1935年1月22 B,日本广田外相发表外交政策演说，表示要取对华友好政 策，并希望中国协助。⑤国民政府随即回应，蒋介石发表谈话，表达了对“中日
®胡适：《今日的危机》，《独立评论》（99号）.1934年5月6日。
® “广田三原则"：A、中国须绝对放弃以夷制夷.B、中国对于"满洲国”事实的存在必须加以尊重。C、 中国北边一带地方之防止赤化，中日须共商有效办法.对此，中国外交部在1936年1月22日公布并正式 声明不予承认。但4月5日同盟社东京电，又有"中日外交之调整仍按三原则办理"的话。
»胡适：《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独立评论》（197号），1936年4月19日。【胡适的这篇文章引起极 大的反应，故在《独立评论》（200号）,1936年5月10日，发文解释】。
®胡适：《关于"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独立评论》（200号）,1936年5月4日・
$《大公报》，1935年1月23 B. .
提携"的愿望；汪精卫亦讲话表示“广田演说与我主张相近”，“愿以诚意解决中 日间纠纷”，“以为两国间谋永久和平。”①国民政府亦颁布了《睦邻敦交明令》， 取缔国内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②
对于日本外务省的对华政策，胡适提醒中国的决策者、国人还应该充分注意 到日本政治的特殊性：外务省与军部的关系。
“广田外交对中国表示的’提携'，不过是不顾陆军的反对，决心做到了 中、日两国使节升格为大使”，但驻“华北的日本军部早已……把广田的外交 的所谓'提携’的脆弱根据全揭穿了”，“外务省完全退居’传达意亍 的地 位了。”胡适清醒地意识到决定日本对（外）华政策的不是外务省，而是军部。 外务省所宣传的对华“提携”、“亲善”的政策，只能迷惑世人，军部的行动 才是现实的外交政策。6
提醒当政者不要被迷惑，要清醒地判定当时中日之间紧张状态的存在。
胡适认为：由于两国的友谊的根本阻碍（满洲国）存在，中日两国关系不会 '真渐好转疯狂扩军、对外武力扩张，对日本民族来说是“整个民族自杀” 之路，对中国来说则是“在带甲的拳头下高谈'亲善'，是在伤害之上加上侮辱” d 只有通过和平的方式以“外交交涉解决满洲问题”才是中日和好之根本条件④， 否则，中日亲善之谈，对中国人而言，只是“虚伪”驚
“七七”事变爆发前夕，日本政府大肆宣传中日经济提携以改善中日关系的 思想。日本的经济考察团也在上海与中国工商界领袖讨论中日经济提携的问题， 据报载，经济界的人士认为“必须先解除两国间的政治障碍，然后可以谈经济提 携。”胡适高度评价了这一观点，认为是“最平实、最忠恳”。这一观点是胡适一 年前在《调整中日关系的先决条件》一文中所提出并被广大公众所接受的一个体 现,也显示了当时的各阶层中国人对解决中日问题的程序或步骤问题渐趣一致的 态度。
（五）太平洋地区局势的演变对中国的影响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不久，胡适就密切关注中日冲突对太平洋地区局势的
®《大公报》，1935年2月21 B.'
®《大公报》，1935年6月11 S.
®胡适：《无不纳闷，都有些伤心》，《独立諒论》（154号）,1935年6月9日。
®胡适：《中日提携，答客问》，《独立评论》（143号）,1935年3月25日。
®胡适：《警告日本国民》，《独立评论》（178）, 1935年1L月24日。 影响、积极向当政者建议关注此问题①。
1934年，各国在伦敦召开海军预备会议不欢而散。胡适分析会议召开的原 因、目的后，判定国际形势的演变“令人不寒而栗”，得出结论：《华盛顿海军条 约》形同虚设，只是具文；各国都在疯狂地扩充海军，各国已经“不再企图隐讳 或遮饰”，我们的邻居日本则是急先锋，正“大踏步的走上自杀的死路”，“单独 废止海约，正是日本绝对孤立的实现，也正是'民族切腹'的逼近了”，“好像是 疯狂了”，日本造成的危机已超过1914年的危机。提醒政府注意日本疯狂的扩充 海军，对中国是极大的威胁。当前的政府在“过危幕上安巢的燕子的生活！”根 本不知道自强，以抵抗外敌。不自助、自强的结果是，“幸运满天飞，决不会飞 到不能自助的人们的头上，也决不是仅仅能幸灾乐祸的人们平安享受的！” 9
形势发展至1936年底至1937年初，日本独霸东亚的野心更加明显，但在美 国却流行着这样的观点：说日本独霸西太平洋的观点是错误的。胡适指出说：
日本的霸权对太平洋地区的安全造成了很大的威胁。本来华盛顿会议召 开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些新约束来限制日本在远东的霸权，但是由于巴黎和会 及华盛顿会议的《九国公约》及“五五三”的海军比列协定，给日本独霸西 太平洋地区行动加上一层国际条约的保障，使所有国家放松了对日本独霸东 亚野心的警惕性。日本独霸东亚不是在现在，而是在“九一八”以前的十七 年中（1914-1931年）。所以，“在华府会议之后的十年（1921-1931 ）,是日 -本在远东的霸权最强盛最稳固的时期°”而“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日本的暴 力，引起了太平洋地区局势的新变动：一是苏俄回到太平洋。二是环太平洋 上的一切非亚洲民族国家的新兴的军备。三是近年内统一起来的中国，日本 在华北、东北的暴力行为是促进中国统一的动力。但是，也是由于内忧外患 问题的存在导致国民政府在处理中日冲突事件的过程中一让再让，这引诱或 诱发了日本侵略野心的膨胀。胡适引英国《麦哲司德卫报》的文章里的观点 认为：“中国的软弱无抵抗力，是招致外侮的最大的原因”.太平洋上的新势 力，若不能很好地组织起来，“必定引领我们走上世界第二次大战争”.
胡适预言，由于中日冲突，会“逐渐的把太平洋上的国家一个一个的卷到那 奇惨奇酷的大漩涡里去。没有一个太平洋国家可以希望幸免的。”为避免大战的 发生，胡适警告日本，“盲人骑瞎马”的蛮干必定会引发世界大战，将我们的国
»梁锡华选注：《胡适致汪精卫》，《胡适秘藏书信选》，第79页，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世 界新形势里的中国外交方针》，《独立评论》（78号），1933年11月26日。
®胡适：《国际危机的逼近》（J）,《独立评论》（132号）.1934年12月23日。
家拖入“不堪设想的惨痛里去”①。这是胡适将中日之间的战争与整个太平洋地 区的安全问题通盘考虑的结果，也是其“待变”的思想的积极实践。
（六）外交公开、以人民外交为政府外交的后盾
1933年，日军进犯华北，热河失陷，国民政府的军队抵挡不住日本现代化 武器的进攻，平津有陷落的危险。中国面临着严重的生死关头。对此，有两种意 见盛行：一是主张与日本谈判，保全华北；另一种是反对有关华北的任何停战协 定，主张抵抗②。政府取与日本谈判的政策，命黄郛北上与日本人谈判，准备签 约停战，以保全华北。全国舆论对此一致反对。而胡适却赞成为保全华北而与日 本谈判，认为“谈判停战是一种不得已的救急办法”，可以“保全平津与华北”， 可以减少国家的损失。胡适支持政府就华北问题与日谈判的目的是争取时间备 战，“作拼命到底的计划，……自然不妨牺牲一时而谋最后的总算账”。③后来胡 颂平回忆说：“先生支持华北停战，也就是国家多了四年备战的时间。”④但对政 府的秘密谈判方式提出批评。提出政府应
“随时将谈判的实际情形用负责的态度发表出来，使全国的人可以共同 讨论。”还认为在国家危难之时，政治家不可因舆论而决定国家的内政外交大 计，但是，应倾听舆论的意见，这样做的好处是：“舆论调子之高正可以使政 治家的还价不致太吃亏辱国，这是负责的政治家所不可不知的”。这是胡适提 出的政府的外交应与人民的外交相互配合的观点，认为，“舆论到底是政府的 后盾”，可以给谈判对手以警告，以减少外交人员在强敌逼迫下的无奈的让步， 减少国家的损失，在最大的限度内保全国家的利益；同时也使政治家在特殊 的政治情势中少犯错误.®
一华北事变发生后，一般人们认为：此前中日之间的几次交涉都不曾公布签订 的条约，且在文字的表述上“范围很不确定，文字很不严密”，留下了很严重的 漏洞，故近两年的华北纠纷均起源于这些文字不严密、范围不确定的交涉结果。 这些交涉文件是近年来一系列华北事件产生的“祸根”。当时各大报纸均关注日 本人在华北地区的行动，舆论界一致呼吁外交公开。《大公报》就此发社论认为：
®胡适:《日本霸权的衰落与太平洋的国际新形势》，《独立评论》（230号），1937年4月18 3.【胡适的这 种观点在1936年秋访美期间到处宣讲.主要是谈日本在东亚的武力扩张及其对太平洋地区形势的影响.后 成文《太平洋的新均势》一文刊于纽约的《外交季刊》1937年1号。后增减改写刊登于《独立评论》人 ®旭生：《和与战》，《独立评论》（52-53合刊），1933年6月4日。
◎梁锡华选注：《胡适致罗文干》，《胡适秘藏书信选》，第54页，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 ®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四）《编者按》，第1160页，台北，联经1984年。
®胡适：《保全华北的重要》，《独立评论》（52-53合刊）,1933年6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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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目前事态更紧迫，政府“此卮外交情形，宜以各种正式或非正式之方法，随 时尽量公开，……告知全国。”①。对此，胡适不仅完全赞同，更进一步提出：
“不但此后的外交情形应该随时公开，以前的外交情形和外交文件更应 该即日公开宣布”.公布交涉过程、结果，可以有如下的好处：以使“一般人 民可以明白国家的危机到了什么地步；使一些少数的专家可以仔细研究如何 挽救弥补的方法”；“公布外交文件可以使此后的外交有一个条文字句的根 据。……如果外间的传说可信，这两年的中日交涉全是一班门外汉的急就章”， 正可以让大家明白我们“以前丧失了多少权益，让专家学者看看那些条文应 该如何确定范围，如何解释文字，如何规定有效期间，如何挽救将来"；可以 明确办理交涉人员的责任，虽说弱国无外交，但弱国更需要外交。办理交涉 的人员只要尽力、公开，才能避免让国人猜疑、误解，而导致的枪杀外交人 员的事件的发生；提出了国民外交与政府外交相互配合的观念，他认为，“公 开过去的外交可以求得国民的原谅，公开此后的外交，可以求得国民的后盾， 也许还可以减轻外力的压迫。”②
胡适提出政府外交公开的思想主旨是使政府在国弱办外交的情况下，得到国 民的支持，为政府外交的后盾，在最大的限度内拒绝对方苛刻的、无理的要求， 尽量地减少让步的程度、国家的损失。同时，有国民的支持为后盾，也可以增加 与对手谈判的力量，减轻交涉人员的压力。后来胡适又撰写《再论外交文件的公 开》一文，其中提到1936年1月15日蒋介石召集的全国学校代表的谈话会上， 蒋介石答覆平津学校代表所提的《公开外交文件》的演说。蒋介石说：
“（1）、《塘沽停战协定》并无秘密条件，只有几件 冲令'事项。（2）、 去年六月初何应钦部长并不曾和梅津司令官订有何种协定；后来何部长虽然 曾写一封信给梅津，信内只说某几项审我们均已自动的办了，此外并无他语。”
对此，胡适评论到：既然不存在什么秘密，更应该公开，因为“这些文件久 已被对方引用作正式外交文件了。只有正式的否认其正式性，只有正式的宣布其 非正式性，方才可以明定其没有正式外交文件的价值。”否则易给国人造成困扰。 此外胡适还对1936年1月22日中国外交部公开否认广田在贵族院宣言中国赞同 '广田三原则'的话为“并非事实”的举动，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是“近年来中
D《北方时局》，《大公报》《社评h 1935年12月27 S.
®胡适：《我们要求外交公开》，《大公报》《星期论文》，1935年12月29 H.[《独立评论》（184号）转载, 1935 年 12 月 27 B]. .
国政府的第一壮举，因为这个否认可以消除一切疑虑，可以杜绝将来一切积非成 是的危险。”胡适进一步提出：“希望政府更进一步，全数公布那些造成今日华北 危机的各种交涉文件”，并正式宣布其是否有效。①
（七）“苦撑待变”的外交思想
研究人员普遍认为“苦撐待变”的外交思想是国民政府或曰是蒋介石的长 期的外交战略，但从胡适的往来信件、谈话、演说中我们可以窥见这一思想在胡 适的思想中也是久已经存在的。可能是他的这一思想恰与蒋介石的意见相吻合， 才赢得蒋介石的信任，命其到欧美各国宣传中国的抗战，后又任命其为驻美大使 以促使美国参战。
胡适“苦撑待变”的外交思想主要体现在其1935年6月给王世杰的两封信 中（当然同一时期给其他人的信件也提到此一观点，但给王世杰的信表述的最完 .整、最清楚）。他给王世杰写信的目的是希望通过他向政府或蒋介石转达自己的 关于解决中日冲突的考虑。20日给王世杰（按：王世杰时任教育部长）的信， 谈了中日之间的战况、日本独霸东亚、中国抵抗的情况及国际局势的演变对中国 抗战的积极影响。他认为：
未来有两个局势，可做我们一切国策的方针：（1）、在最近期间，日本独 霸东亚，为所欲为，中国无能抵抗，世界无能抵抗。这是毫无可疑的眼前局 势。（2）、在一个不很远的将来，太平洋上必有一度最可惨的国际大战，可以 作我们翻身的机会，可以使我们的敌人的霸权消灭.这也是不很可疑的。”所 以我们的政策，“眼光可以望着将来，而手腕不能不顾到现在。” 12
在6月27日致王世杰的信中主要是继续谈中国如何等到太平洋上的大战爆 发的时间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如何制定国策。
他认为国策应该是如何"可以健选那个'不很远的将来'的国际大战” 问题，他认为欲使中日问题再度引起世界的关注或再度世界化，“非有中国下 绝大牺牲的决心不可”，关键是领袖有此决心否？ “估计这个，绝大牺牲，的 限度总得先下决心作三年或四年的混战，苦战，失地，毁灭“在这个混战 的状态下，只要我们能不顾一切的作战，只要我们在中央财政总崩溃之下还 能苦战”，“只有这样可以.佟选太平洋国际战争的实现。也许等不到三四年，
®胡适：《再论外交文件的公开》，《独立评论》（187号）,1936年2月9日。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1-1937）》（6）,第506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但我们必须要准备三四年的苦战。……我们只能期望在我们打的稀烂而敌人 也打的疲于奔命的时候才可以有国际的参加与援助.这是破釜沉舟的故智， 除起玄处別无您法可以.倨:迂那丕易发动的世显三次尢战。”总之，今日当前 大问题只有两个：一是谋十年喘息时间，二是若在屈辱的情况下得不到这十 年喘息的时间，则必须不顾一切痛苦与毁灭，准备作三四年的乱战，从那长 期苦痛里谋得一个民族翻身的机会；目前的方法之一是准备作那不可避免的
“长期苦斗”；蒋介石必须抛弃“准备好了再打”的迷梦！
这里胡适预言今后的几年内国际形势将发生巨大的变化，太平洋战争必将 爆发(按：1933年时他就谈过这一点)，只要我们的抗日能坚持下去，等到那时, 以战争消灭我们的敌人，我们就可以翻身了。①
这是胡适比较明确、完整地提岀“苦撑待变”的抗日的外交策略策略，而他 的苦撑是指政府内政上要解决的问题；他的待变的思想，不是消极的等待，而是 积极的促使二战的爆发。他明确说明，国民政府的“国策应该是如何可以促进那 个'不很远的将来'的国际大战问题”，中国决心破釜沉舟的苦战、绝大牺牲是 促使二战爆发的唯一办法，只有国际大战爆发，中国才能获得翻身的机会。胡适 在1936年秋天访美期间演讲时反复宣讲的就是这一观点：中日之间的战争必将 引发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美国必将参战。其在受政府之命赴美(1937年9月至 1938年8月)期间反复宣讲的也是同一个观点；当他得知政府撤曲南京，而国 内主和之议再起时，“他却连电政府，主张苦撑” S 1938年8月正是抗战最为 艰苦的时期，国内有人对抗战失去了信心，欲与日本议和。在欧美出访的胡适立 即表明自己的立场，坚持“苦撑待变”的思想与策略：
在1938年8月13日的日记中，对于蒋廷皺来电中所说意欲令孔肩负和 议之事，立即回电说：“我'六载主和，然十个月来观察国际形势，深信和比 战难百倍。欧战时，威尔逊谋调解，三年不成，而奏战反易做到，可为明鉴。 西班牙事也是和比战难.适信苏莫两国均不欲我议和.英人虽有调解，亦决 不敢提。英首相廿六日明说英政府还能独立调解，可证.故我惟有咬牙苦撑
1941年与友人谈话时，友人问他对抗战前途的看法，他说：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1-1937)》(6),第509-512页，合肥：安徽教育岀版社，2001年。
®张忠级著：《迷惘集》，第117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8-1949)》(7),第151-152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只有两个观察：一是'和比战难百倍'，一是’苦撑待变苦撑' 是尽其在我。’待变’是等候世界局势变到于我有利之时!” ®
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认为根本转变的时机还没有到来，还要苦撑：在 1942年5月17日《给翁文澈、王世杰的信》中提到了此时的想法：
“我在这四年多，总为诸兄说，苦撑待变'一个意思。去年12月7日， 世界果然大变了。但现在还没有脱离吃苦的日子，还得咬牙苦撑，要撑过七 八个月，总可以到转绿廻黄的时节了。”②
胡适“苦撑待变”外交思想的提岀、坚持，是其根据日本独霸中国、东亚的 扩张政策、行动及影响所得出的结论。他认为：中国只有破釜沉舟的苦战、坚持, 最终一定能等到世界局势朝有利于我方的方向转化，美、英等国的参战及中国与 他们合作抗击日本法西斯势力的时间一定到来。历史已经证明，胡适对战争进程 的预测是正确的。
三、胡适的外交活动
胡适外交思想提出后，一直努力寻求实施的机会，他多次向政府的有关人员 进言就是这一行为的体现。胡适亲身实践了“弱国更需要外交”、“苦撑待变”的 外交思想。在政府的支持下，以个人名义、政府的名义进行了积极的外交活动。 若从时间上看，胡适的外交活动分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1936年秋在美三个 月巡回演讲，主要是讲他的关于中日战争对太平洋地区、对世界的局势的影响、 美国必将参战等的观点；③第二个时期（1937年9月——1938年7月），主要是 受国民政府的委托，以民间外交大使的身份到欧美各国游历演讲，宣传中日冲突 的真相、中国的抗战及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研究美国的对外政策；第三个时期 （1938年9月一1942年9月的驻美大使任内）,主要是积极的了解美国的对外 政策及演变情况，宣传中国的抗战战略（以空间换时间）、让美国坚定对中国抗 战的信心，争取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政府与民间）、争取美国或美国为首的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1949）》（7）,第454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776页，台北：联经，1984年。
®参见：《日本霸权的衰落与太平洋的国际新形势》，《独立评论》（230号）,1937年4月18日。【胡适此次 演讲的内容后成文《太平洋的新均势》刊于纽约的《外交季刊》1937年1号.】
西方国家对日本进行经济的制裁、策动并争取美国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及最终参 战。
（1）第一阶段：1936年秋季访美。
据胡适日记记载，胡适此次访美的目的是参加太平洋学会会议，时间从1936 年7月16日至同年12月1日回到上海，12月10回到北平。①主要是研讨环太 平洋地区的政治形势。在这一行程中，胡适的日记中记载几次演讲的地点、内容。 其中颇有影响的是1936年9月29日晚在美国对外关系学会的演讲，题目是《远 东政治力量的动态平衡以及和平调解的可能性》。胡适演说的具体内容在其日记 中没有记载，但在当天日记下附的一则英文剪报（剪自1936年9月29日的《纽 瓦克晚报》）颇能说明胡适演讲的内容。文章的标题是《战争诱饵 敌人的蠢行 一中国学者宣称下一步冲突将涉及美国》。文章主要介绍了胡适在题为《人类面 临的选择》演讲中阐述的观点，现照录如下：
"与一战一样，美国敌人的蠢行将不可避免地把美国卷入未来的世界大 战”；要“保持世界有20-30年的和平的可能性很小”，“世界范围内的冲突的 后果”将大大超过“人类想像力的极限”；日本为了达到公然入侵的目的，便 撕毁了充当幌子的海军军事条约和公约，“太平洋已不再是战争的障碍，而是 战争的通道”；牵制日本的有三个因素；英美、苏联和中国。“决不要认为太 平洋政治、军事力量能避免冲突”，“就像德国在墨西哥的蠢行同样会将你卷 入战争。到那时，你们一厢情愿的独立于战争之外的打算，你们的不抵抗主 义，对你们同样不利”；“如今的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世界和平机 器已完全出了故障，议会制民主政治被许多人谴责为资本主义公司，即使在 资本主义国家，私有财产也不再是神圣不可侵犯了”；"在中国，在世界其他 地方，有资本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还有介于两者之间的自由主义，不知为何 都趋向于左倾，但都讨不到好处.我们人类该选择哪一条路呢?”
这篇文章的思想，后经胡适重新整理写定，刊载与《独立评论》230号上， 标题为《日本霸权的衰落与太平洋的国际新形势》。后来胡适在访美期间及任驻 美大使期间反复宣讲的也是这样的观点：太平洋已经不再是美国孤立主义的思想 的屏障，日本所发动的现代化的战争很快会将美国卷入战争之中，预言美国很快 将被牵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胡适的观点，可以说在他们的心理上预设了战争意 ''可参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8-1949））（七）中的《第四次岀国日记》，第599-624页，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识。
（2）第二阶段：无外交使命出访欧美
“八一三”事变后，由于日本的宣传，再加以欧洲局势紧张，欧洲各国无暇 顾及在地域空间上与他们远隔的远东的局势，所以在中日战争的问题上，国际舆 论在道义上并不倾向于中国。这在心理上给中国增加了压力，无形中加重了中国 抗战的困难，也使得中国争取国际援助的困难加大。
鉴于这种情况，国民政府及舆论界均以为中国有必要向世界宣传中日战争的 真相及中国抗战存在的困难及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以争取国际社会道义与舆论 的支持并经济物资的援助，同时希望国际社会对日实施经济制裁，以消弱日本侵 华的势力，在实际上援助中国的抗战。由于当时中国存在着重美、亲美的思想， 所以，非常重视对美国的“国民外交工作”。①当时国民政府想派人到美国去做宣 传工作。在派谁去宣传的问题上，大家的意见颇一致。当时，考虑到胡适在国际 上的声望及其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主张，蒋介石认为胡适是恰当的人选，故亲 自谈话要其去美。胡适在1937年8月19日的日记记载与蒋介石谈话及自己的茫 然：“他要我即日去美国。我能做什么？ ”②大家也普遍认为胡适是最佳人选。认 为“只要先生能出去替国家讲话，对于抗战前途会有很大影响。”但是胡适不愿 意在国家生死存亡之际离开中国，他要留在南京“与城共存亡”。当时许多人劝 他去，“仍不听，最后由于傅斯年的竭诚劝说才答应下来。”③胡适1937年9月 25日在给友人的信中，也提及此事：“我已无法再长期抗拒督促我访美的压力。 最后，在既没有外交使命，也不需做’宣传'工作的条件下，我决定来美。我来 此，只是回答问题，厘清误会，和发表自己的观点。”④这样胡适的外交思想有了 第一次有目的性的实践的机会。与胡适一起到美国的张忠级后来回忆此时到美国 的目的时说：“我们三人（按：另一人为钱端升）到美国的最大希望为：一面使 美国政府能了解我们的国情和我们政府被迫而抗战的苦衷,一面在加强美国民间 对中国的同情，并唤起美国民众对孤立主义政策知所警惕，等待时机成熟，然后
e关于中国的抗战战略，1938年11月11日蒋介石的日记有明确的记载：“我之对倭，在以我之毅力与信 心坚持到底，有此坚忍不拔之志，必能取得最后胜利。对外则望英美联合，激起国际干涉，使敌独霸东亚 与征服中国之野心丧失是也.”但由于当时美国孤立主义思潮盛行，中国政府希望通过官方的及民间的渠道 说服美国政府取消《中立法》而对中国的抗战以援助，并对日本予以制裁。所以，从抗战爆发后，国民政 府开始了国际宣传工作。其中对美的国民外交工作，国民政府投入了很多精力。参见：［日］土田哲夫：《抗 战初期中国的对美"国民外交工作”》，载《一九三0年代的中国》（下卷），第473-486页，北京：中国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9月.陈雁：《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外交制度研究》（第八章战时国际宣传），上 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1-1937）》（6）,第7Q5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四），第1614页，台北：联经，1984年。
®周质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第213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可以有所举动，这是一种看不见的慢功”，不能“有邀功的心理”，“我们约定， 不求时誉，只问工作的效果。”①可见胡适等到美国的目的，了解美国的内外政策, 促使美国参战。
从1937年9月到1938年8月，胡适以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的身份在美、加、 英等国家做国民外交的工作，他在北美各地进行了大量的外交活动，“从早到晚, 不断谈话、看报，……写信、发电报”。②我们翻阅胡适的年谱可知，自胡适踏上 美国的土地后，他在不同的场合进行了大量的演讲，发表自己的关于中日战争及 其影响的观点，工作异常繁忙、紧张，以致在给朋友的信中抱怨说：“53天，我 大约做了 50次的演讲，有时一天得讲3次。”③“演讲并非我兴趣所在，也不是 我主要的工作。我的工作是研究国际形势，尤其是美国对远东的政策。”」但胡适 的演讲在很大程度上激起美国人民对日本侵略中国及对中国百姓造成的伤害的 同情。1938年3月11日日记记载：“晚饭后我演说整一点钟。有几位老太太哭 了。”⑤
对于胡适的访美，美国人经常向他提出一个同样的问题：“中国对美国所期 望的是什么？ ”胡适从心理学的角度对美国人的担心及对这场战争所釆取的立场 给与充分的理解：
中国人“并不期望美国卷入这个战争之中，中国没有权利冀求任何第三种 势力加入东方目前所进行的战争.……贵国人民力求保持中立和置身战争之外 •的想法是完全正确和合法合理的。”
但是胡适也以与美国密切相关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发生及美国为什么会最 后参战的历史事实，“警告”美国人民及政府：
“仅靠这种消极的绥靖主义是不能使美国免于战祸的.在科技发达的现代 世界中，战争与和平……是不可分的"任何战争”，不论你是谁，"不管中立 也好，绥靖也好，都无法使你们置身度外”.胡适认为，想以绥靖、中立政策 使自己置身战争之外的国家，绝对不足以保障自己所希望的和平，最终会因战 火烧身而参战，这是历史的事实，认为这次战争中，美国也不会例外，会再一 次参战，“以战争来终止战争，又一次的使世界得以确保享有民主政体”。因为, “没有建设性的和平政策为后盾绝对不足以保障列位所深深希望的和平”。胡
①张忠级著：《迷惘集》，第115页，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
周质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第216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周质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借》，第218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周质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蓮司的借》，第223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8-1949)》(7),第71页，合肥：安徽教育岀版社，2001年。
适最后提出了中国对美国的希望：“是一个国际和平与正义实际与积极的领导 者。一个阻止战争，遏制侵略，与世界上民主国家合作和策划，促成集体安全, 使得这个世界至少可使人类能安全居住的领导者。” e
在纽约外交政策协会演讲《远东冲突后面的问题》时，胡适说：
“日本狂暴的行动解除了一战后的世界新秩序的束缚。日本之所以敢于釆 取这样的行动”，起因其在1933年退出国联的行为而没有受到国联的制裁，这 鼓励了其他侵略者，使他们联合起来，破坏世界的新秩序。远东的冲突，必将 引发世界大战，所以“中国……为了他本身的生存，为了维持国际间的法律与 秩序，挺身作战”，在某种意义上，中国“是为整个世界作战的随后在参 加美国外交政策协会举行的关于远东战争讨论会时胡适发言再次强调了同样 的观点。③
当然，胡适知道，他们所做的工作及目标，不是一时就能兑现的，是“一种 看不见的慢功”，仅靠几次演讲及与相关人员的谈话解决不了目前的问题。但是, 胡适还是坚持做下去。除演讲外，胡适还在适当的时机为中国在美国民间募捐。 在1938年2月11日中记载：到穆尔剧场赴中国俱乐部主办的群众大会演说，目 的“是募中国救捐，成绩不坏”。④1938年4月7日的日记中记载他赴美国医药 助华处晚餐，目的是为募捐。“从去年十月以来，此会已捐得五万五千余美金。 今晚来客约有两百人。我把Mrs.Rhoad(洛德夫人)的一百元捐给了他们。”③1938 年6月17日记：“昨夜去赴此间'Bowl of Rice'(饭碗)募捐大会，人挤的不得 了。”⑥
胡适出访欧美的外交活动，是在实践着他的弱国更需要外交、待变的外交思 想。为了这份“没有外交使命的工作”，在美的胡适辞去了哈佛和加州大学请其 去教书的聘书，因为“只要战争继续，我不能安心地接受待遇如此丰厚的职务， 要是我接受这份工作，我有道义上的义务，全心全力地教书和做研究。”但是我 做不到这一点。⑦在辞谢信中他写到：“我对您提出这么好的建议非常感谢。作为 我从哈佛得到的巨大荣誉之一，我将永久铭记。”®
©《中国处在目前危机中对美国的期望＞,1937年10月1日，在旧金山哥伦比亚广播电台发表的演讲，转 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617-1620页，台北：联经，1984年。 ®转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624页，台北：联经，1984年.
®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625页，台北：联经，1984年。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8-1949)》(7),第33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8-1949)》(7),第力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1949)》(7),第121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周质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一胡适给韦莲司的信》，第223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8-1949)》(7),第77-78 31,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3)第三阶段：驻美大使任内外交思想的深入与实践
胡适在巡回演讲途中密切关注美苏两国对中日冲突的立场，他在1938年给 蒋介石的电报说，“美苏两国均不愿中国讲和”，①由此也证明了美苏两国希望中 国的抗战能坚持下去，也证明了胡适的关于中国是为世界而战的观点。
1938年7月间，国民政府决定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1938年7月25日，胡 适在欧洲演讲途中，收到从巴黎转来的蒋介石征求其任驻美国大使的意见信函。 他本人“想辞卸大使事”铁拟电说：“廿余年疏懒已惯，决不能任此外交要职”, 并推荐他人担任此职。③在与朋友交换意见后，均不同意其辞卸。最终决定：“此 时恐无法辞却；既不能辞，不如'伸头一刀'之为爽快。故最后修改电文为接受 此事。”①电文如下：“国家际此危难，有所驱策，义何敢辞。惟自审廿余年闲懒 已惯，又素无外交经验，深恐不能担负如此重任，贻误国家，故迟疑至今，始敢 决心受命。”⑤。对于脱离学界进入政界，胡适对夫人江冬秀也有相似的解释：“我 二十一年做自由的人，不做政府的官，何等自由？但现在国家到这地步，调兵调 到我，拉夫拉到我，我没有法子逃，所以不能不去做一年半年的大使。……我声 明做到战事完结为止，战事以了，我就回来仍旧教我的书。”⑥对于答应这项工作, 胡适在给朋友的信中解释说：
这是作为一个国家公民的“责任”，虽然“我并不喜欢这个工作”，但是 当“征召来临的时候，我应该勉力一试，这是我的责任。我非常认真地在做 目前的工作，相信我是能适应的。只是我并不喜欢这个工作。” “我不会完全 心不甘情不愿地来进入这个新的(外交)生涯。……我会全力以赴，因为这 是攸关我同胞生死的事。” ®
对于胡适是否适合驻外使节的工作，在中国政界要人的眼中早有判断。还在 1933年时，汪精卫就打算请胡适担任驻德公使，并亲自写信给胡适，“伏乞先生 俞允”，说明了胡适能胜任此项工作的理由。主要有如下几点：
(一)先生虽然不是外交界的人才，但先生对于政治外交，运用丰富的
L转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624页，台北：联经，1984年。
3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8-1949)》(7),第141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8-1949)》(7),第142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8-1949)> (7),第142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8-1949)》(7),第142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耿云志、欧阳哲生主编：《胡适书信集(1934—1949)》(中)，第755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周质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一胡适给韦莲司的倍》，第230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学识与锐利的眼光，极真极远，无所不烛，试问今日，政治界、外交界的老手, 有几个及得先生呢？……先生必然能为一个好外交家，我无所疑.
(二)以先生之学识品望，在德国做公使，不但为中国增荣益誉，并且 必受德国欢迎。
(三)先生不必以在美讲学已有成约为词，德国公使并不甚忙，先生尽 可分其余力，往来德、美，同时于对美宣传及德国关系，必能有大大的作用。
当然，胡适最终以不适合做此项工作而婉拒。但此事可能在胡适的心里为其 以后从事此项工作做了心理的准备，促使他考虑从事这种工作的必要性。
还在1935至1936年间，中日关系最紧张之际，他曾自愿担任驻日大使，但 是，由于他长期以来一直以“独立的人”自居，所以他认真的话被人视为玩笑而 作罢。②可见，在攸关国家生死存亡之时，胡适有打算岀任外交官之职为国家贡 献力量。在得到外交部说发表了他的大使任命后，日记中有这样一句话：“二十 —年的独立自由的生活，今日起，为国家牺牲了。”③
1938年10月23日，他与朋友谈话时，将自己即将就任的工作看成是国家最 后的防线：
“我们是(抗战)最远的一支军队，是国家的最后希望，决不可放弃责 守。”并对馆员说：“我是明知国家危急才来的。国家越倒霉，越用得着我们. 我们到国家太平时，才可以歇手。”可见此时的胡适已经决心为国家贡献与牺 牲了。④
对于胡适出任驻美大使，中国报界寄予了莫大的希望并给与了极高的评价：
“胡博士之就任大使，这个问题本身，就象征着中国是在怎样一个非常 时期。同时可以看出政府期待於他及他自己所期待的任务是怎样的重大.
简单说：胡大使之使美，是为代表整个的中国，传达抗战时期我们对美 国友人的希望与期待的。本来无论谁做大使，都是为增进国交，但胡适的任 务却超过寻常.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第211-212页，北京：中华 书局，1979年。
心周质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第231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④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8-1949)》(7),第173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④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8-1949)》(7),第184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我们盼望美国政府与人民在胡大使到任后，得藉公私谈话种种机会，更 增加对远东问题之了解，更认识中美关系之重要.胡大使从去年就到了美国， 常常做学术讲演，美国各界对他的言论，是很热的。然而过去他只是一个旅 行漫游的学人，今天以后却是代表中国政府并代表我们全体人民向美国说正 式的话。
就今天的中国时局而论，他平日并不标榜主张，虽然他有热烈的爱国心, 但决不诉诸感情冲动。所以美国人民应当相信胡大使是最冷静最公平的学者 与外交家，他最了解美国，当然也最了解其祖国。我们政府人民十分期待他 此次能达到更增进中美友谊的使命之成功。……我们相信胡大使一定能充分 代表中国，以恳切的心理,随时说些实实在在的话，办些实实在在的交涉。...... 我们当然期待美国道义的及实际的援助，但亦无意相强。” 1
如前所述，当国民政府任命胡适为驻美大使时，他认为是为国家效力、尽责 任与义务的时候到了，并且他还认为外交工作是“国家的最后希望，决不可放弃 责守”。所以很快从欧洲到美国上任，当时他的到任国书还没到，“但鉴于形势的 危急”，他立刻开始了工作，所以从10月6日以后，他相当忙。②
胡适接受驻美大使的工作，是他从“国家和政府的浄臣”的角色到担任政府 的实际工作的角色的转换，他的身份与地位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的使命感、责 任感使他全身心的投入到“这个新的（外交）生涯”。③胡适意识到了自己身份的 变化，并直接体认到了自己责任的重大。甚至有时“感觉到担不起这大责任”。 但他依然充满热情地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去。
胡适任驻美大使，并不是美差。全美都在厌战，无论是精神上还是思想上都 是如此，孤立主义思想盛行，而且在胡适到美国时，美国刚通过《中立法》，这 是孤立主义者的护身符和保障，所以在美国争取到物资援助或贷款是相当困难 的。④而在国内，中日之间的战争，中国已经明显的处于劣势，广州武汉相继失 守。国际社会对中日之间谁胜谁败难以判断（从道义上声援中国、谴责日本的舆 论并不多见），在援助中国的问题上顾虑重重。所以胡适担任驻美大使的工作， 用“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当时胡适也对自己 的工作及处境这样说：“做了过河卒子，只能拼命向前”。但当时美国总统罗斯福 对世界局势明察秋毫，“是一位雄才大略的政客。唯其是雄才大略，因此他能看 清目标，领导民众向固定的目标迈进。唯其是一政客，他也决不肯在民意成熟前,
张季鸾：《胡大使抵美》，《季鸾文存》（下），第89-90,天津：天津大公报社,1947年。
'周质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第233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周质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第230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胡适言论集》（乙编）,1952年12月28日在《台东县文化座谈会上答问》纪录；转引自胡颂平编：《胡 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651页，台北：联经，1984年。
冒然有所举动，以至于他本身不利。”①正因为如此，罗斯福为胡适在美国开展促 美参战的活动提供了很多方便。胡适在1938年10月14日的日记中记载了罗斯 福总统对中国抗战的态度："I will do all lean within the law, and more［我愿在法 律范围内做一切所能做的，并且更多］oW®
胡适在驻美大使任期内，主要的工作目标是了解、研究美国的对外政策、争 取美国对中国的物资援助,协助中国抗战，同时积极策动美国对日予以经济制裁, 以在实际上帮助中国的抗战，并积极地策动美国参战。可以说，胡适的努力是以 实际行动践行着他的弱国更需要外交的思想，他的外交努力是“苦撑待变”的“待 变”的细致化与具体化。如前文所说，他的所谓的“待变”不是消极等待，实际 上是积极地促使美国参战或曰促使国际形势朝着我方有利的方向转化的“促变”。 在美大使任上他做的主要“促变”工作是蒋介石在其上任前指示他的：“1、欧局 变动中，如何促美助我。2、中立法。3、财政援助。4、禁军用品售日。”③胡适 依据美国的国情努力实施着蒋介石指示他做的促美参战的具体工作。
第一、密切关注并研究美国的对外政策及变化情况及时向国民政府报告， 以利于政府及时地采取措施或调整战略。在1938年11月16日的复王崇惠外长 电，谈美国的国会选举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认为是“难测”，同时报告说： 苏联对中日冲突的态度是“除非日侵苏领土，苏不致有武装行动。”④1938年11 月19日报告，“前日美召回驻德大使，昨德召回驻美大使，三日之中顿成绝交形 势”，不是所“能预料”的。⑤在1939年3月19日的日记中记载了美国对外政策 的变化情况及中立法的修改情况：“昨夜美国政府宣布德国入货，从四月廿二日 起，将增税百分之廿五”，这是从经济上打压德国的措施；“今日细读各报，详为 分析，尤注意Pittman［皮特曼参议员］的中立法修正案，此案似专注意欧局，而于 远东形势有不利。”⑥因为当时美国国会正在讨论修改中立法的问题，所以我们在 胡适的日记中发现多处他积极、主动地与相关人员讨论中立法的问题以适时地影 响他们在中立法制定或修订时倾向于中国。胡适本人也写了关于Pittman(皮特曼］ 中立法提案备忘录，并请人转交美国国务卿。后来，Pittman同意“将修正他的 提案，把undeclared war［不宣而战］除外。此是一大进步。”⑦后来众议院表决中立 法，“很不幸的通过一条修正的arms embargo［武器禁运］,这是政府的失败”。⑧当 时胡适希望美国修改中立法中的不区分交战双方一概禁运的的条款，但此次修订
®张忠级：《迷惘集》，第114页，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
3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8-1949)》(7),第180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8-1949))) (7),第176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653页，台北：联经，1984年。
◎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653页，台北：联经，1984年。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1949)》(7),第207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8-1949)> (7),第207-213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8-1949)》(7),第245页，合肥：安徽教育岀版社，2001年。 则不区分交战双方的正义与非正义一概禁运，这对正遭受侵略的中国是非常不利 的，故胡适认为是美国政府的失败。后来《中立法案》及Pittman［皮特曼］所提的 制裁日本案均被搁置，暂未获通过。其实，《中立法》的确立或修改，关乎美国 的对外政策，①故我们检阅胡适日记可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胡适是在争取 美国修改中立法，以使其有利于中国而不利于日本。但由于美国孤立主义思潮盛 行，欲修改《中立法》是相当困难的。胡适后来在《赫尔回忆录》序言里说：
“当时美国孤立主义的气焰高涨，……1935年到1940年的《中立法 案》……束缚白宫与国务院的外交权力。……孤立派鼓励了希特勒。……赫 尔先生告诉我们，在欧洲大战爆发之前一个多月，罗斯福与赫尔用了全力， 还劝不动参议院里的孤立派领袖，还没有法子改动《中立法》一个字。” 在序言里，胡适这样评价《中立法》：
“依我看来，美国的孤立主义与《中立法》鼓励了一切侵略者。1935 年8月31日，第一个《中立法》颁布，10月，墨索里尼开始他的阿比西尼 亚的侵略战争« 1937年5月1日，第二个修正而更严密的《中立法》颁布。 7月7日，日本开始大规模的华北战争；八月十三日，日本开始上海战争。 1939年7月18日，白宫讨论修正《中立法》的会议无结果而散。9月1日， 希特勒的军队进攻波兰；9月3日，英、法对德宣战。” ®
欧战爆发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胡适在1935年给王世杰的信中 所提的“苦撑待变”的“变”的形势出现了。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显露出来。所 以在美日之间的1941年和谈判过程中，美国认为：“欧洲和远东乃是整体问题”, 保证''关于美日和平的任何问题「在没有事先充分和中国方面商讨以前，不会作 结论性的交涉”。后来，美国一直恪守这个诺言。③这显示，美国在考虑对日政策 或处理与日本相关问题时，非常重视中国的立场。显示美国注意到了中国在世界 大战中的地位与作用。胡适在1940年6月4日给重庆外交部电报中提到这一问 题时肯定说：“关于中日战争问题，美国在详细征询中国政府意见之前，决不轻 °中国抗日战争爆发初期，美国政府的外交官对华政策是有分歧的.有学者分析认为，美国初期对中国的 抗战同情多于援助.直至1939年初，日本占领南沙群岛，逼近美国属地菲律宾，才使美国的外交官们意识 到，日本的盲目扩张将会有损于美国的利权.这样美国务院达成共识“若中国崩溃，美国将更辛苦”。这样 才通过废止1911年所签订的美日商约的决定，并于次年生效；随后又冻结日本在美的资产。这是美国T可接 援华的表现。学者认为，美国对华政策的这种状态，是由于当时的美国政府的高层中缺乏中国通、日本通, 这导致他们在判断中日之间的战争性质及对世界局势的彫响时发生错误.见王纲领：《抗战前期美国外交官 对华政策的分歧》，载《一九三O年代的中国》（下卷），第461-47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年9月。
®转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749-1750页，台北：联经，1984年。
®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719页，第1745页，台北：联经，1984年。［我们从 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得知，此一年美国与日本之间的谈判纯属战略性的，只为争取时间。 因为美国已经破译日本电报密码，决定发动战争］.
