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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理论与现实关怀 ——约翰•加迪斯史学思想研究
发布时间：2022-12-22 14:32
目录
导言 1
一、“多面”学者及其研究价值 2
二、研究方法与文献介绍 7
第一章 初露锋芒的历史学家 11
第一节 “冷战”的起源与起源的“热战” 11
第二节 从“旧”到“新”的现实主义理论 13
第三节 再探冷战起源 25
第二章 出入“经”“史” 33
第一节 摇摆于“现实”与“观念”间的美苏关系 33
第二节 “分割的”历史与“聚合的”战略 43
第三节 冷战结束前夜的“关切” 55
第三章 “冷战新史”与“美利坚之道” 69
第一节 重述冷战 69
第二节 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美利坚之道” 87
第四章 何种“客观性”与哪般“合法性” 105
第一节 “文质两难”下的“客观性” 105
第二节 历史学何以能够“文质彬彬” 114
结语 135
附录 137
参考文献 141
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发表成果 171
后记 173
导言
美国学者约翰•加迪斯是当代享誉全球的冷战史与美国外交史专家。这他于 1941年4月2日出生在美国得克萨斯州科图拉市，本科、硕士以及博士教育均在得 克萨斯大学完成， 1968年获得博士学位。 1968-1969年，他担任助理教授任教于 印第安纳大学东南分校；1969年调转至俄亥俄大学， 1983-1997年任该校“历史学 杰出教授(distinguished professorof history) ； 1997年入耶鲁大学，任“罗伯特•拉 韦特历史学讲座教授” (Robert Lovett Professor ofHistory )至今。同时，他还曾 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赫尔辛基大学以及牛津大学等众多欧美知名学府的访问学 者。
作为一名学者，约翰•加迪斯所取得的成就足以羡煞众多同行。他于 1976-1978年和1984-1986年任“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学会”( American Society for the 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理事会成员；1983-1986年任“美国历史 学会”(the 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提名委员会成员；先后于1991年和 1992年任“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协会” (SocietyforHistoriansofAmericanForeign Relations)的副主席和主席；1985-1990年为"美国艺术与科学研究院”(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下属“国际安全研究委员会”(Committee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tudies)成员，并于 1995年被选为院士。
加迪斯的学术研究跨越多个领域。我们不仅能在《美国历史评论》(〃£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和《外交史》(Diplomatic History)等著名历史学刊
物上读到他发表的大量颇有见地的文章，也能在《外交》(FoYeignAffaiYs )以
及《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Security)等很多知名的国际关系学杂志上一睹其
高论。同时，他也不是一位只知埋首于“故纸堆”中的学者，而是一位敏锐的观
察家，在《华盛顿邮报》 (TheWashingtonPost) 、 《纽约时报》 (New York Times )
等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报刊上也总是能看到他精彩的时事评论。加迪斯有关冷
战起源、美国遏制战略以及乔治•凯南等诸多领域和历史人物的多项成果都被奉
为当代经典，这使得他曾荣获“班克罗夫特奖”(BancroftPrize)、“斯图尔特.L•伯
纳斯” (Stuart L. Bernath Prize)、 “美国国家人文奖章” ( National Humanities
Medal)、“美国历史图书奖”(AmericanHistoryBookPrize)以及“普利策奖”
(PulitzerPrize)等诸多极有分量的奖项，并被视为冷战史研究“后修正派”和 “新冷战史研究”的重要代表学者。
一、“多面”学者及其研究价值
(一)“多面的约翰•加迪斯”
几乎所有涉及冷战史、美国外交史、国际关系理论以及这三个领域学术发展 史的文献都会提及或引用约翰•加迪斯的著作和观点。[1只要翻阅一下如下几本颇有代表性的美国外交史学史、战略史导论以及国际关系学教材后 面的参考文献和索引便不难发现这一点：Jerald A.Combs, 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 : Two Centuries of Changing Interpretations,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3;Jean-Christophe Agnew and Roy Rosenzweig, A Companion to Post-1945 America,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2002;Colin S. Gray, War, Peace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 An Introduction to Strategic History, NewYork: Routledge,2007;Andrew J. Williams, Amelia Hadfield and J. Simon Rofe, International 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Routledge,2012; Richard H.Immerman,PetraGoedde,eds.,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Cold W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国内外学者对他的治史 方法、思想脉络以及对现实国际关系问题的看法都进行了颇有启发性的研究。不 过，这些成果绝大多数是书评或单篇文章，所利用的原始文献也往往有限，只能 对约翰•加迪斯在某一时段的思想特征或对某一问题的观点展开探讨。因此，众 多学者笔下的加迪斯是一个有着“多重肖像”的人物。下面仅介绍几种具有代表 性的观点。
一般来说，加迪斯被视为冷战史研究“后修正派”的代表人物。[ Anders Stephanson,“The United States”,in David Reynolds,ed.,The Origins ofthe Cold War in
Europ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4,p.36]绝大多数 学者则对他的学术贡献进行了一分为二的评价。托马斯•麦考密克评述了加迪斯 有关开展外交史跨学科研究，并引入新概念和新方法的学术主张，称自己被后者 “开展比较帝国研究(comparative empire studies)和探寻'国际体系稳定缘由' (the sources of international systemic stability )的倡议深深吸引” [ Thomas J.McCormick,“Something Old, Something New: John Lewis Gaddis's ‘New Conceptual Approaches'”,Diplomatic history, Volume 14, Issue 3, July 1990,p.429.],也承认加迪 斯对美国外交史既有解释模式(如“依附理论”)的批评颇有见地，不过也存在 将婴儿与洗澡水一起泼掉之嫌。[ Thomas J.McCormick,“Something Old, Something New: John Lewis Gaddis's ‘New Conceptual Approaches'”,p.427.]
理查德•尼德•勒博认为，加迪斯的“新冷战史研究”强调使用多国档案， 这可以向人们展示了一个较以往研究更广阔的历史情境，但他对朝鲜战争、古巴 导弹危机以及里根总统在苏联解体中所起到的作用的论述仍显得“盖棺过早”。
1梅尔文•莱夫勒给予加迪斯很高的赞誉：“就研究冷战的历史学家而言，无出 其右者” [ Richard Ned Lebow , "We Still Do Not Know ! "Diplomatic History , Vol.22, No . 4, 1998,pp.627-631.] [ Melvyn P. Leffler," The Cold War: What Do 'We Now Know'?",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104, No. 2 (Apr., 1999),p.502.] [ Melvyn P. Leffler," The Cold War: What Do 'We Now Know'?",pp.520,523,502.]。后者阐释了冷战时期的美国建立“帝国”的独特方式，这是他独到 的学术贡献。不过莱夫勒也表示，加迪斯对苏联的过度贬抑不过是冷战后美国国 内胜利心态的一种反应，而未来的冷战史研究将会拒绝任何一种单一的主流叙 事。 3
帕特里克•加里蒂结合加迪斯的五部著作总结认为，后者在学术上受到了
“正统派”和“修正派”的双重影响。尽管他的某些结论稍显绝对，但仍不失为 一位“富有思想且知识渊博”，“践行了学者天职”并且“为人们提供了具有启 发和指导性的广博而又严谨的历史解释”学术领路者。[ Patrick J.Garrity,“The Long Twilight Struggle”, Claremont Review of Books, Vol.6 No.3,2006,pp.26,29.]
与此同时，对加迪斯提出尖锐批评的学者也不乏其人。迈克尔•霍根认为加 迪斯把美国冷战史研究“修正派”视为“新正统派”加以批判的做法有失妥当， 因为“修正派”在外交史家群体中从未占据主导地位。加迪斯虽然声称要拓展美 国外交史研究的国际视野，但他所真正感兴趣的其实就是美国精英和苏联敌对者 的观念。[ Michael J.Hogan ,“State of the Art:An Introduction”,in Michael J.Hogan,ed.,America in the World:The Historiograph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Since 1914,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5,pp.8,6.]
布鲁斯•卡明斯更是指责加迪斯通过玩弄修辞来“污名化”冷战史研究“修 正派”，进而阻断正常的学术争论。他与菲斯和小阿瑟•施莱辛格等人一样，实 际上并未真正去了解他们所批判的“修正派”。[ Bruce Cumings,“'Revising Postrevisionism,'Or,The Poverty of Theory in Diplomatic History”,in Michael J.Hogan,ed.,America in the World:The Historiograph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Since 1914,pp.36,39.]
在约翰L哈珀看来，加迪斯虽然宣称自己对“正统派”和“修正派”的学 术成果都有所借鉴，不过他的“新冷战史”不过是以新材料包装起来的“正统派” 旧观念。[ John L.Harper, The Cold War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pp.87,88.]佩里•安德森的嘲讽最为尖刻：“四十年来，他（指加迪斯一一笔者） 一直不知疲倦地维护着关于美国及其面临的威胁的那些爱国主义真理。”[佩里•安德森：《美国外交政策及其智囊》，李岩译，金城岀版社2017年版，第38页。]
同时，也有研究者注意到约翰•加迪斯学术思想的变化。史蒂文•赫斯特认 为加迪斯早期的作品体现了明显的“新现实主义”研究路径，而在1990年代以将 则明显向美国冷战史研究“正统派”回归。尽管其协调美国冷战史研究“正统派” 和“修正派”的努力并不成功，不过这无损于他重大的学术贡献，即提醒我们注 意地缘政治和国际体系结构对美国外交政策所产生的影响。[ Steven Hurst, Cold War US Foreign Policy:Key Perspectives,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5pp.68-71,84,85.]列奥•里布福则发 现加迪斯的著作中对道德评判的强调有一个由弱到强的发展过程[ Leo P.Ribuffo,“Moral Judgments and the Cold War:Reflections on Reinhold Niebuhr,William ApplemanWilliams,and John Lewis Gaddis”,in Ellen Schercker,ed., Cold War Triumphalism: The Misuse of History after the Fall of Communism,New York:The New Press,2004,pp.52-64.];史蒂文•赫 斯特认为加迪斯曾一度受益于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后又转向对该理论的批评[ Steven Hurst, Cold War US Foreign Policy: Key Perspectives,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67,71.]。
我国学者对约翰•加迪斯也多有关注。戴超武认为加迪斯的“新冷战史”学 术倡议和实践一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诸如打破学科藩篱、发展"国际史(international history)等诸多具有启发意义的重要研究方向和课题，但其实质上是美国保守主 义的思潮在美国外交史学界的反映，是“正统学派”和“宫廷史学”的回归，为 美国能在后冷战时代“再建辉煌的帝国”提供了借鉴。[ 戴超武：《“新冷战史”与冷战后美国外交史学思潮的发展》，《世界经济与政治》， 1998 年第 6 期，第 42-45 页。]曲升研究了加迪斯与美 国外交史“威斯康星学派”(即“修正派”)成员间的论战，认为二者不仅是学 理之争，在更深层次上则是美国政治思想中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与激进主义之 争。[ 曲升：《美国外交史学中的“威斯康星学派”研究》，吉林大学岀版社 2010年版，第 101-114、 227-234 页。]邓峰梳理了美国学术界对冷战起源的争论，认为在苏联的部分档案得以公 布之前，加迪斯便已经表现出偏向“正统派”的倾向;而在苏联解体后，加迪斯 开始大幅度地倒向“正统派”，“其对冷战起源的后修正主义的解释亦十分接近 于正统派的立场了”。[ 邓峰： 《冷战起源研究的国际渊流与发展》， 《社会科学战线》2012年第 12 期，第 92 页。]
任东来认为加迪斯“擅于扬长避短, 大量借鉴国际关系和战略学理论, 并成 功地把它们应用到外交史研究”，这使得“其在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的权威地位很