予考虑也；在目前国际形势之下，美国虽不欲挑起两洋战争，然亦深知日本之野 心企图，故美国对远东并无抛弃或软化之意。”①至1941年11月26 H,美国在 与日本谈判时，赫尔提出了《赫尔备忘录》的原则及建议，其中的一条就是：“北 美合众国与日本政府除支援设在重庆的中华民国政府外，不得予其他任何在中国 的政府或政权以军事、政治、经济的支援。”对于这样的结果，人们评价说：“日 本最终失败。……这也就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大胜利。适之先生之功业，时垂百 世而不灭矣。”②后来王世杰回忆说：
“美国政府决定拒绝日本政府关于中国战争所提的解决条件。……引发 了美日战争。••••••在日本与美国交涉期间，胡适博士曾将我国政府的主张和 希望削切诚恳的向美国政府披陈，除此之外，他并未作任何特殊的活动，或 运用任何外交手腕去影响美国政府；可是当时的罗斯福总统，赫尔国务卿对于 这位，书生大使，和他的慷慨陈词，是很重视的，他的披陈是有着重大影响 力的。”由此可见：“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教训，在现代的外交工作上，使节的 人格与信望究竟重于使节的外交技能。” ®
日本的霸权行径逐渐改变着美国的孤立注意政策。当胡适得知日本偷袭珍珠 港的消息后，他松了一口气，“这使我们国家民族松了一口气，太平洋局势大变 了。”④
第二、发表大量的演说。一方面向美国公众及政府宣传中国苦战的情况、抗 战到底的决心、必胜的信心，以争取美国政府、公众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同情性理 解，争取对中国的援助。另一方面是宣讲日本是一战后国际新秩序原则的破坏者， 日本的侵略行径必将引发新的世界大战，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以激发起世界各 国对日本侵略行径的同仇敌怕，而联合起来共同抗击日本的侵略。1938年12月 4日在纽约哈摩尼俱乐部演讲《北美独立与中国抗战》，他指出中国目前的抗战 虽艰苦，但最终能取得胜利，就如美国独立战争时期军队处于“佛居山谷”的情 况一样，只要时机来临，定会获得转机，贏得抗战的胜利。所以，只要中国持续 不断地坚持作战，最终能取得战争的胜利；况在漫长的抗战时期，国际形势必定 会发生有利于中国的转变，对敌人不利的时候一定会到来。后来，胡适的老朋友 荷洛德•雷格曼（Harold Riegelman）在1966年12月22日给陈之迈的信中说:“在
e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721页，台北：联经，1984年.
®李青来：《罗家伦讲“当国家艰危时的胡适先生”》，《中央日报L 1962年3月2日.转引自《胡适之先 生年谱长编初稿》（第五册），第1746页，台北：联经，1984年。
®李青来：《王世杰谈胡适与政治》，《中央日报h 1962年3月1日。转引自《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 （五），第1746-1747页，台北：联经，1984年。
®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757页,.台北：联经，1984年。 这篇演说里，他（胡适）将中国当时的情形比作美国革命战争中美国军队在’佛 尔居山谷'的处境。他以充分的信心预料美国之参战和中国的最后胜利。以后的 演变果然如此”。①1939年7月26 B,美国通知日本6个月后将废止双方于1911 年签订的商业与航运条约，即《日美商约》。对于此一事件，胡适1939年8月 10日在密歇根州安纳伯远东事务研究院演讲《中国抗战的展望》时说，中日之 间的战争，中国士气比以前更高涨，而日本则因自身经济上的物资缺乏暴露出一 些弱点。同时国际形势发展已明显地不利于日本：美国的决定“使我们获得精神 事务鼓励，和士气的提高。”英国下院也讨论废除《英日商约》，甚至张伯伦公开 地警告日本说“在某种情况之下”英国会认为有“派舰队前往的必要。”由于日 本封锁天津租界，引起美国舆论对战争态度的转变：孤立主义的论调有所缓和，
“公开主张英美海军联合封锁日本。”胡适谈到这些事件的意义时说：
这表明“中日战争已经不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我们现在可以更清楚的 看到1931年9月18日沈阳事件乃是世界大战后世界寿终正寝的开端。…… 因此各国需要本身的军事力量来保护自己，而第二次世界大战渐渐来临。”这 里胡适再次预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②
1939年10月30日，胡适在纽约市美国中国协会演讲《We are Still Fighting》 （《我们还要作战下去》），再次宣称，中日之间的战争是与世界新秩序密切相关 的，自“九一八”事变爆发至今已经有八年之久，但中国决心抗战到底，直至“中 国获得公平和荣耀的和平是不会终止的。……我的人民还会照样坚定作战下去”, 直到和平能够实现。③此演说主要是针对美国政府打算调解中日之间的战争，而 提出和议的困难而言，强调中国人的抗战仍在继续，决不会在有损国家主权的情 况下与日本议和。为此事，胡适还起草一个说帖谈和议之难及不可能。④在1939 年10月30日跑日记中，胡适记下了关于中日议和的必要条件有三点：
“1、必须满足中国人民建立一个统一的、独立的、有力的民族国家的合 理要求.2、必不可追认一切用暴力违反国际信义造成的土地掠得及经济优势.
3,必须恢复并加强太平洋区城的国际秋序，使此种侵略战争不得再见。此三 个条件也是我个人拟的，没有请示政府
®陈之迈：《关于胡适之先生的一种第一手资料》，载欧阳哲生选编：《追忆胡适》，第472页，北京：社会 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中国抗战的展望》，转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679页，台北：联经，1984 年。
®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685页，台北：联经，1984年。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8-1949）） （7）,第290-300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在当天日记的下边有一则附记对此议和的条件有一说明：
“这三个条件，直到1941年11月，我才正式请示政府考虑训示。十二 月美国参战后，复初部长始复电赞同。是年Dec. 31,我在政治学会讲演，才 正式申述此三点°” ®
可见，胡适的坚持抗战、和比战难的思想到这时仍没有改变。
1939年11月23日，在新港《美国医药援华协会》发表关于中日战争问题 的谈话，认为：中国的抗战士气更加高涨，将不计年月，继续抗战，而日本必因 经济原因而感觉侵略的困难。
1940年9月27 0,德、意、日“三国经济军事轴心同盟”形成。国际形势 的演变，影响了美国的对外政策的变化，胡适在1940年10月20日给重庆外交 部的电报中通报了这一情况：日本的狂妄行为，引起美国的反感，美国总统坦言： “我们并不要和日本开战，但也决不在远东退缩”，若日本侵犯，我们难免一战。 ②1940年12月29 H,罗斯福发表“炉边谈话”，公开表明：中、美、英三国的 命运关系密切；美国承担民主国家兵工厂之责;.将以大量军需援华。美国对外政 策的转向，验证了胡适的中国抗战是为世界而战、世界和平不可分割的观点。这 无论从道义上、还是物资上都对中国坚持抗战的极大援助，助长了中国抗战到底 的士气及信心。胡适在美的演讲次数很多，在1942年5月17日给翁文潮与王世 杰的信中说：“今年体气稍弱，又旅行一万六千英里，演讲百余次，颇感疲倦。 六月以后，稍可休息。”③
以演讲的方式，唤醒美国民众的战争意识，使他们放弃孤立主义的思想，从 而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并最终促使美国参战，这是胡适与其他驻外的中国使节相 比所特有的。这对中国抗战的贡献是无法用计量的方法计算的。对于胡适演讲的 影响，余英时先生分析说：
“当时的广播等于今天的电视，其影响是巨大的，……他对中国抗日战 争的最大贡献也在此.他年复一年地四处演讲究竞发挥了多大的实际效果， 这是无法精确估计的.但《日记》中保存了一张1940年10月31日《纽约时 报》的报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线索。这篇报道转述东京英文《日本 时报》的评论，对美国国务院在幕后支持胡适大使的巡回演讲，极表愤怒.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8-1949）》（7）,第307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②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709页，台北：联经，1984年。
®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777页，台北：联经，1984年. 它指责胡适以大使身份到处演讲，是刻意激起群众对日本的仇恨，并将美国 引入和日本的战争.这至少说明在日本政府的眼中，胡适的演讲活动已构成 美、日关系的一大威胁.”①
现将《纽约时报》的报道内容录于下：
“中国使节之旅引起东京怒火《日本时报》说胡适正在把美国引向战 争：……该报看出这场不值得赞扬的表演背后是国务院「当一个外国大使设 法游说其国参战时，总统如何能实施使美国处于战争之外的保证呢？’该报 问.它谴责该大使此旅不恰当地利用其外交职责，，谋划要唤起民众对日本的 仇恨并把美国拖入对该国的战争,。它对允许这次旅行的美国当局的愤怒是极 大的。'美国有责任,'它说，'制止外国代理人恐吓美国人民或把美国事务操 纵到危险的轨道上，从而违背乔治•华盛顿关于反对对外纠纷的忠告/任何 一位大使都能偶尔介绍一下该国的政策，但是在大选期间，一个有组织的运 动是一件危险的事。假如英国大使这么做的话，国内利益集团会立即抗议. 就胡适而言，却无正义的反对声出现。编辑建议众议员马丁 •戴斯关注该大 使的，非常不美国化的行为。'”②
从此段引文可见，胡适在美国的言论及其它行动正在践行着他的积极促变的 思想，他要唤起美国民众对日本的仇恨，对中国人民经受战争之苦的同情，从而 支持美国总统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乃至直接的参加战争，最终以战争结束战争。
第三，争取美国的财政援助。为达到此目的，胡适积极地向美国政府的决策 者、民众解释中国的抗战战略、抗战情况、中国政府的立场，以坚定他们支持中 国抗战的信心。广州、武汉失守后，蒋介石在1938年10月31日发表《告全国 国民书》，向全国百姓概述了抗战的经过及将来之目标。指出：
“我国抗战根据，本不在沿江沿海浅狭交通之地带，乃在广大深长之内 地，而西部诸省，尤为我抗战之策源地，此为长期抗战根本之方略，亦即我 政府始终一贯之政策也 此后抗战，乃可实施全面之战争，而不争区区
之点线.……武汉在战事上之价值，本不在其核心之一点，而实在其外围之 全面，今我在武汉外围鄂豫皖赖主要之地区、远及敌人后方之冀鲁辽热察绥 苏浙各干线，均已就持久作战之计划，配置适宜之根据与兵力，一切部署悉 已完成，……敌人用意，在包围武汉，歼灭我主力，使我长期作战，限于困
® ［美］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第57页，桂林r广西师范大学岀版社，2004年。
②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8J949)》(7),第417-418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顿，以达其速战速决之目的.因此，我军之方略，在空间而言，不能为狭小 之核心而忘广大之围；以时间而言，不能为一时之得失，而忽久长之计。故 决心放弃核心，而着重于全面之战争。 继今以往，全面抗战 真正战 争，从新开始 须知此次兵力之转移，不仅为我国积极进取转守为攻之
转机，且为彻底抗战转败为胜之枢纽，决不可误认为战事之失利与退却.盖 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魏，不在武汉一地之得失，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 量。......所谓一贯之方针者，一曰持久抗战，二曰全面战争，三曰争取主动, 以上三义者，实为我克敌制胜之必要因素 必须我人抱定最大之决心，
而后整个民族、乃能得彻底之解放。”①
蒋介石的讲话，明确表示政府的“保卫武汉之战略目的已达，后方布置亦以 完成”，今后要“坚持长期战争，赢取最后胜利”的决心。在美的胡适及时将中 国的这一战略计划告知美国总统罗斯福：中国的退却是战略性的，是“以空间换 时间”②，是为了贏得最后的胜利，并不是溃败。同时通过报界向美国民众表示, “至必要时，中国有长期抗战之准备”。③当时，中国抗战急需大量的军需物资援 助，所以，胡适到美的首要任务就是想尽办法向美国借款。但在孤立主义思潮盛 行的美国，要想从官方获得援助的困难相当大。胡适就想办法利用民间的渠道寻 求帮助以支援抗战。仅据年谱的记载：当时胡适与政府委任的赴美专门与美商洽 借款的陈光甫密切合作，很快就谈妥第一笔贷款。这就是1938年12月15日罗 斯福批准的中美桐油借款——二千五百万美元。此次借款的成功，其意义不仅在 于这些钱，更在于其精神的影响与意义。王世杰后来说：这笔借款，“帮助我国 继续抗战。这件事对于我国当时的士气民心实在有莫大的影响”。在此次借款成 功之前，多次向美交涉借款事项均未成功，“这次借款，在胡适之先生就任短期 内即告成功，并不是基于他，或者是当时的外交手腕；主要的原因，是罗斯福总 统当时已经完全了解我们政府继续抗战的决心;可是白宫及国务院对于胡、陈（光 甫）两位的尊敬与信赖，也确是借款速成的一大原因。”④可见借款成功与胡适利 用一切机会积极的向美国阐述中国关于抗战的情况、策略有密切的关系。®
®《蒋委员长吿国民书》，《大公报》，1938年11月1日。
®对于国民政府在“七七”事变后对日取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杨天石研究后认为：淞沪抗战后，蒋 介石决定调整战略战术，实行以•“空间换时间”的持久战略。详见杨天石：《蒋介石与1937年的淞沪、南 京之战》，《学术探索》，2005年3期。
®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652页，台北：联经，1984年.
①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656页，台北：联经，1984年。
®胡松平先生后来提到此次借款速成的原因说：是由于渗透到美国内政、外交、财政各部门的俄国间谍的 帮助。在武汉会战时，俄国怕我们不继续打下去，日本的力量转过去对付他，所以苏俄全力支持我们。到 1950年时胡适才明白当年怀特帮忙的真正原因.见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656-1658 页的编者附记，台北：联经，1984年°据记载，从1940年夏天起，关于向美国寻求贷款事宜由蒋介石的 个人代表（特使）宋子文（1894-1971）担任。胡适以大使身份负责办理借款事宜的使命完成。
第四、吁请美国政府在经济上制裁日本，对其实行禁运。1938年12月4日 在纽约哈摩尼俱乐部演讲《北美独立与中国抗战》时，呼吁各国尤其是美国对日 本实行禁运以断绝日本继续进行战争的经济支持，“中国并不希望各国以武力援 助中国”，但鉴于日本的侵略行径以威胁到世界的安全，已成为“世界之公敌”, 所以希望各国“应以经济方法制裁之”。“设法阻止以武器及制造武器之原料运往 日本”。①至1939年，由于战争的持续扩大，美国内部展开了关于中立法修正问 题的讨论。胡适密切关注此事，并多次与美国总统、国务卿、参议院等相关人员 交换意见。以积极策动中立法的修正的成功。②在5月29日，胡适给重庆外交部 的电报说：“美国立法避免迁入国际战争固属重要，而谋维持世界和平使战争不 致发生尤为根本要图。” 7月15日又在给重庆外交部的电报中说：“美国中立法 的实施，不借与交战国款，但孤立论者，犹欲并商业信用借款而加以限制。”这 增加了我们借款的困难，也是导致6月份宋子文谋求棉麦借款被美财政部婉谢的 原因。但是，这样的讨论，最终促使美国政府在1939年7月26日，宣布废止《美 日商约》（1911年签订的商业与航海条约）。美国的行动也促使正受到日本逼迫 的英国考虑废止《英日商约》。胡适在美国废止《美日商约》中的作用问题，朋 友们认为是胡适起了很大的作用，但胡适很谦虚，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多谢你把 （美国）总统终止与日本商贸条约的事归功于我，但我实在不敢居功。”③美国终 止与日本的商贸往来，使“我们获得精神的鼓励，和士气的提高。”同时，美国 所以作岀这样的决定，是由于日本对天津的封锁（影响租界），使美国舆论界改 变了孤立主义的论调④。美国国民战争意识的改变，影响了美国领袖的决定。这 对中国抗战是很大的帮助。1939年9月1日，欧洲战争爆发后，若能对日本实 施禁运的话，“日本会更迅速的崩溃下来，日本处在今日经济的困境中，只要用 外力加强对日的压力将非常有效。”⑤到1941年，日本为在太平洋地区的扩张， 欲谋利用越南根据地进攻云南、缅甸及滇缅路，胡适请求美国政府及友邦政府从 经济上制裁日本，给日本以经济压力。1941年7月25 0,罗斯福总统发布命令: 冻结日本在美国的全部资金。1941年秋季，日美在华盛顿进行秘密谈判，传言
®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655页，台北：联经，1984年・
®关于《中立法》的制定及对美国二战前期对外政策的影响、《中立法》所反应的美国对美国本土以外的战 争的态度及美国国内的孤立主义思潮的关系等问题，可参见如下的文章：（1）赵文莉：《孤立主义势力对美 国远东政策的影响》，《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6年4期；（2）易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美国中立法述评》, 《阿坝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1期；（3）凌晓华：《论二战前夕美国"中立法”的修订》，《甘肃 高师学报》，2000年1期；（4）李广民：《与“宣战”有关的国际法问题研究》，《山西师大学报》，2003年 1期；（5）王中文：《从“中立法”到“租借法”——二战时期美国军火贸易政策探析》，《郑州航空工业管 理学院学报》，2004年4期。
®周质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胡适给韦莲司的信》，第245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 1939年8月10日在密歇根州安纳伯远东事务研究院演讲《中国抗战的展望》，转引自胡颂平编：《胡适 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673页，台北：联经，1984年。
® 1939年12月5日在纽约市政协会演讲《中国目前的情势》，转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 稿》（五），第1695页，台北：联经，1984年.
美国欲与日本达成临时性的妥协议案①。日美之间的妥协，不仅影响中国的未来, 也关系到整个太平洋地区的局势。胡适向美国政府提岀严重抗议并就此事与罗斯 福总统协商。恰在此时，英国首相邱吉尔致电罗斯福，反对临时妥协，他说：“中 国如果崩溃，将大大增加英美的危机"。②由于中国及英国的反对，美国取消了这 一计划，在1941年11月26日将结果正式通知日本。“这是中国外交史上的一大 胜利。适之先生（胡适）之功业，时垂百世而不减矣。”③罗斯福对胡适说（1941 年12月8日上午），美国的决定，“太平洋上随时有发生战争的可能。”果然在当 天中午时又是罗斯福亲自打电话告诉胡适:“日本海空军已在猛烈袭击珍珠港”①。 太平洋的局势变了。胡适所主张的“苦撑待变”的时机到了，中国复兴的机会来 了。后来罗家伦高度评价胡适在其中起的作用，“这项决策虽是由于当时蒋委员 长的明智和坚定，但是执行的大使在其驻在国家的声誉、人望，及其和当局的友 谊与互信不能说不是其中重要的因素。”③当胡适得知美国已经正式对日宣战后， 他觉得自己的使命已经完成。在1942年5月17日《给翁文濒、王世杰的信》中 提到了此时的想法：“去年十二月八日我从国会（美）回家，即决定辞职了。但 不久即有复初之事，我若求去，人必以为我'不合作'，对内对外均须费解释。 故我忍耐至今。我很想寻一个相当机会，决心求去。我在此毫无用处，若不走， 真成'恋栈'了”⑥所以当其任职到期被解除职务后，他感觉自己是一身轻松、
“如释重负”。®
©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745页，台北：联经，1984年。美国已破译日本密码, 决定发动战争.参谋长马歇尔认为签署协议只为争取时间
®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745页，台北：联经，1984年。
④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745-1756页，台北：联经，1984年。
®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748页，台北：联经，1984年，罗斯福语。
®罗家伦：《当国家艰危时的胡适先生》五十一年三月二日《中央日报》；转引自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 谱长编初稿》（五），第1748页，台北：联经，1984年.
®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五），第1776-1777灵,台北：联经，1984年。
°周质平编译：《不思量自难忘一胡适给韦莲司的信》，第252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另：在同一天与韦莲司的信中，胡适还提到一件事，就是对于胡适的去职，一些人感到遗憾：“让我惊讶的 是许多好意的社论和私人的信函都对我的去职表示真挚的遗憾.这让我觉得，此时正是我去职最好的时机”。 这一私人的信函当指郭泰祺1942年10月28日请人带给他的信件。“兄持节四年，誉满寰瀛，公在国家， 一旦去职，中外同深惋惜.其难进易退有古人风，尤足为士林矜式.而弟于惋惜之余,颇有吾道不孤之感.…… 友好中谓此次之事'其戏剧性不减于去年十二月之事（指郭泰祺的外交部长忽然被免职）.弟意二者固不 可相提并论，国人之骇异可见一斑矣.近阅报载言美各大学纷纷请兄留美讲学.鄙意兄若能勉徇其请，似 较'即作归计'为愈.因在目前情况下，兄果返国，公私两面或均感觉困难，于公于私，恐无何裨益."见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8-1949）》（七）第482-383页。另据王芝琛在《一代报人王芸生》中披 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在12月20日通过了一个《增进行政效能，厉行法治制度， 以修明政治案》.王芸生借题发挥，写了一篇《拥护修明政治案》的社评，发表在12月22日的《大公报》 上，其中提到整顿吏治的问题.说“某部长在重庆已有几处住宅，最近竟用六十万元公款买了一所公馆。…… 现当国家如此艰难之时，他的衙门还是箕距办公，而个人如此排场享受，于心怎安？另闻此君于私行上尚 有不检之事，不堪揭举。”文中“某部长”，当指外交部长郭泰祺.当时正值五届九中全会，蒋介石当即提 议将郭泰祺撤职，而以宋子文继任外交部长。见王芝琛：《一代报人王芸生》，第91-92页，武汉：长江文 艺出版社，2004年9月.
四、胡适外交思想及活动评价
从以上所述胡适外交思想的内容及实践看，均是针对“九一八”事变后中日 冲突演进过程中所发生的具体而提出。他本人努力、积极地向政府进言并希望将 其付诸实践。
（一） 胡适所提的解决中日冲突的外交思想、方案是为了使政府能够采纳 并实施。所以他主要是通过三种渠道表达自己的思想：（1）、通过自己与朋友们 主办的杂志《独立评论》及其他媒体阐释自己的关于对如何解决中日冲突问题的 思想，以引起政府的关注。（2）、通过给在政府高层中任职的朋友、熟人写信件 的方式反复阐明自己的关于处理中日问题的主张。希望他们将自己的主张转告蒋 介石，以期加以实施。1932年9、月致罗文干的信就主张与日本直接交涉①（按： 罗文干当时任司法行政部部长兼外交部长）、1933年12月致汪精卫的信，批评 他的“弱国无外交”的思想及目前只能取“默守待援”的态度，主张开展积极的 外交活动，强调“弱国更需要外交（按：汪精卫时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②1938 年1月致蒋廷皺的信阐释了 “和比战难”的思想③；1935年6月致王世杰的信阐 述了“苦撑待变”的思想，在信的结尾胡适表达了希望通过他向政府进言的思想:
“吾兄倘认为有一顾的价值，请•…••暂时摆脱一切事务，为国家做一个全盘的计 算，然后为当局恳切进言，打破那'等我准备好了再打'的迷梦！”④主张抗战到 底。（3）、与蒋介石谈话时，直接向其建言。
胡适作为一位学者、非职业外交家在民族面临危机之时关心国家的外交事务 并积极的向政府献言献策，他的言、策始终以维护或保全国家民族的主权为首要 目的，充满了对国家命运的关切。
（二） 从胡颂平编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曹伯言整理的《胡适日 记全编》、《独立评论》看，从“九一八”事变爆发以后至其出任国民政府驻美 大使任前，其主要的精力或曰工作重心是用在关心国家内政问题、中日问题的 解决及与此密切相关的太平洋地区、世界局势演变趋势问题上。胡适在1934年 4月9日的日记中写到：“近几个月来，《独立》全是我一个人负责，每星期一总 是终日为《独立》工作，夜间总是写文字到次晨三点钟。冬秀常常怪我，劝我早 早停刊。我对她说，'我们到这个时候，每星期牺牲一天作国家的事，算得什么？ 不过尽一分心力，使良心上好过一点而已。'”⑤胡适在《独立评论》所发表的关
。梁锡华选注：《胡适致罗文干》，《胡适秘藏书信选》，第54-55页，台北：远景岀版事业公司，1982年。 »梁锡华选注：《胡适致汪精卫》，《胡适秘藏书信选》，第79页，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另 参见本书的《汪精卫致胡适信》，第70页一72页）.
①梁锡华选注：《胡适致蒋廷蔽》，《胡适秘藏书信选》，第148-149页，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 z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1-1937）》（6）,第509-512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51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1-1937）） （6）,第361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于中日及相关问题的见解，及其参加太平洋学会的会议（按：主要以讨论国际关 系为主）对他以后担任出访美国的特使及驻美大使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及实践基 础，助其出色地完成了使命。他后来说：“我1937-1938年出任外交事，确有了 点准备——五年编辑《独立评论》，三次参加I.P.R.（按：太平洋学会）会议，都 是好训练。”①对此余英时评论说：“工作中心的转移无意之间为他的生命的下一 个阶段打下了基础。”②
（三） 胡适就中日冲突问题所提出的外交思想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中日 关系的演变情况而变化。“九一八”事变后，他主张中日直接交涉从根本上解决 问题，但当得知中国国防力量薄弱时，主张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可以做有条件之 让步，以获得一定的喘息时间，求最后算总账。当日本提出的条件过于苛刻，中 国又不可能接受时，他走上了 “和比战难”、宁愿选择抗战到底不妥协的道路。 他意识到，中国的抗战将艰苦异常，但最终会赢得胜利，因为国际局势的演变势 必朝着有利于中国抗战的方向发展，而这一局势的演变需要我们自己去促成，这 就是通过外交手段，促使国际反法西斯势力联合起来，以战争结束战争，他建议 政府将这一方法定为国策，这是其弱国更需要外交思想的体现，也是他的“苦撑 待变”的外交思想中的积极“促变”的思想的体现。他的“苦撑待变”的思想可 能与国民政府或曰蒋介石的“苦撑待变”的外交战略不谋而合，所以在国家危难 之时，被派以民间大使的身份出访欧美各国。这是其“九一八”事变后关于“弱 国更需要外交”、“待变”等外交思想的延续与实践，他在驻美大使任内到处演讲 的目的也是努力促使美国参战。®
（四） 胡适外交实践的评价。胡适驻美大使任的外交实践，是其外交思想 的延伸。他由思想者转变为实践者。胡适意识到了这种身份与角色的转换。他在 1939年3月11日的日记中写到：
“近十年来，事势所迫，我不能不谈政治，才感觉替国家想出路，这是 ，一言可以兴邦，一言可以丧邦，的事，我们岂可不兢兢业业的思想？近年 我不能不讨论对日本和战的问题，责任更重大了.有时真感觉到担不起这大 责任。然而替《独立评论》或《大公报》写文字，究竟还只是'言论'，还不 是直接负责任.去年十月十一月两个月的经验，才是负实际政治的责任，一 一有一次我拟了一个电报，我的两个秘书不敢译发，要求我改动，•我叫他们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1949）》（7）,第691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美】余英时著：《重寻胡适历程》，第35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参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8-1949）》（7）,第416-418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年。【1940年10月31日日记，所保存的《纽约时报》的报道《中国使节之旅引起东京怒火》：此报道主要 是转述《日本时报》指责美国国务院在幕后支持胡适大使巡回演讲是可以激起群众对日本的仇恨，胡适正 在把美国引向战争】
照原文发出。这种责任心使我常感觉担负不了！” ®
胡适在驻美大使任内的“负实际政治的责任”经历，使他体认到了责任的重 大，所以他更加积极、勤奋地做了大量的积极促变的工作。我们相信，若没有胡 适的这些工作，美国迟早也会参战，但时间可能要长一些；中国苦撑的时间可能 要延长时间。胡适驻美大使任内的工作，促使美日交恶的速度加快，而引发太平 洋战争的爆发。对于胡适在驻美大使任内的工作，余英时先生有这样的评价：
T941年11月26日美日最后谈判的破裂，与胡适在最后一分钟的强烈 争持有关系的。美国最负盛名的史学家毕尔德(Charles A. Beard) 一一和胡 适相识数十年，《日记》中也常有记载一一在战后所写的一部书中，甚至认为 日本偷袭珍珠港是因罗斯福受了胡适的影响。这种推测虽不免过于夸张，但 多少也反映了一个事实，即胡适在大使任内，运用一切方式和力量推动美日 交恶，是众所周知的。他一心一意要把美国带进太平洋大战，使中国可以有 ，翻身，的机会。他之所以接受职务，便为此一，大事因缘，而来.1941年 12月8日美国国会正式对日宣战以后，他的，大事因缘'也就了结了。所以 1942年5月17日在《给翁文瀬、王世杰的信》中说：去年十二月八日我从 国会回家，即决定辞职了②
胡适对自己外交工作的评价是淡然而不居功。在1940年12月17日的日记 中写到：
“这一年之内，……做事的困难，一面是大减少了，因为局势变的于我们 有利了； 一面也可说是稍增加了，因为来了一群，太上大使J但是我既为了一 个主张发下愿心而下(来)，只好忍受这种闲气 至于政策，则此邦领袖早 已决定，不过待时演变，待时逐渐展开而已.今年美国种种对我援助，多是这 程序的展开，我丝毫无功可言.其展开之形式皆为先有暴敌走一步，然后美国 走一步或两步，历次皆是这样31
对于胡适出任驻美大使的工作，中国舆论界对其寄予厚望，这已从前文所引 张季鸾的《胡大使抵美》一文可见一斑。他在大使任的工作成绩有目共睹。1942 年他卸任的消息传出后，美国舆论界高度评价了胡适在美的工作，并对他的离任
噌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8-1949)》(7),第203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美】余英时著：《重寻胡适的历程》，第58页，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8-1949)》(7),第423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
表达了某种无奈的遗憾:
“重庆政府遍寻中国全境可能再也找不到比胡适更为合适的人物.他在 1938年来美上任，美国朋友对他期望至高，而他的实际表现，又远超过大家 对他的期望。他在美国读书、旅行、演讲，对美国文化之熟悉，犹如对其本 国文化之了解。他所到之处，都能为自由中国赢得支持。如果对于他的去职 深感遗憾，尚不足以表达我们的心意®
关于胡适驻美大使期间的外交活动特点的评价，已有书籍或文章或回忆论及, 在此不再赘言。②
①转引自傅安明；《略谈胡适使美的成就》，载欧阳哲生选编：《追忆胡适》，第279页，北京：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2000年。
®可参见：莫高义著：《书生大使一胡适出使美国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美］余英 时；《重寻胡适的历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年9月；耿云志：《学者大使》，《民国要人剪 影》，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史翼：《胡适出使中国驻美大使》，周乾等主编：《涉外史事》，第211页, 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胡明：《胡适驻美大使任上的工作实绩及其评价》，《齐鲁学刊》1996年5期； 高全来：《胡适在抗战时期的外交思想及其活动》，《人文杂志》1996年3月；史义根：《再评胡适使美》，《安 庆师范学院学报》I社科），2002年5月；胡明：《抗战前夕胡适反日思想探微》，《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 3期；万华、张国华：《学者大使胡适》，《21世纪》，1997年5期；史义根：《胡适使美评价研究综述》，《盐 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2002年3期:刘凯：《备受美国朝野敬重的外交家》，载台北《传记文学》第五 卷第二十八期；陈之迈；《关于胡适之先生的一种第一手资料》，载台北《传记文学》第十卷第二期；傅安 明：《略谈胡适使美的成就》，载欧阳哲生选编：《追忆胡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第二节、蒋廷猷的外交思想
蒋廷献(1895-1965),字绶章，笔名清泉，湖南邵阳人，1901年六岁时入私 塾读书接受传统的教育。1906年在长沙入明德小学读书，接受新式教育。1912 年起自费赴美留学。他先就读于派克学堂，两年后，申请并获得湖南省官费资助 ——每月80美金。随后转入俄亥俄欧柏林学院就读四年，获文学学士学位。这 四年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四年。1919年夏入哥伦比亚大学，认为“欲想获得 真正的政治知识只有从历史方面下手”，①最终决定学习历史。在哥伦比亚大学获 得哲学博士学位。在哥大读书期间参与了 1921-1922年在华盛顿召开的华盛顿会 议的部分工作。1923年回国后先后在南开大学、清华大学教授西洋历史与中国 近代外交史。1935年底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时被选入政府，从此由学入 政。②进入政界后，先后担任过行政院政务处长、驻苏大使、国民政府常住联合 国代表、驻美大使等职务，1965年5月退休后不久病逝于纽约。
一、蒋廷猷外交思想的提出
蒋廷蔽学习历史是为了获得真正的政治知识，以贡献于国家③。1923年春回 国受聘于南开大学教授西洋历史。因为在美国读研究生时对中国外交史感兴趣， 归国后即选择中国近代史为研究方向并以晚清以来中国外交史作为具体的研究 对象，立志于搜集并研究有关清代外交资料，同时表现出了对现时外交问题的极 大兴趣。几年研究外交史资料使其成为中国近代外交史专家。1929年5月受清 华大学校长罗家伦的力邀进入清华大学历史系任主任，从政前一直在清华教书。 他为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发展及中国近现代史学科的创立作出了突出的贡献，表现 在两方面：一是改革清华大学历史系的教学内容、二是培养了一批中国近代外交
①蒋廷緘：《蒋廷IK回忆录》，第77页，长沙：岳JR书社出版发行，2003年.
®学者研究认为；“外交方面，他主张对日妥协的同时，积极主张对苏复交.其内政、外交主张得到蒋介石 及国民党的赏识，因而受到重用，投身政治”.见任骏：《抗战前蒋廷肱的内政外交主张简述》，《民国档案》, 2004年4期。
④对于蒋廷SK的这一学术取向，吴相湘评论说:蒋廷献先生自幼受经世致用学风的影响；“问政从政，只缘 学以致用”，他是“书生报国”的典型。是将“学问”“事功”融合为一的人.见吴相湘：《民国百人传》(第 一册)，第257、258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9月.陈之迈评价他说：蒋廷厭是一个真正的爱 国者，他主张知识分子应当投身政治，他甚至批评知识分子鄙视政治之不当.他为人天真，“绝不是热中于 高官厚禄的人”，“他的态度不属于中国文人传统的类型，既不自鸣清高，也不热中仕进。但是政府既然征 召他，他就应召，丝毫不作扭捏的姿态，半推半就，装腔作势。”见陈之迈：《蒋廷敲的志事与平生》，第8、 150、151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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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研究的人才。①由于其对中国近代史、近代外交史学科建设、研究的开创之功, 以至于傅斯年在1948年就选举院士的提名给胡适的信中将蒋廷險列入其中，并 认为“近代史当无第二人”②。蒋廷嵌对中国外交史的研究使其注意到了东北问 题的重要性。“九一八”事变后就中日关系问题及应与邻国苏联建立友好的睦邻 关系的见解，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多次召见并听取他的意见。“九一八”事变 发生后，为了在国难时期尽知识分子的责任，他与志同道合者共同创办了《独立 评论》。在民族危机及“社会中坚份子应负起重担”③的语境之下，蒋廷戡对中国 的内政、外交等问题阐述了大量的观点。他的文章多刊发于《独立评论》上，也 有一部分刊发于《大公报》等刊物上。1938年的5、6月份，他撰写了《中国近 代史》（又称为《中国近代史大纲》），将自己“对我国近代史的观感作一个简略 的初步报告”。其研究近代史的目的是，“注意帝国主义如何压迫我们。我们要仔 细研究每一个时期内的抵抗方案。我们尤其要分析每一个方案成败的程度和原 因。我们如果能找出我国近代史的教训，我们对于抗战建国就更能有所贡献了。” ①由于他是以政治的视角研究学术，所以他的文章有很强的经世色彩。他的文章 很快引起了蒋介石的重视。有学者称“他很懂得宣传与学术的联系与区别。他是 以学术的态度讨论政治，又能以政治家的眼光反观学术。他视政治与学术为一体， 视历史与现实为一体，视中国与世界为一体。”⑤故他对中国近代史及外交史的研 究有较强的政治背景，当然亦有深厚的档案史料积累及理论基础。他是中国现代 著名外交史研究专家。1935年后进入政界。关于蒋廷蔽外交思想理论渊源已有 学者论述⑥，本文不再赘言。本文仅以其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后所发表的有 关论文、政论、著作为基础，讨论其以中日冲突为中心所阐发的外交思想。
二、蒋廷献的外交思想
（-）东北问题应是中国外交的中心与重点
©蒋廷誌：《蒋廷IK回忆录》，第129-130、133-138页，长沙：岳麓书社出版发行，2003年9月.其中邵循 正所写的《中法越南关系始末》是其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历史系时的毕业论文，研究院印为单行 本内部发行。论文是遵循导师蒋廷IB的主张：研究中外关系史要尽可能地利用中国自己的档案、资料，在 结合参照外国档案、资料的基础上进行研究，邵循正的这篇是作得最成功的一篇.此文后被河北教育出版 社列入《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岀版，由张寄谦撰写《叙录》.《叙录》称：此书至今还是“研究中、法、 越关系和中法战争的重要学术著作之一，也是邵循正毕生耗费心力最多的著作°”参见《二十世纪审国史学 名著叙录》，第397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①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第七卷），第349页。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蒋廷献：《国际的风云和我们的准备》，《独立评论》（第59号）,1933年7月16 H.
®蒋廷厳：《中国近代史大纲》，《小序》、《总论》第3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
3蔡乐苏、金富军：《蒋廷IK外交思想探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6页，2005年第1 期”
®关于其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的形成问题，可参见：蔡乐苏、金富军：《蒋廷厳外交思想探析》，《清华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1期。
东北问题在蒋廷嵌的研究工作中占主要地位。1927年暑期，他与何廉博士 到建立了一个新政权——南京国民政府的长江下游游历，了解战后江南地区的政 治、经济及百姓的生活状况。可能是研究外交史的关系，他“当时对新政府的外 交政策很有兴趣”①，在上海时，他前去拜访可能出任外交部长的王正廷，“希望 能从他那里获得新政府对外关系的真正意向”。◎当他听到的回答是“很简单，我 们要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时，③他对当时这种流行口号式的答复不 甚满意。在《蒋廷蔽回忆录》中记载了他对王正廷谈的自己关于新政府所应采取 的外交政策或制定对外政策时所应注意的问题及想法。他认为：
“所有不平等条约均应废除”，但是“废除不平等条约并不是中国外交部 长最困难的工作。当时中国最大的外交问题，我认为是，东北问题J他所面 对的是：一面废除不平等条约；一面要维持某些国际友善关系，以解决东北 问题。”④
从这段记录看，他在20世纪20年代就开始关注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制定问 题，并意识到东北问题是最大的外交问题，应利用国际上对我友好的国家关系， 全力解决之，而不是盲目地废除不平等条约，在国际社会遍树敌人。⑤
蒋廷鮫所预设的新政府的外交政策与南京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是有差异的， 但这并不是本质性的差异，而是具体的实施的策略与步骤的差异。南京国民政府 的外交政策是一揽子解决问题的方式、而蒋廷蔽预设的外交策略是分轻重缓急、 将解决眼前最紧迫的对外关系问题与长远的外交策略联系起来。他之所以强调东 北问题为新政府首要解决的外交问题，是与他对中国近代外交史的研究所得出的 结论及所工作的环境有关。南开大学的许多学生来自东北，“所有上过国际关系 课的学生都知道我国东三省是远东的风暴中心。……何廉博士和朱契都对山东河 北农民移居东北以及东北地区的国际贸易问题感到极大兴趣”，东北地区有丰富 的矿藏。®
1928年夏天，南开校长张伯苓发动教师去东北研究旅行。.在皇姑屯事件后 不久他们到了沈阳。在东北他们拜访了各界要人。沿途所见所闻，更强化了他原
T蒋廷猷：《蒋廷猷回忆录》，第116页，长沙：岳麓书社出版发行，2003年9月。
®蒋廷献：《蒋廷蔽回忆录》，第116页，长沙；岳總书社出版发行，2003年9月。
©蒋廷緻：《蒋廷織回忆录》，第117页，长沙：岳趣书社出版发行，2003年9月。
®蒋廷就：《蒋廷織回忆录》，第117页，长沙：岳JR书社出版发行，2003年9月。
® 20世纪50年代，蒋廷蔽在台湾《中央日报》印行他刊发在《清华学报》第8卷第1期（1932年12月北 平）上的《最近三百年东北外患史》一文的“小引"中说：“二十五年前，我曾试对外交当局贡献意见•我 说过：'东北问题的重要不在不平等条约问题之下，而其困难反有过而无不及。我们应该早为预备。‘我那 时在南开大学教书，不但未入政界，并且没有意思掺加政治。我的建议不过根据我的研究，提出来以供当 局参考。"见蒋廷織著：《中国近代史大纲》，第99页，南京：江苏菽育出版社，2006年。
©蒋廷《蒋廷默回忆录》，第117页，长沙’岳鴉书社出版发行，2003年。
来关于东北问题的想法。当时他还访问了负责东北开发和外交事务的杨宇霆（在 蒋廷猷访问杨宇霆三周后，杨被张学良枪毙）®o杨宇霆认为，中日之间的冲突 是迟早的问题，“东北不能独自对抗日本，中央政府对他们的帮助既不能确定也 不会充足”，所以，目前“东北的既定政策是避免和日本公开冲突。”②他认为杨 宇霆对东北中日关系的分析是对的、高明的。③
（二）避免中日冲突升级，争取时间备战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取将中日冲突交由国联仲裁的外交策略， 对日不抵抗、不交涉。但国人的抗日呼声日高、呼吁政府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 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政府在洛阳召开国难会议。但蒋廷嵌在参加了这次会议之 后认为：这次会议不但不能救国，就是对“目前的国难有所补助也是很困难的。 个人单独想不出办法，而望把想不出办法的个人集在一处就能找出办法来——这 岂不是梦想？ ”©那么该以什么方法或策略解决中日的问题呢？ 1931年“九一八” 事变发生时，他“对调整中日冲突关系还没有详细的腹案，我仍在摸索，想要找 出一个双方均能获益的办法。”⑤原因如下：
第一，他认为，“就中日两国而言，中国弱、日本强不过是暂时现象”， 尽管日本军备精良，但不会对“我国构成永久的威胁。我相信时间是对中国 有利的所以，解决九一八事变的主要方法就是争取时间。®
第二，若从情感上讲，法德关系的历史经验可以给我们启示，“普法之战 !
以后，法人仇视德国的情感当不在国人对日仇视之下，然而直等到法国元气 恢复了，俄国的联盟成立了，法国在朝的当局无不尽其力之所能以免法德的 决裂°”所以，从责任上讲，“九一八以前的我国外交当局尽了还是没有尽了 他们力之所能以免中日的大决裂.照我所知，他们不但没有尽，简直不知道 大祸之将至.甚至在野人士有以日本舆情之激烈相劝告者，当局亦置之不理.” e所以他认为，国民政府应谨慎的处理中日问题，避免中日冲突的发生.而国 民政府处置不当是导致审变发生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从当时中圍的情况看，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后，正面临着统一、 建设的任务，所以政府应该尽力避免与日本的冲突，以营造一个和平建设的
①蒋廷殺：《蒋廷献回忆录》，第122页，长沙：岳麓书社出版发行，2003年。
®蒋廷蔽：《蒋廷緘回忆录》，第121页，长沙：岳麓书社出版发行，2003年.
®蒋廷就：《蒋廷就回忆录》，第123页，长沙：岳麓书社出版发行，2003年。
®蒋廷嵌：《参加国难会议的回顾》，《独立评论》（第1号）,1932年5月22 S.'
◎蒋廷献：《蒋廷就回忆录》，第142页，长沙：岳麓节社岀版发行，2003年。
©蒋廷敲：《蒋廷緘回忆录》，第142页，长沙：岳麓书社出版发行，2003年。
©蒋廷厳：《九一八的责任问题》，《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 国际环境.若“建设的中国是仇视日本的，必于建设未完成之先遭日本莫大 的打击”，另“仇日的领袖或党派，日本人决不让他统一中国.至于说在近几 年欧美或有国家愿以实力帮助一个仇日的领袖或党派完成统一，这是绝不可 能的事®
第四，从中日两国的历史及东北的情况看，“东三省的重要性是中日双方 都承认的中国人一向看不起日本人，但甲午战争，使中国人感到耻辱，“三 十年后，日本在东北非法筑路、驻兵、控制重要港口，实际上就是控制了东 北的经济命脉，中国人认为：日本在中国所作所为对中国都是侮辱和侵略。 这是中国人对中日两国在东北冲突的看法。”双方没有妥协的余地。“九一八 事变之前，中国舆论着重在反对不平等条约上。经过研究和实地观察”，他认 为“东北问题不易解决”，“应该格外注意才对”。®
综合考虑以后，他的主要想法是：避免冲突的升级，争取时间备战。因为没 有现代化的国力基础，战争是必然失败。所以同意外交部长顾维钧设立中立区的 提议③。同时他也赞同当时日本外相币原在1931年夏天想与中国谈判，并使H本 占些便宜以避免中日冲突的处理办法。④
但从其《回忆录》看，当他以这样的思想为基础在燕京大学演讲后，燕大师 生一致表示反对设立中立区的提议，并通电全国，全国学生一致要求抵抗。此外， 当时“所有反对中央政府的政客和军人，毫无例外的，一致要求立即对日作战” "o他的主和的主张在当时是遭到人们反对的。•他在当时和后来都提到主战的政 客在利用学生、老百姓的爱国心在党派竞争中制造于己有利的情势。“爱国的口 号在最不爱国的动机下喊出来。虽然学生和老百姓大部分是真正爱国的，但我深 知有些是受政客幕后操纵的”⑥。
但是日本军人的侵华行动并不受日本天皇设立中立区的指示的限制，而是迅 即的扩大了在东北地区的侵略并影响到平津两地时，他感到，欲获得和平需要中 日双方的努力，仅中国一方的努力是不够的。所以，也就渐渐地“转而主张备战 了°”⑦只是在北京高校中和战问题争论很大，大家也知道战争的困难，但“只有 我一个入是公开而诚意的主张维持和平的”，由于和平不会廉价得到，所以主张 积极备战。在1933年夏天经人引见到牯岭去见蒋介石。在谈到对日的问题时，
0蒋廷献：《九一八的责任问题》，《独立评论》（第18号）,1932年9月18日。
'蒋廷厳：《蒋廷縱回忆录》，第141-142页，长沙：岳麓书社出版发行，2003年.
®蒋廷献：《蒋廷就回忆录》，第142页，长沙：岳蕙书社出版发行，2003年。
①蒋廷猷：《蒋廷IS回忆录》，第143页，长沙：岳麓书社出版发行，2003年。
'蒋廷蔽：《蒋廷欷回忆录》，第142-143页，长沙：岳麗书社出版发行，2003年。
'蒋廷織：《蒋廷献回忆录》，第142-143页，长沙：岳JR书社出版发行，2003年。另可参见蒋廷®i：《外加 与舆论》,’《独立评论》（第70号）,1933年10月1 H.
。蒋廷厳：《蒋廷繳回忆录》，第144页，长沙：岳1■书社出版发行，2003年。
他认为：“日本已经表示对华政策趋于积极，所以中日之间迟早难免一战，中国 必须早作准备。我们应该争取时间，但有些事情往往无法控制。”①
（三）舆论影响外交，应加强对舆论指导
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所办的外交事件，绝大部分是以被逼签城下之盟、割 地赔款而告终。1901年《辛丑条约》的签订，清政府完全成为了洋人的朝廷、 成为帝国主义者统治中国的工具。一次次失败的外交事件，引发了国人的焦虑与 愤怒，《马关条约》签订前的“公车上书”可以说是一次民众舆论救国的先声。 但是并没有阻止条约的签订。此后的《辛丑条约》，帝国主义国家更是狮子大开 口。巨额的赔款，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当1915年日本向中国提出灭 亡中国的“民四条约”的消息传出时，国内反对的声浪汹涌澎湃。1919年巴黎 和会时期，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提出取消“二十一条”、收回山东权益、取消列 强在华权益的要求，但是遭到与会各国的反对。在外交舆论的压力下，中国代表 没有在和约上签字。这是舆论势力左右中国外交的典型事例。大革命时期，革命 外交声势浩大。国民革命成功后，在外交上开始废约运动，“九一八事变之前， 中国舆论着重在反对不平等条约上”②。“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外交的重点转为 解决中日冲突，民众要求抵抗，而国民政府确主张不抵抗、不接触、将中日的冲 突交由国联裁决。但是日本的侵华的行为并没有停止，中日冲突愈加严重，在这 样的情况下时任外交部长的顾维钧提出在锦州设立中立区、中日直接交涉解决中 日冲突的意见。但是群情激奋，此提议只好作罢。蒋廷蔽认为这是因为平日对东 北问题没有研究，没有意识到东北问题对中国的重要性及其在远东地区的复杂性 所导致的。对于舆论对外交的影响，蒋廷皺认为至关重要：
政府顾忌舆论、“不敢过于拂逆民意”。在这样的情况下，“国人的国际知 识愈充足，其议论将更有价值，更有补于国事.倘舆论有势力而无知识的根 据，它一定会成为一种暴力，这是很危险的欧美国家已经意识到“舆论左 右外交是不可避免的事，于是竭力求舆论的知识化®同样中国的外交舆论 也有一些不健全的现象。这表现在“在无事的时候，人民是不大注意外交的； 一旦有事，舆情总是十分激昂，有如狂风巨涛，以致政府对外紧急的时候反 而要费其大部精力来对内.惟因平日不研究，所以到国难的时候专感情用审。”
①蒋廷厳：《蒋廷IK回忆录》，第152页，长沙：岳麓书社出版发行，2003年。
58蒋廷献：《蒋廷織回忆录》，第142页，长沙：岳麓书社出版发行，2003年.
®蒋廷厳：《外交与舆论》，一《独立评论》（第70号），1933年10月1.0.
①由于对“外交的注意是临时抱佛脚的方式，所以我们的知识是片面的，零散 的，一知半解的°”这不仅表现在普通的民众身上，也体现在报刊杂志的撰稿 人身上。在事情发生时，好的去图书馆翻一翻英美的杂志再加一点“爱国的 情感”，一般的就“全靠感情的冲动和笔锋的尖锐。” 3其结果可想而知了。
现在的外交不是单一的政治的外交，“每一外交问题往往牵动世界全局，而 这全局又是合各国的历史传统，经济状况，地理环境，以及舆情潮流积成的。”③ 所以一隅之见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尤其是在中国这样国力薄弱的国家，外交问题 的处理不能有丝毫闪失，否则祸患不断。内部不统一，“党派的竞争常不惜拿外 交的问题来作打倒政敌的资料，原来我们就不甚明了国际的形势；加上党派有作 用的搬弄是非④，我们就更加糊涂了。”③为健全舆论，他提出了一套方案，以加 强民众的国际知识：
一是大学应开设有关中外关系的课程，因为，外交舆情的制造者不是大 学里的人就是由大学出身的。所以大学里不仅应设立欧美国家的历史，更应 设置与中国国家兴亡密切相关的日本史及俄国史。二是国内的日报应负一部 分责任，没有“常用驻外访员”，这是很大的问题，应联合成立国际通信社; 三是，外交部也应利用出席各种会议作报告的机会贡献国人以外交知识，并 影响国内的舆论，但外交部并没有这样做，所以遇到问题“则为舆情所压倒, 平日不思提倡外交的研究，遇事则叹惜国人之不见谅。这是不下种而反求收 获。” ®
（四）文化与外交的关系
在1934年岀版的《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中卷）的《自序》中，蒋廷 戡第一次将外交与一国的文化联系起来考虑。
®蒋廷厳：《外交与舆论》，《独立评论》（第70号），1933年10月1 Eh ©蒋廷就：《外交与舆论》，《独立评论》（第70号），1933年10月1日。 ◎蒋廷献：《夕咬与舆论》，《独立评论》（第70号）,1933年10月1日.
④在这篇文章中，他并没有直接指出谁在利用舆情搞党派活动，但从中可以看出，他是非常反感利用舆情搞 党派活动的。多年后，他在回忆录中不仅明确指出这样的人就是汪精卫一类，而且对利用群众的爱国心搞 党派活动的行为再次进行了谴贵。他回忆了汪精卫在野与在朝时期对群众爱国行动的不同态度：“他任行政 院长之前，他的手下也曾发动过学生要求对日作战，以增加政府的困难。政客们为了争权会做出许多奇怪 的事，但是用和战问题当手段，我认为是绝对不可饶恕的.……汪为了他个人的理由也不愿对日作战。但 是他在野时拼命煽动战争，一旦掌权时又要大家维持和平，似乎是缺乏爱国心和对国家的真诚。”见《蒋廷 繳回忆录》，第153-154页，长沙：岳翹书社出版发行，2003年。岳谦厚在其著作中对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危 险的外交境遇及其与党派政治与斗争对中国外交的形响和危害程度有一定的论述。见岳谦厚：《顾维钧外交 思想研究》，第69-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
©蒋廷敲：《外交与舆论》，《独立评论》（第70号），1933年10月1日.
©蒋廷默：《外交与舆论》，《独立评论》（第70号），1933年10月1日。
在《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卷）出版时并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只讲 要进行纯学术的近代外交史研究。为什么在此时他会注意到文化与外交的关系？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公布了外交上三大原则：1、对各国用个别交涉原则;
2、文化工作的扩充；3、经济外交纲之充实。对于日本制定的新的外交原则，当 时学者分析认为，第一、第三两点并不足奇，“惟文化工作，……作为外交政策 的基调，而且要设立国防文化局，以便宣扬日本文化于海外。”“本来外交的作用， 并非全以武力为后盾，必须有文化显扬于国外，才能够博得各国的同情和永久的 胜利”。“一国的文化，如果能引起别国重视，在外交方面必可得到非常的收获； 因为外交的要件，须视国防上的地位如何；国际上的地位，固然以富强为标准， 但文化程度之高下，也是国际团体所重视的。”①由此观之，蒋廷槪在此时注意到 文化与外交关系问题，定是受到日本新的外交政策影响的结果。日本外交政策中 注意宣扬日本文化于世界的思想，再加上近代以来日本在外交上的成功，使蒋廷 嵌意识到了文化对政治外交的重要性°
他认为，外交与文化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每一个国家因其所处的国际地位 及文化传统的特殊性，外交策略与思想是不同的。没有文化背景的外交是不会有 力量的。所以“倘若我们以为外交史的资料限于条约换文及照会，我们的看法未 免太肤浅了。倘若我们以为办外交只须知道国际公法，他们也是把外交看的太容 易了。我们虽然办了将近百年的外交，国内学者对外交史的研究从夏燮的《中西 纪事》算起，虽然亦将近七十年，我们似乎还未了解外交与文化的关系。……除 非我们的外交得着相当文化信条为其后盾，•我们的外交也是不会有力的。”
他在后来写的《中国近代史大纲》中大力宣扬中国近代的外交家，可能就是 基于认为他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否定他们就是否定我们的文化、就无从办 外交的观点。
（五）中国应坚持独立的内政与外交政策
《塘沽协定》签订后，中国开始全力进行国内的现代化建设。为此国民政府 一方面与美国等国家商洽借款事宜以开展中西经济合作，一方面探讨与国联进行 技术合作问题，国联亦决定为中国经济的再建提供技术的援助。这样中国市场就 成为世界各国对华投资竞争激烈之处。日本虽然表示赞赏中国的经济建设，但认 为中国这样的举措有“助长以夷制夷主义之嫌”，②并影响了正在好转中的中日关 系。对此，蒋廷嵌认为，从《马关条约》至今，“所谓戊戌变政，庚子之乱，国 民党革命，虽方式不同……，意义就是民族的图存。”在此期间的外来侵略，西
®汤申：《论文化外交》，《外交评论》第二卷八期（1933年）。
®蒋廷腿《东京的警告》，《独立评论》（第61号），1933年7月30日。
方是渐渐减少，日本的侵略是步步加重。“近二十年的内乱没有一次没有日本政 府或个人从中怂恿”，如出师济南，阻碍中国的统一、策动满洲国的成立等都是 日本所为。中日间不曾有实际的亲善，“九一八”后根本不存在中日亲善。日本 对于中国与国联技术合作的态度及谴责，实际上是在宣传“日本的门罗主义”， 在这个主义之下根本没有中华民族的立足之地。另外，蒋廷厳还提醒中日两国的 有关人士：“中日亲善与中日合作与排西洋是两个不同的事情。……不能与其他 各国为敌。”①针对日本新联社更加严重的措辞：国联是在干预中国全盘内政，若 这一活动“脱离经济的性质而进展至政治的策动”，则日本“自有采自卫手段至 准备”的言论，蒋廷厳指出，
这是日本担心中国因此而对日取强硬的政策、欧美势力垄断中国的市场、 国联对中国政治的控制。日本的担心不仅多余而且含中伤的成分在内。因国 联对中国的政治控制（或曰国际共管）“是中国国情所不容”的，我们的目的 是“图自强，国联的目的在帮助中国自强” \所以，“日本若再进攻，若再 采取所谓 咱卫手段,，她或者能迫着当局与她签订更严重的城下之盟”，但 是中华民族是不会屈服的。6针对日本驻华使馆须磨在上海与中国记者谈话中 所说的，日本可能会因中国与国联的技术合作而制造出第二满洲国或第二上 海事件的谈话，蒋廷槪认为，我们会注意到东京的警告，但我们不会因此而 停止建设.因为“我民族的出路全在于建设，而建设非有外来的投资和技术 不可。因东京警告遂停止建设，那我们只有坐以待毙。” ®
蒋廷蔽认为日本对国联援助中国经济建设的干涉是其独霸东亚外交政策 的体现，“九一八”事变后，中日之间不存在亲善的关系。中国不会因日本的 威胁，停止与国联合作建设中国的现代化，因为只有建设中华民族才有出路。
（六）密切关注国际政局变化
国民政府及一般的国人均以为《塘沽协定》签订后，中日之间的问题就解决 了、从此天下无事了。但蒋廷蔽认为：1933年，
®蒋廷蔽：《亚洲的门罗主义》，《独立评论》（第56号），1933年6月25日. ®蒋廷粽：《东京的警告》，《独立评论》（第61号），1933年7月30 H.
©蒋廷itt：《东京的警告》，《独立评论》（第61号）,1933年7月30 H.
®蒋廷IK：《东京的警告》，《独立评论》（第61号）,1933年7月30日。
“是国际关系史上一个大分水界.这一年之内，国际的三大事业都失败 了一一国联处置中日问题失败了，裁军会议失败了，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也要 告失败了.这三大事业的失败就是欧战以来国际主义的破产，和偏狭的，军 备竞争的，商战的国家主义的胜利”，人类的前途不容乐观。国际情势将会发 生如下的演变：第一、军备的竞争将会更厉害；第二，国与国之间的商战将 更加激烈，各国一方面会保护本国的市场，一方面会加剧国外市场的争夺； 第三，列强合纵连横的局面又将再生.尤其是英、美、俄之间的“合作必是 外交家努力的目的之一”；第四，在行将开演的大竞争中，中国必是主要的竞 争场，日本在欧美及其殖民地是受排斥的，所以必将更加努力于中国的市场, 而美、俄、英等国也会在中国寻找市场，日本为争夺中国的市场，甚至不惜 一战。。半年后国际演化的趋势更加明显了。一战后所建立起的国际秩序9, 因“九一八”事变的发生而改变了： “九一八”事变不是中国“东北问题，是 个世界权利旧分派的推翻和新分派的成立问题”，欧美各国所关心的是远东的 现状不能维持，欧洲的现状也不能维持。这就是“九一八”事变的世界性问 题。®
由于日本首先破坏了维持国际秩序的条约，所以，今后形势的发展要看日本 的外交举措。鉴于日本广田外相在国会演辞强调“满洲国必须维持”、中国华北 的治安与日本有关等，蒋廷纖认为，日本是要以东北控制整个中国。这是进攻的 外交。从日本的对外政策看，日本要求海军平等以维持他的“亚洲的门罗主义” 是不可避免，日本是企图重新分派世界的权利，这必然危害到世界列强的既得利 益，所以，未来的世界大战“是不能避免的”④，目前的苟安只是暂时的。德国 退出国联、世界裁军会议法德的冲突，预示着“法德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也是 现今国际的根本事实”，而欧洲列强的分野组合更令人注目。
“现在的世界又有两个大冲突，远东和法臆。最近外交的发展表示列强 将作进一步的分野，而法德问题及远东问题又将化而为一个世界问题°” °
国际局势如此危机，以中国的实力看，是我们民族的一大关键，处置得当，
©蒋廷献：《国际的风云和我们的准备》，《独立评论》（第59号），1933年7月16 H.
①战后的国际秩序是以两个国际条约为准则建立的。一个是巴黎和会的《凡尔赛和约》、一个是华盛顿会议 的《九国公约》，蒋廷厳认为：前一个条约列强分派了西洋的权利，后一个条约列强分派了东洋的权利。这 种分派的方法大致是维持订约时候的实状——有利于战胜的国家，或列强中先进的国家。见蒋廷厳：《国际 现势的分析》，《独立评论》（第87号）,1934年1月28 S.
®蒋廷縱：《国际现势的分析》，《独立评论》（第88号），1934年2月4日。
'蒋廷繳：《国际现势的分析》，《独立评论》（第88号）,1934年2月4日。
①蒋廷就：《东西两大冲突将化为一么？》，《独立评论》（第74号），1933年10月29日。
我们可以翻身，若不当，则很难免祸，“我们将来的国难还可大于最近这两年的 国难”。①所以中国应早做准备：
第一，统一应速求巩固，若内衽不息，中国这艘“破烂的旧船”就要沉了； 第二，建设应急速进行，“火速的建设，大规模的建设”；
第三，社会中坚分子应负起重担。“现在的竞争是国与国的竞争。……我 们目前的准备，很明显的，是大家同心同力的建设一个国家起来”。®
早在其所写的《热河失守以后》一文中，他就提岀了中国应下决心从内政与 外交两方面作长期准备的主张：
对内：第一、停止内战；第二、用心内政的改良，改掉衙门中的“各种恶 鬼”；
对外：第一、努力恢复中俄的外交关系；第二、不要对国联失望，因为国 联是我们最好的宣传祈坛、最有效的宣传工具；目前我们只有“在国内造成 有收复失地的能力和资格，在国际上造成有收复失地可能的形势”①。
9
中俄复交消息的传来对中国是极大的精神安慰。因为在
“现今这个纵横的世界，就是所谓第一等的强权都在那里大事联络，以 求敌人的减少。他们外交的目标是一个时候只可有一个敌人，同时希望这个 敌人是世界的公敌我们处在两大强国之间，过去一年中与他们关系紧张， 一面与一个强邻处生死对抗之中，一面与第二个强邻彼此不通音信，“这是违 反了外交的abc.就原则上说，这是不应该的所以中俄的复交，得到全国 各界、舆论的一致赞扬。究其原因，是国人普遍抱着从中俄复交到中俄合作 抗日的希望，这一目标，虽然不能在短期内实现，但是从长期看“苏俄的合 作必须占一重要地位”.中俄的复交已经引起了日本的恐慌，造谣说这是世界 上“两个大捣乱份子的携手”以恐吓世界。据此，中国更应该处理好与苏俄 的关系.④
蒋廷敲从1933年日本的外交政策上预言日本向外扩张的政策不会改变，国
®蒋廷殺：《国际的风云和我们的准备》，《独立评论》（第59号），1933年7月16日。 ④蒋廷默：《国际的风云和我们的准备》，《独立评论》（第59号）,1933.年7月16 S.
®蒋廷献：《热河失守以后》，《独立评论》（第43号），1933年3月26日。
®蒋廷献：《中俄复交》，《独立评论》（第32号），1932年12月25日。.
际危局将不断激化，世界大战不可避免。提醒中国政府在内政上加强建设、在外 交上要与周边国家尤其是苏俄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做好应对即将发生的世界大 战的准备，集中国力打击我们的敌人日本。
（七）日本政治家与军人对外政策的目标一致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外务省多次提出中日提携、改善中日关系等。对 此中国政府给予了积极的响应，中日之间的关系从表面上看渐趋好转。但是日本 在东北及华北地区不断进逼，挑起争端，引起中国人的仇日情绪不断的强化。对 于这种矛盾的现象，政府及一般的学者认为是由于日本对外政策的制定者是文职 官员，而实际操作执行的则是日本军人，而日本军人的对外扩张计划常常突破日 本外务省制定的对外政策。故日本政治家主张与中国合作、睦邻友好，而日本的 军人则一心向外扩张，企图独霸中国。对此，蒋廷嵌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他认为远东问题之所以发展到引发世界关注的程度，与日本的国情有莫大的 关系：“武人主战，文人主和而不敢言和” ®o但是，日本的文治派并不是酷爱和 平，伊藤也承认“我国非开辟新地实难自强。”他们与军人的不同只在于政治家 “主张战前应有充分的内政与外交的预备，战后应守分寸，所希望者不可超越局 势所许可”，日本明治维新以后的历史足以证明这一点。这是“日本政治家之所 以能成大业”的原因。三国干涉还辽，日本政界人物及明治帝能“镇压舆情，接. 受三国的劝告。”现在的日本不接受国联的劝告，“反而扩大事件的严重”，目前 日本对外的强硬政策，缘于“日本近年的内政及世界的局势”嬉变，这就是：日 本国内的经济困难、政党政治的腐化；世界上法西斯主义的盛行。现在日本国力 强盛，军人势力渐抬头，在不赞同国联的裁决后，毅然退出国联，发动了对中国 热河的进攻，②“九一八”以后，日本多次说是“东亚和平惟一的保障者”。占领 东北、制造伪满洲国、淞沪之战、入侵长城、退出国联等行为“都是以稳定东亚 局面为目的”，而4月17日的“天羽声明”更清楚地说：“单独进行维持东亚之 和平与秩序，乃日本之使命，日本对此使命有决行之决心”，这是日本外务省树 立的独霸中国的国策。
此后，日本对这一国策在不同的场合进行了解释与强化。有学者认为这是外 交官的官话，不足引起重视。但蒋廷戡认为，“天羽声明”及事后的解释应足以 引起我们的重视：
第一，日本对各国的解释是一种备案，是将来外交出发点之一；
°蒋廷默：《热河失守以后》，《独立评论》（第43号）,1933年3月26日。
。蒋廷献：《热河失守以后》，《独立评论》（第43号）,1933年3月26 00
第二，我们从这些解释可以知道所谓“日本和平”（亚洲的和平）的本质； 第三，这些解释已经荻得国际社会的承认或默认.
蒋廷鞭认为，“天羽声明”是日本的“亚洲门罗主义”、违反了《九国公约》、 不允许中国搞以夷制夷。“准各国各别与中国自经济上贸易上进行交涉，事实上 虽为对华援助,但在不妨碍东亚和平维持范围内，日本亦无对此实行干涉之必要” ①，但什么是妨碍东亚和平的行为，则由日本决定。日本外务省的对外政策只不 过是日本对外政策的实施的预备而已，与日本军人直接向外扩张的本质没有什么 区别。这一思想在其《中国近代史大纲》中亦有说明。②
（八）在现代的世界中，中国必须加强与国联及
世界各国的合作强大自己、才能生存
蒋廷嵌认为，“中华民族到了 19世纪就到了一个特殊时期”，此前中华民族 所接触的外族都是周边“文化较低的民族。” 19世纪东来的英美法各国绝非此前 的“文化较低的民族”相比。来找我们麻烦的“是那个素不相识而且文化根本互 异的西方世界。” “19世纪，西方的世界已经具备了所谓的近代文化，而东方的 世界则仍滞留于中古。”近代中国人的根本问题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 ”“因 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 外。”③能利用欧洲的先进的科学技术抵抗他们侵略的就生存下去，凡是抵抗西方 文化的就灭亡，这是近代史中的铁律，没有一个民族能违背。④中国只有彻底的 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才能生存下去，因为近代的世界，“人与人的竞争，民族与 民族的竞争，最足以决胜负的，莫过于知识的高低。科学的知识与非科学的知识 比赛，好像汽车与洋车的比赛。”在科学技术方面我们远远落后于西方。⑤据此, 他主张中国加强与世界的联系与合作，争取时间，只有这样才能强大国家，才能 最终彻底解决中日问题。
①蒋廷敲：《论“日本和平”》，《独立评论》（第100号）,1934年5月13 0.
3日本明洽维新后，日本国内的旧诸侯武上主张“征韩”，当1875年江华岛事件发生后，日本有了征韩的借 口。当时日本的政治领袖岩仓等反对征韩.“他们以为维新事业未发展到相当程度以前，不应轻举妄动地贪 图向外发展。但是在江华岛事件发生以后，他们觉得无法压制舆论，不能不有所主动.于是他们一面派黑 田青隆及井上率舰队到高丽去交涉通商友好条约，一面派森有礼来北京试探中国的态度（当时高丽是中国 的属国。中国在朝鲜有宗主权.在光绪初年中国在离丽的威信极高°所以清政府没有在意日本与高丽所订 立的条约中承认高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的条文，没有向日本提出抗议，也没有责备高丽不守本分），并避免 中国的阻抗”，他们成功了。（蒋廷載；《中国近代史纲》，第51-52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6 月、
④蒋廷厳：《中国近代史大纲•总论》，第1、2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蒋廷粧：《中国近代化的问题》[A],《蒋廷就选集》（第四册），第638页，台北：传记文学岀版社，1978 年.'
®蒋廷緻：《中国近代史大纲•总论》，第1-2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九一八”事变后，国联处置中日问题不力，日本退出国联。对此中国人对 国联表示了失望，变为对国联冷淡或蔑视，提出了求人不如求己——“自助”的 思想。但蒋廷皺从国联报告书①中得岀这样的结论：
“现代的外交不是在占便宜，是在调和国际的利益。我们外交的出路也 不是在危害外人的利益来促进我们的利益，是在设法使中外的利益共同长 进。”②
他提岀中国今后在外交往中应积极主动与国联、国际社会合作、互惠互利 的主张，只有这样才能强大我们的国家。他认为中国近代以来在对外关系中失 败的主要原因是“现代化的迟缓”、“内政改革的失败”。在一个现代化的世界 中立国，不能脱离国际社会而自存，就是所谓的强权国家也不能忽略国际关系。 内政与外交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国联虽然不能强制日本将东北还给我们，但 是国联和国际社会可以帮助我们加速内政的改革或国家的现代化。他认为国联 在国际上的重要性是我们所不能忽视的：
一、世界的公安局；二、国联是现代世界的公益局；三、国联是国际形 势展现的舞台，世界各国都以此为维护本国利益的活动场所。
从目前看，国联虽然没有固定的军事实力、缺乏制裁的能力，但国联的目标 及宗旨是对的。对我们来说，国联是“我们联合世界一致对日的好工具且是帮助 我们实行现代化的一个好机关”，是我们利用国际资源进行现代化建设的“有力 媒介”。若我们能在现代化建设中利用“欧美资本及技术的合作，我们的进步必 可一日千里。”国联及国际社会不能制裁日本，但可以帮助改造中国。“在长期的 抵抗中，利用国联和国际来图中国的富强，比利用国联和国际来制裁日本，是更 容易举行的，更有实效的，更无流弊的。”③蒋廷嵌关于运用国联与国际社会来强 化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及政治改造是抵抗帝国主义及日本入侵的最有效的方法、是 解决远东问题的根本的思想与胡适的关于国际形势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的观点 是一致的。®
e国联调査团《李顿调査团报告书》《第九章解决之原则及条件》的条件中的第九条：奖励中日间之经济协• 调・为达到此目的，中日两国宜订立新通商条约。此项条约之目的，须为两国间之商业关系置于公平基础 之上，并使其与两国间业经改善之政治关系相适合。第十条:以国际合作促进中国之建设。现实中国政局之 不稳，既为中日友好之障碍，并为其他各国所关怀，因远东和平之维持，为国际间所关怀之事情；……故 其圆满解决之最终要件，厥惟依据孙中山博士之建议，以暂时的国际合作，促进中国之因部建设.见《顾 维钧回忆录》（第二册）《附录》，第70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2月。
◎蒋廷粧：《国联调査团所指的路》，《独立评论》（第22号）,1932年10月16 S.
®蒋廷粧；《长期抵抗中如何运用国联与国际》，《独立评论》（第45号），1933年4月9日。
®胡适：《跋蒋廷粽先生的论文》，-《独立评论》I第45号）,1933年4月9日。
三、《中国近代史大纲》中体现的外交思想
蒋廷蔽的《中国近代史大纲》，据此书的《小序》，写于1938年的5、6月份, 时在汉口闲暇。关于此书已有学者从纯学术的角度研究了其写作此书指导思想的 渊源及此书的话语结构及语境，一致的公认其对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开创之功、及 对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独到的见解乞在此不再赘言。本部分拟从《中国近代史大 纲》本身，看蒋廷險的外交思想。蒋廷皺写此书目的是非常明确的：“仔细研究 每一个时期的抵抗方案”，从中寻找失败与成功的原因，以期对于“抗战建国” 能有所贡献。
蒋廷蔽的《中国近代史大纲》主要是阐述了近代以来中国对外关系及与之密 切相关的有关内政的问题。他认为，19世纪是中西方交汇的时代，我们只能走 向世界，
“我们只能在国际生活中找出路，但是嘉庆、道光、咸丰年间的中国 人，……仍图闭关自守，要维持历代在东方世界的光荣地位，根本否认那个 日益强盛的西方世界。我们倘若大胆地踏进大世界的生活，我们需要高度的 改革，不然，我们就不能与列强竞争。”②
本着中国只有内部改革、对外敞开国门学习、借鉴西方的科技文化，中国才 能立足于世界之林的史观，他对近代以来的涉外事件及其相关人物予以评析并提 出了自己的观点：
第亠，鸦片战争的爆发是由于清政府在外交礼节、通商制度上使外国人感 到麻烦、或不平等所导致的。他说，“中西的关系是特别的。在鸦片战争以前， 我们不肯给外国平等待遇；在以后，他们不肯给我们平等待遇。”③不平等条约中 的内容,“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无知，一部分由于我们的法制未达到近代文明的水
6参见王宪明：《蒋廷IK著v中国近代史〉学术影响源探析》，载《河北学刊》2004年4期，此文认为蒋廷蔽 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受美国汉学家马士的影响很大，主要表现在对近代史的分析框架及某些重要的论断上• 但不是简单地承袭，而是在结合中国历史文化的实际进行了相应的改进，并在档案的使用等方面补正了马 士的缺陷，为此后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奠定了基础.沈潸滨：《蒋廷蔽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复旦学报》（社 会科学版），1999年4期，此文认为：“蒋廷Itt对现代中国史学的贡献，不仅在于他是中国少数几位近代史 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而且在于为起步不久的近代史研究建构了一个可资参考的框架与通史体系”•欧阳军喜: 《蒋廷纖与中国近代史研究二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报）2001年2期，此文认为“蒋廷献认为中国 近代史就是中华民族近代化的历史，……由此出发，他以中西关系为中心，以近代化为主线来建构他的中 国近代史话语°”刘燿：《蒋廷織的文化史观与中国近代史》【J],《人文杂志》，1983年6期，此文认为："旧 中国史学界有关近代史与中国对外关系史著作，几乎有半数以上都是因袭了蒋廷纖的史学观点。”蔡乐苏、 金富军：《蒋廷献外交思想探析》，《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36页，2005年第1期。
©蒋廷献：《中国近代史大纲》，第7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蒋廷献：《中国近代史大纲》，第5、7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准。”①以《南京条约》及次年的《虎门条约》为例，在签约时，我们主动放弃了 治外法权，当事人认为，“让夷人管夷人……是最方便、最省事的办法。”“至于 协定关税，他们觉得也是方便省事的方法。”而且平均5%的税则，比自主关税还 高，是负责交涉者“外交成功”的表现。对于五口通商②则感觉最痛心，官民反 应最为激烈。对此，蒋廷献评论说：治外法权、协定关税，是损害了国家主权， “遗害不少。”总之，“道光年间的中国人，完全不懂国际公法和国际形势，所以 他们争所不当争，放弃所不应当放弃的”。③
第二，政府外交顺从民意，导致外交失当。《南京条约》签订后，广东地方 官民因条约的签订损害了他们的利益，一致的仇外。尤其是当英国人兵临城下要 求进入广州城时，广州人民不许。当时耆英不得已同意英国人两年后入城，希望 两年的时间可以改良中外人的感情。但后来，徐广缙为两广总督。道光帝给他的 上谕要其在夷民交涉事件中不要失去民心、林则徐告诉他的“驭夷之法”是“民 心可用”。两年后，英国人依约要求进城，广州士、民一致反对。徐广缙最初犹 疑，最后“只好顺从民意”，而当时广东巡抚叶名琛则坚决反对。对于此次事件， 蒋廷蔽评价到：英国人不愿意与中国人决裂，故“没有别的举动”。“仅以民心对 外人的炮火当然是自杀。民心固不可失，可是一般人民懂什么国际关系？主政者 应该负责指导舆论。如不指导，或指导不生效，这就是政治家的失败。”④
第三，拒绝交涉，是导致战争爆发的原因。典型事例就是第二次鸦片战争的 爆发。蒋廷献认为，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美要求修改条约中的一些项目：外国 公使驻北京、长江及华北通商、中国地方官吏与外国人往来等各项。时人认为“简 直有关国家的生死存亡，绝对不可妥协”。咸丰年间，当英美两国联合要求修约 时，当时负责外交事务的两广总督叶名琛的“对付方法就是不交涉”，不肯与外 人见面。“外人简直无门可入。他们知道要修改条约只有战争一条路。”这是说合 法的渠道被堵，只好诉诸战争。中外战争是中国人不懂得交涉规则及国际法引发 的。这与其在“九一八”事变后赞同设立中立区、双方直接交涉、避免战争的意 见是一致的。
第四，认清敌我双方的差距，不轻易言战，趁机融入国际社会，寻找出路。 蒋廷戡对近代办洋务的士人均给予了高度评价。奕诉、文祥、曾国藩、左宗棠、 胡林翼、李鸿章等在与外人打交道后，得到教训，认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 “唯有学西洋的科学机械然后能生存。”⑤当咸丰逃亡在外，奕诉在京接受任务时，- 最初他因“无外交经验，不免举棋不定。后来把情势看清楚了，他们就毅然决然
®蒋廷敲：《中国近代史纲》；第17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为通商口岸。
‘3蒋廷献=《中国近代史纲》，第16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蒋廷厳：《中国近代史纲》，第18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蒋廷蔽：《中国近代史纲》，第35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承认外人的要求，与英法订立《北京条约》。”条约签订后，英法撤兵，“中国并 没有丧失一寸土地。”他赞扬奕诉与西方人接触并签订条约的意义，1856年的《天 津条约》和1860年的《北京条约》“是三年的战争和交涉的结果。条款虽很多， 主要的是北京驻使和长江通商。……这种关系故可以为祸，亦可以为福，看我们 振作与否。奕诉与文祥绝不转头回看，留恋那一去不复返的闭关时代。他们大着 胆向前进，到国际生活中去找新出路。”①他们在内外合作中寻求自强之路。但是 “同治、光绪年间的的自强运动所以不能救国，不是因为路线错了，是因为领袖 人物还不够新，所以不能彻底。”②
第五,•内政与外交之关系。内政是外交的基础，是决定外交成功与否的关键。 他认为，依据当时世界的形势，鸦片战争是“不能避免的”。③19世纪时，“我们 的社会、政治、经济都已经到腐烂不堪的田地。”“西洋势力侵略起始的时候，正 是我们抵抗力量薄弱的时候。”所以失败是必不可免的。失败的根本原因是：“我 们的军器和军队是中古的军队，我们的政府是中古的政府，我们的人民，连士大 夫阶级在内，是中古的人民。我们虽拼命抵抗，终归失败，那是自然的，逃不脱 的。”④“我们的法制有名无实，官吏腐败，民生痛苦万分，道德已部分的失其维 系力”。所以，我们“无法阻止西洋科学和机械势力，使其不到远东來。我们也 说过，我们很可以转祸为福，只要我们大胆地接受西洋近代文化，以我们的人力 物力，倘若接受了科学机械和民族精神，我们可以与别国并驾齐驱，在国际生活 之中，取得光荣的地位。”③如中国收回伊犁的战与和问题，蒋廷嵌欣赏李鸿章在 国力薄弱的情况下向俄“决心求和”解决问题的主张。⑧但对于甲午战争失败及 《马关条约》的签订，俄国倡议的俄、德、法三国共同干涉还辽的行动，蒋廷嵌 指出，他们原是出于各自的目的与动机，尤其是俄国“本意不是要援助中国，是 要利用中东铁路来侵略中国的。”而《中俄密约》的签订“是李鸿章终身的大错”。 后患无穷，“以后瓜分之祸及日、俄战争，二十一条，九一八，这些国难都是那 个密约引出来的。"⑦由此，他得出结论，“在近代的世界，败仗是千万不能打的。” ⑧
他这样评论说：“近代的战争固不是儿戏。不战而求和当然要吃亏，这一次 吃亏的是高丽的共管。但战败以后而求和，吃亏之大远过于不战而和。同治、光 绪年间的政治领袖如曾、左、李及恭亲王、文祥诸人原想一面避战，一面竭力以
1蒋廷嵌：《中国近代史纲》，第23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蒋廷就：《中国近代史纲》，第41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③蒋廷献：《中国近代史纲》，第9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w蒋廷戢：《中国近代史纲》，第13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①蒋廷敲：《中国近代史纲》，第24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蒋廷嵌：《中国近代史纲》，第4647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蒋廷緘：《中国近代史纲》，第61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蒋廷緘：《中国近代史纲》，第62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图自强。”但是，时人不理解他们，“对邦交则好轻举妄动，结果就是误国。”① 蒋廷縱以弱国无外交的观点阐释中国近代对外战争失败的原因之目的，是指 出在近代的世界，只有融入世界、在与各国交往中接受西方的科学机械和民族精 神，自强之后才能有成功的外交。
第六，“帝国主义是我们的敌人”是不容置疑的。“要救国的志士应该人人了 解帝国主义的真实性质。”他严格地区分帝国主义侵略与资本主义的关系。他认 为，同治、光绪年间的士大夫阶级的绝大多数“完全不了解当时的世界大势。” “国际上除了政治势力的竞争以外，又有了新起的热烈的经济竞争。我国在光绪 年间处境的困难远在道光、咸丰年间之上。”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有三层：
(1) “资本主义的国家贪图在外国投资。”我们“接受外国的资本不一 定有害，英美的资本家也不一定有政治野心。”这是双方互利的事情。“所以孙 中山先生虽反对帝国主义，他赞成中国利用外债来建设。” “但是有些资本家要 利用政治的压力去得投资的机会，还有政治野心家要用资本来扩充政治势力。 凡是国际投资有政治作用的就是侵略的，帝国主义的。凡是国际投资无政治作 用的就是纯洁的，投资者与受资者两方均能收益。”所以，我们对于外国资本 要区别对待。
(2 ) “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第二层关系是商业的推销”。难点在于争 夺市场。一般而言，“各国竞争市场原可以专凭商品之精与价格之廉，不必靠 武力的侵略或政治的压力。”但19世纪，•各国的贸易保护措施出现，“这样一 来，商业发展随着政权的发展，争市场等于争属地。”
(3) “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第三层关系是原料的寻求。世界上没有 一国完全不靠外来的原料，最富有原料的国家如英、美、俄尚且如此，别的国 家所需的外来原料更多.••••••帝国主义者，因为要找工业的原料，就大事侵 略 出卖原料者不一定就是受压迫者.”
所以，“资本主义可变为帝国主义，也可以不变为帝国主义。未开发的国家 容易受资本主义国家的压迫和侵略，也可以利用外国的资本来开发自己的富源， 及利用国际的通商来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资本主义如同水一样，水可以资灌溉， 可以便利交通，也可以成灾，要看人怎样对付。”② -
在世界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向外扩张、我国国力衰微之时，我们要认清国际 大势，不能因噎废食，盲目的与帝国主义国家开战，我们应该尽量避战，利用国 际资本发达我们的经济，增强我们的实力。
16蒋廷敲：《中国近代史纲》，第58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②蒋廷緞：《中国近代史纲》，第砂7页，南京：江苏教育岀版社；2006年6月。
综上，蒋廷嵌在《中国近代史大纲》中表达了如下的外交观点：弱国无外交、 尽量避免中西冲突，应该在必要时，作出某种让步与牺牲，为国家建设、自强争 取时间，应该积极的融入国际社会、多研究各国的历史文化以备增进与各国的合 作互惠互利，政府应指导外交的舆论等。若考虑到此书的写作时间问题，笔者以 为他在此书中所阐述的外交思想已经在其从政前所刊发的文章、时评里有详细的 表述，本书写作的指导思想只不过是以其对当下中国内政外交问题观察、研究的 视角系统地研究中国近代史而已，本不是为了迎合国际社会上企图调解中日关 系、和平解决中日问题所作，更不是为蒋介石的欲与日本和谈寻找历史的依据之 作。①再者，我们已经从胡适的日记及现在所公布的档案材料中得知，蒋介石在 全面的抗战爆发后，已经公开阐明抗战到底的决心②，并准备持久战3;而所谓的 蒋介石国民政府在抗战时期与日本妥协和谈的问题，杨天石通过对档案材料的研 究已经证实，抗战时期蒋介石亲自主持的对日和谈只有一次，且蒋介石并不是真 的要和谈妥协，而是利用和谈的机会了解日本政府的动向、争取时间而已。"这 是我们在研究蒋廷厳的《中国近代史大纲》一书的外交思想时所应注意的。另外, 他赞赏李鸿章在战争失败后知道图强，赞赏他在与洋人接触后，对中西方差距的 清醒认识，认为他知道“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但是蒋廷戲也对他所领导的 自强运动限于物质方面予以了一定的批评，同时也对李鸿章在甲午战前不了解当 时国际关系的规则而决议与日本开战的外交决策的失当进行了直言不讳的批评：
甲午战争前，李鸿章轻信俄国公使喀西尼（Cassini）的许诺：俄国必劝 日本撤兵（从高丽）、若日本不听，俄国必用压服的方法。这鼓励了李鸿章的 与日本开战.战争爆发后，他“用各种外交方法，想得西洋各国的援助，但 都失败了蒋廷載认为失败的原因是：“国际的关系不比私人间的关系，是
①刘文沛在《从〈中国近代史〉看蒋廷粽的史学思想》（《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1期）一文中认为，蒋 廷献写作此书是为蒋介石欲与日本和谈寻找历史的根据。
®曾景忠在详细地研究了“七七”事变后蒋介石的对日政策及行动后认为：直至近年，仍有人认为1937年 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后，中国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仍处于“动摇、妥协、退让”之中，甚至将冀察当局 对日方的退让、妥协归罪于蒋氏。历史真相是：事变发生后蒋介石下定抗战决心，确定''不求战，必应战” 的方针，采取了一系列动员应战措施，督导冀察当局，警惕日方缓兵之计，积极对日应战・见《卢沟桥事 变爆发后，蒋介石有未下定抗战决心》，《民国档案》，2008年1期」
◎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四），台北：联经，1984年，第1612-1613页。（胡适晚年无意 中对他的秘书胡颂平说："我记得当时曾对蒋先生说过，如果决定全面抗战了，我们不怕失败，不怕牺牲， 只要能够支持到三四年之久，才能引起国际的变化，我们的民族才有翻身的机会•”）•在1937年9月8日 的日记中，胡适提到“和”、"战”的关系，他对战充满了信心：一个多月的抗战"证明了我们当日未免过 虑。这一个月的作战至少对外表示我们能打，对内表示我们肯打，这就是大收获。谋国不能不小心，但冒 险也有其用处•”参见：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1931-1937）》【Z】（6）,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 年，第710页。
©参见杨天石；《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載《一九三0年代的中国》（卞卷），北京：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2006年9月。 ・
不讲理、不论情的.国家都是自私自利的，利害相同就结合为友，为联盟； 利害冲突就成为对敌.各国的外交家都是精于打算盘的甲午战争进行时， 李鸿章请求他们的援助，但是他们“抱隔岸观火的态度，严守中立°”他们的 目的很明确，“中、日战争无论谁败，实是两败俱伤的，他们反可坐收渔人之 利，所以他们不援助我们于未败之前①
四、蒋廷就的外交活动
蒋廷戲在抗战时期从事外交工作的时间不长：从1936年底至1938年1月任 驻苏大使。
1934年夏天，曾有一次非正式访苏的外交活动。此次本欲去欧洲查访相关 的外交史资料，但行前在牯岭受蒋介石秘密召见并与之密谈。接受蒋介石的密令 尽可能多地将时间用在苏联，“研究苏联的情况”、“探测中苏两国合作的可能性”。 ②到苏联后，在中国驻苏使馆人员的安排下，很快会晤了苏联副外长，询问其苏 联对进一步建立中苏友好关系的可能性。得到的答复是：“苏联的政策是绝对重 视现在和未来的”中苏关系。根据对苏联的观察及与苏联外交人员的谈话，蒋廷 蔽向蒋介石提出了详细的报告，并建议仔细计划开创将来的局面。“委员长复电 甚表嘉许。”③他的建议对中国政府判断中苏关系的未来走向起了很大的作用。学 者认为这次秘密访苏是蒋廷蔽“由外交史专家向外交家身份转变之开始。”④
1936年，中日关系紧张。日本以调整中日关系为名，企图迫使中国接受日 本提出的华北自治及共同防共等干涉中国主权的条件。中国拒绝了日本的提议。 中日之间的战争随时会再次爆发。在这样危机的时刻，中国非常急需建立起与苏 联可靠的盟国关系。蒋廷献临危受命担任了驻苏大使的工作。其在回忆录中言： 我任驻苏大使，“有固定的目的''，“协商中苏两国进一步的关系。”⑤国民政府的 这一外交举动，当今学者称为“联苏制日”的外交。⑥为达到此目的，他在任期 间主要进行了如下工作⑦：
（1）多次与苏联外交人员会晤，阐述中国关于中苏关系的立场，探寻苏 联在中日关系问题上的态度及中苏关系未来的走向
©蒋廷織：《中国近代史大纲》，第59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蒋廷緘回忆录》，第158页，长沙：岳蕙书社，2003年9月。
®《蒋廷厳回忆录》，第161页，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9月。
®张玉龙：《关于抗战前蒋廷IK秘密访苏的探讨》，《漳州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3期。
©《蒋廷献回忆录》，第204页，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9月.