快得到确立和巩固”。[ 任东来：《美国外交史和国际关系理论的现实主义学派》，《史学月刊》 2005 年第 6 期， 第 21 页。]王立新将加迪斯视为美国外交史研究现实主义学派的代 表，同时也是美国外交史研究国际化的主要推动者之一。以加迪斯为代表的冷战 史研究“后修正派”从国际关系理论和认知心理学等社会科学处汲取了有益养分， 是跨学科研究的典型代表。[ 王立新：《试析全球化背景下美国外交史研究的 国际化与文化转向》，《美国研究》2008 年第1 期，第28-29、33页；王立新：《跨学科方法与冷战史研究》，《史学集刊》2010 年第1 期，第27、28页。]加迪斯的弟子张曙光也持类似的观点，认为他老师 的“冷战史研究中仍有意识地借鉴了西方政治和国际关系理论的分析框架和思辨 逻辑” 对于冷战起源和发展的研究基本体现了现实主义的“权力结 构”决定论”[ 张曙光：《冷战国际史与国际关系理论的链接 ——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体系的路径探 索》，《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 2 期，第 11页。]。刘中伟对《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的长篇书 评认为加迪斯的学术实践体现了“鲜明的现实主义色彩”、“历史、理论的娴熟 贯通”以及“微观史料探究与宏观战略思考的有机连接”等特点。[ 刘中伟:《遏制战略的连贯、流变与衍生——评＜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 ＞》， 《国际政治科学》2006年第 4 期。] 时殷弘与李 枏也持类似的观点。[ 时殷弘：《战略史考察与大战略理论》，《史学月刊》2005 年第 6 期，第 9-10 页；李枏： 《现当代西方大战略理论探究》，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82-193 页。]
陈兼和余伟民认为加迪斯的“新冷战史研究”体现了“全新时空框架的获得”、 “基于多边档案、 资料进行研究的可能”、“真正意义上的国际冷战史研究格 局的形成”以及“意识形态的重新界定与重新认识”等方面的特点。他们着意强 调了“新冷战史研究”对既有的“旧冷战史研究”和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这一 学术实践使得传统的冷战研究中的“美国中心论”受到挑战，然而加迪斯对冷战 做出的论断仍旧透露出将美国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视为历史发展的“最高形式” 的理念，这是其思想中的矛盾之处。[ 陈兼、余伟民：《“冷战史新研究 ” :源起、学术 特征及其批判》，《历史研究》2003 年第
3期，第 7-15 页。]
张小明注意到加迪斯对国际关系理论预见力的质疑，不过前者认为这是国际 关系学的性质所决定的，“属于社会科学的国际关系理论之主要功能是帮助人们 更清楚地描述和解释国际关系实践, 而不是预测未来。我们没有必要因为国际关 系理论家未能预测到冷战的结束而否定其解释力。”[ 张小明：《国际关系理论与冷战史研究》，《史学月刊》2005 年第 6 期，第 19 页。]肖河将加迪斯对国际关系 理论的深刻批判称为“来自历史主义者的批评”，是冷战后国际关系学界所面临 的巨大冲击的一部分。[ 肖河：《冷战结束的理论冲击 ———回顾国际关系理论界有关“冷战缘何结束”的争论》， 《东岳论丛》 2013年第 4期，第81页。]
余申芳、陈晓斌以及郭凯等三人的硕士学位论文硕士论文曾探讨过加迪斯的 战略思想与“新冷战史”观[2余申芳：《约翰•刘易斯•加迪斯的大战略思想》，中国人民大学2005年硕士硕士学位 论文学位论文；陈晓斌：《论约翰•刘易斯•加迪斯的新冷战史学观》，中国人民大学2007 年硕士学位论文；郭凯：《约翰•路易斯•加迪斯的史学思想研究一一从后修正派到冷战史 新研究》，吉林大学 2011 年硕士学位论文。]，不过所使用的文献丰富度仍有待扩充。
(二)选题意义
争论和分歧恰恰是开展进一步研究提供了逻辑和现实起点。对于约翰•加迪 斯学术理念与实践中呈现岀的多样性，我们既不能只是简单地加以描述，更不能 仅仅以空泛的“矛盾”、“变化”一类的词语去进行解释，而是要在尽量充分掌 握相关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深入探究其内在的机制、成因以及启发性价值。原因 如下：
首先，约翰•加迪斯学术思想的“多个面相”恰恰折射出了历史实证研究、 理论探索、现实关怀三者间的张力，这也是当今历史学界聚讼不已的话题。因此， 对这位著名学者的学术实践进行剖析将有利于我们加深对上述问题的理解。
其次，学术的进步永远离不开对自身发展历程的总结与反思。如今，“国际 冷战史研究”的已然成为一门显学，而加迪斯正是这一研究范式的重要发起者和 倡导者。“研究任何历史问题都不能不研究其次级的(second-order )历史”， 也即“对该问题进行历史思想的历史”。 [ 柯林武德：《柯林武德自传》，陈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24页。]回顾并分析“弄潮者”的具体实践与 思想历程有助于增强我们对当代美国当代美国智识生活的认识，反思已有的研究 观念，并制定新的研究规划。因为我们将发现甚至对历史学提出质疑的声音都有 可能起到“无心插柳”的作用。
最后，约翰•加迪斯不仅是冷战的研究者，更是冷战与后冷战时代的亲历者。 他的经历和思想既内嵌于冷战之中，又超越于冷战之外。这使得本文成为一种拓 展冷战史研究的尝试，即由以往的较多关注高层政治、政府间关系和国家间关系 向“构建冷战国际关系的其他重要方面, 如非官方沟通、体育教育文化艺术交流、 非政府组织影响、族群社团活动、学术界争论、舆论领袖操控等”[ 张曙光：《拓展冷战研究——兼论中美关系的“多元多层比较”分析》，《世界历史》2007 年第3 期，第61 页。笔者为突出强调，将“学术界争论”一词加粗。]领域的延伸。
二、研究方法与文献介绍
（一）研究方法
在思想史研究领域，素来存在强调“结构”与关注“语境”之争。列奥•施 特劳斯和阿瑟・0•洛夫乔伊是前一种治史者的重要代表。在施特劳斯看来，"一 切的人类思想，而且当然地，一切的哲学思想所关注的都是相同的根本主题或者 说是相同的根本问题，因此，在人类知识就其事实与原则两方面所发生的一切变 化中，都潜藏着某种不变的结构。”[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5 页。]洛夫乔伊提出的“单元一观念”（unit-idea） 概念与之类似，即“任何哲学家或哲学学派的学说，它们在总体上几乎总是一个 复杂的和不同来源的聚合体，并且常常是以哲学家自己并未意识到的各种方式聚 合在一起”[ 洛夫乔伊：《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张传有、高秉江译，商务印书馆 2015 年版，第 5 页。]。所谓的“单元—观念”其实就是各种各样的思维前提和预设假定， 它们使得绝大多数的思想“按照它们的模式而不是按照它们的组成成分来创立或 区分的”[ 洛夫乔伊：《存在巨链：对一个观念的历史的研究》，第 6 页。]。
柯林武德和深受其影响的昆廷•斯金纳则更强调“语境”。柯林武德以对霍 布斯和柏拉图的研究为例指出：学说史记载的“并不是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回答， 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问题，随着问题的变化，对问题的解答也发生了相应的变 化”[ 柯林武德：《柯林武德自传》，第 63 页。]。昆廷•斯金纳服膺于上述观点，他认为要理解文本，便一定要领会其中 潜藏的意图，这便要求我们“必须考察各种直接的语境”[ 帕拉蕾丝-伯克编： 《新史学：自白与对话》 ，彭刚译，北京大学2006年版，第278页。]。
我们可以看到，施特劳斯和洛夫乔伊的研究路径强调思想观念的结构性与延 续性，柯林武德和昆廷•斯金纳则强调后者在具体情境下所呈现的能动性和断裂 性。这两方面内容都是思想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中国学者提出的思想史研究 既应注意“加法”（不断涌现的思想）又应注意“减法”（不断消逝的思想）[ 葛兆光： 《思想史的写法——中国思想史导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5页]， 以及将“分析文化根源、主体特质、理论结构、社会影响、历史作用等一系列环 节、思路和视角,将历史事实提供的证据链条和学术分析应有的逻辑链条紧密地 结合为一体”[ 张分田：《思想体系分析法的构成要件及具体运用——以揭示“民贵君轻”专制本质的学 术路径为例证》，《天津社会科学》 2017年第 1期，第 141页。]的思想体系分析法都是弥合两派分歧的积极努力。在这个意义上，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致力于探究普遍与特殊、统 一与差异间的联系，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积极的方法论启示。
如恩格斯所说，“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 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只有不断地注意生成和消逝之 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普遍的相互作用才能做到。”[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3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541-542页。]思想观念作为 一种“被意识到了的存在”[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525 页。]，也体现着这样的特征：“每一阶段的发展是后一 阶段发展的出发点和条件，以往的一切，都是肯定或者否定的形态、发展或者萎 缩的形式，保存在往后的发展里。”[ 蒋大椿、陈启能主编：《史学理论大辞典》，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0年版，第 41页。]在具体的研究实践层面，“必须充分地占 有材料，分析它们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 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观 念上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像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2009年版，第 21-22页。]
同时，笔者也试图借用“诠释学”的相关方法。“理解不属于主体的行为方 式，而是此在本身的行为方式”[伽达默尔：《诠释学II: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554页。]，“理解其实总是这样一些被误认为是独自存 在的视域的融合过程”[伽达默尔：《诠释学I：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33页。]。这样一种阐释的学术实践过程将研究的主客体连接起 来，实现了“历史与现实”、“思辨与实证”间的统一。如爱德华•卡尔所说： “历史是历史学家与历史事实之间连续不断的、互为作用的过程，就是现在与过 去之间永无休止的对话。”[ 卡尔： 《历史是什么？》，陈恒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 115 页。]
（二）文献介绍
本文所使用的文献主要包括如下如三种：第一种是约翰•加迪斯本人已经发 表、出版和参与编辑的论文、书评、序言、时评、著作以及论文集；加迪斯本人 的演讲以及所接受的访谈；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所藏的加迪斯的信件以及他对其 他人所进行的访谈。
第二种是对加迪斯产生过影响的学术成果以及他人评述加迪斯的文献。这主 要包括加迪斯所引述过的文献，其他学者为加迪斯作品所撰写的书评、研究后者 思想的著作以及与他进行论战的相关文献。
第三种是代表某一具体时代的思想特征，倡导某种学术观念的学术文献以及 主张、实施某种战略、政策的政府文献，这些材料有助于我们理解思想所得以发 生和发展的具体情境。约翰•加迪斯的史学思想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在这个 意义上，它是上述三者相互“滋养”的产物。
第一章 初露锋芒的历史学家
历史似乎总是不太乐于展现自己温情脉脉的一面，人类在20 世纪上半叶经 历过两场惊心动魄的世界大战后，旋即又跌入冷战的漩涡。“第三次世界大战” 为何会爆发？人们至今都可以为之争论得面红耳赤。从20 世纪40 年代末开始， 众多美国历史学家都曾涉足过这一问题。不过，至上世纪 70 年代初，相关研究 愈发陷入瓶颈状态。这也说明“历史学家们需要时不时被震动一下，因为只有在 这样的情形下，他们才会重新检验他们的某些假设”[ 多曼斯卡：《邂逅：后现代主义之后的历史哲学》，彭刚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第 263 页。]。
第一节“冷战”的起源与起源的“热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直至苏联解体之前，“美国和苏联 50年的国与国关系， 是国际事务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因素”[ 克罗卡特：《50年战争》，王振西主译，新华出版社2003 年版，第 3 页。]。人们习惯将这一段历史称为“冷战”， 甚至有西方学者将其称为“第三次世界大战”。[ 白建才：《论冷战的起源》，《陕西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 年第 4期，第
35 页。]如法国年鉴学派的大师马克•布 洛克所说： “在史学思想的发展中，起源问题受到特别的关照。 ”[ 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第 2版），黄艳红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 年版， 第 49 页。]在所有“起 源问题”中，有关战争起源的探讨又往往最能勾起学者们的兴趣，进而造就了无 数的学术公案。这不仅仅反映了各学派、学者治学思想的差别，更折射出现实关 怀对学术实践的巨大“诱惑”——有关历史上战争的探讨往往演化为“历史学家 间的战争”。冷战虽“冷”，但对其起源的探讨却着实引发了不同学派间的学术 “热战”。
1947年，曾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工作的乔治•凯南化名“X.”，在著名 的《外交》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苏联行为的根源》的文章。他将苏联领导人 对稳定和巩固统治所怀有的惴惴不安心理视为其在战后的推行大肆扩张政策的 原因，并警告美国必须将苏联看做政治领域的对手而非伙伴。凯南认为苏联的极 权主义制度中包孕着衰败的种子，美国在与它的竞争中若想避免毁灭，则必须保 持自己优秀的传统。[ X.,“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 Foreign Affairs, Vol. 25, No. 4 (Jul., 1947), pp. 569,580,582.]一般认为，《苏联行为的根源》勾勒了战后美国对苏“遏 制”战略的雏形。
1961年，美国外交史家塞缪尔•弗拉格・比米斯在美国历史协会第76届年 会上发表了题为《美国对外政策和自由幸福》的主席致辞，他将苏联视为一种新 型的，正在向西半球扩张的“红色帝国主义”，故而美国人应该团结一心，以果 敢和勇气来确保自己和子孙后代能够永享“自由幸福”。[塞缪尔•弗拉格•比米斯：《美国对外政策和自由幸福》，中国美国史研究会编：《现代 史学的挑战——美国历史协会主席演说集(1961-1988)》，王建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3、17 页。]另一位著名美国史学 家小阿瑟•施莱辛格也持类似的观点。在他看来，苏联的极权主义思维和行为方 式就注定了美苏两国战后不可能继续维持合作关系。[ Arthur Schlesinger Jr.,“0rigins of the Cold War”, Foreign Affairs, Vol. 46, No. 1 (0ct., 1967), p.50.]与凯南、比米斯和小施莱 辛格观点相近的一系列学者通常被归为冷战起源研究的“正统学派”。在他们看 来，苏联即便不为冷战的爆发负全部责任，也要付绝大部分责任。
不过至20世纪60年代，随着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愈发泥足深陷，以及国内民权 运动的蓬勃发展，美国外交史研究中具有明显左翼色彩的“威斯康星学派” (Wisconsin School)日益壮大。[ 曲升的《美国外交史学中的“威斯康星学派”研究》 (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是国 内目前所见对该流派最为详尽的研究成果。]这一流派的学者大多接受了列宁关于资本主义 经济和帝国主义扩张间联系的理论，其最为重要的代表人物威廉•阿普尔曼•威 廉斯以对“门户开放政策”的研究而闻名。他认为有关建立“世俗帝国”(secular empire)的哲学和实践内化于“门户开放”主义信条中，这在20世纪已然成为美 国对外政策的核心特征。至1939年，美国的经济扩张已经席卷全球[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 Cleveland: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1959,pp.45,46.]，而“正是 绝大多数美国领导人利用国家权力维持门户开放政策传统的决定使得冷战浮现 出来”[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p.151.]。