©张玉龙：《蒋廷欷与南京国民政府联苏制日外交》，《贵阳金筑大学学报》，2005年1期。
°本部分的写作主要依据《驻苏大使蒋廷默与苏联外交官员会谈纪录》（第二历史档案馆蒋廷就个人全宗）, 载《民国档案》，1989年4期；《蒋廷蔽关于苏联概况、外交政策及中苏关系问题致外交部报告》，载《民 国档案》，1989年1期。这两份档案材料所反应的蒋廷献与苏谈判交涉的情况及对中苏关系进一步发展的 分析与《蒋廷蔽回亿录》所载内容没有岀入。
从蒋廷蔽的回忆录及目前公布的相关的档案材料看，蒋廷蔽到苏联后，就急 于与苏联外交负责人谈话，•了解苏联的对外政策及中苏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可能 性，同时表达了中国政府争取苏联援助中国抗日的愿望。在1936年11月11日 与苏联外交委员会交际司司长加利宁谈话中得知了苏联对中国的好感及希望中 国强大的思想；1936年11月19日与苏联外长李维诺夫的谈话得知：当时苏联 非常关注中日交涉中日本提出的中国华北自治及中日共同防共问题。对此蒋廷蔽 明确表示：“我政府认为，二举皆无必要”。并提出“中国政府愿与苏联政府研究 两国关系接近及合作之途径”，并提醒其注意自己到苏联来的主要目的及希望就 此问题听到苏联的意见。但对这一问题，李维诺夫坚持在南京谈，并希望保守秘 密。1936年12月3日，与苏联外交委员会副委员长会晤。蒋廷戲向其保证，中 日共同防共的消息不确、且中国政府不会改变对日态度。1937年2月16F1,与 苏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谈话，鲍格莫洛夫希望两国能更接近，因为“两国之间毫 无利害的冲突”，“中苏两国的出路”均在一个大联合之中。1937年10月20日， 与苏联外交人员谈话，苏方指出：时间有利于中国，希望中国宣传中日战争的真 相于世界、尤其是美国，以推动国际舆论支持中国。
（2）关于西安事变的交涉情况
蒋廷嵌到苏联不久即发生西安事变。当时苏联的《消息报》、《真理报》均刊 登了关于西安事变的消息，总的倾向是希望中国团结、统一，因为中国正面临国 际上的危险，“只有委员长能领导全国”①。苏联还得知在中国的京沪一带传言西 安事变的发生与苏联煽动共产党、共产党又煽动张学良有关。②蒋廷戲接到孔祥 熙（暂代行政院长）、翁文颤联名电报，要其“请求苏联出面协助平安释放委员 长”③。当得知蒋廷嵌是因接到南京政府的命令去找苏联帮忙时，苏方提出了强 烈抗议，在与蒋廷嵌会晤中，双方发生了激烈的争辩。“认为中国政府不该怀疑 苏联策动西安事变。他断然说：苏联政府与张学良间绝无关系；我告诉他：张是 第三国际所孕育的统一战线分子。他对我的话未加辩驳，但却咆哮起来：'我们 不是第三国际的主人'。”我说，“全世界都不相信，我们有理由认为第三国际是 执行苏联政策的机构”。“爱相信不相信”，他说，“我还是说莫斯科对第三国际的 行动不负责任。”④对于其在莫斯科与苏方交涉西安事变问题时处理不甚，引起苏 方不满一事，他在1937年4月致外交部的报告中以很大篇幅叙述并检讨了自己 的责任⑤：关于西安事变，几次与苏联外交官交谈，“几至决裂，事近越权，应请
®《蒋廷嵌回忆录》，第206页，氏沙：岳麓书社，2003年9月。
®《蒋廷織回忆录》，第207页，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9月。
①《蒋廷粽回忆录》，第206页，长沙：岳翹书社，2003年9月。
■《蒋廷飆回忆录》，第207-208页，长沙：岳蕙书社；2003年9月。
◎《蒋廷IK关于苏联概况、外交政策及中苏关系问题致外交部报告》（1937年4月），《民国档案）＞,1989年 1期.
处分。”自己之所以这样做：第一，惊信传到以后，职思如有丝毫之可能，不可 不一试。第二，孔副院长及翁秘书长均来电嘱职努力。惟此中有一点应声明者： 孔、翁两公并未指示具体办法，故方法一层应由职一人负责。此次事变不幸牵动 中苏关系，责任全在本人，“惟望今后两国关系能日趋友好，盖苏联自有其重要 也。”
（3） 关于新疆问题
鉴于苏联政府与新疆地方政府关系密切，在1936年12月9日与苏联外交委 员会副委员长会谈中声明了中国对新疆的政策、立场：地方政府如与外人订约， 中央绝不承认。苏方否认与新疆代表接洽一事，并声明“苏联对新疆毫无任何秘 密的企图。”在回忆录中蒋廷嵌谈到新疆代表团访苏一事，并向苏方提出抗议、 交涉。苏方回答说：“苏联政策时很纯正的”，“只要新疆是中国的，苏联不必担 心。但是如果有任何帝国主义想插足其间，苏联一定要先下手。我说中国也是一 样，不希望帝国主义从新疆进入中国。我希望在最近的将来，新疆不再时中苏两 国冲突的焦点，而是中苏友谊的桥梁。”①
（4） 蒋廷織的苏联观
在与苏联外交官多次就中苏关系、中日关系交换意见及对苏联的内外政策观 察后，蒋廷嵌得岀结论：苏联是在促成中日之间的战争，外交政策上是“完全避 战”。与两年前（1934年蒋廷蔽以私人身份访苏）相比，苏联对中国的态度趋于 友好，他们希望中国团结统一。苏联需要和平，“以求继续建设事业”。故“不愿 在远东多负责任及自为谋也。”苏联企图“坐收渔利”。②他在1937年4月的致外 交部的报告中，依然坚持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的见解。这一见解自其在“九一八” 事变后提出，没有改变。③在《蒋廷蔽回忆录》中，蒋廷皺依然坚持其对苏联对 中日关系立场的判断，应联苏制日。他“建议请孙科到莫斯科从事一项特殊任务。 此一建议的动机是因为我认为中日之战即将爆发，虽然中国衷心盼望苏联介入， 但苏联必尽量设法置于事外。但委员长基于他个人的理由，对我的建议未予采 纳”。®1937年底我对苏联介入中日战争一事的致政府电文中依然表示出“非常 失望”。当孔祥熙等就陶德曼调停一事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说：“和平问题应多方 面考虑，只有中央政府才能照顾全局，正确决定。我身为驻苏大使，仅能从苏联 角度看问题。不过，我敢肯定：除非日本先对苏联下手，苏方不会对日作战。中 央在决定和战大计时，对此情况，应予参考。”但蒋廷粽的建议被认为是误解了
©《蒋廷JK回忆录》，第214页，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9月。
®对于苏联的这种外交政策，蒋廷fit在其《中国近代史大纲》中，也有同样的叙述.蒋廷欷：《中国近代史 大纲》，第59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6月。
®蒋廷蔽：《中俄复交》，《独立评论》（第32号），1932年12月25日。见本章的蒋廷嵌的外交思想（四）。 ©《蒋廷織回忆录》，第208页，-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9月。
苏联的意图，“被调回”。①他仍坚持认为：“中国必须在外交政策方面将与苏联建 立友善关系当作首要任务。在进行此项工作过程中，中国要消除自己的偏见。”② 蒋廷皺对苏联外交政策的认识，是立足于这样一个基本的判断：中苏两国有共同 的敌人日本、但目前苏联不愿意介入战争、他们需要和平进行经济建设。
对于蒋廷献重视中苏关系、建议政府谨慎的处理与苏联的关系及对苏联在中 日关系立场上的判断及1938年初被调回国之事，学者有这样评论：“蒋廷嵌因主 张重视中苏关系，谨慎地同苏联发展双边关系，从而深得蒋介石的赏识，被委以 中国驻苏大使的重任。蒋廷戲出任大使后，由于对苏联国内外形势和外交政策的 更进一步了解和研究，认为中国与苏联结盟及争取苏联参加中日战争已不可能, 对中苏关系发展前景持悲观态度，而使蒋介石失望。再加上，蒋廷蔽处理西安事 变时对苏交涉不当，渐渐失去了蒋介石的信任。陶德曼调停失败后，蒋介石决定 巩固和加强中苏友好合作关系，改派对中苏关系发展前景持乐观态度的杨杰将军 岀使苏联，以期改善中苏关系，争取苏联更多的合作和援助”。“但是，中苏关系 的发展并未因此而取得重大突破。直到1938年10月武汉陷落后，苏联仍未出兵 助战。事实证明了蒋廷献的远见卓识。”③
五、蒋廷献外交思想评价
蒋廷嵌非职业外交家，在抗战时期从事外交工作的时间不长。他所提出的外 交思想，并不是抽象的一般的国际交往的原则。他以中国所面临的现实危机反观 中国近代外交史成功与失败的历史，又以对历史的研究为基础研究、探讨解决现 实问题的途径。正如学界学者所言，他是以政治家的视角研究学术，研究中国外 交史的目的是要解决现实问题，所以，从某种程度讲他的外交思想富有某种理性 及很强的预见性。蒋廷嵌提出外交思想的宗旨是如何解决当时中国最急迫的中日 战争问题：注意中国的东北问题；注意对外交舆情的引导；坚持既定的内政外交 政策，不因外力的威胁而改变；注意国际政局的变化，为中国早作准备；密切关 注敌对国家的内外政策的变化，谨防上当；融入世界、与世界各爱好和平国家合 作，是中国的生存之道；注意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尤其是注意与苏联搞好关 系；外交不仅是政治的外交，还是文化的外交，应注意宣传我们的文化于世界; 重视国际组织对世界和平秩序的维持功能及协助各国进行经济建设的功能，这预
"《蒋廷献回忆录》，第210页，长沙：岳麓书社，2003年9月。
®《蒋廷蔽回忆录》，第216页，长沙：岳）8书社，2003年9月・
①任骏：《蒋廷献与七七事变前后的中苏关系》，《近代史研究＞.1990年4期.
示了中国人对二战后期筹建联合国的重视与热情。他的外交观念体现了那个时代 中国人共同的外交目标，团结一切国内、国际的力量彻底击败日本侵略者。他的 外交思想与当时中国面临的最紧迫的外交问题一全力解决中日之间的战争的 目标相一致，与历史发展的进程相吻合。
第三章媒体人的外交思想
以《大公报》的张季鸾、王芸生为考察对象
民国年间，民间报纸不少，影响比较大的当数《大公报》。《大公报》是中国 媒体中较早关注中国外交事务的报纸之一①。对中国外交贡献甚大。巴黎和会期 间，《大公报》派遣胡霖前往巴黎，实地观察、采访战后欧洲的情况及巴黎和会 中国代表团的的外交活动，并给予了及时的报道，这在当时国内各报均以转载世 界各国的新闻消息的其他报纸而言的时代②是开风气之先的。此后，《大公报》一 直密切关注国际事务，并派记者驻外实地采访观察。31926年9月新记《大公报》 出版，因其标榜“四不主义”及其所刊发的脍炙人口的时评文章而声誉日隆。1936 年西安事变时，全国舆情沸腾，主张杀蒋的很多，只有张季鸾力排众议，《大公 报》取以拥护恢复蒋介石的人身自由、全国团结一致对外的立场，并连发四篇社 评，其中第三篇为张季鸾所写.《给西安军政界的公开信》，经广播并空投。③西安 事变的和平解决，《大公报》出力甚多，但《大公报》始终保持中立的立场。$从 1926年至1949年，《大公报》两位主笔张季鸾、王芸生的文章广为传播。在“文 人论政”的时代，他们的时评起了引领国内舆论风向标的作用。他们在《大公报》 等报刊登载了大量攸关中国前途的中日关系问题的时评文章。对外交问题的关 注，缘于他们深知中日冲突对国家前途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出于那一时代知识 分子的炽热的爱国情。他们“忠于主张”、“勇于发表”，以将自己的知识、意见
①方汉奇在《再论大公报的历史地位》中对《大公报》关注中国外交事务有这样的叙述：“1919年巴黎和会 时期派往法国采访和会消息的唯一一名来自中国的记者，中苏建交后第一个奉派到苏采访苏联建设情况的 中国记者，.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第一个深入边区发表系列通讯报道有关情况的内地记者，都是《大公报》 的记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自始至终派有记者长驻欧洲报道各方面情况的中国报纸，只有《大公报》 一家。在波茨坦会议的现场，在东京湾的密苏里号战舰上举行的日本签字投降仪式的现场，在纽伦堡审判 纳粹战犯的现场，都有《大公报》的记者在场.”载《方汉奇文集》，第290页，广州：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10 月。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第195-197页；胡道静：《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史》，第4&50页；【民国丛 书第2编49号，上海书店，1990年】.关于报界对国际事务的报道欠缺之事，蒋廷緘在1933年刊于《独 立评论》第70号上的《外交与舆论》中指出，国内的日报没有“常用驻外访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对 于报道、传播真实可靠的国际知识是非常不利的，他建议各报联合成立国际通信社。
®抗战时期《大公报》派出了驻美的记者，这是“中国报纸派遣驻美的第一个记者”.见严仁颖《旅美鳞爪》 的《篇前》（此书当出版于1947年），文海出版社，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五十辑.
®西安事变时，人们猜测是苏俄背后策动，主张提岀抗议；张季鸾曾主张运用某方即苏俄的力量解决问题. 但陈布雷不同意.因为请求他国过问一国的内政是引狼入世，损害国家主权与独立的事。但张季鸾采纳了 陈布雷要其在报上拥护中央讨伐立场，从全国团结一致对外的角度，在《大公报》连发四篇评论：12月14 日《西安事变之善后》、12月16日《再论西安事变》、12月18日《给西安军政界的公开信》、12月26日 的《国民良知的大胜利》。参见徐咏平：《陈布雷先生传》，第143-148页、245页，台北：正中书局，1977 年1月。
®杨奎松在《九一八事变后中间派知识分子救亡主张的异同与变化》文章中认为：随着九一八之后日本日 益加剧对中国武装侵略，人们几乎不能不日益感觉到全国上下团结统一，一致对外的极端重要性。中间派 知识分子思想中，实现中国统一已经成了当务之急，第一位的。他们渴望维护统一的愿望与维护南京政府 的权威联系在一起。大大小小的武装集团，亦因此统一到蒋介石的政权之下。这是一个不可避免的阶段。 不支持蒋介石的独裁，不足以建立一个统一的中国.见杨奎松个人网站：http://www.yanngkuisong.net。
贡献于国族为天职。1940年，当国民政府在宣传政策上釆取党报不争新闻的方 针后，决定培养《大公报》成为舆论权威，造成《大公报》消息灵通的地位。①国 民政府选中《大公报》不是因为其党附国民党，是因为“目前仍站中立地位能卖 钱的报，是《大公报》” ®o对于《大公报》的销路及社会的影响之大，傅斯年深 有同感。③所以《大公报》上所阐发的外交思想及相关的外交舆情，一方面代表 了国民的外交舆情，另一方面，也是政府外交政策、外交意向传达到国民的最好 的媒介④。《大公报》的成功缘于自身的人才力量及敢于说话，且一切言论均以国 家、民族的利益、前途为出发点。③抗战时期，王芸生在《大公报》上所刊登的 主张政治清明、倡导紧缩政策，引起孔祥熙的不满；飞机、洋狗事件的报道，使 国民群情激愤，40年后，还遭孔二小姐的报复，说“王芸生是共产党”汽《大 公报》在抗战后期对国民政府官场腐败的批评及指责战后国民党接收人员的“失 尽人心”等，均显示了《大公报》的“中立”地位及一心为国族的用心，《大公 报》获得国共两党一致的青睐。这是笔者选择《大公报》的两位主笔为抗战时期 媒体人代表为考察对象的原因。
w《大公报》确实成功了，1941年，获得了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1941年度的密苏里荣誉奖章。在奖 状中有这样这样一段话颇能表示此报的特色：“该报能在防空洞继续出版，在长期中虽曾停刊数日，实具有 非常之精神与决心，且能不顾敌机不断之轰炸，保持中国报纸中最受人敬重，最富启迪意义及编辑最为精 粹之特殊地位。”转引自王芝琛：《一代报人王芸生》，第72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9月。 "徐咏平：《陈布雷先生传》，第247页，台北：正中书局，1977年1月。
•傅斯年在1934年12月17日致胡适的信中说：《大公报》来信问明年的星期论文。……日下想来，做此 星期论文不有意思，然《大公报》之销路极大，文章之效力甚值得注意；故不能决。未知先生明年如何， 此事即请先生代我一决。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264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5月。
®据研究，抗战时期中国最神秘人物王范生的关于中日关系问题的研究文章多刊发在《大公报》.王充生 （1893-1946）：在日本官私书刊中被称为中国的“日本通”之一，民国初年到日本留学期间就注意研究日 本及以日本为中心的国际关系，努力搜求资料，发掘事件真相，揭穿日本侵略口实，以中华民族的卫士与 律师自任。抗战发生后，主持国际问题研究所，运用其二十余年对日本的深刻认识，与同盟国交换情报， 研判日本动态，被外人称为"中国神秘人物之一”.“珍珠港事变前，王即呈报蒋委员长《日军必向美启釁九 事实上，民国三十年一月以后，王曾四次撰文刊载《大公报》，根据日本国内种种迹象指出日军企图发动” 对美战争已如箭在弦.呼吁英美不要上日本的当，不要为日本国内弥漫的南进、北进的论调所迷惑.无论 是南进还是北进，都是死路，再西进攻中国更是绝对的死路。参见：《＜日本通〉王范生》，载吴相湘：《民国 百人传》（第二册），第281-292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9月15日再版。王充生的文章所以刊 载在•《大公报》与国民政府所确立的要树立《大公报》的舆论中心的地位密切相关.
①关于《大公报》等民国报刊在“九一八事变”前后对外交问题的报道的价值取向问题己有学者进行了专 门的研究，认为：“中东路事件发生后，由于受到1927年中苏关系因革命问题而破裂的影响，《大公报》等 报刊均站在政府一边，把政治意识视为中苏关系的决定因素，把反赤等同于反苏.'九一八’以后，随着日 本侵略的不断加深，中苏在国际关系中的共同利益日渐显现，舆论逐步放弃政治意识中心观，转为以是否 符合国家利益为处理中苏关系的根本原则.”“提出了众多维护国家根本权益的主张”，报纸也出现了亲苏的 倾向。对此，作者评论说：舆论或中国社会“对苏联及中苏关系的认识经历了政治意识中心到国家权益中 心的重大转变”「'无论是仇还是亲都带有强烈的主观情感色彩.由于这一观念的存在，极易于把国内政治 意识的分歧与斗争推到国际关系的处理中去，干扰对国际格局及在此格局中国家利益的清醒认识，导致处 理国家关系政策的摇摆不定。这一因素的长期存在给中国的对外关系事务带来了及其深远的影响。”见陈廷 湘：＜1928―19§7年v大公报〉等报刊对中苏关系认识的演变》，载《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3期。
©王芝琛：《一代报人王芸生》，•第94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9月，
第一节张季鸾的外交思想
张季鸾(188& 1941),字炽章，祖籍陕西榆林，职业报人。1888年生于山 东邹平，1941年9月6日在重庆病逝。1906年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辛 亥革命后归国，在上海于右任主办的《民立报》任记者。1912年1月，经于右 任推荐，在南京大总统府短期工作，任孙中山的秘书，参与起草《临时大总统就 职宣言》等重要文稿。1926年9月1日起与吴鼎昌、胡政之等接办《大公报》。 此后一直任《大公报》主笔、总编辑，直至去世，去世后被时人称为“民国最著 名的报人”。
一、张季鸾外交思想的提出
《大公报》是“一份由知识分子的精英主办的报纸”。1926年9月1日新 记《大公报》第一版的《本社同人之志趣》中说：“报业天职，应绝对拥护国民 公共之利益，随时为国民贡献正确实用之知识，以裨益国家。业言论者，宜不媚 强梁，亦不阿群众。”为实现此目的，以下四点为本报同人之志趣：不党、不卖、 不私、不盲。本着这样的宗旨办报，在几年的时间内，《大公报》从一张业绩平 平的报纸成为国内报界的执牛耳者，成为国内舆论的风向标。
在新记《大公报》出版后，《大公报》更以“文人论政”为标榜。“文人论 政是中国士大夫知识分子的一个好传统”。①在张季鸾身上充分体现了当时中国 报人“文人论政”的特点。学者谓，由于张季鸾“兼具文人的深厚学养与报人的 职业敏感，他的社评往往目光敏锐、视野开阔。随着社会的变化和时局的变动， 其社评的选题范围和关注重点也不断拓展或转移”。他的时评不“限于新闻价值 的判断，还注重评论价值的判断”及因果判断和趋势判断；“其分析之独到，预 测之准确，常常令人喷啧称奇”。②尤其是对中日关系发展趋势、国际关系的演 变趋势的分析判断更是如此。
■八“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人一改之前以“废约”中心的外交行动，将外交 活动的重点转换为解决中日冲突。作为报人他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感觉焦虑。张季 鸾倡议在《大公报》开辟一专栏《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依“据可靠史料，将 中日订约后六十年来的外交关系，辑为始末，贡献国人以正确的史实。”③“以为 救国之道，必须国民全体先真耻真奋”,吸取历史教训，“慨然生救国雪耻之决心。”
乍方汉奇等：《＜大公报〉百年史》《前言》，第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
®方汉奇等：《＜大公报〉百年史》，第264、270、27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
38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一卷)《編例一》，《大公报》出版部1932年.
出于对国家前途、命运的关注，忧国忧民的爱国之情，张季鸾关注、研究中 国当下最重要的外交问题一中日关系，并就此发表大量时评，阐发自己的外交 观①。因其爱国言论而倍受人尊重。丰富的日本知识与全面的对日见解，成为蒋 介石对日外交的布衣顾问。②全面抗战爆发后，张季鸾受蒋介石的委托参与了对 日秘密谈判工作③。他的言论散见于《大公报》及《国闻周报》等。他去世后， 《大公报》社将他的文章编辑成《季鸾文存》上、下两册，刊出发行。©
关于中日问题，张季鸾的关注点是针对国民政府在应对日本对华政策问题上 所釆取的外交政策上的批评与建议并对中日关系、国际关系的嫗变趋势予以判 断、预测，以供政府制定外交政策时参考；为使自己的建议及批评更有针对性， 他还对日本近代以来的外交史、日本外交的特点及当下日本外交政策及影响问题 进行了分析；同时他还注意到国际政局的演变对日本对外政策的影响问题。本文 拟依据他的这些文章论述其在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所体现的外交 观念。
二、张季鸾的外交思想
(-)国民政府应明确对日外交政策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依赖国联解决中日冲突的外交策略，使中 日之间的冲突愈加严重。张季鸾认为国民政府解决中日冲突的方式是以避战观望 求和为主，违背了民意。因为：
“自九一八之变，中国失三省领土，而犹未备战；上海之事，已屈服亦， 而日军攻闸北，始不得已而抵御，然犹尊各国之调停，承认五条劝告。及至
®曹谷冰在1947年《季鸾文存》四版序言中说：“季鸾先生毕生从事新闻事业，以时期计，自辛亥以迄民 国三十年病逝，正三十载；以文章计，自最初服务之民立报以至主持言论十有五年之大公报，先后殆不下 三千篇。其为文如昌黎，如新会，无僻典，无奥义，以理胜，以诚胜，故感人深而影响远.然先生其于文 字绝不自珍，除散见南北各报及国闻周报外，从未自存一稿°”
①王润泽：《揭密张季鸾的秘使身份》(《国际新闻界》，2006年4期。认为：抗战时期因张季鸾言论爱国而 倍受尊重，其丰富的日本知识和全面的对日见解，成为蒋介石对日外交的布衣顾问° 1940年，担任蒋介石 对日和谈秘使，是抗战中蒋介石唯一一次主动对日“媾和”的全权代表.
®参见杨天石：《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咨询委员会集刊》第2辑，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关于《季鸾文存》的编纂情况，胡霖在1944年11月10日的《季鸾文存》《序》中提到："自民国十五年 九月大公报续刊以迄三十年彼之不起，这一期间，他的主要文章皆在大公报。”但选编起来也有两点困难:
"抗战期间大公报连失津沪汉港四馆，辗转播迁，文物荡然，现所得之大公报始自民国二十一年，……所 以选自大公报的文章也非全豹.二、大公报社评向採不署名制，执笔非一人，若干重要文章且多系大家商 讨后而由一人执笔，久之则难辨认究属谁之手笔。”“文存的内容，以大公报社评为主，依时编次，其他杂 文为辅，附录卷后，故体例甚简
日本拒绝之后，三使赴沪，专斡旋上海停战，中国犹表示容纳，此可证明中 国避战望和，达于顶点矣。”
他公开批评国民政府对日的外交政策违背民意。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国今日 纵卑屈之极，放弃沪防，亦且无从得求和之路。弃淞沪同时亡三省！四万万同胞 中任何人断断不能屈服者矣。”①警告政府，应“速加严重反省者也。”②因为日本 在一面进攻上海的同时，一面在策动制造伪独立国。这是张季鸾先生公开批评政 府的外交政策、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对于日本侵华战争的行为，不能只等待国 联或世界各国的斡旋解决，而要靠自己的力量去解决。
1932年6月，日本议会作出了承认伪满洲国的决议。国民政府在1932年6 月17日发表《行政院对外宣言》，公开表示坚决的反对：
“对于日本政府此种行为，决定不惜任何牺牲，坚决反对。因日本此种行为 而引起之一切纠纷，应由自制造而自承认之日本政府负其完全责任”。
张季鸾对政府发布的告全国人民书中宣布的“政府在任何条件之下，不论日 本如何粉饰，决不承认傀儡组织，决不停止其收复失地之努力”③的表态给予了 高度的赞赏，认为这样的立场代表了全国国民的意见，会获得国民的一致拥护。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在对华的政策上步步进逼。以在经济问题为突破 口，扩张在华北的经济势力。中国政府对日本的侵略行为一味迁就、退让，根本 提不出什么可行的对策与具体方案。
张季鸾从政府的对日言论用词中分析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指出：政府虽然 高谈外患之祸，但是不指岀特定的国家，避免使用'日本'字样。这些“皆足征 当局关于对日关系忧虑之深，亦证明对于如何应付日本外患之无决心无办法。” 他认为政府只有采取如下的方法才能解决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问题：
“中国对日，绝非畏缩所能了事，亦非无为所能自保，惟有在不挑冲突不结 外援之前提之下，守最小限度之立场，为最后自卫之准备（准备的就是：巩固 统一；物质的建设；筹备应付国际情势剧变的军备° ）“今日而与日本谈平等提携, 断不可能，且现状亦不能久安° .对日本，中国必须"准备大牺牲，而后始能达 到此境界（经济的提携）®
°《新中国历史之第一页》（1932年2月18 B）,《季鸾文存》（上），第72-73页. ®《警告政府国民反省》（1932年4月17 0）.《季鸾文存》（上），第89-91页。
®《行政院对外宣言》（1932年6月18日），《季鸾文存》（上），第94页。
⑦《中日关系之现阶段》（1934年3月17日），《季鸾文存》（上），第141-144页。
在两天后，他更明确的提岀中国对日外交的态度应明确的问题：
“目前对日外交之道”，最关犍的是“简单明了表里一致之外交也。” “中 国之国际方针，不求外援，但求自助”且志在“自卫自救。”这都是须对外公 开表明的，且要表里如一。而日本所谓经济提携，是以日本为主，而以中国 为附庸.我们应明确，告知日本，这是不可行的。®
1936年，张季鸾又提出，国家虽处于危难之际，中国虽危弱，“但对外应守 合理的远大之方针。”②即中国政府应提岀长远的外交目标与策略，不应一味的应 付与拖延。当时中日之间的关系，因经济的合作日见亲密，且高层人员的接触不 断。但对于日本所提的调整中日关系中的“共同防共”问题，国民政府则婉言谢 绝。张季鸾针对1936年12月6日国民政府就中日交涉情况所发表的声明，指岀， 这样的声明在“安定人心”方面是有益的。他根据发言所透露的情况认为：政府 对于原则上可接受的部分均尽量合作，并对日方提出了中国的希望；对难于接受 的，则婉转的表明了态度，如对于“共同防共”则婉拒。这种立场充分表明中国 政府对于调整中日关系的的诚意。
此外，张季鸾对于日本在军事进攻之外，还在外交层面与中国交涉行为表示: 这在日本而言，也是一种进步。但在总体上：
“中日外交在目前甚为悲观.”两国间最小限度的相安，现在看来不可能。 因为，中日之间在中国北方不断有摩擦出现。因日本做不到一切问题交由外 交机关处理，仅中国能做到.所以作者对中日之间交涉的未来看法是“悲观” 的。®
在日本政府与军部对华政策不一致的情况下，中国政府该如何处理对日问题 呢？张季鸾提出：
“第一：应知外交为政治之一部分，离开内政，不能言外交”。他认为， 近来日本高唱要重新认识中国，对中国的行动要慎重等，就表明中国的内政 有进步.故中国应继续加强内政的建设。
“第二，国民应觉悟经常与非常之不可分。”尤要注意，经常性的工作，
®《再论对日问题》（1934年3月19日），《季鸾文存》（上），第145-147页。.
®《今后之大公报》（1936年4月1日），《季鸾文存》（上），第191页。
®《中日交涉之过去现在未来》（1936-年2-月7日），《季鸾文存》（上），第215-217页。
以应付一切非常的变化。这应该是“自己应具之觉悟”。
“第三，处理对日问题应有之方法。”过去，日本一直以为“中国惟于受 武力威胁之后方可谈问题。”换言之，“中国非威胁不通融”，遇到威胁就屈服。 自今以后的事实将是相反的.中国绝不退缩。
“第四，中国对日外交之目的°”中国对日问题，“仅关于自卫自存之问 题。”外交的惟一目的，“只为善决中日间之关系而已。”只求恢复已失去之领 土主权，至于改正不平等之条约，则是对数国的共同问题，不仅单对日本。
所以，国民政府今后的对日外交，应是试探性的，只有这样，才能观察 今后两国关系的发展趋势。①
（二）内政与外交的关系
张季鸾高度关注内政对外交的影响。在多篇文章中结合具体的外交问题反复 阐释了内政与外交的关系。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季鸾迅即发表社评指出事变绝非一朝一夕的结果， 从内政方面说是由于
“中国夙无国防布置，东北素鲜自卫组织，东三省各地清季已尝两度沦 没于日俄军队之手”的缘故。东北的巨变，"诚为种种内政不修之大清算！而 东北外患之实力发动，卒至不能抵抗，亦为漠视外交国防之总结账。”②
针对“九一八”事变，张季鸾指出解决问题的办法“终不岀两途。或以外交, 或以军事。”但关键是“然任取何途，必须合全国之力，有计划，有组织，有步 骤，方能收最后之功。否则徒劳无补，且虑更招种种意外之变。”目前最关键的 为：稳定中枢，民意集中，精研国家利害，施行整个国家政策。全国有形无形之 力量，都集中于整个政策之下。即若要解决日本入侵问题，首先需要政权统一、 社会稳定，全国一致的行动。全国总动员、内政修明是解决中日冲突的坚实后盾。 ③
对于日本政府策划伪满洲国独立并在政治上予以承认的事实，张季鸾指出： 这是日本分裂中国国土的严重行为。主张政府-“必须以非常之努力，迅速改造建 设起来。其最甚者为摧毁障碍人民利益之一切恶政，迅速使各省内地人民得到休 息。此为根本中之根本。”只有人民有力量，对外才有力。我们只有抱一致决心，
D《今后的对日问题》（1937年2月26 H）,《季鸾文存》（上），第244-246页。
®《日军占领沈阳长春营口等处》，《季鸾文存》（上），第47-48页.
%《对日须为整个的行动》（1932年1月13 H）,《季鸾文存》（上），第68-70页。
“要收回东三省，要速养国力以自卫。”众志成城，何敌不摧也。①
在1932年6月26日所写的《自卫之策》中再次强调内政的修明对外交的影 响。从目前日本的状况看，“中国对日已无外交可用，故不得已只为自筹其出路, 自决其方针。”劝政府早下决心，防止日本对关内的窥伺及成功。②
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发表“天羽声明”，公开干涉中国的对外政策, 指责国联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是破坏远东秩序的稳定与和平,对此日本不会坐视不 顾。对于日本公开干涉中国的外交事务，国民政府外交部在4月19日发表声明, 予以驳斥。日本在对华政策上的霸权言行，引起张季鸾的高度注意，他在1934 年4月21日发表《中国最小限度之立场》一文指出：“当此外交紧急之际，深望 全国早形成巩固健全之舆论，以督责并援助政府，”应付现在变动之国际局势， 使国家免于危难之际。在这一文章中他特别强调了内政与外交的关系是不可分割 旳：
“外交为内政之一部，内政可以影响于外交，”若论外交上最小限度之立 场，“则不能不同时讲求内政上适应之道。”决不容许任何国家干涉中国的内 政。“第一应标明中国此后将尽力缩军节费，以全力为生产建设.……中国并 不特别备战，但决心不肯亡国，倘凌逼过甚，则必死拼，宁使鱼烂瓜分，亦 不能安然向任何国家递降表也。其次，则表明最近时期之最大关心，在安人 心，维秩序，救经济，对国际间无政治的企图，亦不容任何国家之干涉内政。” 3） ..
1935年日本对华北地区控制力逐渐强化，不仅在经济上扩张在华北的势力， 在政治上亦不断的向国民政府提岀要求，双方还达成了所谓的《何梅协定》及《秦 土协定》，一步步地弱化国民政府对华北地区的政治控制权。针对此种情形，张 季鸾认为，由于自己处于“民间言论界地位，于国家许多问题，尤其涉于机密范 围之外交情形，一不能知悉，”所以不能也不便提出具体建议。但可以先建议的一 点是：
“在短期内先扫尽内政上人的或事的纠葛与隔阂 改造政治，”求得 全国人民的积极的有效的合作.因为日本对于中国、东亚的决心已定，中国 政府已经明了日本的态度与世界的形势.但国民见政府却“步步附和日 本，……此外别无政策。”批评中国政府对于日本的问题没有长远的政策，又
《行政院对外宣言》（1932年6月18日），《季鸾文存》（上），第95-96页。
《自卫之策》（1932年6月26 H）,《季鸾文存》（上），第98页。
《中国最小限度之立场》（1934年4月21 S）,《季鸾文存》（上），第152页。 没有具体的可实施的办法或策略；内部又不统一.“国家自处及对外之态度如 此,”只能步步的趋于亡国。若要避免亡国的趋势，关键在于“自己的觉悟, 内政上先树立不亡之规模，”这样才能平等地与日本“亲善”。否则，一切“皆 成空幻”.®
“九一八”事变四周年时，张季鸾再次发表社评，全面地检讨了 “九一八” 事变以来中国的对日政策及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情况。得出结论：自九一八事变 以后，所岀现的问题依然存在。《塘沽协定》签订后，一般人认为问题已经解决, 但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即旧的问题告一段落，新的形势又开始了。日本对华的政 策由于其退出国联、废弃海约以后，更根据其对世界形势的判断及时的调整，“而 方针目的，则百变不离其宗者”、就是独霸中国。所以，今后对华的政策，当比 过去更加急进。相反的，国内对日本的外交政策却是变换不定，究其原因，则是 由于内政不修、国力不强之故：
“九一八以后，一时国内曾盛行玉碎瓦全之辩，实则就本质言，欲玉碎 须先成其为玉；而就事实言，虽甘为瓦而苦仍不得全，此过去迄现在之情状 也。中国出路根本在己身”.我国家进步一分，“则外交环境改良一分”.认为 中国欲改变艰苦的外交环境，关键还在于自己国家的进步。3再次强调内政对 外交的影响。
（三）关注日本对外政策的特点及影响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张季鸾就注意到了日本对外政策。在1930年7月， 他针对日本币原外交中所提出的大陆政策指出，日本币原外交一大转变的关键就 在于加强了对满洲的治安、经济的控制及满鉄的控制。他对日本如此做的目的是 为了防止苏联的强大而增强日本国防的托辞，指岀，“为日本计，其国防最安全 之道，在信赖中国之稳健的进步，然欲如是，则对东省问题必须尊重我主权，顾 全我利益，彼此相安，提携并进。不然，若常使中国人民感觉畏惧与威胁，纵目 的贯彻，亦得不偿失，此乃'自坏两万里长城'已耳，大陆政策之谓何哉？ ”③警 告日本不要与中国为敌，若日本真是为防苏联，与电国保持友好关系是日本对抗 苏俄的最好的办法。
张季鸾注意到了日本政府公布的对外政策与实际行动中的对外政策有差异
‘°《外交与内政》（1935年8月19日）；《季鸾文存》（上），第167-168页。
②《九一八四周年）＞ （1935年9月18日），《季鸾文存》（上），第173-174页。 ◎《再论日本大陆政策》（1931年7月12 0）,《季鸾文存》（上），第41页。
的事实。1934年1月25 B,张季鸾针对日本外相广田在议会演说所阐明的日本 外交政策，强调说，并不能从广田外相的演说中预测日本外交的趋向。因为：
“自九一八至今，日本外交家之言论往往不能表现日本之实际态度，大 抵军人实行于先，外交官弥缝于后，其重大国策，概决于少壮军人之军事专 门的见解，••••••外交官之职务，不过就军人实行的结果，而加以整理与修饰。 曰币原，曰芳泽，曰内田，两年三易，皆不终其事，大抵军人有其一定之坚 决政策，为外相者非与同调，不能安于位。……（所以），九一八以后之日本, 世人注意其陆海相及其他重要军人之杂谈随笔，且远过于外相之正式谈话.”
外相的谈话，“全不能说明日本态度，固为非是，而欲藉此以尽能理解日本政 策，亦属徒劳。”
因为日本外交家的外交政策能否实施取决于日本军人的态度。据此他根据目 前的形势，分析日本的对外政策如下：
“日本目前全部精神在备战，而实行方法，则目前欲不战而胜”，并不急 于与中国开战。作者在文章中引日本东京电说：大角海相在议会的答辩，说 日本军部希望不战而胜。这一观点抵过广田演说的全部。……据广田演说， 可见目前日本政策，仍为先以全力经管满洲，盖军事上既相需，外交上亦称 便也。”'
日本政府在1934年4月17日发表非正式声明一“天羽声明”中公开干涉中 国内政外交，主要目的是阻止中国与国联的技术合作，阻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②张季鸾认为，日本的声明，披露了日本此后“外交的全貌”：
（1）日本政策.日本反对的主要有两项：一为国联之技术合作；一为 关于中国建设空军建设之供给飞札 ①
日本声明的目的“就积极方面而言，最好中国在政治上经济上俱受日本 所谓东亚门罗主义之支配，同时就消极的言，至少国际上不能大规模援助中 国增加军事力量，以为对日本报复之用°” •
日本知道这样的声明达不到目的，只是初步试探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反应
®《备战中之日本外交》（1934年1月• 25日）；《季鸾文存》（上），第137-139页。
®对于日本的外交声明，国民政府在4月19日发表声明予以驳斥，但态度不明朗.此后，国民政府内部亲 日派活跃，政府内部亦进行了人事调整。
®关于国联与中国的技术合祜问题，可参见张力的《顾维钧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和国联的技术合作》一文， 载金光燿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Z】，第220—2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而已.
（2） 国际影响。由于是非正式的声明，各国政府没有表态。这表明世 界各国目前还没有与日本斗争到底的决心。最受打击的是国联技术合作委员 会。但是，世界各国，也不会因为日本的一个非正式的声明而承认“日本有 独占东亚贸易封锁中国门户之权，倘日本正式反对，则成国际上严重问题。”
（3） 中国态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声明不承认，只表达了 “中国最小 限度之立场。”认为：中国应考虑的是“此后整个外交政策之实质，与应付 日本之实际方略”，而不是附和日本的应付。作者提出自己的关于政府对日 本声明应有的态度：对于日本提出的经济提携，可以商量；但要以解决满洲 的主权问题为先决条件。对于日本的此次声明:在实质上不成问题，中国有 自由建设国防力量的权力。
（4） 东亚大局。日本东亚门罗主义的主张，是“以临中国，以吓世界"， 将来东亚和平的破坏，中国不负责任也.®日本若实施此政策，必破坏东亚 和平与威胁世界安全，则责任全在日本。
在日本“天羽声明”之后，国民政府与日本之间的妥协活动相当显著，中日 关系表面上趋于平静。张季鸾指出：
日本军方，对华北的态度与主张，“未有所变更。”而中国政府自今年以 来，对广田外交有所期待，中日之间的关系有趋好的气氛。但事实远不是这 样简单.中日之间已经达成谅解，一切问题由外交机关以和平方式解决。但 是，“外交官以外军人之活动依然如故，……日本对华外交之主体，为外务 省抑是关东军？在中国依然不能辨也
张季鸾提醒政府，中日、中意之间的关系虽然由公使升格为大使，但并不表 示中日之间的关系趋于缓和，日本的对外政策没有变化。日本军方对中国政府迎 合日本的提议，稍不满意，就发牢骚，“斥责中国无诚意”；近来更要求中国“必 须彻底表示诚意。”问题在于，什么才算是彻底的诚意？政府，要注意区分外务 省与军部对中国政策的一致与不一致处；同时不要忘记中国当今之急务，为动员 团结全国人民“共赴国难。®
1939年欧战爆发后，法国投降，国际政局发生巨变。为防止德、意染指亚 洲影响日本在亚洲的利益，1940年6月29日，日本有田外相发表广播演说，以 阐释日本的新的外交政策：世界和乎是由有地域、种族、经济、文化等密切关系
；《日本外务省之声明》（1934年4月20 0）,《季鸾文存》（上），第147-149页。
°《中日问题之趋势》（1935年5月3日）t《季鸾文存》（上），第164-165页。
的民族共同维护形成，日本推行中国事变的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共同的和平；东 亚与南洋各国有密切之关系，日本不允许第三国以援华的名义破坏这种关系。①有 田声明被中国报界称为“东亚门罗主义”。对于这一声明，张季鸾判定是“日本 企图垄断东亚，绝对不准他国染指”的宣言。张季鸾分析这一外交宣言与军部的 关系，认为：“日本的外交声明根本不能够领导外交；日本的外交，一向是跟着 军事走的。”②
张季鸾对日本外务省与军部在日本对外关系上所起作用的分析、判断，是依 据历史史事及日本当下外务省与军部的言行所得出的结论。他的关于外务省与军 部在日本对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方面的关系——决定日本外交行动的是军部而 非外务省的外交宣言的观点，今天看来是完全正确的。据后来披露的资料显示， 1936年8月7日日本五相会议决定的《国策基准》对日本的外交政策的决定及 实施方面有明确的规定：“外交政策，……以不折不扣地完成根本国策为基本精 神，加以综合地革新，军部为了使外交机关能够进行有利而充分的活动，应努力 进行内部援助，避免由军部出面王作。”③
（四）日本对华言行与国际政局的媳变密切相关，中国政府应开展积极主
动的外交活动
张季鸾指岀：“九一八”以来中国与日本之争的性质，是关于中国的“根本 的存亡的问题。” “中国必须与之作长期之奋斗。”因为日本侵华的最后目标，是 “征服全中国”。在日本这样的对华政策之下，“整个的中国国家之生存完全失其 保障”，若中国放弃东三省、热河，“最大不过得一年或两年之苟全，转瞬即仍受 蹂踽也。”这是中日问题的关键。中国国力贫弱，不利于对外用兵。日本在实施 对华计划时，是依据国际情势的变化尤其是军事的现状，随时调整自己的对华侵 略计划，“料国际之不能干涉”才行动。“总之，其决定政策计划，全以世界为对 手,”根本不将中国放在眼里。从国联可能作岀的决议看，日本必将退出国联。 不顾国际的反对，一意孤行其侵略中国的计划。这是考虑中日问题必须注意的。
④
张季鸾注意到了日本对华政策的最终目的是侵吞整个中国。在实施下一步侵 略中国的计划，完全依据到国际情势的演变情况一即日本更关注的是世界各大 国对日本所采取的对华行动的立场。所以中国政府必须考虑到国际情势的变化对
°参见《斥有田声明》，《大公报》（社评）,1940年7月3日。
®《驳有田声明》（1940年7月1日），《季鸾文存》（下），第160页。
《国策基准》（1936年8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135页，上海人 民出版社，1975年3月
®《中日问题之根本讨论》（1933年2月15日），《季鸾文存》（上），第114-116页。 日本对华政策的影响与制衡问题。
1934年1月25日，张季鸾的《备战中之日本外交》一文分析日本外相广田 在议会演说所阐明的日本外交政策,再次强调了日本对华政策是考虑世界各国的 对外政策而确定的问题：
“日本目前全部精神在备战，而实行方法，则目前欲不战而胜”，并不急 于与中国开战。……日本备战的对象是美、俄，而不是针对中国。所以日本 目前的关犍是巩固满洲，以作为其进行战争的物质经济后盾。由于苏联最近 对日的强硬，所以日本不得不运用外交手段，“高唱英日交亲”的论调，以缓 和国际的压力。因从英国的保守党的政策倾向看，同情日本。英国的政策如 此，则美国不能单独制裁日本。英国对日态度缓和，英美不能联合制裁日本， 日本就是利用对他有利的国际形势，强调对中国的“不战而胜之”的外交战 略。••••••就中国而言，“欲应付解决此问题，首须统一与团结，必统一团结， 而后有应付好坏政策高下之可论也.”必须时刻注意国际政局的变化情况，“对 日本及其他，皆应实行适应时势之主动的外交”，否则只能招致更大的祸患。
①
当时任行政院长的汪精卫，在国联制裁日本不力后，对国联失去信心，在国 际社会上不再积极地开展政治外交的活动，而是宣传“弱国无外交”的思想。认- 为以中国目前的国力办外交是不可能成功的。②对此，张季鸾提出中国政府应积 极主动的开展外交活动，以改变国际上对日本侵华行动的冷漠态度，使国际社会 关注中日之间的问题与冲突，阻止日本的侵华行动。警告政府，在外交上要积极 主动，否则会“招祸”。
至1936年，日本在高唱对华亲善、经济提携以调整中日关系的同时，又增 加驻华北的日军，以确保华北地区的交通与治安；与此同时，制定了一系列针对 中国的军事计划，在8月决定的《国策基准》规定日本的根本国策是：“外交和 国防互相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 对中国则要“满洲国的健全发展,日满国防的巩固”，为达到此目的，在国际上 要消除苏联的威胁，同时防范英、美，以确保日、满、华三国的合作。为实现新 的国政，要扩充陆军以对抗苏联在远东的兵力；强化海军•兵力，足以对抗美国海 军，确保西太平洋制海权。③为此，日本国内实施了大规模的扩军备战措施，这
®《备战中之日本外交》（1934年1月25 H）,《季鸾文存》（上），第138-140页。
®参见本文《胡适的外交思想》（二）。.