威廉斯的弟子沃尔特•拉弗贝认为二战后斯大林的对外政策是克制的，他对 西方的戒心也不无道理。相反，罗斯福和杜鲁门政府没能解决好自身政策中的矛 盾，这与战后美国迫切需要开放世界市场的心态结合在一起，“埋下了冷战的主 要种子”。[沃尔特•拉弗贝：《美苏冷战史话：1945-1975》，游燮庭、徐复、陶朔玉译，商务印书 馆 1980 年，第 27、 15 页。]乔伊斯•科尔克和加布里埃尔•科尔克伉俪合著的《权力的限度： 世界与美国对外政策，1945-1954》一书也认为，战后美国的主要对外政策目标 是维系和改革资本主义，所谓的“苏联的威胁”不过是执政者维护其合法性而杜 撰出来的。[ Joyce and Gabriel Kolko, The Limits of Power: The World and U. S. Foreign Policy,1945—1954,New York: Harper ＆ Row,1972,pp.11,715.]很明显，“威斯康星学派”将冷战爆发的主要责任归咎于美国。由 于对之前“正统派”的观点进行了巨大的“修正”乃至“反动”，故而“威斯康 星学派”也常常被称为冷战起源研究的“修正派”。
毋庸置疑，对冷战起源的正统解释和修正主义解释都有其合理性，不过正像 当时有的学者观察到的那样，“历史学家对于责任的关切常以缺少震撼力的框架 呈现出来，表面上回避摊派冷战责任的历史学家实际常常褒贬并将责任推诿给冷 战中的具体事件。因此，这种挑错式分析法的潜在适用范围值得考量。”[ Robert Stover,“Responsibility for the Cold War - A Case Study in Historical Responsibility”,History and Theory, Vol. 11, No. 2 (1972), p.178.]也就 是说，涉足这一重要课题的后世学者要想走出前辈们投下的长长的“影子”，就 必须以一种新视角研究视角出发，再次以“智慧之光”照亮尘封的史料。
第二节 从“旧”到“新”的现实主义理论
套用茨威格那本家喻户晓的著作的名字，1914-1918 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是 欧洲“昨日的世界”和“今朝的世界”间的一道分水岭。“昨日的世界”以有关 “理性”、“进步”和“繁荣”的理想装点，“今朝的世界”则让欧洲人目睹了 “疯狂”、“倒退”以及“满目疮痍”。不过，大洋彼岸的美国在此时却提出了 一套处理国际问题的理念，它与近代欧洲外交实践中所体现的“权力政治”观迥 然不同。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1917年4月2日的对德宣战咨文中明确表 示：“世界必须因民主而安全。只有以可信赖的政治自由为基础，世界才可能和 平。”[ “Necessity of War against Germany”,in Albert Bushnell Hart, ed., Selected Addresses and Public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New York: Boni and Liveright, Inc.,1918,p.195.]他在翌年 1月8日的一次演讲中则提出了以“废除秘密外交，签订公开 的和约”、“确保海上航行绝对自由”以及“尽可能取消一切经济壁垒，建立贸 易平等条件”等倡议为主的“十四点原则”。[ 具体参见 “Fourteen Conditions of Peace”,in Albert Bushnell Hart, ed., Selected Addresses and Public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pp.247-249.]同时，当威尔逊在“巴黎和会” 上倡议成立国际联盟时，“公众认为他已经原谅了欧洲大陆过去所犯的罪恶，并 将带领人类走出蛮荒之地”[ 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第 2 版)，余万里、何宗强译，天津人民出版社，第] [218 页。] [ 在本文中，依照中国学术界的通例，“国际关系学”、“国际政治学”与“世界政治学” 是通用概念。参见张光忠主编：《社会科学学科辞典》，中国青年出版社1990年版，第199 页，]。
当时学术界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反思催生了一门新的学科——国际关系学 5。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第一个国际关系学教习之后，其他高校纷纷效 仿。起初，以威尔逊主义为代表的“自由国际主义”观念完全主导了这一年幼的 学科。[ 克努成：《国际关系理论史导论》(第 2 版)，第 218、221 页。]不过，随后的经济危机以及法西斯主义国家的崛起渐渐蚕食了凡尔赛-华 盛顿体系的根基，也使得一些有识之士对“自由国际主义”越发心生怀疑。这其 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就是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卡尔。
卡尔在1939年出版的《20年危机》将“自由国际主义”称为“乌托邦主义”， 认为后者发端于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法”观念，中经18-19世纪自由主义者的 阐发，又被“威尔逊移植到当时几乎还是处女地的国际政治领域”，后者纵然可 以“虚构一个乌托邦式的理想国，但却不能使其成为实实在在的现实” 。 [ 卡尔： 《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 ，秦亚青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4、25-28 页。]他通 过对18-19世纪历史的研究，指出威尔逊等自由主义者心心念念并奉为圭臬的 “普遍自由贸易是一种从未真正存在过的虚构情景”[ 卡尔： 《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 ，第7页。]。在卡尔看来，“国际政 治永远是权力政治”[ 卡尔： 《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 ，第130页。]，如果无视这一点，那将是极为幼稚的。
需要注意的是，虽然后代学者将《20 年危机》视为“系统论述国际关系现 实主义理论的第一本书著”[ 哈斯拉姆：《马基雅维利以来的现实主义国际关系思想》，张振江、卢明华译，中央编 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5页。]，但卡尔的思想远非如此“纯粹”，譬如他为国际 和解所开出的“药方”同样具有理想主义色彩，即“很可能需要富裕群体或富裕 国家大量削减自己的消费”，他自己也承认，这也是一种乌托邦，只不过比同时 代的世界联邦和完美国联一类的愿望更符合实际。[ 卡尔： 《20年危机(1919-1939)：国际关系研究导论》，第 214、 216页。]学者也时而把卡尔视为现实 主义流派和各种“后”流派的鼻祖，时而也将他视为初始的建构主义者。他若尚 在人间，必然“会独自一人坐在圆桌旁同时分析该学科的三种流派”。[温都尔卡•库芭科娃：《20年的净化历程：E.H.卡尔和国际关系学》，载库芭科娃、奥鲁 夫、科维特主编： 《建构世界中的国际关系》 ，肖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 29-30 页。]也就是 说，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说在卡尔那里并未取得“纯粹的”形态。
德国犹太裔学者汉斯•摩根索在卡尔的基础上，将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向 前大大推进了一步，甚至毋宁说是他“缔造”了这一学派。摩根索于1904 年出 生在德国小城科堡，在青少年时期目睹了德国在一战中的败北以及战后魏玛政府 的成立以及被纳粹势力颠覆。“魏玛时代给他的教训是，政治权力何其重要，而 且权力与奔涌不息的暴力和非理性思想暗流在政治中相互激荡。”[ 汤普森：《国际思想大师： 20世纪主要理论家与世界危机》 ，耿协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第 91 页。]
摩根索在1930年代末为躲避纳粹迫害而移居美国，他为“政治现实主义”学 说界定的“六项原则”也几乎成了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者们的“座右铭”，即 政治受人性客观法则的支配；以权力界定利益；决定政治行为的利益依制定外交 政策时的政治和文化环境而定；承认道德的作用，但反对将抽象的普遍道德原则 适用于国家行为；拒绝将特定国家的道德愿望等同于普世道德准则；坚持现实主 义与其他学派，尤其是“法理主义-道德主义学派”的差异。 [ 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徐昕、郝望、李保平译，北京大学出版社出 版社2006年版，第 28-41 页。]在他看来，国际政 治与国内政治都以追求权力为其直接目标，只不过在国内政治中，可以使用的手 段受到更加的严格限制。 [ 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 55 页。]
摩根索曾任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和现代史教授。与卡尔相同，历史学在他的学 说中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这体现在如下两个方面：首先，从认识论角度来讲， 他非常反对自由主义者将“政治”和“历史”分离的思想倾向，因为这些学者“从 来没能从历史中学到东西。他们为理解政治现实提出理性设计方案，就此而言， 历史的重要性仅仅在于证实或偏离了这种方案”[ Hans J. Morgenthau,Scientific Man Versus Power Politics,Latimer House Ltd.,1947,pp.38-39.]。任何忽视历史的偶发事件与 具体的历史环境的理论“注定具有与其进步主义的先驱（指两战期间的理想主义 者——笔者注）同样的命运。”[汉斯•摩根索：《理论的理性与政治功能》，代元主编：《国际关系理论批判》，秦治来 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5 页。]只有“求助于历史先例而不是抽象原则”，关 注“人的真实本性和实际发生的历史进程”才配得上“现实主义的称号”，[ 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27、 28 页。]“毫 无疑问，历史知识尤其是外交史构成了国际关系研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Hans J. Morgenthau,“Education and World Politics”, Daedalus, Vol. 88, No. 1,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Science （Winter, 1959）,p.123.]。
其次，从方法论来看，摩根索最擅长以具体的历史案例来反击论敌。对于自 由主义者强调自由贸易能够消弭战争的观点，他指出：这种想法在 19 世纪确有 道理，不过那是因为当时的国内资本主义仍能满足民众的最低要求，发达国家与 落后国家间的分工也使得当时的世界能够容纳扩张，而这种状况在 20 世纪早已 发生了变化[ Hans J. Morgenthau,Scientific Man Versus Power Politics,p.77.]；对于国际主义者强调美德的主张，他援引张伯伦和罗伯斯庇尔为 例，尽管张伯伦在美德方面胜过许多英国首相，不过“他的政策使第二次世界大 战不可避免，并给千百万人民带来无穷的苦难”；虽然罗伯斯庇尔是“有史以来 最善良的人之一。然而，正是那种善良的乌托邦激进主义促使他屠杀了那些不如 他善良的人，并把他自己送上了断头台，葬送了他所领导的革命。”[ 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30页。]
现实主义理论在摩根索那里“已发育为国际政治学大树的粗壮之茎” [ 王逸舟：《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第2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版，第 102 页。]。他 的学术的影响力之大以至于有学者将其称为是整个国际关系学的奠基人。 [斯坦利•霍夫曼：《美国社会科学：国际关系学》，代元主编：《国际关系理论批判》， 第 233 页。]但在 不久之后，凭借“欧洲历史的丰富知识”，“阅读并吸收欧洲哲学家、历史学家 和政治学家的经典著作，强调从国际政治的历史中吸取教训”[ 汤普森：《国际关系中的思想流派》，梅仁、王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年版，第20 页。]的学术理念便受 到了挑战。一些学者们感觉到“如果我们单单向历史索取一个答案，我们将要么 被弄成纯理性主义（“它是一种充满了大吵大闹的论述”），要么陷入消极的沉 思，要么接受原始的马基雅维利主义”[斯坦利•霍夫曼：《当代国际关系理论》，林伟成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岀版社1990年版,
第 48 页。]。
同时，美国人普遍信奉的实用理性使他们坚信“运用科学方法，即假定价值 中立，把经验主义研究与建立前提并加以验证的做法相结合，并且求助于会引起 带来进步的实际应用性科学”就能解决所有问题。[斯坦利•霍夫曼：《美国社会科学：国际关系学》，第235页。]同时，这种做法也是强化着 美国人身份认同的题中应有之意，因为摩根索式的现实主义理论虽然很有说服 力，但在大学校园中却“经常是用略带德国口音的语言加以阐述的”[汉迪•布尔：《1919-1969年的国际政治理论》，代元主编：《国际关系理论批判》，第
207 页。]。
美国国际关系学者越来越倾向从自然科学以及仿效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理 论那里吸取灵感，希望将国际关系学改造为一门能够发现“普遍规律”而非只是 关注“特定史实”，可以“预测未来”而非只是“诠释过去”的“硬科学”[ “硬科学”与“软科学”最初是借用电子计算机中的“硬件”“软件”来命名的。”自然 科学一般被是硬科学似乎没有什么异议，可社会科学往往被认为是软科学，这在西方颇为流 行。参见于根元主编：现代汉语新词语词典，中国青年岀版社1994年版，第1091-1092页。]。 模型、矩阵、量化，甚至使用数学公式和计算机进行数据分析的研究方法开始频 频出现在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的研究中。例如，卡普兰在他1957年出版的著作中 就号召：“政治学家有责任与数学家一道工作，建立一个适合政治学科中特殊问 题的策略矩阵。”[ 卡普兰：《国际政治的系统和过程》，薄智跃译，上海人民岀版社2007年版，第302页。]戴维•辛格及其同事创立的“战争相关性项目”则试图用计 算机来处理收集到的数据，进而探究战争爆发的原因乃至预测之。[ 戴维•辛格的主张可参见 J. David Singer,“The‘Correlates of War'Project: Interim Report and
Rationale”, World Politics, Vol. 24, No. 2 (Jan., 1972), pp. 243-270.]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
阎学通、陈寒溪等译，世界知识岀版社2002年版，第41页。]这些学者认 为他们这样做可以验证要素之间是否存在数量联系，籍此可以确定要素之间的关 系是否只是巧合；多变量的分析可以帮助弄清楚哪项要素在预测未来时更为可 靠，而依靠历史学进行研究的传统学者对此无动于衷，这种态度是很不负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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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体系论”(the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systems)、“博弈论”(theory of games) 、 “讨价还价理论” (theoryofbargainin) 、 “政治联盟研究” (studyof political coalition) > “外交政策制定模型” (the models of foreign policy-making) 以及“军备与致命争端数学运算研究”( mathematical studies of arms races and deadly quarrels)等等令人眼花缭乱的术语均体现了追求将国际关系学界“硬科 学化” 的努力。[ Hedley Bull,“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Case for a Classical Approach”,World Politics, Vol. 18, No. 3 (Apr., 1966), pp.362.]虽然“他们的目标是实现现实主义的科学地位的主张而不是推 翻它”[ 布朗：《理解国际关系》(第 3 版)，吴志成、刘丰、刘佳译，中央编译局 2009 年版， 第 39 页。]，不过这些学者使用“严格、系统、科学的概念和推理来取代摩根索和 传统现实主义者所代表的‘智慧书'和对历史‘逸闻趣事'式的使用”[ 布朗：《理解国际关系》(第 3 版)，第 38 页。]。美国 一些大学国际关系专业的“课程表取消了历史训练，选拔人才时低估了历史技巧 的价值”[汉迪•布尔：《1919-1969年的国际政治理论》，第198页。]。上述种种现象说明这门新兴学科已经逐渐走向成熟，更折射了二战 后美国政治学发展的一种趋势，即“那种使‘政治科学'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的'学科的渴望与日俱增”[特伦斯•鲍尔：《众声喧哗：美国的政治思想史》，卡斯蒂廖内、蒙克编：《民族语境下 的政治思想史》 ，周保巍译，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 111 页。]
在某种意义上，美国国际政治学家肯尼思•华尔兹的学说“科学”色彩最为 浓厚,产生的影响也最为广泛和深远。华尔兹于1924年 6月8日出生在密歇根州 安娜堡市， 1954 年在哥仑比亚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是一名地地道道的美 国人。在 1950年代中叶，华尔兹便强调“国际关系研究中总体理论的重要性以 及政治哲学在创建这种理论中所起到的作用” [ Kenneth N. Waltz,“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William T. R. Fox,ed., Theoretical Aspect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diana:Notre Dame,1959,p.52.]。他同时对建立一门独立的“国 际关系学”表现出了热切的愿望。在他看来，虽然以往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地 理学家以及心理学家积累下的具体的研究资料很有价值，但若“缺乏对材料进行 系统地整理，国际关系研究仍处在等而下之的地位”，就像“许多珍珠和有孔的 玻璃珠子一样，散落各处 只有它们被镶嵌起来或串成一串，其价值
才能体现出来” [ Kenneth N. Waltz,“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p.66.]。
华尔兹出版于1959年的《人、国家与战争》梳理了以往人们解释战争起源 所采用的三种“意象” [ 根据他后来的解释，“意象”指人们观察理解世界的某种既定方式。参见华尔兹：《人、 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信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年，“2001 年版序 言”，第 IX 页。]。根据第一种意象，战争是人性邪恶或人类错误行为的 后果；按照第二种意象，国家内在的弊端引发战争；依照第三种意向，“国家之 间并不存在具有强制约束力的法律体系，又由于每个国家都是在自身理智和欲望 的支配下来评判各自的不幸与雄心，从而导致冲突（有时则会导致战争）势所难 免”，也就是说，国际无政府状态是引发战争的根本原因。 [ 华尔兹：《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第30、 66、 125页。]前两种“意象”虽 然描述了世界政治中的各种力量，但如果不参照第三种“意象”，人们就“不可 能评估这些力量的重要性，或是预测它们将导致的结果。” [ 华尔兹： 《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 ，第188页。]华尔兹继承了传统 现实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如他也认为“基于对国家利益的狭隘计算而发动的战 争，其所造成的破坏要逊于那些由据称无私的理想主义所激发的战争” [ 华尔兹：《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第87页。]。不过 其对传统现实主义理论的批评也显而易见，在他看来，第三种意象提供了一种“可 以避免某些现实主义者如下倾向的方法，即将世界政治中必要的非道德甚至不道 德现象归咎于人固有的恶性” [ 华尔兹： 《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 ，第187页。]。
《人、国家与战争》总体说来仍是一部思想史著作，不过它已然流露岀对历 史学所习惯的经验式研究（这同时也是传统现实主义的重要特征）的嫌恶。在华 尔兹看来，历史学式的“经验性研究方法尽管必要，但是并不充分。如果脱离相 应的分析，不同事件之间的相互联系就毫无意义可言，或者至少不能被认为说明 了任何东西” [ 华尔兹：《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第11页。]，而“以地理和历史的偶发事件为基础来创建一种国际关系理论 是危险的” [ 华尔兹：《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第82页。]。
华尔兹岀版于1979年的《国际政治理论》是对自己此前的观点的总结与升华。 他在开篇用了整整一章的内容叙述自己对“理论”的理解。首先，理论是“头脑 中形成的一幅关于某一有限领域或范围内的行动的图景”，以此来“描述某一领 域的组织形式及其各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其次，理论及其模式独立于现实世 界，其建立前提便是必须把现实中彼此联系的事物分离开来，将某一领域隔离岀 来进行研究，这需要经由“分离”、“提取”、“归并”和“理想化”来实现。 高度简化和精致的理论最有用解释力和预测力，否则只能沦为对具体事实的描 述。理论的创造和构建要靠某一时刻的“智慧的灵光闪现”，而非仅通过对以往 历史经验进行归纳；最后，理论解释“规律”，即“那些重复出现的联系”。理 论推论的到假设一经确认便成为规律。华尔兹在此借用了近代物理学有关“力” 和 “质点”的概念来强调理论的抽象性和与具体事实相分离的特性，在他看来， “理论的力量不仅在于能够把大量此前毫不相关的经验性概括和规律纳入一个 解释体系之中，并且还在于这一理论所产生或提出的假设的数量与范围，而这些 假设反过来又导致得出新的经验性规律”。[ 参见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年版，第一章，特别参 见第2、 6-11 页以及第 73页。]
华尔兹对建立独立的国际关系理论的热忱愿望这时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首先必须将国际政治构想为一个具有边界的领域或区域；其次，要发现其 内部类似规律性的现象；再次，必须发展出一种能够对这些规律性现象做出解释 的方法”。[ 华尔兹： 《人、国家与战争：一种理论分析》 ，第123页。]他继而述及“还原论”(Reductionism)和“系统论”(Systemic Theories) 两种理论。还原论以部分解释整体，这在国际关系学界主要表现为从个人和国家 层次来解释国际现象，它并不能提供充分和准确的解释与预测，“因为国家内部 情况的差异与其外交行为的多样性并不是严格对应的，因此我们还必须考虑国家 所面临的外部条件” [ 华尔兹： 《国际政治理论》，第27页。]。他重点批评了霍布森和列宁等人分析资本主义经济与西 方国家外交行为间关系的帝国主义理论，认为他们虽揭示了战争的特定原因，但 却不足以解释为何历史上存在巨大差异的诸多国家都曾卷入战争。“如果行为结 果既取决于行为者的特性，也取决于其所处的环境，那么就不能仅仅凭借行为者 的特性来预测结果” [ 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64页。]。
还原论的失败意味着国际政治研究更需要系统论式分析方法，后者有助于我 们“追循不同国际系统可能的发展进程”和“表明系统的结构是如何影响互动单 元的，以及后者又是如何影响结构的”。[ 华尔兹： 《国际政治理论》，第42 页。]一个系统包括结构和互动的单元，而 前者使系统成其为一个整体。[ 华尔兹： 《国际政治理论》，第82 页。]建构国际政治理论需要严格区分国际关系中的结 构和单元。首先，定义国际结构要依据国际系统内部的排序原则。毫无疑问，“国 际无政府状态”就是这种原则，它与一国内部的“等级制状态”形成鲜明的对比
1；其次，定义国际结构要依据互动单元间的能力分布。对主权国家，尤其是对
大国的关注由此成为建立国际政治普遍理论的关键。[ 华尔兹将“国际政治结构”和“国内政治结构”严格对应为“无政府状态”和“等级制” 也是为了实现简化，从而建立他所追求的理论。对此的说明参见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 第 121-123 页。] [ 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106、 76页。]同时，为了实现理论的简 约性，必须抽象掉国家的一切特殊性(传统、习俗、目标、愿望以及政府类型) 和具体联系而得岀一种总体性描述。[ 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105页。]在华尔兹的理论中，所有的国家都成了均 质且封闭的“弹子球”，这实际也在形式上斩断了国际关系理论与具体的经验性 历史知识之间的联系。
华尔兹的理论由于对所谓“结构”的突岀强调也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 《人、国家与战争》中的前两种意象在《国际政治理论》即便不是被抛弃，也是 被大大忽略了，以至于有的学者将“结构现实主义”比喻为这样一个函数——
“B=f(S)”，其中B表示国家行为，S表示体系结构。[ 秦亚青：《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及其批判》，《国际政治科学》 2005年第2期，第153 页，页下注释②。]它与以摩根索理论为代表 的传统现实主义只要有以下区别：首先，从方法论来讲，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灵 感更多来自微观经济学理论和科学哲学[ 以市场比喻国际结构的例子在《国际政治理论》比比皆是。华尔兹也曾在一次午餐交谈 中透露科学哲学对他的巨大影响，参见汤普森：《国际关系中的思想流派》，第139页。]，而非历史学。传统(古典)现实主义 主要依靠对历史知识进行归纳来实现，而结构现实主义更青睐演绎法[ 沃尔兹：《现实主义思想与新现实主义理论》(1990)，《现实主义与国际政治》，张睿 壮、刘丰译，北京：北京大学岀版社， 2012年，第75页。“沃尔兹”系“华尔兹”的另一 种音译，他的诸多论文被以章的形式辑录成《现实主义与国际政治》一书，不过为体现作者 的思想历程，故而在此单独列岀，并标注原文发表时间。]；其次， 结构现实主义对一些国际关系重要现象的阐释也与传统现实主义有较大差异。例 如，后者强调国家对权力的追求与渴望，而结构现实主义则认为国家在无政府状 态下以安全为最高目标，权力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华尔兹： 《国际政治理论》，第134页。笔者为提醒读者注意，故意将“安全”二字涂黑。]
“均势” (balance of power)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非常关注的一个概 念，指“体系中的大国或国家集团间的权力分布呈现岀一种大致平衡，这种平衡 足以能够有效地阻止其中一个特别强大且意欲要统治或支配国际体系的国家或 国家集团实现其称霸野心”[ 陈岳、田野主编：《国际关系学科地图》，北京大学岀版社2016年版，第179页。]。古典现实主义强调国家意愿在形成“均势”中的 作用，即“均势政策是睿智和审慎的政治领袖所自愿追随的东西”[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 第 48 页。]。然而结构 现实主义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自助单元为谋求生存会自动形成“均势”。[ 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 128 页。“均势”是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非常关注的 一个概念，指“体系中的大国或国家集团间的权力分布呈现出一种大致平衡，这种平衡足以 能够有效地阻止其中一个特别强大且意欲要统治或支配国际体系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实现其 称霸野心”]最 后，结构现实主义特别强调自身的“国际”属性，它不涉及外交理论，因为后者 属于国家层面的理论。[ 华尔兹： 《国际政治理论》，第76 页。]
以其理论为基础，华尔兹还有几个著名但“耸人听闻”的推论。第一，国家 间经济上的相互依赖未必能带来和平，因为“紧密的相互依赖意味着交往的密切， 从而增加了发生偶然冲突的机会。最残酷的内战以及最血腥的国际战争都发生在 高度相似而且紧密联系的人们之间”。[ 华尔兹： 《国际政治理论》，第147页。]第二，美苏两极格局较之前历史中的多 极状态更加稳定，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两大国间的相互依赖很低，且两极格局便 于它们对共同事务进行管理和进行交流，减少多极状态状态下常常出现的战略误 判。[ 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 145、 184-185 页。] [ 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197页。华尔兹后来对此做出了更加具体的论述，可参见 华尔兹：《核神话与政治现实》（1990），《现实主义与国际政治》，第 268-269页。]最后，相较于常规武器而言，核武器无与伦比的威慑作用使它能够更有效 地阻止国家间爆发战争。这就好比“如果手指一旦感染，而截肢是惟一的疗法， 那么病人就会选择隐忍，希望伤口能够自然痊愈，而不会贸然进行截肢手术。” 6
华尔兹在国际关系学界所取得的地位较摩根索有过之而无不及。雷蒙•阿隆 的弟子斯坦利•霍夫曼曾说：“如果有人要求我从国际关系学科中为荒岛上的隐 士指定三本书 我会选择一本2000多年以前的著作，即修昔底德的《伯 罗奔尼撒战争史》，以及两本当代的著作，即肯尼思•沃尔兹的《人、国家与战 争》与雷蒙德•阿隆的《和平与战争》。” [斯坦利•霍夫曼：《美国社会科学：国际关系学》，第244页。]更有学者认为“自1979年以来所有 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的发展都是对沃尔兹著作的一系列注脚”。[贾斯廷•罗森博格：《政治学囚笼中的国际关系学》，《史学集刊》2017年第1期，第9 页。]甚至一些华尔兹 的反对者也不得不承认前者对自己的影响。
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罗伯特•基欧汉。在他看来，“现实主义帮助我们判明
了摆脱困境的难度，但并未向我们提供多少帮助来摆脱困境。”[i罗伯特・K.基欧汉：《世界政治理论：结构现实主义及其超越》，基欧汉编：《新现实主 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185 页。]基于此，基欧 汉呼吁人们关注''国际制度”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的作用。后者包括以联 合国和国际红十字协会为代表的有明确章程和规则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 国家政府间经过协商达成的，涉及某一领域的明确规则，如海洋法、国际贸易组 织等；不成文但往往能够被各国普遍遵守的国际惯例。[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Boulder:Westview
Press,1989,pp.3-4.]