®《国策基准》（1936年8月7日），《白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134-135页。上 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 .
导致日本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为解决国内的危机，日本预谋并策划在1937 年7月7日在中国发动事变，以摆脱内部的危机。这样从1936年秋天起，不断 对中国政府提出对华北地区的特殊要求,尤其是从1937年4月起，日军经常在 北京附近举行挑衅性的活动——军事演习。
日本对华政策的逆转趋势，引起报人张季鸾的高度关注，他意识到了问题的 严重性。1937年6月29日，他撰文《中日国交之前途》，分析了日本对华政策 逆转的原因：是由于日本与德意建立了联系、同时对英示意妥协，宣传大陆政策 只针对俄国。对于日本的宣传，中国人当然不信。①在做出这样的分析之后，他 得出结论：
1、日本对华行和善外交，对日本是最有利的；2、对华外交应简单，中 国所求者，只为承认中国国民建国自保之正当权利.3、两国的纠纷已久， 易从改善冀察做起.4、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外交，完全以本国实际利害为本 位。所以，两国有友好合作的基础。但最近中日关系好转之迹象又出现逆转， 其后果如何，请日本国民深思。®
日本对华政策逆转的结果，很快就体现出来了，这就是1937年7月7日，
日本有预谋的在宛平城附近举行军演，③并寻找借口在8日黎明前向芦沟桥附近 的驻军进攻，并炮击宛平城④，这就是“芦沟桥”事变，日本最终挑起了全面的 侵华战争。中国也被迫开始了全面的抗战。
1940年6月日本发表声明说，日本有维持东亚秩序的特权，不许第三国干 涉东亚事务。张季鸾分析后认为
当时“法国已经投降，日本害怕德意要越南”，有意警告德意；另“现在 英日外交交涉，正在紧急关头，英国尚未答应日本的无理要求，有田声明可 以说是对英国的威胁”，此外“美国近来不断大举扩军，时刻没有放松对于 南太平洋的监视，有田声明可以说是警告美国”不要染指南太平洋.®
©据1937年6月9日《关东军关于对苏对华战略的意见书》称：“从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来观察目前中国 的形势，我们相信：如为我武力所许，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除去我背后的威胁，此最为上策”若我 武力不许，则以不动声色的静观态度来对付中国，“直到我国防完全充实之时为止，慢慢等待中国方面重新 考虑”。“南京政权，对于日本所希望的调整邦交一事，丝毫没有作出反应的意思，如我方对它进而要求亲 善，从他的民族性来看，反而会增长其排日侮日的态度。”由此可见，日本是决定对中国一战，但在准备好 之前，是以''亲善”的姿态迷惑中国的视听.见：《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228页，上海人 民出版社，1975年3月。
°《中日国交之前途》（1937年6月29日），《季鸾文存》（上），第266-269页。
©今井武夫：《不可思议的预告》，《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232-23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年3月。
®《清水节郎笔记》，《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第233-2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 ®《驳有田声明》（1940年7月1日），《季鸾文存》（下）“第160页。
日本为了阻止美国南进太平洋、达到独霸亚洲的目的，近卫刚上台，就启用 并任命野村为驻美大使，企图与美国达成某种妥协，换取美国不南进的保证。赫 尔也发表声明阐述了美国的对外原则。张季鸾在分析了日、美各自的对外原则后 针对日美间的谈判评论说：
“美日的外交战，因野村之被任为驻美大使而激起了一个新的波澜；这 一幕，可能是太平洋暴风雨前最后的一个插曲。”因为，对于日本的举动，美 国务卿赫尔发表谈话，阐述了美国的对外的原则。这“是美国对于日本的外 交攻势准备警戒的信号。”所以，“美日关系根本上无法妥协，已成铁的事实。” 而日本的对美政策是“媚美外交”，不会引起美国的兴趣。他在分析美日谈判 交涉的可能性后，判断野村使美的任务为：“野村的主要任务,便是争取时间。” 因为类国在远东的防务的加强（其中包括与英联合使用新加坡军事基地、对 华加紧实际之援助等），已经超过了日本。所以日本的目的，争取时间，“松 弛美国的警戒，离间中美和英美的合作，使它依然能恢复其对美外交的主动 地位。”同时声言要承认汪伪组织，“想停阻进行中之美国对华援助，对英合 作。”……虽明知对英无法改善关系，但仍放出对英可能妥协的空气。当《滇 缅路协定》达成后，米内有田的内阁便下台了，此次任命野村为驻美大使， 又想达到同样的目的。®
我们若以张季鸾对日本“媚美外交”动机、美国对外政策原则的分析、对美 日谈判前景不可能成功的判断来验证历史的话，不能不佩服他对日美谈判结果判 断、尤其是认为美日之间的此次谈判是“是太平洋暴风雨前最后的一个插曲”、 双方冲突是必然的见解是深刻而富有预见性的。
（五）中国的抗战具有世界意义、只有坚持抗战才有出路
“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国开始了全面的抗日战争。中国报界很自觉的将报 业的前途与国家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张季鸾主持的《大公报》也不例外。正如他 在1939年5月5•日的《抗战与报人》的社评中所说：由于中日战争的进行，使 得报业性质，报人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抗战以来的内地报纸，仅为着一种任务而存在，而努力，这就是为抗
®《野村使美与赫尔谈话》（1940年11月28 H）.《季鸾文存》（下），第168-171页. 战建国而宣传简单说来，"报人必须与前线将士一样，要自认在抗战工作 中有其小小的岗位。而全体同胞各守岗位，各尽职责，这就是国家胜利的绝 对保证①
为抗战的胜利，张季鸾在《大公报》发表了大量的社评，就外交与内政的关 系、中国抗战的前途、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抗战期间中国外交的重点注意事项 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以鼓舞人民抗战的信心，希冀对国家、民族的复兴贡 献力量。
“七七”事变发生后，不少人认为中国国力薄弱，不适宜开战，想尽一切办 法寻求和平解决，想做一次最大的和平努力，哪怕作出一定的让步、牺牲以换取 与日本的和解，以赢得时间，积蓄国力，等待最后算总账。胡适等就是这样的想 法，而且还劝蒋介石、国民政府采取这样的对日政策，这已经在前文中论及。中 日战争开始后，中国方面打得非常艰苦，中国人民、军队以重大的牺牲为代价打 破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张季鸾认为中国的抗战是被迫“应战”。但是, 经过两个多月的抵抗，中国向国际社会、中国百姓证明了我们的军队不仅能打, 而且能够抵抗住日本现代化武器的进攻。对此张季鸾评论到，中国对日开战，是 迫不得已的“应战”。中国这样的大规模的战争，当然有苦痛，但胜利后，“中国 永远再无战争。”为鼓舞军队、国人抗战到底的决心，他反复宣讲中国抗战的世 界意义：
“中国不但是消极的抵抗日本侵略，并且在世界上有理想，有主张。中 国这一战，是以自己的生命资财为世界争取新秩序，成立新轨道②
我们不能指望世界上其他国家给我们以援助，所以要取得抗战的胜利“必须 以我们自己坚决奋斗为前提。”因为：
“国际上的道德呼声并不能使日本反省。就是局部的一时的经济制裁， 也不能生效•但一切需要时间，特别是看我们自己奋斗的成绩。固然各 国对日关系各有不同，有的非常紧张，有的也必然恶化.但这些国际形势， 都不能写在现在的中国账上.中国的强敌，必须自己去打，不应希望援助， 况且即使有援助,也必须以我们自己坚决奋斗为前提®
°《抗战与报人》（香港大公报社评）（1939年5月5日），《季鸾文存》（下），第151、153页.
®《九一八纪念日论抗战前途》（1937牟9月18日）；《季鸾文存》（下）第2、3、4页。
®《对战事前途应有的认识》（1937年10月6日）；《季鸾文存》（下），第19、20页.
1937年11月下旬，国民政府颁布《国府宣言》，宣布迁都武汉坚持抗战。张 季鸾认为，《国府宣言》，显示了中国政府抗战到底的决心——持久战的决心。他 提醒国民注意政府对长期抗战是有把握的。因为中国的抗战“外得国际之同情, 内有民众之团结”，这就是中国抗战胜利的把握。①
针对国内对抗战能否取得胜利出现的疑问、对于国际社会出现的一股欲调和 中日冲突的活动，张季鸾明确指出：当前不利于中国抗战的形势一定会发生改变, 这一改变的前提就是中国坚持抗战，经过一定的时间之后，国际形势会朝着有利 于我们抗战的形势发展，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他提醒国民及政府应看清世界 大势，对国际形势：
“决不可悲观或失望。凡中国的友邦，都对中国表了同情，这一战自然 各主要国家都有利害关系，但总之现在是日本打中国，不是打各国。而各国 之中，所感利害的程度不同，其本身环境也各各有异。我们不可因现在还没 有人拔刀相助,便感觉焦躁或失望，而应当看清大势，坚决的自主的努力自 卫，无论如何，再数月或半年之间，一定要引起国际重大变化无疑。”现在 是日本将中国置之死地，“独立的中国，只有死里求生的一条路。”②
广州、武汉失守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决心持久战，以等待国际形势朝着 有利于中国抗战的方向发展。据路透社消息，由于德国、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势力 的向外扩张，欧洲局势紧张。为了抑制这种趋势，1939年5月，英苏经过长期 谈判，达成协议（包括法国在内），以维护欧洲的均势。对于这一事件，张季鸾 认为对远东的局势是有益的：
因“环境之需要，”欧洲各国联合起来，“在欧洲当然可以收压服德意之 效.至少在短时期内，定能制止侵略，平衡大局，而展缓危机的爆发。”从 目前新闻报道的情况看，这一协议没有包括远东在内，“但即使这样，所加 于日本的精神打击，也就极重大了作者预言，迫于客观形势的需要，英 苏联合反侵略，必将扩大到远东来，而且美国迟早也会加入到反侵略的合作 组织上来，以共同制止日本的侵略.“这不但有益于中国抗战，也有利于英 苏美法本身，而其造福整个世界，更无限量了”。③-
张季鸾预言欧洲联合抵抗法西斯的形势一定会影响到远东，包括美国、中国、
《恭读国府宣言》（1937年11月21日），《季鸾文存》（下），第33-35页。
®《置之死地而后生》（1937年12月11日），《季鸾文存》（下〉，第39页、40页。
◎《英苏协定与远东》（1939年5月27日）；《季鸾文存》（下），154-155、157页・-
欧洲在内的东西方反法西斯势力一定会联合起来，消灭法西斯实力。国际形势将 朝着有利于中国抗战的方向发展，以鼓励国民政府及中国人民将抗战坚持到底。
日本在攻陷广州、武汉后，对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由过去的击溃变为拉拢。认为，“国民政府仅为一地方政权而已。”为“确保东亚 永久和平的新秩序”，若“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 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①这说明日本对国民政府 的政策已经变为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1938年11月30日日本御 前会议上所确立的《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再次确定了日满华三方“善邻友好、 防共、共同防卫和经济合作的原则。”②1938年12月22日的《第三次近卫声明》 是“日本对中国所要求的一个大纲”，③再次表明国民政府若能满足日本的要求, 就可以与国民政府合作。此后，日本政府从不同的方向向国民政府示好，若国民 政府放弃抗日方针，则日本政府准备与其谈判。①
日本对国民政府政策的改变，显示了他们急于结束中日战争的目的。同时, 日本在国际上开展了积极的外交活动：一方面积极地策划运动慕尼黑阴谋，企图 以牺牲中国为代价与英美等国达成某种妥协，早日结束中日战争。但是由于各国 的利益无法协调，1939年9月欧战爆发后，英国在远东的影响力下降，国际政 治情势的变化中出现一些不确定因素。日美英等国策划的以牺牲中国为代价的太 平洋会议未能召开。另一方面，日本又积极地与英法谈判，成功地与与英法达成 妥协，以武力封闭滇缅公路3个月、禁止战争物资通过此路运往中国，同时，英 国还在上海租界方面对日本作出让步。随后英国又禁止这些战略物资经香港运往 中国。日本在1940年9月侵入越南，切断了途经越南进入中国的通道，这样， 英法实际上与日本联合起来消弱中国的抗战能力。在1940年至1941年太平洋战 争爆发之前日本与美国就中国及南太平洋的问题进行了谈判。⑤国际形势不利于 中国。日本利用这一时机，加紧了对中国国民政府的诱降活动。在中国国内出现 了关于中国今后外交政策走向问题的讨论。国民政府内部不同的派别，亦出于不 同的目的开始与日本进行着公开或秘密的谈判，一时间对日妥协投降的空气弥漫 中国大地。据近年学者的研究证实，在众多的秘密谈判中，蒋介石亲自指导的谈
»《政府声明——虽国良政府，亦不拒绝》(1938年11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 (1931-1945).第276-27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
®《调整日华新关系的方针》(1938年11月30日)，《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 27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 '
®《第三次近卫声明＞ (1938年12月22日)，《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287页， 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
@在日本对华的政策改变之后，国民政府中的亲日派汪精卫等开始迅速响应，并派代表与日本多次秘密或公 开的接洽，于1940年3月30日在南京宣告成立汪伪国民政府。
$对于美日之间在此时谈判的的情况及中国政府的态度立场，可参见胡松平编的《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 稿》的部分内容，因其中涉及到美日谈判的情况、胡适对此问题的关注程度、抗议及美国与日谈判的真正 动机.后因美国不肯放弃自己在中囤及太平洋地区的利益，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美间的谈判以国务 卿赫尔提出的《赫尔备忘录》为标志而宣吿破裂。
判只有一次，就是张季鸾参与的对日接触。这次谈判以拖延时日为指导思想。① 针对国内关于今后中国外交政策走向问题的讨论，张季鸾认为，外交问题的 讨论，不应该流于“空泛或刻板”，应注意到主客观的形势，应考虑国内抗战、 国际的形势变化的情况。他认为中国能坚持抗战三年的主要原因，是依靠我们自 己的力量，而三年抗战的结果也是未来抗战的基础：
“第一，我们抗战的基础，自始即未建筑于依靠外力；三年以来各友邦 给予我们的同情援助，诚然是值得深切感谢的；但事实很明显，我们能支持 三年，而且愈战愈强，最大的因素，是靠我们自己。三年来国际的同情诚不 能估计，而物质经济的援助，是屈指可计的；我们在艰苦的环境下，自力更 生。独立作战，所凭藉的，只是广大的土地，丰富的蕴藏，和四万五千万民 众的团结奋斗的热情。这个伟力，今后只有一天比一天发扬充实，环境任何 变化，决不能动摇我们达成历史使金的把握。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认为我们 可以关门打仗，不必寻求与国；而是希望大家不必把外交力量估计得太高， 反漠视了本身的力量；即就事实讲，因缅甸越南封锁所受的损害，并非不能 以自力设法弥补，根本谈不到会动摇我们抗战的基础。”
张季鸾依据中国抗战的历史经验，鼓励国民政府和国人，三年的抗战，外国 对我们的援助屈指可数，可我们坚持下来了，而且，赢得了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中应有的国际地位，这一地位，已经被世界认可。今后抗战的继续与成功，还是 要靠我们自己，不要因为缅甸越南通往中国的道路被封锁，而动摇了我们坚持抗 战的决心。
“第二，抗战三年后的中国，已奠定自己的坚强地位，并形成世界重要 安定势力之一，这种事实，任何人不能否认，我们自己更应有明确的认识. 三年前，我们也许靠国际条约和均势的支持，但现在已证明自己能牢牢把握 命运，所以不怕任何人来牺牲我们，陷害我们；同时，因为过去半年国际的 剧烈变动，维持现状势力的消弱，太平洋的比重日渐增加，而中国抗战的重 要性亦益见明显；事实很显然，中国和美国苏联已成为维持太平洋正义秩序
c'抗战时期中日的秘密谈判，纷纭复杂，一直是抗日战争研究的热门话题。杨天石利用台北“国史馆”的 “蒋中正总统档案”，将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研究清楚，使我们了解了谈判的全局，也了解了蒋 介石主持的对日谈判的真实意图。见杨天石：《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载《一九三0年代的中 国》（下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9月。杨天石：《“桐工作”辨析》，《历史研究》2005年 2期。另据王建朗研究：研究战时秘密接触谈判的学者，常常苦于中方最高决策层核心资料的欠缺.1940 年的张季鸾活动，虽胎死腹中，但为此而准备的若干文件中却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它是我们迄今所能见 到的能够反映国民政府最高决策者蒋介石真实想法的最系统的文件。由此，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到蒋介石对 于中日议和的基本立场。蒋介石的指导思想是：尽量拖延时日，以等待国际局势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 见王建朗：《尘封下的真相：解读蒋介石亲自修改的一组对日议和文件》，《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2期.
的三大支柱，而目前实际努力摧毁日本'门罗主义'的就是中国，今后的太 平洋问题，中国是主要解答者，中国不点头，任何解决办法都无法成为审实， 任何一国要保障她在太平洋的权益与地位，决不容轻视中国的伟力。”
“第三，外交不能单凭主观的感情，而要顾到彼此的利害，国与国间没 有慈悲，也决不会凭空拔刀相助；我们看到两三年来国际的种种变化，至少 不应该再过信表面的外交词令 过去我们抱定'以不变应万变’的方针, 相信'得道多助为什么？因为我们抗战的目标只有一个，不仅不损害任 何第三国的利益，而且直接间接都与第三国有利；所以，在原则上，除日本 夕卜，各国都应是我们的朋友，尤其与太平洋有关各国，都应和我们紧密携手。”
美苏两国的太平洋、远东地区的政策是绝不会允许日本独霸太平洋，因为无 论从地理上还是利益上看，双方有共同的目标。双方的关系只能越走越近。所以 政府应该在外交活动中努力要做的“不是求援，而是在共同的利害下增进合作的 程度。”我们的立场、我们的国策是不能改变的，应牢牢地把握外交的主动地位。
“所谓外交政策，并不像个人选择路径那么简单。”“尤其在国际瞬息万 变的今日。” “在抗战初期时，'路线’问题曾热烈的争辩，欧战爆发，又曾 激起参战的要求，假使当时政府也纯以一时的感情，冒昧决策，则今日我们 的困难又将如何!” “所谓，以不变应万变'，是我们外交的原则，而不是外 交的途径；我们抗建的国策不变，自力更生的信念不变，多求友少树敌的基 本原则也不变，以此不变，临国际形势的万变，就主观的需要，审查各国的 利害，以分别增强与各友邦合作的程度。”①
在文章中张季鸾反复强调中国坚持抗战几年的前提是依靠中国自己的力量， 不要因为国际形势于我不利而动摇抗战的信心；他也坚信，英美苏等国决不会允 许日本独霸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同时提醒政府，我们的外交活动应是努力寻求与 日本独霸东亚利害关系最切的友邦的合作，而不是在“求援”。只有增强与友邦 的合作，才能最终贏得抗日战争的胜利。考虑到张季鸾正受蒋介石的委托在香港 与日本进行秘密的接触、谈判，张季鸾在此时所刊发中国外交问题观点的文章不 是空穴来风、无的放矢，而是为了引导人们怎样看待当时的中日关系及国际形势 的演进，同时也是向政府阐明自己的对当前的国际形势、关于中日问题的见解。
②
◎《几点基本认识》（1940年7月27 H）;《季鸾文存》（下），第165-168页。
'周雨的《张季鸾传略》有这样记载：“关于张季鸾参加秘密外交活动的传闻不少，逝世前几度去香港，名 为探亲，实则负有使命。1937年，上海沦陷后，日宼兵临南京城市。德国驻华大使馆陶德曼奉希特勒政府
1940年11月，日本御前会议决定承认汪伪政府及日本政府与汪精卫签订的 《日本国与中华民国关于基本关系的条约》及随后签订的《日满华共同宣言》。 日本的这一举动，不仅中国社会各阶层、各团体公开表示反对与不承认，中国共 产党也公开表示反对，认为，这是时局的逆转。国民政府外交部正式公开声明不 予承认。对于日本的举动及汪精卫的卖国活动对中国抗战的影响，张季鸾有这样 的评论：日本的这一举动，对于中国抗战本身而言，只能更“激怒了中国民族, 更坚强了全国民众奋斗到底的决心。”“美英苏各国今后必将更加强援助中国之抗 战。”①
三、张季鸾外交思想及相关问题之评价
张季鸾以頗业报人的身份积极对国家的内政与外交贡献自己意见的精神体 现了他所立的报人的志向：“应绝对拥护国民公共之利益，随时为国民贡献正确 实用之知识，以裨益国家。”他的这种一切言论贡献于国族的精神，缘于他报恩 主义的人生观。他曾说：我的人生观“为报恩主义。就是报亲恩，报国恩报一切 恩！我以为如此立志，一切只有责任问题，无权利问题，心安理得。不过我并无 理论，不过得诸注入的智慧，是从孤儿的襦慕，感到亲恩应报，国恩更不可忘。 全社会皆对我有恩，都应该报。”②报恩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情感，这种情感是促其 行动的力量。它能使人完全自觉自愿的回报国家、社会，为国家、社会尽责任， 而不要求有任何回报。正是有这样的精神支撑其言行，他全身心的投入到抗战建 国的活动中。抗战时期，他主动地放弃了言论自由的追求，提岀任何私人事业是 与国家命运不可分的，报纸也不例外。学者高度评价了张季鸾的职业追求，认为 他是将“新闻自由观置于'国家观'之下进行新的考察，体现出作为职业报人的
之命，岀面调停中日战争。王芸生、曹谷冰合写的＜1926——1949年的旧大公报＞中说：'在蒋介石与陶德 曼会晤之际，蒋介石特邀张季鸾到南京参与了这一幕秘密外交'张季鸾是否直接参与了蒋介石与陶德曼 之间的谈判，不可知，至少蒋介石与张季鸾商议了此事载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第287页，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6月。据杨天石对抗日战争期间中日关系的研究证实，从1938年1月起，张季 鸾受蒋介石的派遣，到上海从事“对敌运动”，后来又参加蒋介石的外交谋划、国际宣传和对日秘密谈判， 成为蒋介石的高级智囊，直至1940年10月回到重庆。后来，又受蒋介石委托，再次箜港，就中日和谈问 题与日人沟通.这期间，为准备对日谈判，张季鸾进行了精心的准备，并不时地与蒋介石、陈布雷、张群 等多次接触，及函电往来.参见：杨天石：《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载《一九三0年代的中国》
（下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9月。关于张季鸾成为蒋介石的高级智囊及奉蒋介石之命 参与与日沟通的情况在田斌的文章中也有提到.见田斌；《张季鸾与蒋介石的恩怨》，《炎黄春秋》，2004年 4期。
®《抗战新阶段之开始》（1940年12月2日）；《季佥文存》（下），第171-173页。
®张季鸾：《归乡记》（1934年12月25 0）,载《国闻周报》°见《季鸾文存》（上）《附录》，第6-14页。
张季鸾对既有的'新闻自由观’新的思考与诠释。”①
本着一心为国为民的精神办报、发表言论，张季鸾及《大公报》贏得了国共 两党的高度赞誉。1941年9月，张季鸾去世后，国共两党均发唁电，以示哀悼， 后政府又举行“公祭”、公葬”，盛况空前，《新华日报》、《大公报》均进行了公 开报道。去世的前一日，蒋介石前往医院探望并送去氧气瓶；去世后，蒋介石立 即致《大公报》社唁函：“季鸾先生，一代论宗，精诚爱国，忘幼积瘁，致耗其 躯。握手犹温，莒闻殂谢。斯人不作，天下所悲。’◎周恩来、邓颖超联名送的挽 张季鸾先生的挽联全文如下：“忠于所事，不屈不挠，三十年笔墨生涯，树立起 报人模范；病已及身，忽轻忽重，四五月杖鞋失次，消磨了国士精神。”蒋介石 的挽联是：“天下慕正声，千秋不朽；崇朝嗟永诀，四海同悲。”③于右任在《大 公报》1941年9月7日第二版登载了《悼张季鸾先生》的文章。其中提到他在 张季鸾五十岁生日时的赠诗：内有“处处忙人事，时时念国仇。新声翻法曲，大 笔卫神州。”他的同人胡霖曾言：“季鸾是一位新闻记者，中国的新闻事业尚在文 人论政的阶段，季鸾就是一个文人论证的典型。他始终是一个热情横溢的新闻记 者，他一生的文章议论，就是这一时代的活历史。”④
诚如斯言，“他一生的文章议论，就是这一时代的活历史。” “九一八”事 变后，在国际政局诡诫变幻的环境中，张季鸾围绕着中国外交的首要问题——中 日冲突提出大量的外交主张与建议：注意日本对华政策特点及演变情况、世界政 局的演变对日本对外政策的影响；注意内政的建设、外交的成功与否是内政的反 映等都是中国政府在制定对外策略或政策时应考虑的；在临日本侵我中华的背景 下，注意多求友少树敌，除日本外，各国都是我们的朋友；就主观的需要，审查 各国的利害，在共同的利害下增进合作，而不是一味求援；宣传中国抗战的世界 意义，争取世界反法西斯势力对中国的援助及联合，共同击败法西斯势力等。这 些外交主张表明当时中国人在考虑外交问题时已经能顾及到国际社会各方面因 素的相互作用情况来决定中国的对外政策、反应了中国人对国际事务认知水平的 加深。他以解决中日冲突为出发点的外交思想更多预测性。学者坦言：“张季鸾一 为一介书生，既不是政治家，更不是军事家，他对时局判断时常能有预见，很大 程度上源于他的长期积累和职业敏感。”⑤“季鸾先生洞察时事，眼光之敏锐与远 大，就中日关系來说，先知先觉，是最权威之政论家。”⑥张季鸾的同人胡政之在
。方汉奇等：《＜ 大公报〉百年史》，第26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
®《大公报》（第二版）,1941年9月7日。
®文三毛：《报人模范，国士精神一张季鸾公祭时挽联举萃》，《对联》（民间对联故事），2007年9月， 第13页。
®胡霖：《季鸾文存》（上）一版《序》，《大公报》社出版，1944年°
®方汉奇等：《＜大公报〉百年史》，第27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
®陈纪莹：《报人张季鸾》，第17页，台北：重光出版社，1971年。转引自方汉奇等：《＜大公报〉百年史》, 第265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
回忆文章中也提到其对中日问题认识的深刻并受到日本人重视的情况。①张季鸾 的外交思想体现了 20世纪30-40年代中国社会不同集团、阶层的人在面临共同 的敌人日本入侵的背景下，一切以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为宗旨的思想倾向。
1941年9月7日，张季鸾去世的第二天，《大公报》第二版登载了张季鸾先 生的遗嘱，表达了他以对“国族有所贡献”为天职的志向并勖勉同人：
• “余生平以办报为唯一之职业。自辛亥以还，无时不以善尽记者天职自 勉，期于国族有所贡献。迨九一八事变后，更无时不以驱除暴敌，恢复我国 之独立自由为目的；同时并深信必须全国一致，拥护领袖，拥护政府又忠贞 自勉，艰苦奋斗，始能达此目的。故尝勖勉我同人，敬慎将事，努力弗懈。”
9月8日，《大公报》第二版刊登《敬悼季鸾先生》，高度评价了张季鸾先生 的“言论行宜”：
“先生之视报业，一非政治阶梯，亦非营利机关，乃为文人论政开设， 而个人则以国士自许。先生为十足之文人，而其言论行宜，则有国士风.先 生之学问见识，高人一等；而热情忠帼，常流笔端.先生尝言：报人之天职, 曰忠，曰勇.忠即忠于主张，勇则勇于发表。”
1941年9月16日《大公报》社评《今后之大公报》中郑重声明了《大公 报》今后仍以国家民族利益为第一位的办报宗旨：
“本报同人皆以做报为惟一的终身职业，效忠于言论报国，在国家至上 民族至上的大原则之下，立言纪事，绝不与任何团体或个人修私怨，但遇伤 害国家民族利益之事无论发动于何方，本报必斥击之不遗余力。”
张季鸾去世后的《大公报》由王芸生任主笔，依然本着言论报国、拥护国民 公共利益的精神，时刻关注着中国内政外交问题，并不时就此贡献意见，同时以 舆论引导国人向着有利于抗战、争取抗战胜利的方向迈进。
° “张先生同我两人，在报界都是科班出身，我们当过翻译、编辑、采访、撰述，一直没有离开过岗位• 所以认识的国外同业，尤其是日本同业最多.因为我们都曾在日本读过书，对于日本事情，平常相当知道, 为了职业的关系，同日本报界有二十年以上的接触，所以对于日本政治军事情形也不十分隔膜。在'九一 八'前后，关于日本问题，我们发言最多日本人认为颇能抓到他的痒处，因此，对我们报特别重视。"胡 政之：《社庆日追念张季鸾先生》，原載《大公报》上海版1946年9月1日.见周雨编：《大公报人忆I日》, 第254页，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6月.
第二节王芸生的外交思想
王芸生（1901―1980）,出生于天津。原名王德鹏，1928年改名王芸生。 读过私塾，在茶叶店、布店当学徒。1918年开始进入“中国北方木行”做徒工, 在此工作期间，大量阅读京津沪各地的报纸，同时函授学习英文，很快就由学徒 晋升为正式职员。“五四运动”对其人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自称：“我是五四时 代的青年。五四开始启迪了我的爱国心，五四使我接触了新文化，五四给我的恩 惠是很深厚的……五四在我的心灵上的影响是终生不可磨灭的。”“五四运动给我 打下一个做人的基础。”①参加过“五卅”运动。1927年在天津开始为《华北新 闻》写社论。1928年任天津《商报》总编辑。1929年进入《大公报》工作，直 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初期编辑地方新闻，第二年编辑《国闻周报》~ （1937年因抗战爆发后，曾暂时停刊；1938年初在香港复刊），以“'草人’为 笔名编写国内外大事记”。②1941年9月6日张季鸾去世，王芸生继任主笔、社 评委员会主任。1949年，随第三野战军进入上海，参加新政协会议成立大会。 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副主 席、政协委员、人大代表等。新中国成立后，发表多篇关于唐代历史研究的文章;
"文革”期间被打倒。1972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毛泽东为接待日本首相 而让秘书找来王芸生在30年代编著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阅读参考，而想 起应让王芸生参加接待，遂立获“解放”。此后担任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1980 年5月30日病逝于北京。
一、王芸生外交思想的提出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大公报》为“明耻”，决定开辟一专栏，
“记载自1871年中日两国签订《中日修好条规》至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重 大事件，帮助读者了解甲午以来对日屈辱史，栏目名称定为'六十年来中国与日 本'，并指定王芸生专主其事。”③此后王芸生往来于京津之间，在北京故宫博物 院与各大图书馆之间搜集史料，尤其是清季的外交档案史料。同时还遍访当时历 史学界及外交界的前辈；一些前清遗老也提供了不少资料。从1932年1月11日 起，《大公报》推出了《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专栏，每日一段，达两年半之久， 从无间断，至1934年5月，写了 1871年至1919年间48年间的中日关系。后因 忙于其他工作，只得搁笔。当时确定的写作原则是不加评论，忠实地叙述历史事
°《芸生文存•自序》（上），《大公报》社出版，1937年。
®王芝琛：《一代报人王芸生》，第22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
®王芝琛：《一代报人王芸生》，第22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
实。①所以王芸生在《编例一》中说：“本书目的，在据可靠史料，将中日订约后 六十年来的外交关系，辑为始末，贡献国人以正确的史实。”“贡献国人以正确的 史实”之动机是“岀于一片忧国之情”。王芸生在1979年7月为《六十年来中国 与日本》一书写的《修订导言》中提到在第一卷付印时写的《古代中日关系之追 溯》一章中的一段话很能说明他的这种忧思之情：“然国人苟安于国际均势之下 （按：华盛顿会议之后的情况），以为日本侵略无计从施，朝野酣嬉，不积极修 明政治，建设国防，九一八之祸有由来也。由是言之，今日日本所加于我之横逆, 足以唤醒中华民族！天助自助，夫复奚疑？中国复兴之一大机运，亦在于此焉。 本书之作，所以望国民之知耻而怀奋也。”虽然他谦称编撰史实不是“作史”。但 若从学术角度研究中日关系史或外交史的层面看，意义非凡。学者评价云：此书 虽说是整齐资料以揭示日本对华的侵略历史，但其中“常有公允中肯的评论发 表。”“全书虽为资料的汇辑性质，但纲举目张，实如创作，对外交史的研究，促 进之功甚大。”②此一专栏的写作使其成为中日关系问题的专家，在国共双方及日 本都有很大的影响。③
在写作专栏之余，王芸生还在《大公报》、《国闻周报》等报刊就中日关系 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内政与外交问题发表了大量文章阐述自己的主张，希望对国 民、政府有所贡献。
这些文章，在1937年4月集结成了《芸生文存》（上、下）由《大公报》社 出版。他在《芸生文存》（上）《自序》中说：
“这本小书，是我的一个文集，这个集子中所收的三十几篇文章，都是 在最近五年中写的.这五年中，我们失土受辱，整个的国家遭遇上存亡的大 问题。我这些文章都是在九一八事变后写的，大体上的都是关于外交方面的, 尤其是关于中日问题的。我不知道这些文章对人们曾有什么贡献，但至少可 以从这些文章中看出我是怎样的为中国着急，为日本发愁，并为这两个国家
®参见王芝琛：《一代报人王芸生》，第23-25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9月.《六十年来中国与 日本》专栏所载内容，后由《大公报》出版部将其辑录成书，共七卷.1934年5月4日第七卷出书。在第 一卷出版时由《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作序.在《张序》中，阐明鉴于近代以来彼盛我衰的趋势，而国人 忧不知振奋，直至“九一八”事变以来，“始认识国难之袭来，半载以还，张皇应付，朝野束手，除呼吁国 联外无外交，除坐待来攻外无战法”，"而今政府社会之所以自娱者，仍只为世界公论有利于我之一端耳”。 作为报人对国家的前途命运感觉更焦虑.“以为救国之道，必须国民全体先真耻真奋”，吸取历史教训，"慨 然生救国雪耻之决心；”故“愿全国各界，人各一编，常加浏览，以耻以奋。”"愿立于兴亡歧路之国民深念 之也"。1957年，周恩来第一次见到王芸生，嘱其修改，王芸生遂着手修改工作。后由于"文革”的爆发 而中断.“文革”结束后，王芸生继续修改，在其去世新的1980年3月，终于看到了修订后的新版《六+ 年来中国与日本》八卷本第一卷的样书.1982年4月，《六十年來中国与日本》第八卷出版。2005年7月 三联书店依据80年代的三联书店版本重印刊行.写作目的是为中国国民“知耻知愤”。
◎李恩涵：《中国外交史的研究》，载《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册），第59页，中央研究院近代史 研究所特刊（1）.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6月。
®参见王之琛：《亠代报人王芸生》，第31-33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9月；《由统一到抗战》 （《芸生文存》第二集）中的《赣行杂记》，大公报1937年版.
的前途怎样设想®
他的自序，体现了中国报人在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的精神面貌。他文集的内 容体现了当时国人关注的热点问题，是当时中国人对中日关系及与之相关的国际 问题看法的真实的历史记录。王芸生意识到了“九一八”事变对中国命运、中日 关系、世界政局的重大影响。他文章的内容涉及到如何解决中日问题的方方面面: 包括对中日关系演变情况的分析与预测；内政、外交；如何动员及激发民众的爱 国热情参与抗战；国际政局演化对中日关系的影响；如何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 通过批判国民党的外交史来检讨中日关系之过去与当下;在对中日关系史研究基 础上分析日本外交的特点。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这些有关中国前途的外交问题 上，王芸生不仅是一味的批判与谴责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更多的是针对中日关 系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及时提醒政府注意并提出自己的应对之策以供政府参考。现 拟依据他这一时期的文章，看其在处理中日问题上所提出的外交思想。
二、王芸生的外交思想
(-)批评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的外交政策
“九一八”事变发生，举国震惊。国民一致主张抵抗日本的侵略。.针对日本 的入侵，国民政府在外交策略上取“不抵抗”、“不交涉”、将“九亠丿事变交 由国联仲裁的外交策略。王芸生对国民政府的这一策略表示了强烈不满。为此他 全面检讨了国民党历史上外交方针政策。认为：从整体上而言，国民党在外交上 是失败的：
“其最大原因，即为轻举妄动，遍树敌人，无锐敏远大之眼光，纯为虚 桥之气，事实上本已失败2而犹大言壮语以欺饰国民 如收回中东路之
举……日以不由衷之言，敷衍感情冲动之国民。甚至公然昭告于国民曰：，在 国民党指导下的国民政府，绝不能丧权辱国。'” “标语口号政策之误人，竞至 于此极耶!”国民党之外交，自十四年六月沙基惨案起，到最近之九一八，可 谓每况愈下之势。②
王芸生指出，在“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前，国民政府对于日本对华的举动置 若罔闻。而且，对于外交人员及舆论界所关注的日本即将对华有所行动的提醒根 °《芸生文存•自序》，第7-8页。
s《中国国民党外交之回顾》(1931年12月23日)，《芸生文存》，第36-37页。
本不注意甚或是不重视。在《忆汪衮甫先生》一文中（按：汪衮甫1933年7月 18日逝世。前驻日公使。此文写于汪先生逝世之第五日。）提到：“在九一八事 变发生的前数月，中日间将发生大事的朕兆，一般有见解的人早感觉到了（舆论 界也图唤起政府的注意）。但是我们的外交当局的耳目都被口号标语糊住了，听 不见，也看不清。汪先生身在日本，当然感觉最敏，观察最清，早就看出危险兆 头，报告政府注意。（但政府不关心）所以汪先生特意请汤尔和先生到日本走了 一趟，把观察的情形报告给政府。但政府当局无动于衷。①
王芸生认为，“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依然是在延续着过去国民党 办外交的方法，还是用高喊口号的方式或豪言壮语来敷衍国民，日本对华的野心 及侵华行动并没有引起政府的足够重视。国民政府对日本取不直接交涉方针实质 上没有办法的办法，在外交上是失败的。
此后，在天津南开大学演讲《中国的外交病》，再次公开批评国民政府处理 “九一八”事变的方法与策略：“九一八到现在，……国联无灵，公约寡效。”“我 们是对日不抵抗，掉转头去向国际联盟喊冤，这是在做'均势梦'王芸生批 评国民政府完全依赖国联解决中日之间冲突的外交观念。
“九一八”事变两周年之际，王芸生发文全面检讨与反省了 “九一八”事变 以來国民政府整个的对日政策及嬷变情况：
“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实行不抵抗主义之策略。张学良只是此政策 的实行者，而不是创始者。九一八以后实行此政策是有历史的渊源。可以说 “不抵抗主义是，均势梦，与'不自信’两种懦弱心理的结晶体。” “民国十 六年的济南事件，蒋介石走的也是不抵抗主义的路线，对日军挑衅不抵抗， 转而诉诸国际联盟，办法与这回完全一样，不过那次事情没有闹得这样大罢 了。” “九一八的不抵抗，是个政策问题，他的政策是历史产物，而且是与中 央相一致的不抵抗主义“成为中国的国策。”
若从国民政府对外政策的变化情况看，“中央的外交政策是与不抵抗主 义相呼应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于九月二十三日发表告国民书云： '政府现在既以此次案件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希望我国 军队对日军避免冲突J国府主席蒋介石亦于九月二十二日在南京全市党员 大会上演说云：'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辱含愤，暂取逆来顺 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这是不抵抗主义的铁板注°”这说明“中央 这时的政策，是完全信任国联，口号是'不撤兵不交涉'，所以币原的五项 基础原则，中国未加一睬.这是中国第一次失机°”
①《芸生文存》，第176-182页。
②《中国的外交病》（1933年11月7日在天津南开大学讲演）,.《芸生文存》，第18页.
由其反思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看，他主张对日直接交涉：
“（1931年）十一月，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这时正是马占山孤 军抗日的时候，十四日会上蒋宣读大会议决的对外宣言，有云：'大会坚 决主张，国民政府速准备武力收回东三省，保障中国领土，勿令有丝毫损 失/ ••••••二十三日大会闭幕，蒋致词，以诸葛亮岳武穆自况，谓：'我们 此后就可以一往无前的负起救国的大任，可以把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和岳武穆精忠报国的话，来做共同的座右铭。’这时锦州已失，外交部长 顾维钧提出设锦州为中立区，日本亦同意，而中国不同意，只好撤销此提 议。顾维钧表示了极大的遗憾。”王芸生认为，这是中国失去了第二次与 日本直接交涉的机会.