基欧汉被视为战后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即“新自由制度主义”的代表人 物。他强调的“国际制度”具有权威性、制约性以及关联性等三个特征，是一种 重要的资源。国家可以利用之扩大自己的权力，而又不增加可见的国力(如军事 实力和经济实力)。[ 秦亚青：《新自由制度主义》，秦亚青主编：《理性与国际合作：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 研究》，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71-72 页。]但他也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学说“借鉴华尔兹的结构观，但 要认真对待华尔兹结构观中所缺失的国际体系因素，把这些因素作为解释性因 素”[罗伯特・K.基欧汉：《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与世界政治研究》，基欧汉编：《新现实主 义及其批判》，第 17 页。]，更重要的是，他认为自己和华尔兹两人的理论都是“理性主义理论”， 即都强调国家能够客观地调整自身，从而最好地适应环境。[罗伯特•基欧汉：《研究国际制度的两种方法》，代元主编：《国际关系理论批判》，第 304 页。]
华尔兹坚持严格分离“历史”与“理论”的做法使他遭到学者们的非议。托 马斯•史密斯嘲讽认为，华尔兹“简单的头脑关闭了这一领域中的其他解释路径, 简化了分析，贬低了进程”[ Thomas W.Smith,Histor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 and New York:Routledge,2005,p.112.]。拉格则表示“模型缺乏一个变化的维度。原因是， 当他谈论国际体系的时候，忽略了政治结构的第二个分析性组成部分，即单位的 分异”[约翰・K.拉格：《世界政治体制中的继承与转换：走向新现实主义综合》，基欧汉编：《新 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2页。]。阿什利的批判最为刺耳。在他看来，华尔兹的学说不过是个杂糅了国 家主义、功利主义、实证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怪胎，既背离了现实主义，又反对科 学革命。 [理查德・K.阿什利：《新现实主义的贫困》，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第235 页。]有的学者认为华尔兹理论所体现的强大反历史主义倾向和不关涉外交 政策的旨趣很难吸引历史学家们的注意。[ Ole R.Holsti,"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Michael J.Hogan and Thomas G.Paterson,eds.,Explain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second edition),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4,p.88.]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我们可以作 如下分析：
首先，华尔兹理论的确表达具有强烈的“反历史主义”色彩[ “历史主义”主要包括三种意义，一是对过去事实的依赖，追溯前例；二是强调历史情境 的特殊性；三是强调“历史必然性”。参见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刘建
基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第252页。很明显，华尔兹是反对前 两种意义上的“历史主义”的。]，这也正是所 有强调“结构”的理论学说的共同特征，因为“结构”一词就“表达了某种相对 固定、恒常甚至是坚硬的东西” [ 威廉斯：《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第 512 页。]，它进而“通过重视对系统自身的分析假设— —一种假设结构不受时间影响的共时性检验——结构主义有效地一笔勾销了‘历 史'这一认知的历时模式”。[ Alun Munslow,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Historical Studies(second edition), New York:Routledge,2006,p.230.] [ 汤普森： 《国际关系中的思想流派》，第142 页。]不过华尔兹在论述时也不能绝缘于历史，《国际 政治理论》从第六章到结尾使用了大量一战、二战时期的具体案例来支持自己的 理论，“一方面他仍坚持历史和理论的分离，另一方面他又偷偷地引入了当代史”。 5
其次，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充实了约翰•赫兹有关“安全困境”(Security Dilemma)的概念。后者指这样一种状态：某一群体为防止被其他群体伤害或奴 役，从而不得不追求获得更多的权力，而这又使其他群体感到不安全并做出最坏 的打算。 [ John H. Herz,“Idealist Internationalism and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 2, No.
2(Jan., 1950),p.157.]在华尔兹看来，“造成安全困境的不是各国的意愿，而是取决于国家 所处的环境” [ 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200页。] [ 沃尔兹：《新现实主义理论中的战争根源》(1988)，《现实主义与国际政治》，第 63 页。]。“正统派”和“修正派”对冷战起源的解释都有其合理性，不 过单纯地“责苏联”亦或是“怪美国”的分析方法都带有浓重的还原论倾向，故 而有失充分性。“恰当的问题应该是，什么——而不是谁——导致了冷战的开始。” 8结构现实主义理论提醒历史学家不要只是思考“谁引发了冷战”，更要探讨“冷 战为何未能避免”，正如雷蒙•阿隆所说的那样，外交史研究要包括两个步骤，
“第一是对于国与国博弈中的行动者内部结构的分析；第二是对于行动者所处的 情境整体——外交情境的分析” [阿隆：《历史演讲录》，西尔维•梅叙尔编注，张琳敏译，上海译文岀版社2011年版， 第 273 页。]。“国际无政府状态”所引发的国家的“人在 江湖身不由己”之感自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问题。换言之，华尔兹在无意 之中为重新解释冷战爆发的原因提供了一个值得借鉴的视角。
最后，华尔兹高度形而上学的理论使人感到国际体系的结构是静止，是没有 时间的。实际上我们在此不妨重温布罗代尔那个著名的历史学概念——“长时 段”。后者是“一种缓慢地流逝，有时接近静止的时间。在这个层次上——不是 别的层次，脱离严格的历史时间，以新的眼光和带着新的问题从历史时间的大门 出入便成为合理合法的了” [ 布罗代尔： 《资本主义论丛》，顾良、张慧君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7年版，第182-183 页。]，它提醒我们“今天的时间既始于昨天和前天，又 始于遥远的过去” [ 布罗代尔： 《资本主义论丛》，第184页。]。“沃尔兹想要做的就是发现一种用于解释‘国际生活性质 千百年来惊人的同一性'的说明” [4理查德•利特尔：《世界历史、英国学派与国际关系理论》，《史学集刊》2005年第4 期, 第 2 页。]，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强调的“国际无政府状 态”恰恰是自1648年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整个现代国际关系发展史中的一 个极为重要，且至少有五百年之久的历史事实。
现实主义理论从“旧”到“新”的变化也是它逐渐“背离”历史学的过程， 不过睿智的历史学家总能从批判者甚至反对者那里汲取养分，凭借后者“无心插 柳”的行为推动历史学的发展。
第三节 再探冷战起源
如前所述，美国历史学界关于冷战起源的探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不过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正统派”和“修正派”学者对该问题的研究都已经陷入了 瓶颈状态。前贤各领风骚，后世学者如果不能显露新意，则会被遮蔽在前辈们投 下的巨大身影之下。
约翰•加迪斯于1972年撰写的两篇书评便已隐隐显露出这位刚刚30岁出头 的年轻学者的主张。他认为乔伊斯•科尔克和加布里埃尔•科尔克伉俪的《权力 的限度：世界与美国对外政策，1945-1954》的确是一部重要的著作，但其却未 能摆脱一个重要的方法论缺欠，即将“意图”和“影响”混同为一。在这样一种 逻辑下，他们得出了诸如“因为杜鲁门政府激烈的反苏言辞刺激了国内的亢奋情 绪，故而这种后果是杜鲁门及其顾问所希望的”一类的结论。这样一来，人就仅 仅变成了经济秩序的工具，故而不需要考虑他们为自身行为所做出的往往是虚饰 的声明。不过似乎二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分析却没有按此路径进行，苏联在他们 笔下往往显得言行合一。[ John Lewis Gaddis,“Review of The Limits of Power: The World and United States Foreign Policy,1945-1954byJoyce Kolko and Gabriel Kolko”,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41,No.4 (Nov., 1972), pp. 557-558.]他在评述另一位“修正派”学者戴安娜•谢弗•克莱 芒斯的研究时称赞后者把雅尔塔会议置于二战政治、战略与外交的大环境下来考 量的做法，不过她虽热心利用了一些苏联的材料，但却对开放程度远远高于苏联 档案的美国档案关注甚少，这使得戴安娜没能认清罗斯福及其顾问所面临的限 制。[ John Lewis Gaddis, ,“Review of Yalta by Diane Shaver Clemen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6, No. 4 (Dec., 1972),p.1403.]
同年，加迪斯的大作《美国与冷战的起源，1941-1947》出版，将有关冷战 起源问题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也标志着冷战史研究“后修正派”开始登 上学术史的舞台。加迪斯在书的开篇便表示，外交政策是“国内外双重影响下的 产物”，而1941年大同盟(Grand Alliance)形成到1947年“杜鲁门主义”出台 这段时间里，在处理战和问题上可供美国领导人考虑的选项范围窄而又窄。 [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2,p.vii.]修 正派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尽管是不可或缺的，但他们仅强调美国外交经济动机的 做法未免狭隘。国内政治、官僚惰性、个人脾性以及对苏联意图的或正或误的判 断等因素都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产生了影响。[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 p.viii.]
美苏同盟缔结之初，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等美国政要痛切反思了一战后美 国的孤立主义和绥靖政策，并决心避免重蹈覆辙。他们希望在彻底击败法西斯国 家后，进而通过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民族自决、建立集体安全机制和实现多边自由 贸易等措施来增进和平。苏联与美国一样渴望战后的和平，不过近 130年内遭受 三次入侵的历史使得它更渴望通过获得领土和势力范围的方式来保障自身安全。 美苏对于实现共同目标却怀有彼此冲突的观念，这在一开始便在联盟内部种下了 不和谐的种子。[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 p.3.]罗斯福试图通过维持自己与斯大林良好个人关系的方式来展现 美国的善意，进而取信于苏联，不过这一做法在实际上却不能为自己建立起强大 的公众共识。[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 pp.7,31.]同时，美国朝野上下对苏联或正或反的印象都说明美国人对苏联 缺乏清楚的认知，这使得他们未能对即将到来的战后世界做好准备。[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 pp.61,62.]
最为重要的是，战时罗斯福政府内部存在颇为明显的军政不调问题。雅尔塔 会议上关于东亚的协定明显体现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构想，但罗斯福却没有就此 战略咨询他的非军事问题顾问。[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 p.79.]美国政府各部门间不协调状态产生的恶劣的影 响集中体现在为战后处置德国所制定的方案上，甚至可以说“制定三方对德政策 的努力之所以流产，绝大部分原因就是美国政府内部斗争和混乱”[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 p.96.]。陆军部主 张抑制德国；国务院则担心由此引发全欧洲的政治和经济动荡，主张战后复兴德 国；罗斯福总统则表现得首鼠两端，在他去世前，这一问题仍未有定论。[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 p. 97.]
1945年 4月 12 日，杜鲁门当选为美国总统。虽然美国外交的总体目标仍没 有改变，但缺乏外事经验的新总统决心维护自己的权威形象，展现出一派雷厉风 行的作风。[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
pp.198-199,206.]虽然杜鲁门仍打算延续罗斯福的计划，不过他认为斯大林之所以选 择谈判，是因为苏联的外强中干的状况使得斯大林更关注如何保住自己在国内的 权位。[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 p.243.]杜鲁门在旧金山会议前夕与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进行了会谈，他暴风骤雨 般的激烈言辞，以及之后美国在波茨坦会议上的强硬态度使得苏联认为白宫易主 后的美国已经放弃了此前罗斯福有关美苏合作的构想。[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 p.205.]
1945 年 7 月 16 日，美国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也以为可以借此迫使世界 上的其他国家接受自己的世界规划构想[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 p.245.]，然而实际情况却远比想象的复杂得多。 核能在当时仍属于一个只有极少数美国人了解的新领域，而在美国的政治体系 中，最为广泛的公众知情权却是政治合法性的源泉。由此，美国的核能管控政策 就是在这样一种弥漫着犹疑、困惑和冷漠的环境中制定出来的。[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 p.247.]美国政府官员 中有人支持尽可能地维持核垄断，也有人认为应该实现原子武器国际共管。另外， 随着二战趋于结束，国会迫切希望改变战争期间行政部门在处理外交事务中独大 的局面，重新夺回自己在制定外交政策过程中权力，多数议员反对将美国核武器 的“秘密”外人共享。[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 p.254.]
同时，美国民众以及士兵普遍期望军人复员，几处海外军事基地甚至因为复 员速度缓慢而爆发了骚乱。国会众多议员也希望本国政府对苏联采取强硬措施， 并恢复战前的低税率和征兵率。这便对杜鲁门政府形成了强大的舆论舆论压力： 再若对苏联妥协则会在政治上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 pp.262-263.]在 1945年 9 月有美、苏、 英、法、中五国外长出席的伦敦会议上，美国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James Byrnes) 试图以原子武器国际共管为条件换取苏联在东欧问题上接受美国的安排，结果无 功而返。[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 pp.263-267.]同年12月，詹姆斯•伯恩斯在出席莫斯科会议时直接与斯大林商定， 在日本成立由中、苏、美、英代表组成的“联盟委员会”(Allied Council)，不 过实际权力仍掌握在美国麦克阿瑟将军手中。作为回报，苏联也在保加利亚和罗 马尼亚问题上做出了象征性让步。[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 pp.280-281.]
詹姆斯•伯恩斯自认为妥善地周全了美国的颜面，没想到回国后却遭到各方 政治方力量的抨击。国务院、白宫和国会三者间信息交流的不畅是造成这一局面 的主要原因。伯恩斯对自身谈判能力过于自信，故而在莫斯科与斯大林达成协定 前并未告知杜鲁门，这使得后者颇为不满。同时，国会中与总统所属的民主党相 对立的共和党领袖们也认为国务卿的行为是对苏联的示弱，有损于美国利益和颜 面。[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 p.283.]杜鲁门政府若再继续对苏联妥协，则会丧失民心，在下一届选举中落败。
美国民众对共产主义的普遍恐惧感和对苏联越来越负面化的印象、乔治•凯 南分析苏联行为根源的著名“长电报”所产生的广泛影响、反对党对当局对苏“妥 协”政策的质疑等一系列美国国内因素[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 pp.289,290-296,304.]，与斯大林在 1946年 2 月 2 日所作的强 调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能共存报告、苏联在联合国安理会中投票反对英法军队 驻扎黎巴嫩和叙利亚的行为以及1946年2 月 16日加拿大拘捕了为苏联窃取信息 的间谍的消息等外部因素交织在一起[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 pp.296-301.]，使得杜鲁门政府最终彻底调整了对苏政 策。
虽然，大多数美国人支持政府对苏联采取强硬政策，但他们却并不想为实施 这种政策而做出牺牲。杜鲁门在1947年3月的演讲中所表达的“杜鲁门主义” 将美苏冲突描绘为两种意识形态间的你死我活的斗争，这种表达方式起很有煽动 性，也为实施强硬政策争取到了物质支持。[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 pp.317-318.]国会批准了向希腊和土耳其提供贷 款以帮助其镇压国内共产党。不过这种通过鼓励高度非黑即白式思维方法来实现 目的的做法也为美国日后的政策套上了枷锁。最初，美国政府的相应政策还是比 较务实的，并非谋求在世界范围内与共产主义力量处处争锋相对。不过随着中国 国民党败退台湾、朝鲜战争的爆发和美国国内麦卡锡主义的兴起，意识形态对外 交政策的桎梏作用越发明显，甚至斯大林死后苏联表现出的缓和姿态也难得到美 国的回应了。[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 pp.351-352.]
在对全书观点进行总结的最后一章里，加迪斯认为二战后美国领导人并不想 引发冷战，不过他们更不希望“不安全”；斯大林同样不想与美国进行冷战，不 过苏联政治体制赋予他更大的权力，他本可以避免如此僵局的出现。[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 pp.353,361. 黑体字为作者强调而故意涂黑，读者可以在此回想前文提到的华尔兹的观点。]因此，冷 战发端于美苏两国内部因素与其国外因素的互动。两国都难以掌控的外部条件使 得美国人和苏联人在二战后彼此直接面面相对，而两国国内的一些列因素则使这 一相遇最终成为对抗。[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 p.361.]美苏两国都对冷战的爆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们应 该思考的问题是谁的责任更大一些。斯大林并非是意识形态的囚徒，而是共产主 义教条的主宰者。苏联的政治体制赋予他更大的行动空间，他却在本可以选择缓 和时没有这样做，故而应为冷战的爆发付稍微大一些的责任。[ John Lewis Gaddis,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pp360.]
实际上，通过联系本章第二节的内容，我们可以发现加迪斯所强调的美苏两 国都不可控的外部因素正是肯尼思•华尔兹所说的“国际无政府状态”，而前者 强调的两国出于自身安全考虑而导致的一系列误判也与华尔兹“国家在无政府状 态下以安全为最高目标”的观点如出一辙。帕特里克•加里蒂认为加迪斯对冷战 起源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借鉴了结构现实主义关于现代国际体系的理论，即便这 并不是很明显”[ Patrick J.Garrity,“The Long Twilight Struggle”, p.26.]。不过考虑到《美国与冷战的起源，1941-1947》出版时间早于 《国际政治理论》，我们只能说加迪斯对冷战起源的解释与结构现实主义理论的 设想“不谋而合”。
加迪斯分析问题的思路被后来学者予以进一步明确化。由孔华润主编的著名 的《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中对冷战起源的解释就明显借重“安全困境”概念， 并强调美苏政治制度的差异、美国强社会与弱政府间的矛盾以及苏联政治制度的 特点对冷战格局形成所产生的影响。相关章节的执笔者，也即主编孔华润本人承 认自己在与加迪斯等学者的交流中受到了启发。[ 孔华润主编：《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下)，王琛等译，新华出版社2004 年版，第3 页。]梅尔文•莱夫勒和戴维•佩因 特所编辑的探讨冷战起源的论文集中第一篇文章的题目就是《导论：国际体系与 冷战起源》 [ David S. Painter and Melvyn P. Leffler,“Introduction: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in David S. Painter and Melvyn P. Leffler,eds.,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2 ed.), Routledge,2005,p.1.]。
《美国与冷战的起源， 1941-1947》在 1973年获得了美国历史学界的最高奖 项 "班克罗夫特奖” (BancroftPrize)，这使得加迪斯这位当时还很年轻的
学者声名鹊起。入江昭称加迪斯的著作为重新更加完善地理解 1940年代的世界 史提供了一个新的起点。 [ Akira Iriye,“Review of The Road to Yalta: Soviet Foreign Relations, 1941-1945 by Louis Fischer;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1-1947 by John Lewis Gaddis; American Policy and the Division of Germany: The Clash with Russia over Reparations by Bruce Kuklick”, The 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 p.714.]麦克尼尔认为这本书读起来让人赏心悦目，对罗斯福 等人物的描述既简练又深刻。 [ William H.McNeill,“Review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1-1947 by John Lewis Gaddis”,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Vol. 43, No. 2 (May, 1974), p.287.]美国问题研究的重要工具书《美国研究手册》也 称加迪斯的成果是研究冷战起源问题“最公允的著述”。[ 贝特、弗兰克编：《美国研究手册》，贾东秀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版，第108 页。]加里•克利福德注意到 了《美国与冷战的起源：1941-1947》的跨学科影响力，认为后者不仅为冷战研 究中的“正统派”和“修正派”提供了沟通的桥梁，同时也值得对冷战感兴趣的 政治学家关注。 [ J. Garry Clifford,“Review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1-1947 by John Lewis Gaddis”，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Vol. 67, No. 4 (Dec., 1973), pp.]
不过我们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学者对《美国与冷战的起源， 1941-1947》的 溢美之词是因为他们认为加迪斯的成果带来了“从一味强调原子弹和经济作用的 修正主义解释下的解放”和对“修正派狂热”的回击[1442,1443.] [ John W. Spanier,“Review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1-1947 by John Lewis Gaddis”，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 59, No. 3 (Dec., 1972), p.768; Michael Donelan,“Review of No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A Skeptical View of the United States Entry into World War II. by Bruce M. Russett;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1-1947. by John Lewis Gaddis”,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49, No. 3 (Jul., 1973), p.500.]。这主要是因为加迪斯虽 然并不完全赞同“正统派”的观点，不过他对“修正派”的批评在行文中却更加 直截了当。[ 参见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1—1947, pp.356-359.]因此，一些倾向于“修正派”观点的学者自然认为加迪斯的观点并 无新意，不过是“正统派”的老调重弹。[ Barton J. Bernstein,“Review: Cold War Orthodoxy Restated”，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Vol. 1, No. 4 (Dec., 1973), pp.461-462; Diane Shaver Clemens,“Review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1941-1947. by John Lewis Gaddis”，Slavic Review,Vol. 33, No. 4 (Dec., 1974),p.781.]