到1932年初，上海抗战爆发，这时中央的口号是“长期抵抗”。4月7 日国难会议开幕，期间，十九路军失败，汪院长宣布了 ’一面抵抗一面交涉' 的政策，在这个政策之下，产生了上海停战协定。
1932年8月以后，由于日本已决定承认伪国，汪精卫在29日演说中说: “现在中国对付日本……的办法，他拿，我们不能送,，而且他拿决不使他 容易的拿,要他很费力很费事的拿”。让拿而不送，很可说明中央的政策。…… 九“八一周年，中央告国人书云：，今日之事，有理可讲则讲理，无理可讲 则角力，力竭矣，则宁为玉之碎，不为瓦之全。‘仍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之 匕 曰O
1933年日本退出国联，进攻中国的热河后，中国热河弃守、长城抗战失 败后，中央才卸除了扌氐抗的口号，彻底归趋交涉一途。黄郛北上，使命是，安 定华北人心，，及塘沽盟成，交涉•亦告以段落。”……中日局面，以及国际关 系，均鮮明的走入另一个方向.（这就是宋子文向欧美寻求借款，在欧洲与 国联扩充了技术合作的范围）于是汪精卫又提出一个新的口号“以建设求统 一» ①
王芸生评述了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对日的外交方针从消极到积极的演 变过程:•不抵抗、不撤兵不交涉、完全依赖国联的政策一“长期抵抗”——“一 面抵抗一面交涉”——《塘沽协定》签订。
《塘沽协定》签订后，中日关系及国际政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中国开始寻 求与国联的技术合作，“以建设求统一”。从今天看，王芸生对“九一八”事变后 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的评价是对的。
在“以建设求统一”思想的指导下，国民政府一心希望依靠与国联的技术合 作①促进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程。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政府放弃了积极主动的 向国际社会寻求政治援助的外交活动。
王芸生对政府在外交上的不作为提出了批评，主张还是要利用国际组织开展 积极的外交活动，作为中国图强的依靠与资本，因为“外交上的机会是不可不运 用的。”但要注意“夫外交上一时之均势，可利用之以为苏息图强之资，绝不可 以托国也”。
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因倡导“对华外交更生策”而声名日隆。国民政府讨 论了今后的对日外交政策。中日关系似乎趋于缓和。但是，广田弘毅的对华政策 还有另外一面，就是强调要“奉行去年的日本国策，促进'满洲国'之国际承认”; 而中国政府“则训令本届国联大会出席三代表，重申原有主张，希望大会对于不 承认伪国之报告书贯彻到底”。中、日对“满洲国”的原则立场截然对立，双方 间的立场是不可调和的。另外，国民政府的外交还有另一矛盾之处：即轻视国联 的力量、表现出了不信任态度，但还要利用这一国际组织仲裁中日两国之间的分 歧、并希望得到国联政治上、道义上支持的矛盾心理。
王芸生认为，中日两国对“满洲国”态度与原则的坚持，“使两国处于绝对 正面冲突之地位”。所以中日的关系变为“成断而若续，续而若断之状态。”在这 样的情况之下，“今日中国之出路只有一条，即运用国际坏境，充实国家力量。…… 是中国自救之根本义。”王芸生再次提岀国民政府要运用积极的外交手段与策略, 争取国际社会的同情与支持，努力寻求自救的机会，以解决“伪满洲国”问题的 思想。日本侵略中国的国策不会改变：“送地卖国固所不可，畏缩不负责任，以 致再失土，再误国，则尤为不可。须知日本之侵略中国，乃其传统的国策。”②
（-）日本的对华政策是要独霸中国
1933年3月，日本宣布退出国联，©扩大了对中国的侵略，国民政府的军队 抵抗不住日军的进攻而溃败。.中日双方经交涉，于1933年5月31日签订了《塘
®在国联建立之时，一些国家体认到世界和平与秩序的有效维持，更应奠基于国际间的相互认识、相互了 解与合作，故而国际联盟强调国际合作的精神，也不时透过技术合作的方式，号召会员国援助他国•中国 与国联的技术合作，最初是由国联提岀.关于“九一八事变”的李顿调査报告书中.曾提到以国际合作促进 中国之建设的问题。见《顾维钧回忆录》（第二分册）《附录一李顿调査团报告书第九章及第十章全文》， 第698-715页之70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2月。《塘沽停战协定》签字后，中国政府开始寻求将与 国联的技术合作加以扩大。参见张力：《顾维钧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和国联的技术合作》，载金光耀主编： 《顾维钧与中国外交》，第220-23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
®《国民党与中日外交》（1933年9月21 S）.《芸生文存》，第111、112、114页。
®《退出国际联盟的通告》（1933年3月27日）,《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217-219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
沽协定》，这使整个华北处于日本的监视之下。英、美等国为保全自己在华北的 利益，依据国联的精神，积极推动国联成员国与中国的技术合作，以帮助中国增 强抵抗日本力量。这样国联开始了与中国交全面的技术合作，协助中国的进步。
对于国联与中国的技术合作，日本反应激烈。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 省情报局长天羽英二对国联援助中国的问题发表非正式的谈话，说：日本鉴于“中 国的保持完整统一及恢复秩序，只有依靠中国本身的觉悟和努力。所以，如果中 国釆取利用其他国家排斥日本、违反东亚和平的措施，或者釆取以夷制夷的排外 政策，日本就不得不加以反对。……例如，提供武器、军用飞机，派遣军事教官, 提供政治借款等等，最后显然要导致离间中国和日本以及其他各国的关系，产生 违反维持远东和平与秩序的结果，因此，日本不能对此置之不理。” 4月20日， 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在例行的答记者问中又说：中国的“统一和繁荣，有待于中 国本身的觉醒和努力，不能依靠别国利己主义的开发。”“日本反对各国采取任何 形式以导致扰乱东亚和平和秩序的行动。对于维持东亚的和平秩序，日本要和东 亚各国，尤其是和中国分担责任。”4月26 B,日本外务大臣答复英美驻日大使 质问时声称：“关于中国问题，如任何第三者不考虑以上情况，而利用中国来实 行自己的本位政策，日本不能置之不理。”①国民政府在1934年4月19日发表了 一个政府声明《国民政府外交部声明》以回应“天羽声明”说：中国与他国的技 术合作多不属于政治范畴，而部分军事项目的合作也是本着维持本国之秩序的目 的。
中国舆论界及各社会团体对日本的声明予以一致的抗议。认为是日本独霸东 亚的蛮横宣言，是亚洲的门罗主义；谴责其公开干涉中国的对外政策、公开地与 世界为敌。对于国人的抗议呼声，王芸生完全赞同，更进一步的认为这是日本对 华的一贯政策：
“日本在过去，曾有好几次要包办中国的对外关系，就是不使中国有独 立的外交，如同被保护国听受她的指挥一样“日本谋握东亚霸权，以兰辛 石井协定一事最富国际意义。此事发生于民国六年 （后美国得知上了 日本的当）所以在1922年华盛顿会议的时候，将兰辛石井协定与英日同盟同 时宣布取消。石井在他所著的《外交余录》一书中，谓此协定虽经取消，日 本之特殊地位俨然存在，此协定在精神上并未消灭云.可见，日本对于东亚 霸权的雄心，虽经华盛顿会议的打击，并不曾杀灭了她的气焰。” ®
»《情报部长关于对中国的国际援助问题发表的非正式谈话》（1934年4月17-26日），载《日本帝国主义 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157、158、159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
©《天羽声明》（1934年4月23 H）,《芸生文存》，第128-131 51 o
王芸生指出：天羽声明是日本企图独霸东亚政策的延续，对于国联与中国的 技术合作，强大中国的计划进行公开的指责，是公开的向世界宣战与世界为敌。 他提醒中国政府与国民,美国的门户开放主义及国际均势面临着日本企图独霸中 国野心的冲击，因为日本现在是公开的向全世界宣战，所以，“苟安于漏舟中的 国人们！现在真到了我们挣扎图存的时候了！”
1936年1月5日在《关于中日问题的一些认识与感想》中，王芸生再次提到 天羽声明的性质及作用：日本对华怎样的政策，天羽声明已经宣布了一个总纲, “不许欧美人干涉中国事，实行所谓亚洲门罗主义。”这一政策的目的是“她要 中国跟着她走；她不许中国人有反日思想，进而统制中国的教育；控制中国的资 源，统制中国的财政经济；派顾问，供军械，统制中国的军事，甚至订个军事同 盟，使中国与他们共利害。”①他主张中国应不受日本的威胁、恫吓，在外交上坚 持独立自主的立场。
1935年1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就中日关系问题发表关于“中日亲善、经 济提携”的对华外交方针，并希望中国协助。①蒋介石、汪精卫随即发表谈话， 表示“愿以诚意解决中日间纠纷”，“以为两国间谋永久和平。”③国民政府亦颁布 T《睦邻敦交明令》，取缔国内民众的抗日救亡运动。®
王芸生对于中国从政府到舆论对中日两国关系改善的积极态度，表示了担 忧。认为中日之间能实现提携共同发展，是最好的。但是：
“只是事实不容许我们这样乐观。在中日提携呼声最高的时候，日外相 广田对议会说：，天羽声明各方面或有多少误会之处，然现在之对华政策，其 根本即依据此主旨，今后仍拟努力阐明日本在东洋之立场这是公开的说天 羽声明仍然存在，且将势力使其贯彻。日本心目中的中日提携，是个什么样 子，可想而知®
日本所谓“中日亲善、经济提携”只不过是贯彻天羽声明的步骤与方法，日 本要独霸中国的目标没有改变,他们要求中国的内政与外交均要以日本的需要为 前提。
日本在宣传对华外交方针上要为改善中日关系而在经济上相互提携时，却在 行动上策划一系列欲使华北脱离中国的阴谋，这导致中国民众的排日、反日情绪 的增加。但是日本不检讨自己对中国的所作所为，反而从政府的层面及舆论的层
£《关于中日问题的一些认识与感想》（1936年1月5日），《芸生文存》，第234、235页。
*《广田演说外交策》，《大公报》，1935年1月23 0.
$《汪报告中日关系》，《太公报》，1935年2月21 0.
®《日军条件全部承认》，《大公报》，1935年6月11 H.
©《关于中日问题的一些感想》（1935年4月2日），《芸生文存》，第203页。
面要求中国政府取缔“排日问题”。王芸生认为：
“日本若以为连感情问题都可以不必用公道取得，那真是太武断了 °”“日 本若要中国人不存在反日思想，很容易，很简单，那便是公道的划除中日间 的积憾。”即“由日本交还中国东北四省主权，全盘解决两国悬案”。“日本若 不停止制造事实，而望中国人消灭感情，岂非不智？日本现在对于战区内的 小问题，还时时捣麻烦，怎么会让中国人发生好感呢？ ” ®
“由日本交还中国东北四省主权，全盘解决两国悬案”，是消灭反日思想的 最有效的方法。
日本对华言行是造成中国人仇日、导致中日关系紧张的原因。但中国政府也 应负有一定的责任，因为中国政府对日本的态度从思想到政策上均存在问题：
“中国对于日本，以前是太忽视，现在是太害怕，结果采取了一个一贯 的规避态度。这是不对的.中日两国比邻而居，中国若规避了日本，那里还 有什么外交？反之，在日本方面，亦然。日本的全部外交都是以中国为做对 象，……以前的政府忽视日本，还可说是认识不足，国民党也规避日本，便 不可解了。”②
《塘沽协定》签订后，华北处于日军的直接监控之下，日本为了将国民政府 的势力赶出华北，在1935年春夏之际故意制造一系列事端，后在6月9日向国 民政府提岀了要求罢免华北地区国民政府官员及禁止中国排日行动等无理要求。 7月6日何应钦奉政府之命给予同意的答复。这就是所谓的《何梅协定》。《何梅 协定》使中国失去了在华北尤其是河北的主权。对于国民政府这一外交事件，中 国民间各团体及各大报纸都给予谴责、认为是国民政府屈服于日本的压力与日本 签署的秘密条约，是弱国外交的表现。各报刊纷纷提出政府外交公开，以民间外 交配合政府外交、做政府外交后盾的主张，使政府的外交人员在办外交时尽量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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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国家的损失。
对于《何梅协定》③，王芸生认为是被逼签。所以他写了《炎天杂感——写 于所谓'何梅协定'之后》④。在这篇文章中，他对于近代以来中国办外交的思
©《关于中日问题的一些感想》（1935年4月2日），《芸生文存》，第204-205页.
'《关于中日问题的一些感想》（1935年4月2日），《芸生文存》，第206页.
$关于《何梅协定》的签订问题，蒋介石的解释是没有签订什么秘密协定，只是一般的书信往来.可参见 褚德新、梁德主编：《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第597-598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
®《炎天杂感——写于所谓'何梅协定'之后》（1935年8月18日），《芸生文存》（第一集），第211、213-214 页。
想及方式进行了批判:
“弱国外交，虽不能以力屈人，然不能失所以自处之道；自处之道一失, 则国将不国亦。”
自近代以来，中国的外交就没有一定的规矩，从李鸿章开始“在他的外交 术中发明了 '磋磨'二字”，••••••中国近代的外交大都跳不出这个窠臼。遇有 冲起，不审能折与否，惟事磋磨.起初无一事可让，磋磨复磋磨，竟无一事 不可让，甚至让过了头
“现在真到了我们决定最后自处之道的时候了。我们的……问题只在我 们怎么样同强邻相处.听说政府要人正在商讨大计，这问题当然是主要之一。 我们希望这次会商能够决定具体的根本方针，免得在凌迟刀下受婉转哀鸣之 苦。我以为我们国家的根本立脚点，是不与任何国家为敌，而要求永远保持 独立国的尊严。日本若需要与我们和平合作，我们当袒怀相迎.在这个前提 之下，整理旧案，固不待言
虽然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了所谓的“何梅”、“秦土”等协定，但并不能满足 日本欲望，又企图策划华北五省的“自治运动”。但蒋介石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 代表大会所做的对外关系演词中仍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 之言。①国民政府步步退让、妥协，决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华北面临着空前 的危机。引发了全国性的爱国学潮“一二九”运动。
国民政府的对日外交方针，引起王芸生的愤慨。他在《献岁杂感》②中说， 中日两国关系的前途，应该是共荣共存的，但是“蒋院长在五全代会演讲对外关 系，说：'吾人今日孳孳以求者，不过对本国求自存，对国际求共存而已。‘这种 质直的说明，已成为中国的外交方针。”“天羽声明”明确地提出了日本对华政策 的总纲，日本对华具体政策与行动的目的是要从方方面面控制中国，在这样的背 景下，怎么能只谈自存与共存呢？
“一二九”运动发生后，日本在处理华北自治的问题上更加谨慎与隐蔽，以 免引起“向来对官方的威力柔顺如羊的中国民众”的“激烈的运动”。③
①《蒋介石对外关系演词》（1935年11月19 B）,《国闻周报》第十二卷四十六期，1935年11月25日岀 版。
◎《献岁杂感》（1935年12月24日），4芸生文存》，第224-231页。
®《华北自治运动的演变》（1936年1月9日），《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182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
（三）中日谈判解决冲突，中国应坚持领土、行政主权原则
王芸生从研究中日关系发展的历史中认识到，由于中日两国地缘关系，日本 近代以来的外交全以中国为目标并一步一步实现着，目前仍在实现中。中国处于 日本的威逼之下，应将对日外交问题放在中国外交的首位，但中国却在回避与日 本的关系，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对于国民政府对日本的回避态度，王芸生指出 政府不应该规避：
“我们的政府不应该规避日本，而应袒怀与她相见，走堂堂•正正的外交 路。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的机会不常有，我们曾在那不常有的机会中有过 相当的收获，但也中了不轻的毒一一便是拒绝直接交涉。’不直接交涉’这 个口号，曾使我们收回半个山东，但它的流毒却使我们失掉整个的东北。这 个教训还不够大吗？ ” “现在中日提携的呼声之下，不论日本方面的动机如 何，我们都应该毫不规避，与她交涉，与她谈判，果有互利的提携，尽可考 量。”依照天羽声明的路处理中日关系是违反共存共荣的死路，惟有中日直 接交涉彻底解决中日间的一切问题才是根本。①
在这段文字中王芸生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国际组织确实在外交上给我们很 大的帮助，帮我们收回了我们的权利；但是，也给中国人一种错觉：国际组织可 以帮助我们解决一切国际纠纷,我们与各国之间发生的一切问题都可以交由国联 来解决，而不需要我们自己去主动的与对方交涉，我们等待结果就可以了。这样 的外交观念，使中国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时，立即将问题提交国联解决， 不仅不对日本的侵略行为予以抵抗，更拒绝了日本提出的直接交涉解决中日冲突 的机会，结果使中国失去了东北。
目前日本在对华政策上高唱中日提携，不论其真正的动机是什么，都应该与 他直接谈判协商，如果有利于中国，就要认真的对待解决，不要回避。若是不谈 判不交涉，而一味的附和日本的提议，结果只能是“依照天羽声明，实行亚洲门 罗主义，中国完全跟着日本走”。日本所谓的“共荣共存”只能是灭亡中国之路。 只有通过谈判，才能了解对方的真正目的，做到“知彼”。从目前的情况看，国 民政府只有重视并将对日本的关系问题放在中国对外交往的首位，才能真正解决 中日之间的问题。
在《炎天杂感——写于所谓'何梅协定'之后》一文中，王芸生明确提出了 国民政府在与日本谈判时必须坚持的原则与立场：
'■《关于中日问题的一些感想》（193》年4月2日），《芸生文存》，第208页。
“（一切的经济问题都可以商量，可以让步）.必不可让的，是我们的领 土主权与独立尊严。在此限度内一切可行，过此限度则必牢守不让。计决志 定，坦率相见，至于邻邦是否相让，则可不问。”
鉴于日本在1935年8月提出的调整中日关系的“对华三原则”涉及到中国 的领土主权及内政外交问题，中日之间进行了多次谈判始终没有结果。1936年1 月21日，日本外相广田在演说中对“三原则”进行解释，1月22日中国外交部 正式声明不予承认，但日本仍反复宣讲①。
日本的做法，引起了王芸生的注意。他指出：“所谓共同防共问题，此事关 系我国之独立立场甚大，而不容含混退让者也。”因为“现在日本所谓之共同防 共，其用意何'在，明眼人皆知在于对俄，……可以推及第三国际与苏俄也。日本 因九一八以来之意外收获，对华之侵略愈扩大，对俄之疑虑亦愈甚。扩军增费， 时感不足，其根本原因在此一点。”日本要签订条约的目的，是为自己减轻苏联 对它的压力，借助中国的土地、经济资源、军事资源以抵抗苏俄，他们要以此机 会控制中国的军事全力。所以，国民政府一定要坚持不上日本的当。“念历史之 往事，察目前之情势，敢正告于我政府曰：关于所谓'共同防共'，我国绝对不 能承认。（若写成文字）必将被人解释为军事协定。……望我政府坚持不动摇之 态度。”②
鉴于国际政局的混乱及中国人民的排日情绪，芸生建议政府慎重考虑与H本 之间的谈判。因为
“邦交之基本，完全建筑于两国人民情感之上，文字的信约，其实行之 程度，亦完全视两国人民感情如何以为断“在目前之'调整国交'交涉中， 日本以所谓共同防共等审要求中国，请问此种要求在两国人民之感情上果有 所根据乎？” “日本政治家果有调整中日国交之抱负及热诚，必先体察中国人 民之感情，纠正形成此项感情之审实；否则纵有协定，亦实际无效 两
年来华北之横遭畸形分化，最为中国人民所痛心，而目前绥远之被策动侵扰， 尤招中国人民之激怒.故无论从感情上或爭实上言，欲使中日邦交趋近调整，
3 "对华三原则”又称“广田三原则”：A,中国须绝对放弃以夷制夷。B、中国对于“满洲国”事实的存 在必须加以尊重.C、中国北边一带地方之防止赤化，中日须共商有效办法。广田弘毅在1936年1月21 日所谓演说对对华三原则再次解释。见《广田外务大臣在第六十八次议会上的演说》，载《日本帝国主义对 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193-19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对此，中国外交部在1936 年1月22日公布并正式声明不予承认.但4月5日同盟社东京电，又有“中日外交之调整仍按三原则办理” 的话。
必须将华北之畸形状态合理化••••••（这样）……邦交亦可徐图调整矣®
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
我们要尽所有的可能，进行维护’自存’的工作，同时把我们'自存' 的最后限度公开宣告世界，在这个限度内，一切皆可容忍，过此限度则绝对 不纳 国民政府表示愿整个谈判中日问题，并提议在南京商谈，调整两
国的邦交关系。这种单刀直入的负责办法，是我所赞成的。不过我们的准备 不可空洞，我们的办法还得具体。弱国的外交需要周到，需要硬，愈富弹性, 便愈吃亏。我们一切准备好，公开提出我们最大限度的办法。这样内可齐一 国的意志，外可邀得对手方的重视。”否则，一切问题只能依靠武力解决° ©
王芸生提出了国民政府从“九一八”事变至中日之间直接交涉解决中日冲突 期间外交思想的转变。他主张中日直接交涉解决问题。但认为，日本目前对华政 策的最终目标是独占中国，谈判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已。中国政府在与日本谈 判中，应做好充分的准备一知己知彼：既要了解日本对外政策的特点及目标， 也要阐明中方的立场、坚持国家领土主权不可侵犯的原则。同时趁此机会充实国 力。否则，中日之间的问题还是得不到根本的解决。
（四）日本通告废弃海约，预示着新一轮军备竞赛即将开始
1933年日本宣布退出国联后，世界上新一轮的军备竞赛开始了，尤其是海军 的军备竞赛。为了讨论限制军备竞赛的问题，1934年各大国在伦敦召开了海军 军缩的谈判，但毫无结果。日本政府决定废弃海约。
1934年12月29日，日本发布了《废除华盛顿限制海军军备条约的通告》，® 日本驻美大使斋藤将全文于29日亲自交到美国国务卿赫尔手中。同时日本声明 希望缔结新约。12月30 0,又有《外务当局关于废除华盛顿限制海军军备条约 通告的谈话》。《谈话》说：“对照帝国政府的根本方针，毕竟不能承认这个条约 的继续存在。并且，因为受相形见细的比例规定，伤害了我国国民的自尊心，这 是永远不能使国民得到满足的原因。”所以，帝国政府认为废除此条约是恰当的。
“《邦交上一点常识》（1936年12月4日），《芸生文存》，第277、278、279页.
%《关于中日问题的一些认识与感想》（1936年1月5日），《芸生文存》，第246页。
④《日本今日通告废约》，《大公报》1934年12月29日，第四版。《华盛顿限制海军军备条约》第二十三 条规定，该条约有效期截至1936年12月31日，任何缔约国要终止该条约，需在这之前两年书面通知美国 政府。日本通告废约全文见《大公报》1934年12月30日第三版的《日本通告废弃海约》。
①日本废弃海约，引起世界各国的关注。世界各国均表示担忧。美国表示了遗憾, 认为日本的举动对世界的和平影响巨大，担心新一轮的海军竞争会更加尖锐，而 法国则盼望召集新的世界海军会议进行限制。对于日本在海军军缩问题上的强硬 态度及英美法等国的无奈表示，王芸生认为：英美法等国对国际事务不一致、不 积极的态度使日本政府认为公开大规模扩军而不会遭到国际社会的制裁：
这是日本“对国力有自信，对争霸有决心，对英美不一致有认识，反复 考虑而悍然出之”的结论。而且驻美日使齐藤之谈话竟说：“日本国家于必要 时不恤自杀，以遂行其建设远东和平之计划”，并谓“纵令对英美开战，日本 亦将采此项政策”。
王芸生指岀，日本一意孤行的大规模扩军及不愿受国际约束的外交举措，会 导致空前的国际军备竞赛，“空军及化学战尤居重要地位”。这会将华盛顿会议以 后所形成的国际均势所打破。中国政府应及早的准备：
面对强敌逼近的国际形势，“中国除在外交上应有保卫权利之主张与活动 以外，对此推翻华府会议以来远东局势之新的变迁，宜速力求自助之道.”②
王芸生主张政府应密切关注日本的外交举措及国际社会对此的反应，政府要 在国际军备竞赛之际抓紧时间“自助”，否则，贫弱、内政不修的中国再次出现 危机是不可避免的。
（五）日本对外政策特点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外务省在对华的政策方面不断地发出示好的信息。 国民政府也对此表示出了极大的兴趣，热衷于日本提议的中日亲善、提携等，中 日关系趋于缓和0与之相对应的是国民政府在外交上放弃了向国际社会积极寻求 援助、说明日本入侵中国真相的外交活动。对于国民政府外交活动的转向现象， 王芸生表示了担忧。
1934年1月30日王芸生刊发了《日本外交之历史观》一文，从日本近代外 交史发展过程论述了日本外交的决策权在军部不在外务省、及日本发动对外战争 的契机等问题，提醒政府与日本交往中不仅要注意外务省的对华政策，更要注意 日本军部的决定及行动。
①《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221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3月。
②《日本通告废弃海约》（1934年12月27 0）,《芸生文存》，第139、140页。
(1)日本对外政策的决定权在军部。“九一八事变，是国际政治的转变关 键。”王芸生从日本外交史的发展过程推测今后国际局势的演变情况：“日本外交 史，……自中日修好条约(1871年)以来……主要目的完全在对付中国。”“现 在的外交情势日本尽管是孤立的，我们却不能作一丝一毫乐观的期待。”因为：
日本外交大权握在军人手中。"军人最有外交眼光，最有外交知识，也最 有外交气隗.政治家和外务省系统的外交家，均不及军人，至于学府，简直 是念书的傻子 日本军人的厉害，不仅是靠几个杰出的历史人才，他们 是有一个整套的组织。即就外交一点、言，军部的材料比外务省的丰富精确得 多。每一个外交问题发生，军部提出来的意见，大体总是正确而且切实。外 务省提出的，便比较琐碎软弱。所以每次重大的外交问题，都是军部的意见 胜利。”“我们知道日本外交上许多事情都是出于军人的主动，例如甲午的事 变是军人制造出来的；英日同盟的成立，亦靠军人的力量；日俄战争是军人 包办的；呑并朝鲜是军人干的；打山东，提二十一条，都是军人作原动力； 济南事件以至皇姑屯案，是军人干的；这些都算相当的成功。” “关东军一封 联名信，可以使元老重臣内阁政党一致改变意见，硬着头皮退出国际联 盟。……我们对于日本军人的知识和魄力，不能不加以估量与重视。” ®
从王芸生论述日本外交发展的过程及结果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军部的 外交政策胜过外务省，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军部的决策，才是日本外交的关键, 军部掌握着日本外交的主动权；日本中下级军官对日本政坛及军部有相当大的影 响力；日本的外交史是日本军人的成功的外交史。
(2)日本国内出现经济危机是日本发动战争的直接原因与契机。当时的国 民政府或一般的国民包括胡适等在内都认为，日本是一个小国，在经济上很难支 持对中国的战争，但日本的经济也不会很快破产，日本不适合持久战，只要中国 坚持抗战，日本的失败、中国的胜利是必然的；另日本也会因为国内的农业问题 及其引发的财政危机或经济危机，迫使日本陷入对华战争的尴尬境地。针对中国 内部这种看待日本经济状况与对外战争关系的乐观的观点，王芸生从日本的历史 进程提出与他们相反的观点：
“时贤多以日本农业恐慌及财政困难为乐观材料，此实皮相之见“若 果日本的农业和财政当真不能支持了，从历史上的经验说来，中国更不能乐 观。因为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凡是日本社会组织发生破绽的时候，也就是中
国受累的时候。” “在九一八事变以前，日本盛行农业恐慌论，全国的出版物 都热烈地讨论着这个问题.这事很给青年以刺激，军人和一般秘密社团听说 家乡那样苦，看见都市的资产阶级这样阔，引起了无限愤慨，所谓，法西斯 蒂运动'遂蔚然而起 于是开发满蒙资源，便成救时的良药。攘外以安 内，是日本屡试屡验的仙方,九_八事变当然也含有这种成分°” “一般人说, 九一八是满洲问题的爆发。照现在情形看来，那只是一个开端，日本现在正 在向满洲装炸药，暗中增强他的炸力，将来这个满洲问题再行爆发起来，其 严重性简直不能想像。这个火药库爆发时，日本也许首先被炸毁，……日本 人正在嚷着一九三六年，他们是真正在那里准备。有人也说那时或许就是中 国翻身的年头，但凭我个人的体认，却不敢作这种空洞的乐观。” 1
王芸生以对日本历史研究得出的结论警告国人，不要盼望日本因爆发经济危 机而放弃对中国的战争。从历史的经验看：当日本发生经济危机时，亦是日本疯 狂向外扩张的时期，决不是日本破产倒霉的时期。对某些学者预言的1936年世 界形势将会发生对我们有利变化的乐观观点,王芸生认为这是空洞、盲目的乐观。 正如其以上所论：“九一八”事变只是日本侵华的开始，目前日本人正在准备于 1936年对华发动更大的战争。从历史演变情况及战后公布的日本外交文件看®, 王芸生的判断理性而富有远、是与历史事实相符合的；这种理性的判断得益于他 对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关系冷静、细致的深入研究与探讨。③这是王芸生知彼的 外交思想的体现。
（六）密切关注国际政局的演变对太平洋地区局势及中国的影响
巴黎和会及华盛顿会议所签署的《凡尔赛和约》、《九国公约》及海军限制
®《日本外交之历史观》（1934年1月30日），《芸生文存》，第29、30、32页.
◎《处理华北纲要＞（1936年1月13日）、《帝国的外交方针H1936年8月7日）、《对中国实施的策略＞（1936 年8月11日）、《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1936年8月11日）、《西安事变对策纲要》（1936年12月14日）、
《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1937年2月20日）、《对中国实施的策略》（1937年4月16日）、《指导华北的方 针》（1937年4月16日）、《关东军关于对苏对华战略的意见书》（1937年6月9日）、《不可思议的预告》、
《清水节郎笔记》等，从这些文件与材料看，日本对华政策的目标是明确的，若国民政府在内政与外交上 完全听从日本的安排，配合其内政与外交的策略，则日本就与国民政府合作，否则就发动战争，予以彻底 的扛击.至1937年时日本己经做好了发动战争的准备，同时鉴于中国国内民众及政府对日本对华政策的反 感看，日本在《关东军关于对苏对华战略的意见节》（1937年6月9日）中，已经暴露出了要发动战争的 意图。这些文件均载《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191-23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年3月。
®此外，在《日本外交之历史观》一文中，他还从文化——意识形态的角度，将当时的国际局势划分为两大 对立的阵营,现在的国际大势，不仅是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的斗争，同时还有一个更根本的文化斗争。 在德谟克拉西文化没落期中，迸发了两个思想主潮：一个是极左的布尔希维克主义；一个是极右的法西斯 主义。日本人的血液天然含有法西斯蒂的元素.日本脱退国际联盟之后，德国继之，意国也在倡议修改盟 约，改造国联，一切皆如日本军部的意愿.……同时苏俄则西亲法，东联美，正在布置一个对垒的阵营。 从这个分野来观察日本的外交，虽被包围，但并不完全孤立。”将来德日问题必将影响整个世界的局势。 等协定，规定了新的世界秩序，国联成为维护世界和平与秩序的国际组织。但是, 国际上的扩军情况相当显著。为了限制军备竞赛，各国在伦敦召开限制海军军备 竞赛的会议，讨论半年之久毫无结果。由于美英俄日等大国均参加了此次会议, 故此次会议的召开及结果对太平洋地区的局势有重大的影响。同时，美俄正在进 行复交谈判，美国宣布将驻太平洋的舰队撤回大西洋，远东的政治情势缓和。但 却给日本在远东扩张势力范围提供了条件。无论是中国政府还是媒体、学界及各 社会团体均对此问题表示了严重的关注。王芸生对此问题的见解颇具代表性：
“今后美俄提携，能否保障和平”，关键还要看日本的言行。因为“已往 之和平，虽由日本破坏，今后之和战，仍惟日本之态度是卜。”若日本一意 孤行，则世界的形势是不利的。因为，现在国际的形势是大战前夕的情况。 日本已经掌握“西太平洋之制海权，更经营委任统治各岛，以张东侵之势。 美日两国在海上之冲突，已较1914时英德间之形势为甚矣。” ®
王芸生以一战前的英德双方的情况分析日本的军备发展情况、经济发展情 况后认为，日本已经到了发动大战的条件，预言美日之间的战争必然爆发。但从 外交看，日本情况则完全不同于一战前的德国与英国，日本目前处于“孤立”状 态°
显然日本在外交上“孑然孤立”的状态，“完全为日本之蛮横军人所造成, 彼邦识者亦为忧惧。••••••日本政治家外交家之言论，……莫不显示不安，而 一般社会上非难军部之议论，亦渐渐抬头。••••••荒木贞夫之东亚和平论，正 为针对此类倾向而发，意在故作召集远东会议之难题， 使外交家无法交 卷，（然后说）：'吾非不事外交，其奈此路不通何？'用以保持其国防第一之 路线°” ®
王芸生旨在说明：美俄关系的一和缓，并不是世界和平的保障，因为日本已 经掌握西太平洋的制海权，美日两国在太平洋上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虽然日本 国内表面上在谴责军部的强硬的对外政策，要靠外交路线解决问题，但实际上是 不起作用的。这也是王芸生对日本外交的一贯的看法。他认为，远东的“大战危 机”依然存在。随后，王芸生又针对日本11月11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劝告苏俄 政府将在满洲的军队撤退至一定的区域的讲话，再次阐明了日本的对远东地区一 贯的独霸政策是破坏远东地区和平的最大威胁。认为，今日的东北政局或远东局 势的渊源是由于庚子事变所引发的。也有可能引发远东地区的第二次日俄冲突。
®《日本与世界和平》（1933年11月7日〉，《芸生文存》，第116、118页。
®《日本与世界和平》（1933年11月7日），《芸生文存》，第119-120页。
广田弘毅说，“如果该国（俄国）真正希望远东和平，必须将日满国境附近之兵 撤退至一定地点，”因为，由于苏俄违背了《朴茨茅斯条约》，①造成了远东地区 的紧张。
王芸生认为：这是日本在狡辩、推卸责任；是在玩贼喊捉贼的伎俩。因为 日本亦违背了条约的第二条、第三条之规定，不仅占领朝鲜，而且在中国东北遍 布军队；协助成立傀儡政权。据此王芸生得出结论：“日本以自己之手，将远东 历史扭转与三十年前相同而又相反之地位，不自省悟，徒对美俄交驪表示愤嫉， 且欲乞求灵于躬自撕毁之朴茨茅斯条约，以求俄兵之不前，不亦愚乎？……H本 素以'力之外交'自鸣者也，公理可以不顾，而力则所必顾。”②
王芸生阐明了当时世界上两大国美俄的和好，对稳定国际政局尤其是远东 地区的意义。
日本为在中国取得独霸的地位，对有可能威胁他在远东和中国霸权的一切国 际势力都想尽办法予以消除或化解，并制定了具体的外交方针政策及实施步骤。 1936年8月7日，广田内阁在五相会议上确立了 “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 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的战略。为确保这一战略的贯彻实施，在同 一天召开的四相会议上又确立了《帝国的外交方针》：
“帝国外交方针的核心是：为确立东亚的永久和平，完成帝国的生存和 发展计，应培育满洲国，使帝国与满洲国的特殊而不可分割的关系越加巩 固”。为此要主动地调整与苏联、中国的关系。鉴于“近来，苏联随着它在 国防上、国际上地位的迅速加强，在远东配备了过份强大的军备，……使帝 国日益处于不利的地位.这种情况一面直接威胁帝国的国防，一面成为我国 推行东亚政策的严重障碍.……目前把外交重点置于粉碎苏联侵犯东亚的企 图，特别要消除军备上的威胁，阻止赤化的扩展，并应与充实国防互相配合， 决心釆用外交方法来达到目的鉴于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所以“严戒由 我方向苏联挑起事端，专用和平手段，努力解决以前的悬案对中国，“在 华北方面，促成与日满两国经济上、文化上的融合和合作，同时努力使华北 成为日满华共同防御苏联扩展赤化的特殊地区。”对美方面，由于“增进日、
°《朴茨茅斯条约》是1904-1905年日俄战争后，1905年9月5日日俄两国为争夺控制中国东北的权利而 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朴茨茅斯城谈判所达成.条约的成立标志俄国独霸东北局面的的结束和日俄分踞东 北的开始.第二条规定：俄国政府承认日本国于韩国之政治军事经济上均有卓绝之利益，如指导保护监理 等事，日本政府视为必要者即可措置，不得阻碍干涉；第三条规定：日俄两国互相约定各事如下：一、除 辽东半岛租借权所及之地域不计外，所有在满洲之兵，当按本条约附约第一款所定，由两国同时全数撤退; 一、除前记之地域外，现被日俄两国军队占领及管理之满洲全部，交还中国接受，施行政务；俄国政府声 明在满洲之领土上利益，或优先的让与，或专属的让与，有侵害中国主权及有违机会均等等无义者，一概 无之。见褚德新、梁德主编：《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第370-374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1年1月。
美的亲善关系，对牵制苏、英有很大的作用。”由于美国正在扩军，对“帝 国的政策变化很关心，对我方没有放松警惕.”“不但会视我方今后的对华态 度如何而援助中国，使中国在政策上更加依靠欧美”，所以，日本必须“尊 重美国对华通商上的利益，使它对于我国的公正态度有所谅解，同时以日、 美间经济上的相互依靠关系为基础，力求增进亲善关系，并竭力使它不阻挠 帝国实现东亚政策对于欧洲，鉴于欧洲政局的变化对东亚有重大的影响, 所以，“应尽力把欧洲政局导致对我方有利”，必须“调整日、英两国关系是 极有效果的。”同时“实现日德合作。增进与波兰等国的友好关系，以牵制 苏联。”对于南洋地区，因为其是世界贸易的要冲地区，对日本是必不可少 的，所以“应该巩固其发展中的地位，但是应该注意避免对有关各国产生刺 激作用，努力消除它们对帝国的恐惧心理，致力于和平而又渐进的扩张与发 展.”①.
制定这一外交方针后，日本在国际上积极地开展了外交活动。由于英国的 态度会直接的影响到欧洲对远东事务的态度。所以日本政府首先积极谋求与英国 在远东地区的合作。
由于伦敦已经透露出日本策动的这一活动的信息，使王芸生敏锐地觉察到 日本的动机及其对中国及远东太平洋地区、世界的国际秩序的影响，认为这是一 个重新建立远东秩序的事件与契机。他认为：
“此事的发展，不仅直接涉及中国，且将整个触及太平洋国际秩序的问 题。”我“从英日两国在华地位的演变及中国将来在太平洋国际关系中的地 位，进而推论到如何建立太平洋的新秩序。” “对此次英日谈判可能的发展及 其意义，作一个比较远大的讨论
“英日谈判的主要内容，大势判断当有以下两点：（一）、海军及太平洋 设防问题；（二）对华问题。……海军的无限度竞争，在目前日本虽尚有此 力量，长久的支持下去，将非日本的财力所能胜.在这一点上，日本颇有欲 向英国对于太平洋设防及海军问题谋得妥协的可能.太平洋的中心在中国， 所以，中国问题也是必然触及的
关于中国问题.英日谋求妥协的可能性比较大.虽然双方都声称还不曾 提出什么具体的建议，但是，根据路透社所报告的消息，则是在分裂、垄断 中国的利益.
《帝国的外交方针》（1936年8月7日），载《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第197-201 页，上海入民出版社，1975年3月。
对于日英之间谈判涉及或瓜分中国的问题，王芸生义正严词地指出：英日 双方的谈判，“若涉及中国的利益及立场，必须征得中国的同意并参加，不能由 英日两国做片面的妥协。若势力范围的分割，国际银团式的垄断，中国必反对到 底。”
在日本通告五国海军公约满期废弃后，华盛顿会议所建立的太平洋和平 秩序已经不存在，太平洋进入无约束时代，环太平洋国家都在加强军备。王 芸生引用胡适在《独立评论》230号上的《日本霸权的衰落与太平洋的国际 新形势》指出：“这个新均势可以引领我们走上世界第二次大战，但同时也 指出，若有眼光的政治家，能利用这一群新均势建立一个太平洋区域的国际 新均势，建立一个’集体安全'的新机构，还是有可能的。”
“目前的英日谈判，……内容涉及太平洋、海军及中国问题，不应该， 也不可能由英日两国成立单独的妥协。”环太平洋国家都应该参与。“这几年 来太平洋的变态形势是由日本造成的，现在如要重新建立太平洋的新秩序， 主要的关键是看日本有无充分的觉悟而定。”至于我们中国，“在这个场合上, 义应助成各国海军问题及太平洋设防等问题的协调”。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 建立太平洋地区的新秩序是有可能的，但最后的关键是日本的态度。
在《芸生文存・自序》（第一集）中，王芸生亦提到了日本的废弃海军公约 及九国公约及国联盟约对太平洋地区政局、中国的影响：
“九一八迄今已五年多，在这五年多的光阴中，中国的国运及世界大势 都是由沉重抑郁的情绪中，挣扎苦闷，以期挽回悲运。在这几年中，日本把 中国推到存亡线上，撕毀九国公约及国联盟约，废弃了海军公约，整个的太 平洋走入无条约时代.太平洋沿岸的国家都在整修军备，以防这个日本老虎 的奔突；苏俄成功了两个五年计划，在西伯利亚与北满之间建立强大的军备， 同时一个统一的中国在绥远抗战西安丰变之后以新兴的姿态出现”.太平洋 地区出现了新的均势.这些因素，将会重新稳固东方的国际均势，以引号中 日问题得到适当的解决.但我们绝不可预存空洞的幻想，要把握住自力建国 的真谛，准备一切担当非常的工作。无此觉悟，则一切将成虚幻。
t《如何建立太平洋的新秩序》（1937年5月8 0）,《由统一到抗战》（芸生文存第二集），第157-158、159、 160、161页。大公报1937年版。
（七）战时外交原则：“觅取一切朋友的力量，以打击当前的敌人”
“七七事变”发生后，中国开始了全面的抗日战争。中日之间虽然没有宣战, 但实际上进入了战争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处理外交问题是一个关乎中国命 运的大问题。国民政府为了让世界了解中日战争的真相，争取世界各国对中国抗 战的援助，成立了战时国际宣传处①。同时派出了特使岀访欧美国家，以官方或 民间的方式了解各国家对中日战争的态度与立场，同时努力争取各国对中国进行 道义上的声援及财政上的支持。政府外交观念上的转向，带动其外交行动发生了 与之前不同变化。这时外交的目标是争取国际上一切反战力量的同情并给我方以 财政上的援助，助我打败侵略者、最大限度地孤立敌人——日本侵略者。这是战 争时期外交的最高原则。中国外交策略转变，显示着中国的外交完全转向了一切 为战胜日本入侵的战时外交状态。对于战时中国在外交上的原则，王芸生表示赞 同。他认为：
战时外交的最高原则应该是：“觅取一切朋友的力量，以打击当前的敌 人°”所以全国上下应该统一认识：就是“我们的敌人只是一个日本帝国主 义，此外世界各国皆是我们的朋友。”为发动战时外交的力量，“各方面都要 小心谨慎，消极的不挑动国际的恶感，使世界的同情常在我们这方面；积极 的要取得友邦的援助，以打击我们的敌人。……我们不仅希望同情，更希望 援助。”“我们的战时外交，第一不要失掉国际的同情，更进一步取得朋友的 助力。”②
王芸生认为战时外交的最高原则应该是积极地联合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 力量，集中打击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同时要小心在外交行动中不要引 发国际社会的恶感。为进一步阐发自己的主张，王芸生又写了《我们的外交方针》 一文，详细地分析了当时的世界政局及可能的演变、分化情况；日本对外政策的 演变情况及可能导致的结果；中国应采取何种外交方针。他认为政府要从三个方 面的演变情况予以全面考察，才能制定出恰当的、适时的中国战时的外交方针：
第一、关于国际的外交分野。他认为，当时的世界格局在亚洲与欧洲两 大地区，各出现了呈对立状态的集团.“欧洲对立着法苏、德意两大集团， 在东方显列着中苏日三角阵形。”个别集团或个别国家的决定可以决定世界
»陈雁：《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外交制度研究》（第八章），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12月。
»《战时外交》（1937年8月28 0）,《由统一到抗战》（芸生文存第二集），第251-2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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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势的变化.