《美国与冷战的起源：1941-1947》一书强调了误判、观念以及意识形态等 要素对冷战格局形成所起到的作用，这种思路成为加迪斯学术思想的一个起点， 并在他之后的著述中不断闪现；同时，书中隐隐透露出的跨学科萌芽（至少是一 种可能性）也在作者随后的学术生涯中愈发茁壮地成长起来。最后，它所受到的 正反两方面的评价也预示这位年轻学者在日后的学术道路上必然不可避免地要 与“正统派”和“修正派”（尤其是后者）纠葛不休。
第二章 出入“经”“史”
中国古代学术以经、史、子、集分为四部。按照中国人通常的理解，史学看 重对文献的考释，经学则对推崇义理之阐发，二者间的联系颇有点类似于当代学 人所强调历史实证与理论的关系。深刻的考释功力与练达的理论素养往往是评判 一位历史学家治学水准的两项重要标准。然而，真正高明的治史者往往又能通过 具体的研究发出理论未发之先声。
第一节 摇摆于“现实”与“观念”间的美苏关系
加迪斯攻读博士学位时的导师罗伯特•A.迪万(RobertA.Divine)主编的“美 国与世界”书系涵盖了中美关系史、美日关系史、美国与阿拉伯国家关系史以及 美法关系史等多个领域。加迪斯出版于 1978年的《俄国、苏联与美国：一部阐 释性的历史》就是这套丛书中的一本。[ John Lewis Gaddis,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the UnitedStates: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John Wiley &Sons,Inc.,1978.] 与之前研究冷战起源的著作相比，这本 书以长时段的视野考察了自 18世纪末到 20世纪70年代末美俄(苏)两国的关 系，更为重要的是，它为读者展示了一种看待两国关系发展史的新颖视角。
作者在书的开篇便强调研究俄美关系的一个更富有启发的方式是考察两国 外交政策中“利益” (interests)与“意识形态” (ideologies)之间的互动。“利 益”就是指“从维系自身在世界中的权威地位这一目的出发，进而被一个国家视 为必须品那些条件”，“意识形态”则是施展这种权威的合理性说明。这二者并 非彼此排斥，而是存在相互转化的可能性。 [ John Lewis Gaddis,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the UnitedStates: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pp.ix,x.] [ John Lewis Gaddis,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the UnitedStates:An Interpretative]
1781-1867 年美俄两国维持着相对友善的关系。毫无疑问，年轻的美国诞生 于革命之中，而古老的沙皇俄国则对世界任何地方的革命都抱有深刻的仇恨。二 者之间的意识形态鸿沟是显而易见的，但都尽量在外交活动中摒弃意识形态的干 扰。 3
不过在19 世纪末至20 世纪初，这种良好的关系已经越发成为明日黄花。美 国与沙俄在中国东北问题上产生了冲突，同时前者越发倾向于将英国和迅速崛起 的日本当成盟友[History,p.25.] [ John Lewis Gaddis,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States: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p.27.] [ John Lewis Gaddis,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States: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p.27.]，并愈发对民主政体能否与专制政体间保持友好关系产生怀疑。 2换言之，意识形态考量愈益渗透到美国的外交政策之中。
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造成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井喷”。与之在大致相同 的时代出现的美国威尔逊主义也是一种对世界的总体性和普遍性的规划。如时人 所说：“人类必须要在威尔逊与列宁之间做出抉择” [ ArnoJ. Mayer,Political Origins ofthe New Diplomacy,191 7－1918,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0,p. 393.]。威尔逊主义和列宁主义 都含蕴着普世性诉求，都坚信自己的政治哲学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
反法西斯联盟的最终形成说明“在面临共同威胁时利益胜过了意识形态” [ John Lewis Gaddis,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States: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p.174.]， 不过同盟内部各国间的分歧从未就此止息，它们军事战略的差别就体现了各方对 安排战后世界秩序的不同构想，“即便是正在收获胜利果实之际，未来冲突的种 子便也同时被播下了” [ John Lewis Gaddis,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States: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p.174.]。
在探讨冷战起源这一问题时，加迪斯此时的概括相较《美国与冷战的起源， 1941-1947》更为简洁且清晰。在他看来，历史观念(perceptions of history) ＞意 识形态(ideology)、科技(technology)与个性(personality)等四个方面的差 异引发了冷战。 [ John Lewis Gaddis,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States: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p.176.]美苏之间的全面对抗使得冷战在 20世纪50年代迅速扩展到全 球：“冷战此时已经呈现出自己奇特的动力，一方受到限制并不能导致相应的后 果，而是使另一方立场更加强硬。” [ John Lewis Gaddis,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States: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p.218.]
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是对抗关系的顶峰，美苏两国甚至已经走到核 大战的边缘。但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整个过程恰恰比二战以来任何事件都清楚 地向人们昭示了核武器在维系世界秩序方面的有益影响，因为如果不是两国都拥 有这样一种超级武器，战争恐怕早已打响。[ John Lewis Gaddis,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p.240.]
1969-1972 年间，尼克松总统任期内美苏关系的缓和除了得益于美、苏、 中等大国都追求缓和这一国际局势之外，更源于美国的战略重拾了原初的观念： 苏联的扩张主义而非国际共产主义威胁美国的安全，而美国可以通过利用共产主 义阵营内在的矛盾来限制苏联的扩张，尼克松访华便是最为明显的例子。[ John Lewis Gaddis,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p.268.]这使 得美国在实力落后于苏联的情况下却反而拓展了行动自由。由此，所谓的“缓和” 并非是美苏中某一方的胜出，而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两大国都同意在 某些领域中约束彼此间的竞争，而在另一些领域中继续竞争”。“缓和”的持久 性则依赖于不进行竞争的共识在多大程度上能与双方都意识到的利益保持一致， 也依赖于双方在仍进行竞争领域的领域中管控竞争烈度的能力。[ John Lewis Gaddis,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p.276.]
乔治•凯南在1948年时分析认为，在美国处理国际问题的政策中存在两种 彼此冲突的手段：一种可以称之为“普遍主义手段”(universalistic approach), 它往往追求一种放之四海皆准的规则和程序，至少要求所有的国家都准备以同样 的方式加入其中；另一种方式则可以命名为“特殊化方式” (particularized approach),它反对将多样的国际事务压缩进“法理性概念” (legalistic concepts) 中去，更加注重内容而非形式，强调适应任何加诸其上的形式结构。[ PPS/23,“Review of Current Trends, U.S. Foreign Policy”,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48, Vol. 1, General; United Nations, Part 2, 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ment Printing Office,1976,p.526.]
加迪斯借鉴了这一思路，他在《俄国、苏联与美国：一部阐释性的历史》 的 结语中也指出，“安全”是一个相对而非绝对的概念，我们可以从美俄追求“普 遍主义”安全和“特殊主义”安全这一角度来书写两国关系的历史。“普遍主义” 安全追求“同一性”，认为只有国际环境被修正得与某一国家相似时，威胁便不 复存在；“特殊主义”安全则对以上述诉求不关心，它相信只有通过对权力、利 益与敌意的平衡才能确保安全。[ John Lewis Gaddis,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p.277.]毫无疑问，两国关系相对和谐的时期都是它们 各自倾向于“特殊主义”安全的时候，当前缓和状态的未来也取决于两国内部领 导力量能在多大程度上保持上述观念。 [ John Lewis Gaddis,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States: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p.279.]时至 20世纪 70年代末，美苏两国都难 以完全掌控的国际关系新力量和新问题的不断涌现，加迪斯甚至认为冷战在当时 已经结束了。然而，当面对这些棘手的新问题时，两个超级大国没准会在若干年 后怀念起冷战的岁月来。 [ John Lewis Gaddis,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States: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p.279.]当然，这只是这位历史学家在身处 1 970年代末时对未 来的一种想象。
实际上，加迪斯的这种研究视角与 20 世纪的 60 年代末兴起的新社会文化 史的研究路径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后者吸收了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 逐渐发展和形成了一种新的研究范式——“语言转向”或“文化转向”。诸如“ 想 象"(Image )、“ 表象"(Representation)、“实践 ”(Practice)、“发明 ”(Invention) 等概念成为从事新社会文化史研究者的宠儿。 [ 李宏图：《当代西方新社会文化史述论》， 《世界历史》2004年第1 期，第25、32页。]所谓“表象” ，就是指人们由对 现实存在的实体的感知而成的形象，其一经形成，也具有调整人们的实践，影响， 乃至决定人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和判断的功能。人们把自己的感知和意义体系赋 予其实体，便在这一过程中实现了实体的再生产。“形象”则体现了人们的价值、 观念以及对现实事物的反应与想象。通过研究这些超越于具体实体之上的“形 象”，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社会的变迁和形象与社会实体间的互动。[ 参见李宏图：《西方新社会文化史术语》，李宏图、王加丰选编：《表象的叙述》，上海 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97页。]
文化与文本分析被上述史家们奉为圭臬[林•亨特：《导论：历史、文化与文本》，林•亨特编：《新文化史》，姜进译，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201 1 年版，第 1-21 页。]，而经过 20 世纪 70-90 年代的发展， 新社会文化史研究俨然成为当今西方史学界的魁首。有学者评论到：“文化史吞 吃了历史学科中现存的各次级学科的新鲜肉体。还有人记得思想、宗教、社会、 劳工、政治、外交、人口与经济的历史吗？在1990年代初，在那些曾让历史学 家引以为傲的专业里，很少有人称自己不做文化史。同时，这只掠食动物的胃口 并不只限于历史学，它还在文学批评和艺术史家的领地里玩着狩猎游戏。 ” [ Laurie Nussdorfer,“Review of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by Lynn Hunt; Interpretation and Cultural History by Joan H. Pittock andAndrew Wear”, History andTheory, Vol. 32, No. 1 (Feb., 1993),p.74.]那 么我们可以说，约翰•加迪斯也正是这一研究潮流的发起者和实践者之一，只不 过长期以来我们的西方史学史研究将这一点忽略了。
另外，如导言所述，众多学者都将加迪斯视为美国外交史现实主义流派的重 要代表，我们不妨在此借《俄国、苏联与美国：一部阐释性的历史》一书对这种 观点加以分析。不难发现，现实主义的代表性理论家普遍对国际政治中的意识形 态因素怀有一种两难的复杂情感。首先，他们往往轻视甚至忽略意识形态、观念 结构以及信仰原则所发挥的作用。摩根索就认为：
一切国际的和国内的政治都具有一个特点，即其基本表象往往没有显示出政 治的实际状况，并不表现为权力斗争。而且作为既定政策直接目标的权力因素， 是用道德的、法律的或生物学的语言来加以解释并使之正当化的。这就是说，政 策的真实性质被意识形态的辩解和文饰隐藏起来了。个人卷入权力斗争越深，就 越不可能看清权力斗争的本来面目。 政治舞台上的演员情不自禁地
要“做戏”，他们戴上政治意识形态的面具，隐藏起自己政治行动的真实面 目。 换言之，虽然所有政治都必然是对权力的追求，但意识形态却
把参与这种权力角逐解释成演员和观众在心理上和道德上都能接受的某种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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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尔兹也认为“国家都是利己的单元。国家行为随实力差异而变化远胜于意 识形态的不同、随产权关系体现的内部结构的不同，或者随政府形式的不同而不 同。在自助体系内。竞争的压力远胜于意识形态偏好或国内政治压力” 。[ 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 123-124页。] [ 沃尔兹：《关于＜国际政治理论＞的反思——回应我的批评者们》(1986)，《现实主义与 国际政治》，第 40 页。]这样 看来，摩根索和华尔兹虽然在学术观点上有所差异，不过这两位现实主义理论家 的杰出代表在轻视意识形态要素对国际关系所产生的影响这一点上倒是达成了 共识。这也是现实主义理论的重要假定，即“国家是单一理性的相似行为体”， 而且“权力计算是国家的支配性思维方式”。[ 陈岳、田野主编：《国际政治学学科地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第31 页。]
不过，现实主义理论家们往往又对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外交行为表现得“深 恶痛绝”。在摩根索看来，自美西战争后，美国外交政策体现出一种把自身的利 益等同于全人类福祉的普遍主义道德倾向，而这导致了美国外交实践中缺失一致 的评价标准。对于美国这样的强国而言，道德评判标准远没有国家利益重要。[ Hans J. Morgenthau,“What Is the National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Annals of the]华 尔兹也对美国出于道德情感而采取的广泛干涉政策提出批评，认为“如果我们更 准确地界定自身的利益并且采取相应的行动，我们可以指望西欧人更有效地采取 维护自身利益的行动。美国一定程度的撤出会让世界各个地区为了照顾自己而做 得更多。这会让我们减少自许的责任和不必要冒的风险”[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282, The National Interest-Alone or with Others? (Jul., 1952),pp.2,6,7] [ 华尔兹： 《全球视角下的美国对欧政策》(1974)， 《现实主义与国际政治》，第304页。]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南岀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如此看来，现实主义理论家们似乎陷入了一种自我矛盾的状态之中，他们一 方面极力辩称意识形态等观念性要素在国际关系中所产生的效果远不及权力、利 益和对安全的考量所产生的作用，但另一方面又对国家外交行为(尤其是美国的 外交行为)所体现出的道德价值偏好大加讨伐，而后者恰恰证伪了他们前一种观 点。老练的外交家基辛格虽然对往昔维也纳体系下的“欧洲协调”称赞不已，并 以相似的外交手法促成了中美两国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缓和，不过他也不得不承 认：“美国在国际上的经历一直是信仰胜过经验。自美国于一九一七年进入世界 政治舞台以来，依仗其强大的国力及对理想的自我肯定，以至于本世纪主要的国 际协议均是美国价值观的具体呈现，从国际联盟及凯洛格-白里安公约(Kellogg Briand Pact)到联合国宪章及赫尔辛基最后文件(Helsinki Final Act)，均是如此。" 2
摩根索的一段自我剖白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上述矛盾：“政治现实主义者区 分了自身的道德关怀与他必须捍卫的政治利益。如同林肯一样，他会区分自身保 卫国家利益的'官方义务'(official duty)和希望普世道德在宇内实现的'个人 愿景'(personal wish)"。[ Hans J. Morgenthau,,“Another ‘Great Debate': The National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46, No. 4 (Dec., 1952), p.987.]从中不难看出，国际关系的现实主义理论家们的学 术实践不仅是追求一种客观的理解，更表达了他们的一种愿景：希望国家能够务 实地、现实地制定外交政策和实施外交行为。“外交必须放弃十字军精神。这是 首要原则”[ 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 583 页。]，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和平。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口中所谓的国际政 治的“现实”或“本质”云云只是国际政治的部分内容，“现实主义”还远没有 自认的那般“现实”。退一步讲，即便是国家对权力、利益和安全的追求构成了 国际关系的“本质”，如果忽略了除此之外的“表象”，这样的研究也是不完整 的。就如同一棵大树如果没有树根自然不能存活，但如果只有树根而没有其上的 枝叶，谁又能说那是一棵树呢？
现实主义的思维方式也限制人们对某些要概念进行深一层次的思考，使我们 想当然地将它们视为“理所应当如此的事物”，而没能看到其中更为纷杂的内涵。 《俄国、苏联与美国：一部阐释性的历史》在开篇和结尾处提到的“国家利益” 和“国家安全”正是两个典型。
摩根索以权力来界定“国家利益”，认为只有依次制定出来的外交政策“就 既能尊重他国利益，同时又能保护和增进我们本国的利益”[ 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 37 页。]。他的观点也深深 影响了二战后至今绝大部分学者乃至广大民众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即
战后提出的这一概念的核心是：国家是世界政治生活中的主要单位，它支配 着芸芸众生的至高无尚的忠诚和感情，政治家要对本国的民众负责，要在一个难 以捉摸和充满威胁的环境中行动，他们除了将自己国家的利益置于他国及国际体 系的利益之上以外，别无他法。于是，国家利益成了国家利己主义的同义语。一 国不能依靠他国，也不能依靠国际机构和国际活动来保护自己的重大利益。这些 利益被认为事关国家利益。保护这些利益是各国统治者的职责。[弗雷德•桑德曼：《国家利益的概念》，威廉•奥尔森、戴维•麦克莱伦、弗雷德•桑德曼 编：《国际关系的理论与实践》，王沿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7年版，第 78-79 页。]
不过，也有学者针对这种“国家利益”的定义提出过异议。罗伯特・w.塔克 曾揶揄道：“摩根索教授对国家利益概念界定中隐含的假设是，我们正在应付一 种堪与引力规律的客观性相比拟的事物 那为什么政治家们反反复复
都看不到这种不证自明的存在呢？”[ Robert w. Tucker,“Review: Professor Morgenthau's Theory of Political‘Realism'”,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46, No. 1 (Mar., 1952), p.216.]