第二、日本的外交路线。日本大陆政策的对象，第一个是中国，第二个 便是苏联。中国弱，她以为不难征服；苏联强，一碍她的侵华的进路，二是 她大陆政策的最后阻碍，所以恨之最甚。“九一八事变到现在六年多，她一 面用武力逼压，一面用外交引诱，但中国尽管在武力前屈让，在实质上永未 投降。”日本为了达到目的，必然与欧洲的德国、意大利结成联盟的外交路 线，使他们在欧洲牵制苏联，“便于自己专力对付中国可见“在日本这条 外交路线上，无疑的，中苏的利害业已完全一致。……所以目前中国的抗战, 是保卫自己；也是掩护苏联；苏联在这时有所行动①是助华，实是助己°”
第三、我们的外交方针。……对日外交有三条路线：（一）与日本签订共 同防共协定，就是投降日本…….（二）不死不活的往下拖，如同九一八以 来的路线。（三）鲜明的与反日势力携手，决心死战。他分析认为，第一条 路不可能，第二条路走不下去.只有第三条路可走。但目前“未曾完全踏上 第三条路。”为此，我们的外交方针还需要明确：“第一，我们对日本已开战, 但还不承认战争状态，拖着一个尾巴他认为，这会影响到别国对我们的 援助。® “第二，我们认定日本是我们的唯一的敌人，”对其他国家避免冲突， 在世界而上争取道义上的同情与实质上的援助。“第三，要有一个自主的方 针，无论如何，要先决定自己所要做到的限度，然后一切努力才有所归趋。”
综上，“我以为我们应该在外交上有进一步的表示，以示不投降不屈服的 决心。”以这种决心，推动世界上反法西斯势力的联合以镇压法西斯势力的 嚣张。“我们的胜利才有绝对的把握“以上所说的是我们的坚定的外交方 针可能的外交影响，至于它在内政上的影响，也是同样重大的。” °
王芸生充分地考虑了国际政局、日本对外政策后，指出中国在外交上应确定 日本是我们的惟一的敌人观念，以推动世界反法西斯势力的联合共同抗击法西斯 势力，中国的抗战才能取得胜利。王芸生的这一外交观念是与当时国民政府的“苦 撑待变”④的外交策略在思想上是一致的。他对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充满信心。 1938年2月4日，他致沈从文的信中说：
®关于苏联在“七七”事变爆发后援华的情况可参见《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关于使用五千万美元贷款之 协定》的具体内容及他们的简释。见褚德新、梁德主编：《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第606-615页，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1月.
®关于对日的宣战与否的问题，当时在国民政府内部与外加人员之间是有争论的，但鉴于形势的发展，最 终讨论的结果趋于一致，认为不宣战对中国争取国际的援助尤其是美国的援助来抗战更有利。直至太平洋 战争爆发，中国才随英美之后对日宣战.
®《我们的外交方针》（1937年10月14 H）.《由统一到抗战》（芸生文存第二集），第331-335页。
® “苦撑待变”是蒋介石与国民政府一直坚持并促其实施的外交战略，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还在坚持"苦
“国家在前进途中，这次战争将更加速国家的进步，假使我们在此时不 能把国家撐持住，并推动她进步，那便异常危险。弟于国事，意识中始终不 悲观。对外战争可免国内革命，且可促进国家之改造也。” ®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争取国际援助相当困难，但苏联与中国在1937年8 月21日于南京签订了《不侵犯条约》、1938年3月1日在莫斯科签订《关于使 用五千万美元贷款之协定》、1938年7月1日在莫斯科签订《关于使用五千万美 元贷款之协定》、1939年6月13日在莫斯科签订《关于使用一亿五千万美元贷 款之条约》、1939年6月16日在莫斯科签订《通商条约》、1939年9月9日在重 庆签订《组设哈密阿拉木图间定期飞航协定》等协定②以示对中国抗战的支持。 苏联的援助极大地鼓舞了中国抗战的士气，使中国的抗战得以坚持下来。所以中 国一直视苏联为可靠的盟友。1941年，国际紧张局势加剧，日本加紧了南进太 平洋地区的计划。为此一方面加速侵华过程；一方面在国际上进行积极的外交活 动，企图与美国谈判，达成某种协议、换取美国对其南进太平洋的谅解（最终因 美国的不肯让步而告终）、同时在欧洲亦与英国进行谈判寻求妥协、与苏联进行 秘密的谈判。苏日双方于1941年4月13日在莫斯科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并 发表了共同宣言。③随即日本向外发布了这一消息并称：该协定保证日本卷入太 平洋战争时，可免除北方的威胁。④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引起了国际社会和中 国的高度重视。华盛顿各大报均以大标题刊载这一消息，华盛顿邮报刊载一未署 名的外交人士之语，谓苏联签署此协定之目的在欧洲。白宫及国务院声明立场不 变，将继续注视远东继续援华。中国政府对此一事件表示了极大的愤怒，外交部 部长发表声明宣称其对中国领土主权造成了损害，“对于中国绝对无效”。⑤苏日 之间的协定使王芸生感到惊奇与愤怒。在张季鸾的支持下，王芸生写了当时著名 的社评《苏日中立条约》⑥刊登于1941年4月15日的《大公报》第二版。
®王芝琛：《一代报人王芸生》，第54页，武汉：长江文艺岀版社，2004年9月.
®条约的具体内容详见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三册），第1105-1106、1115-1121. 1135-1149页, 北京：三联书店，1882年8月第2次印刷.
®《苏日中立条约》全文及《共同宣言》全文，见《大公报》（第二版）1941年4月15日。条约全文主要 内容如下：第一条，缔约国双方保证维持相互间之和平与友好邦交，互相尊重对方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 犯性•第二条，倘缔约国之一方成为一个或数个第三国敌对行动之对象时，则缔约国之他方，在冲突期间， 即应始终尊守中立。第三条，.现行条约自自缔约国双方批准之日起生效，有效期限定为五年。在期满前一 年，倘缔约国双方均未宣告废弃本约，则有效期限即自动再行延长五年。《共同宣言》全文主要内容：遵照 苏日于1941年4月13日缔结之中立条约精神，苏日双方政府为保证两国和平与友好邦交起见，兹特郑重 宣言；苏联誓当尊重“满洲国”之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性；日本誓当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国”之领土 主权与神圣不可侵犯性.
®《苏联与日妥协》，《大公报》（第二版）,1941年4月14日.
3《苏日宣言妨我主权》，《大公报》（第二版），1941年4月1$日.-
®这一社评，在1949年后，被某些评论家当作《大公报》"反苏”的罪状。见王芝琛著：《一代报人王芸生》, 第74-76页，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9月.
基于中国战时外交方针是促进国际社会反法西斯势力联合以打击共同的敌 人日本法西斯势力、尽力避免与其他国家的冲突的外交原则，王芸生从当时国际 政局分野的情况出发公开地批评苏联违背中苏两国曾经缔结的条约。指出在日本 已经明显地与世界法西斯势力联合、中国的全面抗战已打到第四年的时候，与日 本签订这样的条约，“在客观上就等于苏联便利日本对华作战，便利日本南进， 在太平洋上与英美开展”，所以这一条约在实际上是与“和平背道而驰”。从逻辑 上讲妨碍中苏关系:不仅违背中苏双方1924年5月31日在北京签订《中苏协定》 中的第四条规定①、也违背了 1937年8月21日在南京签订的《中苏互不侵犯条 约》第二条的规定。②另外，在苏日《共同宣言》中，苏日双方互相尊重所谓“满 洲国”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与神圣不可侵犯，是违背了 1924年中 苏协定所规定：不订立有损中国主权之条约及协定及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 华民国之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苏联的行为是破坏双方条约和侵 害中国主权。
王芸生也说明了批评苏联的举动而没有责备日本的原因是：日本是我们的敌 人，而苏联是我们的朋友，两国有传统的友谊。苏联的言行无论是出于何种动机, 都是中苏关系史上的“异常可憾可惜之举。”
在文章的最后，王芸生指出了《苏日中立条约》的签订及《共同宣言》的发 表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及太平洋局势的影响：
(-)这一条约及宣言便利了暴日之侵华，“我们在精神与实质上均应 有所振奋与准备。”诚如蒋委员长所言：我们应作“最艰苦的打算，最险恶 的准备。”抗战四年以来所以坚持到今天，主要是我们自己在打的结果，“自 己不能打，任何人也帮不了忙(二)这一条约与宣言便利了暴日的南进, “因此太平洋上各友邦应要加以警戒及准备。”因为“东京各报在鼓噪着， 说要乘此机会，先解决中国，再南进°”日本在等待纳粹在欧洲行动的结果， 一旦纳粹在欧洲成功，日本就会有所行动.“所以英美也要积极布防，准备 截击太平洋上的海盗！
®第四条规定：“缔约两国政府声明，關后无论何国政府，不订立有损害对方缔约国主权及利益之条约及协 定。”见褚德新、梁德主编：《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第515-518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1 月。 '
®第二条规定：倘两缔约国之一方受一个或数个第三国侵略时，彼缔约国约定在冲突期间内对于该第三国 不得直接或间接予以任何协助，并不得为任何行动，或签订任何协定，致该侵略国得用以施行不利于受侵 略之缔约国.见褚德新、梁德主编：《中外约章汇要(1689-1949)»,第606-607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 出版社，1991年1月。
三、王芸生外交思想评价
王芸生在《由统一到抗战》（《芸生文存第二集》）的自序中说：
“我是一个从事言论的人，常随国家之忧而忧，国家之喜而喜。在这个 年代，我自然也忧深喜浓。”“对外的战争既然爆发，军事的利益高于一切， 我的笔，也希望它对于国家的抗战能有些微的贡献
“九一八”事变之后，王芸生全力研究日本近代化以来的中日关系史，以贡 献国人以真实的史实，使国人知耻怀奋，慨然而生救国之心。在此基础上他密切 关注当下的中日战争问题。自“九一八”事变至抗日战争结束期间，围绕着如何 尽快结束中日战争，他撰写了大量的与此相关的内政、尤其是有关外交问题的文 章，提出了自己的主张。王芸生提岀外交思想的动机，是“希望它对于国家的抗 战能有些微的贡献”，体现出中国媒体人一心为国的职业道德。为使自己提出的 外交主张、建议具有可行性，他提出的外交思想既有对中日关系史深入研究的学 术背景、又有媒体人敏锐的观察力与职业敏感。从前文详细的解析其针对日本入 侵中国后中日关系演变的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及与之相关的问题提出的批评与主 张看，他的外交思想主要包含如下内容：
在中日冲突的前提下，将对日外交放在中国外交的首位；密切关注日本外交 活动的动机及可能形成的影响；国民政府与日本的谈判时应遵循领土主权不可侵 犯的原则并应明确；要注意研究日本外交具有二重性的特点、以从中窥见日本对 华政策的真正动机；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一方面要鼓舞并动员起中 国民众誓死抵抗日本到底的勇气与精神，另一方面，要在国际社会广泛的宣传法 西斯势力破坏和平的事实、倡导国际反法西斯势力联合以共同击败法西斯势力， 才能贏得中国抗日战争的彻底、最后的胜利；中国对外政策的制定，要知己知彼, 既要考虑中国自身的情况、敌对国的外交政策、也要考虑世界各国的对内对外政 策一这样制定的中国对外政策才有可行性、对中国最有利；密切关注国际局势 的演变对日本对外政策的影响及对中国抗战的影响；冷静地预测、判断国际政局 演变的趋势。
他提出的外交思想只围绕着一个中心：争取中国抗战的彻底胜利、实现民族 的解放、独立、自由。从今天反观历史，王芸生关于中国战时外交的主张与建议 是与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日关系演变的进程相一致的，理智、冷静而富有预 见性，他的一些论断已经被历史证明是正确的。他提出的外交主张与政府及学政 复合体人士提出的关于如何战胜日本法西斯势力的外交思想目标一致，是符合历 史发展的脉搏的。这体现了在面临民族生死存亡时刻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外交观念 一致的历史现象。.
第四章顾维钧的外交思想
顾维钧（1888-1985）,字少川，嘉定（今属上海市）人，留美学习。1912年获 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博士学位。回国后，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外交部参事。后 参加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为维护中国的主权作出了努力。1922年起，曾任 北洋政府外交总长、财政总长，并代理内阁总理。1931年12月出任南京国民政 府外交部部长，不久因蒋介石下野而辞职。后代表中国政府参加国联李顿调查团。 同年出任驻法国公使，并任中国政府出席国联大会代表。1936年任驻法国大使。 1941年任驻英国大使。1945年任中国驻联合国筹备委员会首席代表ol946~1949 年任驻美国大使兼驻联合国中国代表团团长。1957年当选为国际法院法宫。亲 自参与了两次世界大战后的关于解决战争遗留问题及相关战后问题的巴黎和会、 华盛顿会议、敦巴顿会议、吁金山会议。他在巴黎和会上代表中国代表团的临时 答辩性发言，语惊四座、暴得大名。唐德刚先生这样说：“顾维钧这一炮打得太 响，他个人也为之在国际上享誉一辈子，而没有褪色。”由此也证明了 “弱国未 必无外交”。①著有《外人在华之地位》②、《顾维钧回忆录》等。
一、顾维钧外交思想的提出
对民国时期职业外交家群体的研究，过去由于长期的国共对立及大陆的学术 状况自身的缺陷，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是以帝国主义侵华史的史学观为指导的， 这也直接影响到了对近代外交家的评价，但目前这种状况已经发生了改变，随着 《顾维钧回忆录》的岀版，对民国时期职业外交家群体的评价也发生了历史性的 变化。③顾维钧的研究成为重中之重④。顾维钧是一位职业外交家。目前学者从西
®唐德刚；《编撰V顾维钧回忆录＞及民国外交史杂记》，载金光燿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第23页，上 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
®此书为顾维均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1912年在纽约出版，1925年外交部图书处以中文出版° 见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辞典》，第21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6月。
◎石源华：《重评民国时期的职业外交家群体》，载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第385-397页，上 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
©关于顾维钧与中国外交关系问题的研究已经展开，有大量的研究论文发表，尚有《顾维钧传》（河北人民 出版社，1999年12月）及外交思想及顾维钧与中国抗战之关系的研究专著出版。鉴于顾维钧与中国近代 外交关系之密切及围绕与顾维钧相关的中国近代外交问题的展开，2000年9月15日——16日在复旦大学 举办了《顾维钧与中国外交国际学术讨论会》，会后出版了此次会议的论文集《顾维钧与中国外交》（上海 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2004年8月27日一28日由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中外关系研究室、《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在复旦大学联合举办了《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的国际学术讨论会。 从与会者提交的论文看，论文集的名称中虽然没有岀现顾维钧的名字，但论文集中的论文的内容中却有不 少的篇幅与顾维钧参与的外交事件有关（见此次会议的论文集：金光耀、王建朗主编：《北洋时期的中国外 交》，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8月）。这些研究成果的出现，复原或重建了顾维钧参与中国外交活动的历史 过程及细节，为本文研究顾维钧外交思想提供了坚实、可靠的背景材料及框架，可以使我们更好的理解顾 维钧外交思想的提出的原因及其提出的外交思想被政府采纳的程度。
方的科层制理论及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者的理想追求及从政的最终目标上,将其归 属于自由知识分子或“学人”。笔者接受这一见解，故将顾维钧归于知识界的一 员。®
顾维钧一生参与了中国近代外交史上一系列重大的外交事件,在中国近代外 交史上扮演着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从三十年代早期开始写日记，打算从政府 部门退休之后的某个时候撰写我的回忆录。”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的 《顾维钧回忆录》保存了完整的顾维钧外交实践的过程，及其在实践的过程中对 所遇重大外交事件所提出的解决问题的思想策略。顾维钧认为自己的回忆录是 “档案”：“从我早年从事外交事业起，我就一直对为后人保存重要的外交通讯和 记录以及我的官方会见和讨论记要深感兴趣。因为今天的历史来源于昨天，这类 档案不仅能为我们提供一面反映过去的镜子，还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当今世界 上发生的巨大变化。”他“希望这对研究那些动乱年代的外交史的中国学人”有 所补益。②
本部分主要依据《顾维钧回忆录》归纳与梳理出顾维钧战时提出的外交思想 非完善他亲历的外交事件的详细过程及其背后复杂的国际政局。
研究、梳理顾维钧在抗战时期提岀的外交思想是非常有意义的。由于职业的 关系，他提出的外交思想一般是以国际法原则为出发点，所以带有很强的理论性 或抽象性，具有普适性及长远的意义；同时他提岀的外交思想也是其职业外交工 作体会、经验的结晶，更可以彰显出他作为职业外交家在抗战时期提出的外交思 想的针对性与时代性特色及前瞻性。
二、顾维钧的外交思想
（一）批评国民政府外交决策、行动之失当
针对国民政府在作出外交决策时不仅不征求驻外使馆官员的意见，甚至在作 出决定后，除了通知那些驻在直接有关国家的外交代表外，对驻其他国家的中国 外交代表也不通知现象，顾维钧提出了这样的思想：政府在作出有关外交决策或 行动的决定之前，应该征求外交官的意见、尤其是驻相关国家的外交人员的意见 以了解所在国的情况。他以北京政府为例说明，在作出决定前，北京政府总是发 电给驻外使馆了解“当地的舆论和对华态度，以及对北京政府最终将作出的决定 可能有何反应”，并要求他们提出报告，使政府“了解外界主要国家的舆论趋势， 这样对于如果作出某种决定会有什么反应能有确实把握。"但国民政府时期的外
®顾维钧身份确认、归属，己经在导畜中详细说明，在此不赘。
®《顾维钧回忆录•附言》（第一分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5月。
交官，“仅仅是外交部的代理人”，政府给他们的公文就是直接命令，没有人向他 们征求意见。“外交部甚至常常在不完全了解国外反应的情况下即做出决定严对 于北京政府及国民政府在外交决策过程中不同的特点，顾维钧有这样的解释：
“民国初年，当政者均为旧派人物，因为在清末的五、六十年间，外交 事务常常成为绊脚石，甚至成为许多高官显贵倒台的原因，故视办理外交为 畏途。他们害怕牵连，因而宁愿交给“外交专家”，即对外交及对外关系有专 长的人去办理。在国民党内，许多领袖人物都曾在国外居住、学习，他们自 以为完全有资格作出决定，不需征求驻外代表的意见” S
此外国民政府对一些重大的外事行动，不仅对外界保密，甚至对外交官也保 密。这对于外交官保持与其他各国外交官的相互沟通及其了解各国对本国采取这 一行动的立场是非常不利的。向外交官通报本国重大的外交活动的思想及趋势本 是各国外交活动中的通则。因为“情报对于外交官来说是极关紧要的”，③他举 1943年开罗会议的召开为例说明此问题，当时各国的外交官都已经知道将在开 罗召开会议，且蒋介石已经在去开罗会议的途中，但国民政府却把这个消息当作 了绝顶机密，不向外公布，亦不通报驻外使节。
（-）关于人民外交与政府外交之关系
在二十世纪早期的中国，鉴于对外关系对国家前途的重要性，国民非常关注 外交问题，依靠人民外交的配合，政府成功地拒绝在巴黎和会的和约上签字。国 民革命时期的外交策略在很大程度上走的是人民外交的路线。所以在民族危机的 情况下，人民外交是政府外交的坚强的后盾。但顾维钧以职业外交家的视角对此 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人民外交”总是以百分之百的成功为口号，但在外交谈判上“不能指望百 分之百地成功，而对方也这样要求，那就不可能有成功的外交，因为这样就无法 达成协议。”因此只要达成百分之六十——七十，就是“大胜”。所以当谈判“接 近百分之五十一、五十二时，应当小心不要有任何可能引起谈判破裂的言谈和行 动”，而失去已经得到的部分。那样只能把谈判搞糟，就如黄郛在华盛顿会议与 日本关于山东的胶济铁路的交涉一样④。顾维钧的关于在外交谈判中不要指望百
©《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第393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5月。 ④《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第394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5月。 ®《顾维钧回吃录》（第一分册），第39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5月.
®《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第397,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5月。 分之百的成功、要注意知己知彼适时进退才能有所收获的的外交思想，在太平洋 战争爆发后，中英之间谈判废除领事裁判权的一事中体现的非常明显。他在了解 了英国谈判的底线后，说服蒋介石放弃谈判时一并收回九龙租借地的坚决态度, 避免了谈判破裂的危险,最终使历时两个月的中英废除领事裁判权的谈判以双方 签约结束。“顾维钧对中英谈判中棘手的九龙租借地问题的处理，显示了他在外 交交涉中的一贯主张”。①
“在中国，自从五四运动以来，'人民外交’的口号已经成为非常时髦的口 号，群众组织起来大游行或组成代表团对中国的代表们施加压力，常常造成灾难 性的后果。”②“九一八”事变发生，为解决中日之间的冲突，顾维钧提议设立锦 州中立区，暂时停止中日之间的冲突，以双方谈判解决问题。但学生因为不了解 情况，以为是要将锦州及以东送给日本，所以南北方的学生强烈抗议，最后只得 作罢。③所以，在办理重要的交涉时，“唯一影响你的考虑的应当是民族的利益”, 而不是党派和政治的利益，当然更不能考虑个人政治上的得失，以避免外交的失 误。“特别是在人民外交当中，由于离不开公众舆论和大众的支持，一个人很容 易做一些讨好公众的事，而不总是光考虑民族的利益。”若全力考虑民族的利益, “那就是永恒的，不因时间、舆论或党派而改变”。®
对于顾维钧这种超越党派及个人利益、一切以国家的利益为最高准则办理外 交的思想及实践，学者研究后认为：反对政党政治介入外交，反对以党派和政治 利益的观点来处理对外关系是顾维钧超党派外交思想的核心内容。⑤
但是，顾维钧也不是一味坚持外交绝对不能公开。他认为在政府需要舆论支 持的时候，才可以将外交的情况通过非正常的渠道透露出去，但也不一定要说出 全部。他的话是其外交经验的总结。据其回忆说，当中日之间办理“二十一条” 时，由于日本的强硬的态度，限令我们接受，我国孱弱，无力反抗，此时“惟一 可用的抵抗工具，便是向其他强国驻华使馆泄露廿一条的内容，及日本的横蛮欺 凌。”他在会议期间，请示负责人的许可，“秘密奔走于各国使馆及托美国联合通 讯社向全世界传播消息，以激动公愤，从旁牵制日本。”⑥
1968年他曾在对袁道丰谈话中谈到关于外交公开与秘密运用的时机问题， 他说：
“外交交涉也不应经常公开。比方在谈判期间如随便将内容宣露，有时
参见金光耀：《顾维钧传》，第204—211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顾维钧回忆录》 （第五分册）的相关内容。
®《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第398,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5月。
◎详见岳谦厚：《顾维钧与抗日外交》，第127-141页，河北人民岀版社，1998年8月.
*《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第397,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5月。
①岳谦厚：《顾维钧外交思想研究》，第49页，j匕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董霖：•《顾维钧与战时中国外交》，第173474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再版。
足以债事，妨碍谈判的进行。当然，在适当时机，由发言人或非官方泄露一 些消息，以引起人民的注意，而获得舆论的支持.这是可以相机而行的.不 过有时一国的宪法或传习要外交公开.但这也仅指国会外交委员会公听或秘 密听取报告，外交当局也不一定把机密全部说出®
（三）主张积极的利用国际组织、会议开展多边外交
顾维钧主张外交官应该利用一切国际组织或场合，注意对外宣传。国际会议 或组织外交缘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开辟了 “通过会议形式进行 外交的时代。”也就是说一国外交官要代表政府利用一切的公共场合或组织作为 讲坛，进行外交宣传，国联就是这样的组织。顾维钧说：
“我是中国政府中第一个敦促国家关注此问题的人”，“早在第一次世界 大战时期，我就非常关心这个问题，即如何成立一个组织来维持和平”。°
他是利用国际组织、会议、条约体系开展多边外交活动的实践者。他说：“在 会议外交中，一个外交家必须时时注意会议讲坛，尤其是世界报刊所代表的舆 论。”躲避报纸和舆论是不对的，“有些时候关键因素就在于当事国报纸所反映的 群众的认识，因为在有些国家政府的政策是受舆论影响的。”③美国政府的对内对 外政策就是需要人民支持的。由于意识到会议外交的重要性及报刊舆论对一个国 家外交政策的重要性，他本人利用一切国际会议发言的机会发表演说，阐述中国 政府的外交诉求。故他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巴黎和会及二战后期的筹建联 合国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前，都认真准备拟向会议提出的议案。我们从他抗战时 期在有关国际会议的演讲看，他善于利用会议外交。如1937年9月15日的国联 第十八届大会上讨论国际上发生的重大事件时，他在讲演中适时地将“七七”事 变后日本对中国的战争及侵略的实际情况告知全世界，认为，日本使用强大的战 争机器，“企图在亚洲大陆控制中国、征服中国”，远东的局势已经“严重地威胁 着世界和平。”从事件发生时起，中国地方政府多次努力力图和平解决，但日本 并没有停止扩大在中国的战争。鉴于“远东的局势异常严重，需要国联迅速采取 措施。中-国政府根据盟约的第十条、第十一条和第十七条，正式向理事会呼吁， 请理事会决定是否应立即讨论采取行动或由大会讨论”等，以协商解决问题的办
e袁道丰：《与顾少川大使谈外交》，（原文载《东方杂志》第二卷第五期（1968年11月）），载董霖：《顾 维钧与战时中国外交》，第168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再版。 ■,
®《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第39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2月。'
③《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第39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5月。
法。①在9月27日的国联顾问委员会上他再次发言，旨在向世界陈述“由于日本 重新对中国发动武装侵略而引起的主要问题以及我国政府认为应当釆取的对策, 请各位讨论和采取行动。”考虑到日本对和平居民的“非法和不人道的轰炸”，他 认为，国联“至少应予以正式谴责，载入记录，并建议各会员国政府，采取一切 可行的办法”，制止日本这种屠杀的行为。②9月26日，他从日内瓦对美国广播 演讲，指出：日本发动战争的主要目的“是要日本称霸亚洲，成为太平洋的主人。 他们把这一目标，视为最终实现日本所谓统治世界的神圣使命的基本步骤。他们 选择武力，作为其实现政策的手段，无视于一切爱好和平和文明的人们所希望加 以维护的国际公法、条约义务和人道的考虑。呃日本的行为不仅是对中国的侵犯, “也是对美国和其他缔约国的侵犯”。④他认为，为了防止日本侵略的继续扩大，
“目前需要用政治眼光来解决问题，是如何防止这一种或然的情况，成 为事实。我个人认为：达到这一目的的办法，是帮助中国抵抗侵略，维护中 国的独立，同其他爱好和平的国家，一起进行友善而坚定的干涉，使军国主 义与帝国主义的日本认识到他们自己的孤立，认识到对其将来幸福的危险而 幡然改图。”当然“我们中国并不希望美国人民为我们而战，我们也不希望美 国以别的方式卷入目前的冲突.中国有足够的战士。……但是，它确实需要 有精神的支持和物质的援助来应付目前的危机，应付的成败，关系到中国的 独立，关系到和平的全局唯有如此，才能“恢复国际关系方面的法律和秩 序，永保太平洋上的和平®
顾维钧在国际组织公开演讲的目的旨在让世界各国了解中日冲突的真相及 日本对中国的入侵对远东、太平洋地区及世界和平的为威胁，呼吁各国依据国际 法律制裁日本，同时向各国人民请求援助，考虑到当时美国孤立主义思潮的盛行 及厌战的情绪左右美国的对外政策，他从心理上解除了美国人民对中国的拒斥态 度，只是请求美国给予中国道义和物质的援助而不是要求美国参战。顾维钧利用 国际组织开展多边外交的思想及实践与现代国际政治的基本走势一致。®
。董霖：《顾维钧与战时中国外交》，第94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再版。
©董霖：《顾维钧与战时中国外交》，第98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再版。
①董霖：《顾维钧与战时中国外交》，第101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再版。
®董霖：《顾维钧与战时中国外交》，第103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再版。
'董霖：《顾维钧与战时中国外交》，第104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再版。
®张玮、岳谦厚在《三十年代顾维钧"国联外交”考察》一文中，对顾维钧的国联外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认为：“其国联外加思想之发生、发展及具体运作与现代国际政治的基本走势密切相关”。载《山西师大学 报》，2003年1月。
（四）外交酬酢、私人购情谊与外交之关系
他认为外交酬酢、私人的情谊对外交官很重要。因为，人毕竟是人，有了交 情友谊，不少事情可以容易办通。特别是你的好朋友是达官要人时，帮我们国家 说话。“在外交宴会与鸡尾酒会中，你可以遇见不少达官要人。这是探听消息的 好场合与好机会。当然，有时人多不能畅谈，但可以约好改日密谈。”另交际中， 太太们的情报也不少。“不过，当国家在生死关头与切肤利害有关时，私人感情 便失去作用。”①
（五）弱国更需要外交
这一问题，是他在回答别人的提问“在交涉时如何着手”的问题时所说。他 说：
“有人说，，弱国无外交其实，弱国才正需要外交。孙子说：'知己知 彼，百战百胜,。德国的军事学家克罗塞维兹将军说：'外交是战争的另一方 面外交交涉，首先要看准对方。如果是一强国，他的代表到了绝望时，会 对对方说：，如果你不应允，我国政府只有采取其他办法之一途这隐含威. 胁，那便须小心。弱国没有国力，便不会这样说.但这并不说弱国一定要屈 服。如果国际环境好，强国有其他牵累或顾虑，它也可以不屈服；静待时机， 徐图补救。”所以“交涉，是要临机应变，观时度势的。”"
在他参与的“二十一条”谈判中，他提议利用英美在华利益，争取他们牵制 日本，亲自负责将中日间谈判的消息及内容透露给英美，最终迫使日本同意在正 式的条约中不包括原来的第五条。所以他说
“我不相信弱国无外交之说.唯其弱，故依赖外交较强国更为重要在 敌强我弱的背景下交涉，“法律与理由是交涉的最好武器，武力与感情不能 正式应用.一个国家无论如何强，不能事事都用飞机战舰原子弹去威胁人家. 感情的应用也是有限度的，经不起国家利害的冲击;” ®
①董霖：《顾维钧与战时中国外交》，第167-168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再版.顾维钧的这种外 交思想贯穿于他一生的外交活动中，尤其二战后任驻美大使期间，就充分发挥了这一外交原则。见金光燿:
《顾维钧传》，第245-253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
®董霖：《顾维钧与战时中国外交》，第171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再版.
仓董霖：《顾维钧与战时中国外交》，第177页，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再版。
对于顾维钧在中国处于弱国地位的情况开展外交活动的成功经历，研究者有 这样的评述：“鸦片战争后的一个世纪中，中国一直处于弱国的地位。但正因为 弱国，受列强欺凌，就有许多对外交涉，就更需要外交，在弱肉强食的国际舞台 上，弱国的外交家确实面临着诸多的尴尬和困境。顾维钧作为一个弱国的外交家, 却以他高度的民族责任感和非凡的才智，为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外交作出了独 特的贡献，为他个人赢得了国际性的声誉，更为中华民族贏得了尊严。以顾维钧 的经历，我们可以说，弱国可以出伟大的外交家” ®0
（六）以经贸影响政治外交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国民政府釆取了将中日冲突事件交由国联裁决的外 交策略，各国都表示要尊重条约和国际法律讨论中日间的冲突。但是在国联全体 大会根据李顿调查报告书通过决议之前，日本政府为全力争取国联会员国支持自 己的行动与立场，不断散布说在中国华北地区的中日冲突是中国挑起的，并将这 样的消息散布到国际社会，以混淆视听。中国在国联的代表团也在进行全力争取 会员国支持中国的立场的活动、努力说明事件的真相；同时秘密关注并探听日本 与各国的往来及沟通情况。当顾维钧搜集到日本曾向法国的施耐德公司订购大批 大炮、小型坦克的情报后，他意识到了经贸关系对政治的影响，即在1932年12 月31日电告外交部说，日本除法国外还另向英、德、意、捷克等国订购类似的 军事装备，以图影响这些国家有关满洲问题的外交政策。为此他建议：“我国也 可以运用同样的策略，在购买军事装备时，只向对我友好的国家订购而不向对我 抱有敌意的国家订购”的以经贸影响外交的策略。②
（七）适时地向政府建议制定新的外交策略并提出具体的方案
1933年2月14日，国联十九国委员会通过了根据盟约第十五条第四项的规 定所提出的关于中日冲突的报告草案，世界舆论一致认为这是“中国在道义上和 外交上的莫大的胜利，而日本则是完全被孤立了。”③但在24日大会通过关于中 日问题的报告及建议书后，日本声明不接受报告书，一个月后宣布退出国联。随 即发动了对中国热河及长城一线的进攻。对于这一情况，中国政府建议利用国际 °金光燿：《顾维钧传》，第308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12月。另在2000年9月15-16 S, 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的“顾维钧与中国外交国际学术讨论会"上，关于"弱国无外交”的问题也是会议讨 论的热点。金光耀教授在会议的论文集《顾维钧与中国外交》的《前言》中在总结了与会者对顾维钧办外 交成功事例对“弱国无外交”的挑战后，对此有同样的表述。金光燿：《顾维钧与中国外交》，上海古籍出 版社，2001年6月。
©《顾维钧回忆录》（第二分册），第11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2月。 ®《顾维钧回忆录》（第二分册），第176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2月。
盟约第十六条的规定对日本进行经济制裁。但考'虑到中日之间并没有宣战，且双 方还存在事实上的外交关系，所以国联会员国不同意釆取制裁手段。而美国也不 同意实施禁运，因为按照美国旧的中立概念，应对中日双方同时禁运。在这样的 情况下，中国关于与日本断绝外交关系问题展开了讨论。而此时日本正在对中国 热河进攻中，中国无力抵抗，很快失去阵地。中日之间在1933年5月31日，签 订了《塘沽协定》，双方停战。此后，由行政院长汪精卫兼任外交部长，汪精卫 还任命唐有壬为外交部常务次长。对于这样的人事变动，顾维钧认为：“政府可 能今后在外交上致力于与日妥协”严国际上支持中国的国家在热河事件后对中国 很失望，《塘沽协定》给外人的印象是中国愿以妥协方式解决与日本之间的纠纷 并默认日本所造成的现状。国际社会普遍认为，《塘沽协定》是日本军部与外务 省在策略上成功的产物，他们的策略旨在“挫败国联干预远东的政策”。中国政 府的对外政策是消极的。总之，中日之间问题的结果，国际社会非常不理解。此 后国际社会对中日问题的关注一落千丈，报刊上很少见到这方面的报道。这是日 本所期望达到的结果。针对国际社会对中日冲突的消极立场及当时国民政府本身 对日的消极政策，顾维钧与外交官们研究后认为：“目前的国际形势以及全中国 的最高利益都需要一个更为积极的政策。”原因如下：
第一，世界各国，即使是那些与中国有大量的贸易往来或利害相关的国 家，不到他们认为必要的时候，决不会进行有利于中国的干预。因为中国本” 身对日问题都取消极政策，他们自然不愿作为。
第二，就中国本身来说，对日本取消极政策实在是太危险了。这意味着 向全世界表示中国自愿放弃东北，并有可能导致被瓜分的危险。且欧洲局势 日益恶化，这必然导致世界各大国在国际问题上抱更加现实的看法，并执行 一种更加权谋狡猾的政策.
第三，欧洲政局的持续不稳，可能导致今后几年内爆发第二次世界大战， 若此，日本可能会利用这一机会再次向中国勒索权益和领土，一如一战的爆 发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及世界经济危机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一样.
第四，目前日本正在加紧与苏、美周旋，取得他们的谅解，并期望恢复 友好关系。②
鉴于这样的国际、国内局势，他认为中国有必要为应付将来的危局制定积极 外交政策及对内建设的纲领，与同人达成共识后，将讨论的内容发往外交部、行 政院长汪精卫和蒋委员长。
他们讨论所提出的外交方案如下:
在经济上的抵抗：（1）加强抵抗日货（2）向友好国家采购（3）建立消 费品工业以取代日货。
在政治上的抵抗：鼓励在东北的义勇军的活动。
外交活动：（1）继续保持对严重局势的关注（2 ）继续努力推动国际一致 行动，以达到加速解决中日问题的目的.
国内建设：包括了实现政治团结及全面的经济建设。①
由此可见，这是针对当时中国面临的国际危机所提岀的非常具有针对性的从 经济、军事、外交、内政建设方面的全方位的外交方案。
（八）宣传中国抗战的世界意义
“七七”事变发生后，中日之间的战争并没有引起国际社会的注意。他们认 为中日之间的战争与世界局势、世界和平无关。故在布鲁塞尔会议（1937年11 月1日至15 B）上英、法等国对于中国政府提出的给予中国援助一事表现的相 当犹豫。顾维钧等一方面利用会议宣传中日之间的战争不仅攸关中国的命运，对 欧洲及全世界同样重要；一方面建议政府坚守上海抗战，以引起世界和民众的关 注，“使他们懂得战争结局的重要意义，及其对世界和平问题的影响，特别是对 欧洲国际形势立即会产生的影响”，这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因为“中国的唯一希望是唤起外国舆论不要把中国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 看作只是有关中国利益的事，而是世界大范围内有关共同利益的重要问题。 如果中国在促成这样的认识方面取得成功，即使不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也有 助于中国的事业，中国向西方要求支持和物资帮助也会顺利一些.所谓中国 落后、属于四等国家和战争的结局对于世界其他地区无影响等传统观念，也 会被消除坚守上海和中国政府在布鲁寒尔会议的主张，被蒋介石所采纳， 因为他看到了这-“建议的意义和重要性，亲自做出了决定，说服其他人也支 持这项建议。” ®
®《顾维钧回忆录》（第二分册），第249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2月。
®《顾维钧回忆录》（第二分册），第68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2月。
仇）提出战后中国外交的构想、促成敦巴顿会议成功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1月，苏美英中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联 合国家宣言》，宣言保证签字国以全部的经济、军事资源对抗法西斯国家及其附 从国。中国与英美等国签署废除各项不平等条约的协议顺利进行①，中国宣布“所 有中国与德意日三国间一切条约协定合同一律废止”。“我方预料中之反侵略国联 合对日作战之局面，亦终于出现”。②中国因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凸 显、国际地位不断提高而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③。中国自二十世纪初年以来的废 约目标终得实现、“九一八”事变后知识界及国民政府外交策略中的“待变”、与 国际社会合作共同抗击法西斯势力的目标亦得实现。
此后中国人的外交观念集中于对战后国际秩序重建的关注与构想上。成立一 个国际组织以维护世界和平对饱受百年外强欺压的中国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顾维钧从一战后就关注国际组织问题④，再加以他职业外交官的身份，他对 战后中国外交提出的设想比较详细、具体且被国民政府接受，故在实际的政治生 活中产生了影响。
顾维钧对战后中国外交的构想主要体现在他为参加筹建战后国际组织的敦 巴顿橡树园会议⑤及旧金山会议①提交的提案中。顾维钧为参加会议准备的提案比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10月10 B，英美自动声明放弃他们在华的不平等条约特权。这一年正是清一 政府与列强签署不平等条约一百年° 1943年1月11日，中英在重庆签署《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F 其有关特权条约》、中美在华盛顿签署《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随后相关 各国也陆续与中国签订了类似的条约。1943年1月12 H.国民政府公布了《中美中英平等新约告成告全 国军民书》。见《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下），第117页，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 年1月。这显示中国自二十世纪初年以来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列强处以平等的国际地位的外交目标实现。 ②王宠惠：《五十年来的外交》，载潘公展主编：《五十年来的中国》，第58、60页，正中书局等，1945年5 月5日初版，（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对日、德、意的宣战及废除与他们相关的文告见：《抗战 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选集》（下），第103、105页，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6年1月。
®1944年美国取消排华律更是中国国际地位提高的标志。《大公报》驻美记者严仁颖对于美国取消了排华律 给予了这样的评价：“这一次排华律的取消，不能不说是我们抗战以来增高了国际地位的结果，而美国移民 法的修改，更是一种例外.这是使我们感到快慰的。”“是我国际地位增高的表现.只要我们继续本着六年 半来的精神，向前奋斗，那么相信美国对于我们移民的待遇，定可日趋改善.”严仁颖：《美国取消排华律 以后》，载《旅美鳞爪》，第94页.文海出版社，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五十辑.
®他说，“我是中国政府中第一个敦促国家关注此问题的人，我曾经提出过一个报告，建议成立某种世界组 织来维持国际和平。我说，参加这样一个世界组织是符合中国利益的.由于缺乏一个以国际法准则为指导、 能够阻止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的国际组织，中国过去在与西方世界的交往中吃尽了苦头。国际联盟瓦解 后，我依旧非常关心成立一个有生命力的国际组织这一问题.事实上，我自己曾草拟过一个计划，并经常 加以修改”。《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第39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2月。
®据当时参加会议的张忠级在其回忆录中记载：敦巴顿会议名为拟定联合国章程草案，而事实上，则在决定 战后国际关系的原则。此类原则势将影响战后和平条款，以及各交战国的权益：所以，我于1942年建议政 府及早准备我国所应提出的原则与条款，即考虑到这些。张忠级：《迷惘集》，第163页，台北：文海出版 社，1978年6月.在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于战后成立一个国际组织以确保国际安全与和平一直予以积极的 关注。1943年10月底，莫斯科《普遍安全宣言》签署后，国际组织的筹建提上大国交往的议程。敦巴顿 橡树园会议就是这样的一次大国会议.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是召开的时间是1944年8月21日-10月7日.我 们从《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记载及金光耀教授的研究中得知，这次会议是二战后期讨论战后世界安 排、决定成立联合国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对于中国成为联合国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具有十分关键的 作用.故国民政府及参加会议的顾维钧均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参见金光耀：《顾维钧与中国参加敦巴顿橡树 园会议》，载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第29& 299页，上海古籍岀版社，2001年6月。 较详细具体。他主要提出了在国际组织中是否要成立国际警察部队、关于和平变 迁及废除条约义务之条款的范围和性质、是否应设立一个具有强制性管辖权的国 际法院、国际托管等问题②。
顾维钧注意到了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各国之间的分歧及中美之间的问 题，为促使会议成功他力劝蒋介石要处理好与美国的关系及与英、苏的关系，只 有彼此的合作及他们的帮助，中国才能贏得抗战的胜利、我们战后的重建也需要 他们的帮助。③“这一务实的主张获得国民政府最高层的首肯④。在会议上，中国 代表团工作的主要目标是促进会议的成功⑤，并将“提升中国的国际地位作为对 外交涉时的主要目标之一，并以灵活的策略和应对保证了中国作为四强之一的大 国地位”，虽然这一大国地位是打了折扣的。励顾维钧提出的灵活的外交策略为会 议的成功做出了贡献，对保障战后中国世界第四大国的地位奠定了基础。中国媒 体高度关注、评价了此次会议，认为四国的合作“能使欧亚美各得安全”。■
•旧金山会议是“联合国有关国际组织会议”之通称，它在1945年4月召开，目的是为即将成立的联合国 制定组织章程。联合国的成立将取代国际联盟的地位，其对此后的国际关系或曰确定各参战国在世界地位 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国民政府和参加此会的中国代表均非常重视此会的重要性，会前进行了重要的准备。 但据学者研究，在这次会议上，中国的影响力有限；这次会议成为美苏“冷战”的场所；由于中国在国际 上没有具体的利益，中国成为美苏两国拉拢的对象。参见：李朝津：《顾维钧与旧金山会议》，载在金光I® 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第302-30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
④《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第391-422、395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2月。
*学者研究：1943年10月，美苏英中四国在莫斯科发表宣言，确定了将成立的新国际组织原则，1944年将 召开敦巴顿会议，顾维钧受蒋介石之命，报告个人关于“我国应取之立场及注意事项”，顾维钧回复2000 字的长文。在权衡各国的矛盾后，他主张“我当避免提岀与任何一国正面冲突之主张，而多事居间调和， 折中三国方案，俾增加我参与此次会议之贡献为上策。”金光罐：《顾维钧与中国参与联合国创建》，《民国 春秋》，2000年4期。另可参见：《参加国际和平安全机构会议代表团报告书》（斯坦福大学胡福档案馆所 藏宋子文文件ScheduleA,Box34）,转引自［日］西村成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载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 中国外交》，第27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
'参见《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第391-422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2月。在本书的第437页， 作者提到为什么要劝蒋介石处理好与美国关系的原因说：我们不仅需要美国帮助我们贏得抗战的胜利，战 后还需要它帮助我们建设，我们必须首先赢得胜利.若两国的领袖关系继续恶化，会直接影响两国的关系. 一方面会使罗斯福认为根本不能依靠中国的力量去击败日本，因而就会去劝说苏联在对日战争中发挥更重 要的作用；如果战争在中国没有起重要作用的情况下获胜，那么中国就难以享有世界第四大国这一地位。
空金光燿在《国民政府与联合国的创建》一文中认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筹建 活动，外交决策层就联合国的组织架构、运作机制以及中国在其中的地位提出了多个方案，而将确保中国 的大国地位作为参与筹建联合国的首要目标，为实现这以目标，国民政府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釆取务实 的方针。至旧金山会议中国的大国地位己基本确立时，中国代表团才更多地关注联合国的组织和机构.《中 国社会科学》，2003年6期.对会议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绝不争执，以表明中国的爱好和平和友邦互助、合 作的精神、让国际社会了解中国的正义的立场.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是讨论并拟定联合国章程草案，苏联以 尚未对日宣战为由，不与中国同席会议（开罗会议亦如此），所以会议分两段：苏美英先开会、然后美英中 再开会。中国政府同意这样的会议模•式.对于中国政府的这种为促进会议的成功，遇有异议而不争议的处 置方式，张忠级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会议以美苏英草案作底本，若中方不满，则美英代表必说，苏方代表 既不在场，希望中国不必坚持。质询结果'则见树而不见林’”。“联合国组织的宗旨，原在联合国以维持世 界公正、正义与和平。中国的意见多被否决。”“否决权本有利于强国，而无益于弱小：中国号称五强之一， 而实力则相去悬殊°战后中国的大患为苏联，在当时为尽人皆知的事实。”我“当时亦明知我国决无力推翻 成议，但主张我代表团应声明反对立场，一则可以为曰后留地步，二则也可以争取四强以外国家的好感。 然而代表团感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终投票赞成，未表示丝毫反对。”总之，“中国在敦巴顿橡园会议一 幕，……始终不出敷衍二字“代表团只求使命的顺利完成，不问使命内容的成败得失。”张忠级：《迷惘 集》，第165、166、169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6月。
©金光耀：《顾维钧与中国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加在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第29& 299页，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J
©《祝望中美英三国会议》，《大公报》（社评），1944,年9月30日；另可参加10月9号的《和平机构会议
中国能够参加这一会议并促使会议成功的事实，“最终成为试图实现战后国际 秩序构想与参加联合国组织的决定性前提。” ®
'‘至旧金山会议中国的大国地位已基本确立时，中国代表团才更多地关注联 合国的组织和机构” ®o中国为参加旧金山会议准备的文件及提案以顾维钧为会 议准备的提案为主。“顾维钧在政策决定过程中有着明显影响力”。七个方案中有 四项“均属顾维钧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中提出之中国方案”。鉴于顾维钧在会议 上对托管问题的坚持态度，“可推断中国对托管制度的政策，应与顾维钧的想法 相合”。“中国在旧金山会议中的基本政策，可以说大部分是经顾维钧主导或具相 同看法。”③
顾维钧对战后中国外交的构想，主要确保中国大国地位，与各国合作共同维 护战后世界的和平与秩序、促进战后国际教育文化的合作、体现了世界上国不分 大小、各民族一律平等共同发展的精神。因为被侵略者奴役经历百年的中国人深 知和平、平等、发展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性。这是一种战略互惠的外交观念。
顾维钧对战后中国外交的设想及其为会议的成功所提出的外交策略，为政府 所采纳。体现了中国人对战后国际问题考虑的不仅是中国一国的利益而是关乎世 界各国的共同利害，这表明20世纪初年以来中国人外交观念历经抗战走向成熟。
诚如顾维钧所言：“参加这样一个世界组织是符合中国利益的。由于缺乏一 个以国际法准则为指导、能够阻止在国际关系中使用武力的国际组织，中国过去 在与西方世界的交往中吃尽了苦头。国际联盟瓦解后，我依旧非常关心成立一个 有生命力的国际组织这一问题”。④其在联合国宪章签字仪式后的致词表达了同样 的感慨：“我们一生已两次遭遇了世界上侵略势力所造成的大流血大破坏。此次 战争中国是第一个被侵略的国家。”对联合国宪章所奠定的世界和平的基础，“实 觉无限愉快。现在欧洲胜利既已完成，对日最后胜利不久亦可取得，余个人深信 并深望这个世界安全组织，一本各国始终不断的合作精神，能使我们的子孙不致 重遭战争的苦痛，而得享受和平与幸福”。⑤
三、顾维钧外交思想简评
顾维钧是职业外交家。在他的外交生涯中，多次亲历重大的外交事件。抗战 圆满结束》，此文对新的国际组织的计划纲要给予了详细的报道。
叫日］西村成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载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第28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6月.
①金光耀：《国民政府与联合国的创建》，《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6月。
®李朝津：《顾维钧与旧金山会议》，载金光燿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第30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6月。
"《顾维钧回忆录》（第五分册），第391页，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2月。
④顾维钧在签订联合国组织宪章时的演词，《顾维钧文件》，第83盒。转引自金光耀著《顾维钧传》，第227 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岀版社，1999年12月。
时期，鉴于自身的职业，提出了许多重要的外交思想。由于职业的便利，他提倡 在国际组织、国际会议及国际条约体系允许的范围内，开展多边的外交，适时地 向国际社会提出中国的诉求，让世界了解中日冲突的真相及中国的要求。密切关 注日本及各国对外政策的动向及可能引起的结果，以他所获得的情报及时地向政 府建议该开展何种外交活动。他不赞成外交公开，但主张适时地利用舆论和人民 外交以支持政府的外交活动并给谈判对手以压力。弱国更需要外交并可以依据国 际法进行成功的外交活动。抗战后期，他积极地投入到筹建、创建战后的国际组 织一联合国的工作中，为促成会议的成功，他建议政府釆取灵活的外交策略, 调和与各大国的关系，努力促成联合国的成立、并确保了中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 位。这一思想得到政府高层的首肯，成为政府的决策。他是这些外交思想的提出 者、也是实践者。他在抗战时期的外交活动及其提出的外交思想，证明弱国也可 以进行成功的外交活动。他提出的中国应宣传抗战的世界意义及以经贸促进政治 外交的建议在中国争取国际上道义与物质上的援助相当困难的时期，对中国贏得 爱好和平国家的支持起了无法估量的作用；关于战后中国外交构想中提出的确保 中国的国际大国地位、与各国合作共同维护战后世界秩序与和平、促进战后各国 教育与文化共同发展的思想，是一种战略互惠的外交思想，至今仍有启示的意义。
第五章结论
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也是外交上的胜利，“外交上 的努力与成功为坚持抗战提供了有力的支持。”①“九一八”事变后，为挽救中华 民族的危机，中国人的外交观念发生了很大的转变，这种改变不仅体现在当时执 政的国民政府及后来成为执政的共产党身上，也体现在中国社会中占大部分中间 社会势力中知识界的群体当中。这是中国成功地制定、实施战时外交政策的基础。 诚如学者所言：“战时外交的胜利，不是一党一派的成就，而是全民的功业。”②知 识界的外交思想是抗战时期中国人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国共两党的外交 思想、政策一样为抗战的成功做出了贡献。本文以抗日战争时期知识界的外交思 想为对象，详细、具体地研究了他们外交思想提出的现实背景及针对性、策略性、 预测性，并将其置于二十世纪初年以来中国人外交观念的嫗变及行动中考察分 析，以彰显历经抗日战争中国人外交观念进步成熟的历程。
20世纪初年至“九一八”事变之前，国民至政府外交的主要目标是废除列 强强加于我们的不平等条约，以求在国际上取得与列强平等的地位。“九一八” 事变打断了国民政府与列强正在进行的修改不平等条约的谈判。中国社会不同的 党派、集团、阶层在外交上不自觉的放弃了修约的外交思想及活动，自觉地将解 决中日之间的冲突放在外交问题的首要地位。知识界外交思想转向全力解决中日 战争是历史进程的反应。抗战时期知识界提出的外交思想是自20世纪初年以来 中国人外交观念不断进步、中外关系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知识界不同层面的人员，在外敌入侵、亡我中华的背景下，本着国族利益高 于一切的宗旨，以不党不私的精神品质，用认真、负责的态度对攸关中华民族生 死存亡的外交问题提出大量的思想主张。他们的主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诚然, 也因个人的经历、学识修养、职业不同，所提出的外交思想有异同，下面予以简 要归纳，以体现其共性与差异。
他们均批评国民政府在“九一八”事变后，没有采取主动积极的外交攻略， 而将中日冲突问题交由国联处理的外交策略是无外交政策的外交，是被动应付、 口号式的外交③。采取这一外交策略是因为国民政府没有认识到中日冲突的严重
©陶文钊：《影响战时中国外交的若干因素》，《近代史研究》，1995年4期。'
©陶文钊：《影响战时中国外交的若干因素》，《近代史研究L 1995年4期。
®对于学者批评国民党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后，在对日问题上无政策、无外交、被动应付一点，近年有 学者依据蒋介石的日记，研究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蒋介石力图以和平作为推迟战争的手段.他是越王勾 践、卧薪尝胆.同时又取中国古代的“欲取先予”、“以柔克刚”等策略以争取时间.同时广结盟国，调整 政策，安定内部，“经营西南，准备抗战”.这一时期的若干举措，为后来的抗战的胜利打下基础。见杨天 石：《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略——以蒋氏日记为中心所做的考察》，《近代史研究》，2001年2期。 李云汉在《“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中正先生的对日政策》一文中就持此观点。他认为，蒋介石对日本最为了 解，所以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忍耐并默默积极地从事御侮雪耻的准备工作。作者认为：“九一八以后 性及对中国未来的影响。针对“弱国无外交”思想言论的盛行及国民政府在日本 军事进攻之下被逼签城下之盟《塘沽协定》的外交行为、外交上放弃向国际社会 呼吁的消极行为，胡适、顾维钧等都提出了强烈批评，指出弱国更需要外交的作 为与努力。
为早日结束中日间的战争，他们针对中国政府在制定外交策略、外交原则、 针对具体的外交问题该釆取何种策略及需要关注或注意的问题，纷纷阐发了自己 的思想主张，以供政府借鉴：在制定对外政策时，中国不仅考虑自身的状况、还 要注意研究作为敌对国日本的对外、对华政策，知己知彼才能成功；在中日冲突 或战争的背景下，中国对外关系的首要问题是解决中日问题，在这样的前提下， 谨慎地处理好与其他各国的关系十分重要，不要四面树敌©,要注意利用国际关 系中的制衡与牵制原则辅助中日冲突的解决；提出了内政与外交的关系理论，强 调内政修明是外交成功的坚固基础与稳固靠山②；提出和平不可分割的原则，认 为中国的抗战具有世界的意义，基于这样的认识，主张积极向世界宣传中国抗战 情况，争取世界舆论和道义的支持；世界各国对中国抗战的援助、世界爱好和平 的国家与中国合作或积极的参战，对战争结束有重要意义。情况表明，“中国外 交方针、策略发生了重大变化，其积极性和主动性大为增强”。“世界和平不可分 割，局部侵略将危机整个人类的思想”等理念在各种场合的宣传，使“中国成功 地向世界表明，抗战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中国所担当的不仅是民族自卫 的角色，也是世界和平与安全维护者的角色”。®
当然，知识界不同层面的人士因所处的社会地位、职业及对问题研究程度不
的局面，已形成日本独霸东亚之势，他在民国二十三年，即判断第二次世界大战将于三年之内爆发”，国人 应利用这宝贵时间，“开拓出一条生路"。中国六年的奋斗，走上复兴自强之路，有这六年的建设，才奠定 了我们八年对日抗战的最后胜利的强固基础.载《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上），台北：黎明文化事业 有限公司，1986年1月。
'r这与国民政府在战时的外交政策是一致的。陶文钊在《影响战时中国外交的若干因素》（《近代史研究》 1995年4期）中指出：抗战期间，尤其是前期，中国政府制定并贯彻了务实的外交政策，谨慎地处理与各 国的关系，力求多寻与国，减少敌国，搁置分歧，求同存异，使国际环境于中国有利.1938年4月国民党 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抗战救国纲领》规定的五大外交原则，其核心内容是多求友、少树敌。见荣孟 源编：《中国国民党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468页，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
®吴颂皋在《十年来的中国外交》一文中提到关于内政与外交之关系时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外交与内政是 一环之两端，互为表里.国家的统一，与国民对于政府的信任与外交更有密切的关系，细査近十年来，每 当国家多故，内战发生之时，列强对我的态度，往往傲慢，一切交涉难收功效。我们试把民国二十五年中 日交涉与二十五年以前的情形相比较，就可相信国家进步一分，国力增加一分，对外发言的力量便加多一 分。古人说得好：'国必自伐而人伐之'，'国必自侮而人侮之'，时至今日，惟有保持政治的统一，始能尽 力建设，充实国力，亦惟有如此努力苦干，才能抵御外侮，根本制止外力的侵入。”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编： 《十年来的中国》，第5i页，商务印书馆1937年【上海书店影印王宠惠在抗战胜利前夕总结近五十年 中国的外交情况时说：“外交与内政密切相关，欲求外交之胜利，必须先谋内政之修明。总裁尝谓：内政和 外交，名称上最然是不同的的两种问题，而实际上完全是整个连带的一件事情。就事实来说，无所谓外交 与内政之分，可以说外交问题就是内政问题，如果内政不能得到妥善的解决，国家不能完成真正的统一， 奠定坚固的基础，简直没有外交可言……在不平等条约己经废除、国际平等地位己经取得的的情况下， 我们只有修明内政，充实国力，"使我强国地位名符其实，俾对人类文明与世界和平能有更大之贡献也。” 壬宠惠：《五十年来的外交》，载《五十年来的中国》，第61页，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正中书 局等，影印1945年5月初版.
同，他们关于外交问题的主张会有差异：如关于日本外务省与军部对外政策之关 系问题，胡适就认为应与日本政治家搞好关系，而注意军部的言行；蒋廷蔽则认 为，在对外扩张问题上，两者没有本质的区别。蒋廷赧关于日本军人与政治家对 外政策一致的判断，已经被当代的学者所证实。①关于外交公开与国民外交的问 题。胡适主张外交公开，以国民外交为政府外交的后盾，抵抗列强对外交人员的 压力，使国家少受损失。顾维钧不赞成外交公开，因为外交家可能因此会为自己 的政治前途考虑而顺从民意，置国家民族的前途利益于不顾；②蒋廷蔽不反对人 民的外交，但主张加强舆论的引导使其不被政客利用。③
简要地列出知识界不同阶层人士对外交问题主张的异同，旨在说明：这一时 期知识界不同层面关于外交问题的主张及其思考，虽有些许差异，但目标一致： 即如何击退日本侵略者、维护中华民族的独立主权、尊严。其中的不同之点，并 无本质区别，只是处理问题时所采用的方法及范围的差异。此外，从前几章所研 讨的知识界的具体的外交主张看，他们在考虑为解决中日战争向世界诉求、寻求 与世界爱好和平的国家合作击退日本对华的侵略时，均主张多求友少树敌。这种 多求友少树敌的观念并没有“政治意识中心观”的羁绊，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苏、 美、英等各国政府及爱好和平的人民均是他们的外交对象。这样的外交思想，一 方面反映了在外敌入侵的背景下，中国人因救亡图存心理而不自觉地改变了自二 十世纪初年以来的废约的外交观念，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另一方面也反映 了他们为捍卫国家主权、民族尊严，在思考中国战时外交问题时，已经注意到要一 立足世界解决日本法西斯对中国的入侵、希望借助国际力量驱逐日本侵略者的期 待。知识界的这种向国联、国际社会寻求合作以早日结束中日战争的外交思想， 与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战时外交策略基本一致。®
®鹿锡俊以日本所藏的档案材料证明了 “当年的日本，在对外侵略扩张的根本路线上，无论是军部还是包 括外务省在内的政府，并无原则性的对立.且在很多场合文职官员冲到了军人的前面。”《日本的国际战略 与中日战争的扩大化一论联接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一个关键原因》，《近代史研究》2007年6期（人 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现代史》2008年3期）。
®《顾维钧回忆录》（第一分册），第399页，北京：中华书局，i983年5月。
®这些人员关于国民外交利弊问题的不一致意见，是当时人们对这一问题不同观点的一个缩影.进入二十世 纪以来，鉴于国民对中外交涉对国家前途的重要性，国民外交参与到政府的外交活动中的利弊问题，及其 显示出的威力，是当时政学两界及媒体关注的热点问题.岳谦厚引述了尹衍钧著的《全面抗战与国民外交》 （中山文化教育馆编印1937年11月）、《蒋作宾日记》（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10月）、《颜惠庆自传》（台 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3•年9月）、《大公报》等对“九一八事变”后一段时间内民众介入外交事务的记录及 评价.从其中可见，当时人们对民众介入外交问题的观点就不甚一致.参见岳谦厚：《顾维钧外交思想研究》， 第71-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12月°
©抗战前期中国知识界在外交观念上主张向外求助、合作以早日结束中日沖突的思想，是与国民政府在此时 的外交观念一致的.这可从杨奎松的研究中得到证实。他认为：蒋介石的对日态度备受争议，从陶德曼调 停到高宗武秘密使命、到孔祥熙与日本的秘密往来；“蒋介石在抗日问题上值得讨论者，是抗战前期实际上 缺乏持久战的观点，较多地寄希望于外力的帮助与干预，因此太过牵就于就便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 而没有及早提出明确的收复东北的抗战目标.如果说扶战前期国民党高层中之所以弥漫和平空气，且各显 神通活跃于对日秘密接触中，企盼早日结束中日战争，在某种程度上与此种思想影响有关，当不为过.”杨 奎松：《蒋介石抗日态度之研究——以抗战前期中日秘密谈判交涉为例》，《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4期. 不只是抗战早期，在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从没有停止过向世界各国寻求合作共同击败日本侵略者 的外交策略。
抗战时期知识界的外交思想，始终具有鲜明的救亡的时代特色，是民族主义 高扬的体现，充满着寻求各国帮助与合作击溃日本侵略者的昂扬斗志。特定的历 史环境，决定了中国的外交政策始终以解决中日冲突为中心，决定了中日关系及 与之相关的国际关系是这一时期知识界关注和研究的主要内容。
知识界提出的以解决中日冲突为主要目标的外交思想具有针对性；更重要的 是，他们均随着中日关系及国际政局的演进而不断有新的思想主张。从总的方面 说，知识界不同层面的外交思想与主张符合时代发展的脉搏，与历史进程基本一 致。战后中国外交的构想就是这一外交思想的体现。顾维钧关于战后中国外交的 构想及为促成敦巴顿会议的成功所提出的灵活的外交策略，被国民政府接受，在 实际政治生活中产生了影响；为中国抗战后期外交的成功及战后中国大国地位的 确立做出了突岀贡献。关于中国参加敦巴顿会议、旧金山会议在国际政治上的彫 响及成为在制度层面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诸事，学界都能给予高度评 价。D
由于职业的关系，这些人士深厚的历史知识及对现实中外关系的高度关注， 他们所提出的外交思想及主张冷静而富预测性，上达政府高层视听，为外交政策 制定提供重要咨询，影响了政府外交决策；其向下者，亦影响到国民外交舆情及 其行动，对于引导国民参与到抗日战争中及与世界各国合作、互助、共同击溃法 西斯势力、贏得二战胜利和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起到了无法估量的作 用。他们是这些外交思想的提出者、也是实践者。外交思想主张的适时、与时俱 进，是战时外交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
诚如学者所言：“抗战时期外交的成就，不仅属于这一时期，而且属于中华 民族近百年来不屈不挠的反对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斗争，属于这百年来种 种为争取中国应有国际地位的努力” ®
立足于20世纪以来历史发展进程及中国人外交观念的变化，通过对抗战时 期知识界不同层面人士外交思想个案的详细研究，探寻抗战时期中国人外交观念 的她变、走向成熟的历程，旨在显示历经战争磨难、酷爱和平的中国人，尽早结
®李朝津认为：“旧金山会议是近代中国首次以一个强国身份处理国际事务，在一个欧洲秩序完全崩溃的世 界中，反帝国主义己经不是最重要的目标，取而代之的是如何重建一个理想的战后世界.当时中国政府的 目标是孙中山所倡导的“世界大同”，所以联合国的概念出现后，中国对国际组织之热忱是超乎想像的，虽 然限于当时的国力及现实的环境，中国对联合国产生的影响力有限，但若以此为作为展望21世纪在世界事 务中所扮演的痢色，却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李朝津：《顾维钧与旧金山会议》，载在金光躍主编：《顾维钧 与中国外交》，第302-30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月。）有学者从国际组织的制度层面对中国在联 合国成立大会上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事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此前的四强或五强之说，如果说尚 为一种可以提出疑义的表述的话，那么，中国成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则是一个制度化的认定，中国作为 一个大国将要承担起它被赋予的巨大责任及权利.这一责任，全世界只有五国享有。不管中国的实际国力 如何，这一地位是五国之外的任何一国所不能企及的。至此，中国在新的国际组织体系中拥有了一个实实 在在的大国席位，这一体制性的安排对中国的国际地位，对中国于国际事务的发言权，产生了长久的重大 影响。”（王建朗：《抗战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变迁及角色转变》，《史学月刊》，2005年9期。） ®陶文钊：《影响战时中国外交的若干因素》，《近代史研究））,1995年4期。
束中日战争、复兴中华民族的美好愿望及对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向往与追求。二战 后期在筹办、创建联合国的过程中提出的与世界各国合作、互助共同维护战后世 界的和平与秩序的稳定、共同促进战后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等外交思想，是中国人 的共同追求①。为战后中国与世界的交往提供了思维与行动的框架，至今仍有指 导的意义。
35抗战后期，关于战后中国外交，是各党派、团体关注的焦点性问题.在第八次太平洋学会上，中国代表向 大会提出了中国对战后问题的态度:“即愿与各国开诚合作，维持和平机构时，得与各大国站在平等的地位， 于国内建设方面，受先进各国技术和财政的援助。我国代表指明世界一部分的繁荣或衰落，与整个世界有 关.援助中国，即所以援助各国本身，各国代表皆极了解。”“关于对日……大会的态度可说是一致的。尢 多数代表都主张根本击败日本，根本把它解除武装，同时禁止其军阀参政，及禁止其政府鼓吹侵略。他们 亦赞成东北和台湾归还中国，朝鲜独立，战事犯治罪，军费和损失相当的赔偿。”（严仁颖：《关于第八次太 平洋学会》，载《旅美鳞爪》，第37页，文海出版社。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五十辑。）由 此观之，国人对战后世界和平组织构想的基本精神是：国不分大小强弱一律平等，各民族间互相尊重、各 国以平等的地位合作、接受各国对中国的技术、财政援助以进行战后的经济重建工作。1942年底，《大公 报》驻美记者釆访罗斯福总统夫人时，曾就战后的国际和平组织问题提问，对于罗斯福夫人的回答记者深 表赞同.1942年10月20日，《大公报》记者在纽约访问罗斯福夫人时向她提出这样的问题："对于战后的 世界和平组织有什么意见，她的意见记者认为十分正确。她说：在这次大战后的世界新的秩序里，有两件 不容忽视的事情。第一，是要有公平而合理的国际新组织，这种国际的新组织是要建筑在一种新的精神上， 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要相互尊敬，互相了解，然后才能有真正的国际组织°如果我们不能放大眼光，从 未来的人类真幸福着想，那么任何的国际组织是不会发生优好的效能的.在这一点上，中美两大民族的握 手，是非常重要的.第二，是经济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的困苦可想而知。我们必须设法解 决各民族的饥馈.我们必须使各国的人民，都能有充量的食物.如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我们仍然看 见各国有失业或灾荒的现象，那么就是未来的不幸了.美国工人福利管理委员会的救济失业工人的办法， 是可供各国仿效的，在亚洲也是一样（严仁颖：《访问罗斯福夫人》，载《旅美鳞爪》，第33页.文海出 版社，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五十辑.）抗战后期，《大公报》没有提出具体战后外交的构 想，但对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及旧金山会议所确立的一些国际关系原则表示了热诚的赞扬及欢迎.旧金山会 议后，1945年大公报馆编辑出版了《旧金山会议实录》，详细介绍了顿巴顿会议各国的提案情况；对旧金 山会议的情况逐日介绍，包括大会通过的决议案、联合国章程、国际法院殂织法等.见石源华主编：《中华 民国外交史辞典》，第20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6月。中共七大上，毛泽东《论联合政府》的报 告，表明了中国共产党战后外交的基本原则：“彻底打倒日本侵略者，保持世界的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 立和平等地位”，与各国在作战、通商、投资等方面合作。“对于保障战后国际安全的机构之建立”完全同 意。对于各国主动放弃不平等条约表示欢迎，但是“平等条约的订立，并不就表示中国在实际上已经取得 真正的平等地位.”实际上真正的平等地位，“决不能单靠外国政府的给予，主要地应靠中国人民自己努力 争取”，努力之方法就是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毛泽东选集》（一卷本），第985-987页，人民出 版社，1967年11月）.这显示不同集团、阶层的中国人在经历大战的洗礼后，对世界和平的渴望及在外交 观念上己经趋于一致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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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欧阳哲生主编：《傅斯年全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
12、 《蒋廷蔽选集》（1-6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
13、 《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1931-1945）,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年3月。
14、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北京：三联书店，1982年。
15、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1840-1949）》，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9 月。
16、 王芸生：《芸生文存》，大公报出版部，1937年。
17、 王芸生：《由统一到抗战》（芸生文存第二集），大公报出版部，1937年。
18、 《毛泽东选集》（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
19、 张其旳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台北：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
20、 蒋廷献：《蒋廷厳回忆录》，长沙：岳麓书社出版，2003年。
21、 顾维钧：《顾维钧回忆录》，北京:冲华书局。
22、 唐德刚译注：《胡适9述自传》，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23、 《方汉奇文集》，广州：汕头大学出版社，2003年10月。
二、 报刊、杂志类
1、 《外交评论》(1932-1936),南京：外交评论杂志社。
2、 《大公报》(191&1946)0
3、 《独立评论》(1932-1937)(本文中胡适、蒋廷厳关于外交的言论均选自此杂 志，已经在文中注明)，北京。
4、 《民国日报》(1927-1932)□
5、 《国闻周报》(1929-1937)。
6、 《外交月报》(1932-1937),北京：外交月报社编辑。
7、 《国民外交杂志》(1932-1933),南京：国民外交协会编。
&《东方杂志》(1915-1935)
三、 论文集类
1、 《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日战争)，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
2、 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编：《十年来的中国》，商务印书馆，1937年。
3、 《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上、下)，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1986 年。
4、 王淇主编：《世纪风云——历史选择了人民共和国》，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 1990 年。
5、 《近代中国历史人物论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
6、 金光耀、王建朗：《北洋时期的中国外交》，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
7、 金光耀：《顾维钧与中国外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8、 《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叙录》，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9、 《五十年来的中国》，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正中书局等，1945年。
10、 《一九三0年代的中国》(上、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岀版社，2006年。
11、 《六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特刊，台北: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
12、 康乐、彭明辉：《史学方法与历史解释》，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岀版社，2005 年。
13、 《国际视野下的中国史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交流论文)，华东师范大学，2005 年。
四、著作类
1、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
2、 袁旭、李兴仁雷德昌、吴姜华：《第二次中日战争纪事(1931.9-1945.9)》， 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
3、 吴相湘：《民国百人传》(1-4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
4、 王真：《动荡中的同盟：抗战时期的中苏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 年。
5、 王真：《抗日战争与中国国际地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
6、 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对外关系》，北京：中共党史 出版社，1995年。
7、 陶文钊、杨奎松、王建朗合译：《抗日战争》(外交卷)，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 年。
8、 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9、 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辞典》，上海古籍岀版社，1996年。
10、 王桧林：《抗日战争全书》，山西人民岀版社，1995年。
11、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49)》，重庆出版社，1993年。
12、 徐蓝：《英国与中日战争(1931-1941)》，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1993年。
13、 王建朗：《抗战初期的远东国际关系》，台北：东大图书发行有限公司，1996
年。 -
14、 苏文光：《抗战时期重庆的对外交往》，重庆出版社，1995年。
15、 陈纪莹：《抗战时期的大公报》，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
16、 江涛：《抗战时期的蒋介石》，北京：华文出版社，2005年。
17、 王奇生：《留学与救国：抗战时期海外学人群像(1931-1945)》，广西师范大 学出版社，1995年。
18、 沈庆林：《抗战时期的国际援助》，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19、 王淇：《从中立到结盟：抗战时期美国对华政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年。
20、 唐培吉：《抗战时期的中外关系》，北京：燕山出版社，1997年。
21、 李嘉谷：《合作与冲突：1931-1945年的中苏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2、 曹振威：《侵略与自卫：全面抗战时期的中日关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3、 朱汉国、杨群：《中华民国史》，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
24、 李隆基王玉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一一坚持抗战苦撑待变》 (1938-1941),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25、 董霖：《顾维钧与中国战时外交》，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年。
26、 陈之迈：《蒋廷蔽的志事与平生》，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5年。
27、 陈立文：《宋子文与战时外交》，台北：国史馆1991年。
28、 王正华：《抗战时期外国对华军事援助》，台北：环球书局，1987年。
29、 傅启学：《中国外交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79年。
30、 金光耀：《顾维钧传》，石家庄：河北人民岀版社，1999年。
31、 程道德：《中华民国外交史资料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
32、 杨天石：《近代中国史事钩沉——海外访史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年。
33、 《胡适传记三种》（毛子水、胡不归、吴相湘），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年3月。
34、 蒋廷蔽：《中国近代史大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
35、 刘育民：《中国废约史》，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
36、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大公报出版部（1932-1934年）。［上海书 店、民国丛书］
37、 梁启超：《李鸿章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
38、 刘彦：《中国近时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21年。［上海书店、民国丛书］
39、 曾友豪：《中国外交史》，商务印书馆，1926年。［上海书店、民国丛书］
40、 武墳干：《鸦片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31年。
41、 王钟麒：《中日战争》，商务印书馆，1930年。［上海书店、民国丛书］
42、 姚薇元：《鸦片战争史事考》，文通书局，1942年。［上海书店、民国丛书］
43、 李鼎声（李平心）：《中国近代化史》，［上海书店，民国丛书］
44、 陈恭禄：《中国近代史》，［上海书店，民国丛书］1932年。
45、 蒋廷嵌：《近代中国外交史资料辑要》（上、中卷），商务印书馆，1931年、 1934年。［上海书店、民国丛书］
46、 张忠级：《中华民国外交史》（上卷），正中书局，1936年。［上海书店、民国 丛书］.
47、 钱亦石：《虫国外交史》，1938年。［上海书店、民国丛书］
48、 宫明：《中国近代史研究述评选》，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
49、 莫高义：《书生大使——胡适出使美国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2006 年。
50、 王建朗：《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丙程》，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
51、 严仁颖：《旅美鳞爪》，文海出版社，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十 五辑。.
52、 余英时：《重寻胡适历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53、 张忠级：《迷惘集》，台北：文海出版社，1978年。
54、 欧阳哲生主编:•《追忆胡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55、 王芝琛：《一代报人王芸生》，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
56、 《民国要人耳影》，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
57、 周乾主编：2涉外史事》，合肥：安徽人民岀版社，1999年。
58、 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商务印书馆，1928年。（上海书店：民国丛书）
59、 胡道静：《上海新闻事业之史的发展》（上海书店：民国丛书）
60、 徐咏平：《陈布雷先生传》，台北：正中书局，1977年。
61、 方汉奇等：《＜大公报〉百年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62、 完颜绍元：《王正廷传》，石家庄：河北人民岀版社，1999年。
63、 梁碧莹：《艰难的外交：晚清中国驻美公使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 年。
64、 拓晓堂：《中国近代外交内幕》，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3年。
65、 李云泉：《朝贡制度史论》，北京：新华出版社，2004年。
66、 李扬帆：《走出晚清》，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67、 熊志勇、苏浩：《中国近现代外交史》，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
68、 岳谦厚：《顾维钧与抗日外交》，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
69、 岳谦厚：《民国外交官人事机制研究》，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年。
70、 岳谦厚：《顾维钧外交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
71、 陈雁：《颜惠庆传》，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
72、 陈雁：《抗日战争时期外交制度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
73、 ［美］亨利•基辛格:•《大外交》，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
74、 ［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
75、 张海鹏、龚云:《中国近代史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5年。
76、 余英时：《史学、史家与时代》，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77、 严耕望：《治史三书》，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6年。
78、 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山东大学出版社，2003年。
79、 ［美］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南京：江苏人民 出版社，2000年。
80、 ［美］柯文：《美国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台北：联经，1991年。
81、 盛邦和主编：《现代化进程中的中国人文学科》（史学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年。
82、 朱政惠：《史之心旅关于时代和史学的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岀版社，1996
年。
83、 朱政惠：《吕振羽和他的历史学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
84、 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 年。
85、 路新生：《中国近三百年疑古思潮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
86、 苏浩主编：《百年中国大事要览》（外交卷），北京：党建读霸出版社，2002
87、 贾春增：《外国社会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10月。
88、 谢立中：《西方社会学名著提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
89、 张耀杰：《历史背后：政学两界的人和事》，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岀版社，2006 年。
90、 石源华：《中国十外交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
91、 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1993年。
92、 王芝琛：《百年沧桑：王芸生与大公报》，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
93、 罗志田主编：《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济南：山东人民出 版社，2001年。
94、 罗志田：《乱世潜流民族主义与民国政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95、 罗志田：《二十世纪的中国思想与学术掠影》，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1 年。
96、 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武汉：湖北人民出版 社，1999年。
97、 罗志田：《近代中国史学十论》，上海：复旦大学岀版社，2003年。
98、 罗志田：《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北京：中华书 局，2003年。
99、 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 年。
100、 郑师渠：《思潮与学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101、 章伯锋庄建平：《抗.战时期中国外交》（抗日战争第四卷），四川大学出版 社，1997年。
102、 张岂之主编：《中国近代史学学术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年。
103、 周雨编：《大公报人忆旧》，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6月。
104、 高克：《外交家与战争——顾维钧外交官生涯片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 年12月。
五、论文类
1、 王桧林：《中共在抗日战争时期的两种趋向：融入世界与转向民族传统》，《抗 日战争研究》，2001年1期。
2、 王桧林：《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国际观念的变化》，《史学月刊》2005年9期。
3、 王桧林：《“抗战无底论”与“不降必胜论”想说什么？》，《学术月刊》2005 年9期。
4、 王桧林：《抗日战争与中国复兴》，《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3期。
5、 杨天石：《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载《一九三0年代的中国》（下）,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6、 杨天石：《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历史研究》2006年5期。
7、 杨天石：《“桐工作”辨析》，《历史研究》2005年2期。
8、 杨天石：《论“恢复卢沟桥事变前原状”与蒋介石“抗战到底”之“底”》，《中 国文化》22期。
9、 杨天石：《抗战期间日华秘密谈判中的“姜豪工作”》，《近代史研究》2007年 1月。
10、 杨天石：《胡适曾提议放弃东三省，承认“满洲国”》，《近代史研究》2004 年6月。
11、 杨天石：《蒋介石与1937年的淞沪南京之战》，《学术探索》2005年3期。
12、 杨天石：《蒋介石日记的现状及其真实性问题》，《中国图书评论》2008年1 期。
13、 杨天石：《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略》，《近代史研究》2001年2期。
14、 陶文钊：《影响战时中国外交的若干因素》，《近代史研究》，1995年4期。
15、 杨奎松：《毛泽东苏联观变化原因剖析》，杨奎松个人网站。
16、 杨奎松：《九一八事变后中间派知识分子救亡主张的异同与变化》，杨奎松个 人网站。
17、 杨奎松：《蒋介石抗日态度之研究——以抗战前期中日秘密谈判交涉为例》， 《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4期。
18、 金光耀：《顾维钧与中国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 中国外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19、 金光耀：《国民政府与联合国的创建》，《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6期。
20、 王建朗：《欧洲政局变动与国民政府的因应一试析二战爆发前后的中国外 交》，《历史研究》2004年1期。
21、 王建朗：《抗战与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变迁及角色转变》，《史学月刊》
2005年9期。
22、 王建朗：《北京政府修约运动简论》，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上 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23、 王建朗：《尘封下的真相：解读蒋介石亲自修改的一组对日议和文件》，《抗 日战争研究》，2004年2期。
24、 王建朗：《日本与国民政府的“革命外交”：对关税自主的交涉考察》，《历史 研究》2002年4期。
25、 王建朗：《抗日战争时期中外关系史研究述评》，《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3 期。
26、 王建朗：《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史考察》，《历史研究》1997年5期。
27、 王建朗：《卢沟桥事变后国民政府的战和抉择》，《近代史研究》1998年5期。
28、 汤中：《论文化外交》，《外交评论》，1933年8期。
29、 李云汉：《“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中正先生的对日政策》，载《抗战胜利四十 周年论文集》（上），台北：黎明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86年。
30、 吴颂皋：《十年来的中国外交》，载《十年来的中国》，商务印书馆1937年。
31、 张力：《顾维钧与20世纪30年代中国和国联的技术合作》，载金光耀主编: 《顾维钧与中国外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32、 王宠惠：《五十年来的外交》，载《五十年来的中国》，秦孝仪主编：中华民 国史料丛编，正中书局等，1945年。
33、 陈廷湘：《论抗战时期的民族主义思想》，《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3期。
34、 陈廷湘：《1928-1937年＜大公报〉等报刊对中苏关系认识的演变》，《近代史 研究》2006年3期。
35、 唐德刚：《编撰v顾维钧回忆录＞及民国外交史杂记》，载金光耀主编：《顾维 钧与中国外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36、 李恩涵：《伍朝枢的外交事业》，载《近代中国历史人物论文集》，台北：中 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
37、 ［日］土田哲夫：《抗战初期中国的对美“国民外交工作”》，载《一九三0年 代的中国》（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38、 王纲领：《抗战前期美国外交官对华政策的分歧》，载《一九三0年代的中 国》（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39、 陈之迈：《关于胡适之先生的一种第一手资料》，载欧阳哲生选编：《追忆胡 适》，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40、 傅安明：《略谈胡适使美的成就》，载欧阳哲生选编：《追忆胡适》，北京：社 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41、 胡明：《胡适驻美大使任上的工作实绩及其评价》，《齐鲁学刊》1996年5期。
42、 胡明：《抗战前夕胡适反日思想探微》，《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3期。
43、 高全来：《胡适在抗战时期的外交思想及其活动》，《人文杂志》1996年3期。
44、 万华、张国华：《学者大使胡适》，《21世纪L 1997年5期。史义根：《胡适 使美评价研究综述》，《盐城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3期。
45、 蔡乐苏、金富军：《蒋廷嵌外交思想探析》，《清华大学学报》，2005年1期。
46、 蒋廷纖：《现今史家的制度改革观》，《清华大学学报L 1925年2期。
47、 王宪明：《蒋廷献著＜中国近代史〉学术影响源探析》，《河北学刊》，2004年 4期。
48、 沈渭滨：《蒋廷蔽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复旦学报》，1999年4期。
49、 欧阳军喜：《蒋廷槪与中国近代史研究》，《复旦学报》，2001年2期。
50、 刘耀：《蒋廷鮫的文化史观与中国近代史》，《人文杂志》，1983年6期。
51、 廖敏淑：《顾维钧与巴黎和会中国代表团》，载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 外交》，上海古籍岀版社，2001年。
52、 张静：《国民外交与学术研究：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的基本活动及工作中心 的转移(1925-1933)》，载《一九三0年代的中国》(上、下)，北京：社会科 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53、 章清：《“学术社会”的建构与知识分子的“权势网络”》，《历史研究》2002 年4期。
54、 章清：《“学人外交”：从幕后到前台——以胡适为考察中心》，•载金光耀主编： 《顾维钧与中国外交》，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55、 李朝津：《顾维钧与旧金山会议》，载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上 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56、 ［日］西村成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载金光耀主编：《顾维钧与中国外交》,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57、 石源华：《论留美归国学人与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复旦学报》2007年4 月。
58、 石源华：《开罗会议后国民政府结束战争的准备》，《军事历史研究》2005年 4期。
59、 李建军：《蒋廷嵌的外交史观》，《安徽史学》，2000年3期。
60、 孙修福：《蒋廷嵌致王宠惠孔祥熙电》，《民国档案》，1990年4期。
61、 李义彬：《三十年代的蒋廷蔽与蒋介石》，《百年潮K 1999年2期。
62、 任骏：《蒋廷槪与七七事变前后的中苏关系》，《近代史研究K 1990年4期。
63、 任骏、孙必有：《蒋廷欷关于苏联概况、外交政策及中苏关系问题致外交部
报告》，《民国档案》，1989年1期。
64、 任骏：《驻苏大使蒋廷厳与苏联外交官员会谈纪录》，《民国档案》，1989年4 期。
65、 ［美］査尔斯・R•里利、张新：《蒋廷験局内的局外人》，《档案与史学》，1999 年3期。
66、 王芝琛：《张季鸾三上庐山》，《纵横》，2004年1期。
67、 王润泽：《揭密张季鸾的秘使身份》，《国际新闻界》，2006年4期。
68、 卫金桂：《张季鸾与抗战时期的中日和谈》，《民国春秋》，1997年5期。
69、 吕文浩：《书生报国唯秃笔——＜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国际人才交流》， 1997年5期。
70、 董锦瑞：《抗战时期王芸生与蒋介石的四次摩擦》，《党史文汇》，2005年6 月。
71、 郑连根：《王芸生，中日关系研究第一人》，《同舟共济》，2006年8月。
72、 贺伟：《王芸生在庐山给蒋介石讲课》，《新闻爱好者》，2007年3期。
73、 任骏：《抗战前蒋廷蔽的内政外交主张简述》，《民国档案》，2004年4期。
74、 尤小立：《从著作和回忆录看蒋廷槪的思想和行为取向》，《江苏社会科学》， 2004年3期。
75、 张玉龙、杨越：《蒋廷嵌的外交理念略论》，《吉首大学学报》，2007年5期。
76、 张玉龙：《蒋廷嵌国联观略论》，《历史教学问题》，2007年6月。
77、 沙健孙：《全国解放战争时期的中间路线》，载王淇主编：《世纪风云——历 史选择了人民共和国》，北京：中共党史岀版社，1990年。
78、 王沛：《资产阶级让位给人民共和国是历史的必然》，载王淇主编：《世纪风 云——历史选择了人民共和国》，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
79、 韩泰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间派别的产生及其基本主张》，载王淇主编： 《世纪风云——历史选择了人民共和国》，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
80、 金冲及：《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党的文献》，2005年5 期。
81、 张太厚：《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独立评论〉对中共的态度》，《历史研究》， 2002年4期。
82、 朱高正：《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对立与互动》，《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6 期。
83、 罗志田：《西方的分裂：国际风云与五四前后中国思想的演变》，《中国社会、 科学》，1999年3期。
84、 桑兵：《陈炯明事变前后的胡适与孙中山》，《近代史研究》，2001年3期。
85、 陆剑杰：《中国的自由主义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之关系的历史、现状与未来》, 《哲学研究》，1999年11月。
86、 罗志田：《学术与社会的互动有感》，《读书》2001年6期。
87、 罗志田：《史无定向：思想史的社会视角稗说——近代中国史学十论自序》, 《开放时代》八2003年1期。
88、 金光耀：《顾维钧与中国参与联合国创建》，《民国春秋》，2000年4期。
89、 金光耀：《顾维钧与华盛顿会议》，《历史研究》，1997年5期。
90、 金光耀：《九一八事变期间的顾维钧》，《民国春秋K 1999年5期。
91、 金光耀：《顾维钧在民国外交界的崛起》，《探索与争鸣》，1997年3期。
92、 岳谦厚：《十字路口的顾维钧一对两难境遇中的自由主义者的考察》，《史 学月刊》，2002年1期。
93、 岳谦厚：《顾维钧废约外交考察》，《社会科学辑刊》，2000年4期。
94、 资中筠：《才自清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重读＜顾维钧回忆录＞有感》, 《百年潮》，2000年10期。
95、 邓野：《从＜顾维钧回忆录〉看顾氏其人》，《近代史研究》，1996年6期。
96、 朱兆华：《抗日战争与中华民族精神的现代化》，《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4 期。
97、 朱政惠：《关于史学研究和海外中国学研究的若干问题》，《探索与争鸣》，2007 年1期。
98、 李洪岩：《近代接受史学理论试说》，《学术研究》，1997年1期。
99、 王东：《中国当代史学的困境与误区》，《河北学刊》，1996年1期。
100、 李磊明：《从接受角度看史学著作的编纂》，《历史教学问题》，1991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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