费丽莫更为明确地表示： “利益并不是‘放在那儿'，等着去发现，而是
通过社会互动建构的”[ 费丽莫：《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袁正清译，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第2页。]。同样，“国家利益是根据国际上公认的规范(norm) 和理解(understanding) 什么是善的和合适的来定义 国际利益
的再定义常常不是外部威胁和国内集团要求的结果，而是由国际共享的规范和价 值所塑造的，规范和价值构造国际生活并赋予其意义”。 [ 费丽莫：《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第 3 页。]
学者们对“国家安全”这一概念的理解也呈现出与上述情况相似的变化。从 华尔兹的视角出发，由于“生活在无政府秩序中的国家必须为自己提供安全保障， 而对其安全的威胁或看似威胁到处皆是”[ 沃尔兹：《新现实主义理论中的战争根源》（1988），第63页。] [ Bruce W. Jentleson , Thomas G. Paterson,eds.,Encyclopedia of U.S. Foreign Relations,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p.205.]。我们可以看出，华尔兹所理解“国 家安全”也和摩根索等学者所论述的“国家利益”一样，是‘放在那儿'的客观 实体。《美国对外关系百科全书》的定义在某种程度上遵循了华尔兹的思路，即 保卫“国家安全”主要包括保卫本国公民人身以及公私财产安全；保卫一国的法 律与制度；保卫国家的发展与繁荣，使其免受军事颠覆、经济打击或压力（如贸 易制裁）的损害。
不过，学者们越发不能满足于这种对“国家安全”的简单定义。巴瑞•布赞 等学者为加深安全研究提出了“安全化”概念。后者是一个过程，即“一个行为 主体适应其他行为主体对一种‘真正'威胁内容构成的认知，正塑造着国际体系 内的安全互动。行为主体之间和行为主体之内，这两者‘主体间性'的安全认知 的共享程度，是认识行为主体的一个关键”[ 布赞、维夫、怀尔德：《新安全论》，朱宁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3页。]，国家往往“刻意指认某些事物为 一种威胁，因而得到其他行为主体的追随，或者至少宽容缺少合法性的行为”[ 布赞、维夫、怀尔德：《新安全论》，第 43 页。]。
彼得•卡赞斯坦等学者也指出：“国家所处的安全环境并不完全是物质性的, 相反，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是文化和制度的”，外部的文化环境影响着国家对“生 存”的预期，改变国家身份的典型特征。 [罗纳德•杰普森、亚历山大•温特、彼得•卡赞斯坦：《规范、认同和国家安全文化》， 卡赞斯坦主编：《国家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宋伟、刘铁娃译，北京大 学出版社 2009年版，第 34、 36、 37 页。]他们总结认为，国家环境的文化或者 制度因素塑造了国际安全利益或安全政策；国家身处的全球或国内环境的文化与 制度因素塑造了国家的认同；国家认同的变化与革新影响国家安全利益和安全政 策；国家认同的结构影响国家间诸如机制或者安全共同体这样的规范性结构；国 家具体的政策也促使文化和制度结构得以再生和被重构。[6纳德•杰普森、亚历山大•温特、彼得•卡赞斯坦：《规范、认同和国家安全文化》，第
56、 60、 62、 64、 65 页。]
实际上，对“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进行重新定义的过程也是学者越发 自觉地认识到“主体间性” （intersubjectivity）作用的过程，后者是指“这样一些 事物，它们不独立于个体主体或人类意识存在，又具有对每一主体都通用的 超 个人性，或达于一致的途径”，对其进行探讨主要就是“研究一个主体（或意识） 是怎样与另一个主体（或意识）相互作用的”。[ 程志民、江怡主编：《当代西方哲学新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339 页。]这也就要求学者从对“国家利益” 和“国家安全”做出固定乃至唯一的定义转变为思考“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 样的条件下将什么定义为‘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并为之付诸了怎样的实 践”。
冷战结束后，从研究观念、文化与意识形态等非物质性事物角度来更新乃 至重构国际关系学的热情越发高涨。朱迪斯•戈尔茨坦和罗伯特• 0.基欧汉为研 究观念与外交政策间的关系提出了一套分析框架，他们区分了“世界观”、“原 则化信念”与“因果信念”三组概念。[朱迪斯•戈尔茨坦和罗伯特• 0.基欧汉：《观念与外交政策：分析框架》，戈尔茨坦、基 欧汉编：《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刘东国、于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年版，第 8 页。]其中“世界观”与人们的自我属性交织 在一起，能够唤起人们的忠诚感；“原则化信念”是详细区分善恶、正误标准的 规范性观念；“因果信念”强调因果关系，其权威性来自精英们的共识，蕴含着 达到目标的战略。[朱迪斯•戈尔茨坦和罗伯特• 0.基欧汉：《观念与外交政策：分析框架》，第9、10页。]它们通过“指示路线”、“充当焦点，规定合作的解决方案 以及增进特定集团的凝聚力”和“嵌入制度之中”[朱迪斯•戈尔茨坦和罗伯特• 0.基欧汉：《观念与外交政策：分析框架》，第13页。]来彰显自身的作用。
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主义”学派的旗手亚历山大•温特则试图通过“文化” 的视角来重构国际关系理论。在他看来，正是“社会共有观念建构了国际体系的 结构并使这种结构具有动力”，重视观念也不只是为了解释仅凭“权力”和“利 益”不能解释的现象，而是因为前者的“根本作用是建构具有解释能力的权力和 利益”。同样，国际无政府状态再也不是“显而易见的常识”，而是一种文化上 的“自我实现的预言”，正是因为国家间秉持“无政府文化”并依此制定对外政 策，这才使得这种预言不断加强。温特定义了“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 “康德文化”等三种“无政府文化”，身在这三种文化氛围中的国家分别将彼此 视为“敌人”、“竞争对手”和“朋友”，二战的后北大西洋地区秩序就明显体 现了从“洛克文化”向“康德文化”的转向。[ 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年版， “中文版前言”， 第 31-34 页。]很明显，在温特的研究中， “文 化”已经取代了“权力”、“利益”与“安全”，成为解释国际关系的首要“解 释源”。
在历史学界，迈克尔•亨特于1987年出版了 “美国史学界第一部系统研究美 国外交史上意识形态影响的著作”[ 王立新：《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以 20 世纪美国对华政策为个案的研究》，北京大 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页。该书对现实主义理论家思想中矛盾之处的分析让笔者获益匪 浅，不过王教授在书中也将加迪斯仅仅视为一个现实主义理论的服膺者。]——《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亨特将 美国外交中的意识形态含蕴总结为有关国家强大的思想、种族等级观念和对革命 的担忧。第一种要素确定了美国未来的主导思想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应该追求什 么”，它往往与促进自由紧密相连；第二个要素决定了美国对待其他国家的态度； 第三个要素决定了美国对海外的政治和社会变革的接受限度。[ 亨特： 《意识形态与美国外交政策》 ，褚律元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入江昭也建议国 际关系史研究要注意文化因素,因为前者与权力和经济并不能截然区分开来,国 家安全是一种权力现象,但它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想法或世界观,经济活动也伴 随着教育和工作伦理等文化追求。[ Akira Iriye,“Culture”，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Vol. 77,No. 1,1990,p. 100.] [ Odd Arne Westad, “ The New International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Three（ Possible）
Paradigms”,Diplomatic History,Vol. 24,Issue 4,2000,pp. 551－565.]如今，意识形态、第三世界和科技（ 如核技 术） 也被列为冷战研究的三种范式。
上述新成果绝大多数涌现于20世纪80年代末，乃至冷战结束后的数年。正因 如此，当我们再次阅读约翰•加迪斯出版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俄国、苏联与美 国：一部阐释性的历史》这部书稿时，回味他有关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相互转化 和“普遍主义”与“特殊主义”安全观念交织互动影响美俄（苏）关系的论述时， 更加感叹作者思维的独到之处。
现在，我们可以回答之前提出的那个问题了，即加迪斯是美国外交史现实主 义流派的代表吗？笔者认为，我们可以说他是现实主义者，不过这仅仅是因为他 与现实主义的理论家一样，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共享同样的“愿景”，即希望美苏 两国都能适当控制意识形态和过激情绪，从现实国家利益出发来处理两国关系。
不过仅此而已，因为作为历史学家的约翰•加迪斯的具体分析方式已然突破 了现实主义理论的框架也撬动了外交史研究中固定化的“权力-利益-安全”思维 方式法，因为在现实主义理论和深受其影响的外交史作品那里，上述三个概念都 代表了一种“结构式的存在”。结构的断裂带正是历史进程中多样性、能动性的 凸显之处。同时，关注观念、认知以及意识形态等非物质性和非实体要素的影响 也启发人们注意存在于国际关系之中另一种结构，即“文化结构”，温特等人的 研究正说明了这一点。在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关系理论中，“偏向文化和认同的倾 向是显而易见的” [1约瑟夫•拉彼德：《文化之舟：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回归和启程》，拉彼德、克拉托赫维尔： 《文化和认同：国际关系回归理论》，金烨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 3页。]。换言之，在加迪斯的研究成果里，我们可以发现对冷战后 国际关系建构主义理论的“朴素阐释”。
同样，加迪斯的学术实践也启示我们不要满足于简单地将学者、学派贴上“某 某主义”的标签，更要注意研究“某某主义”内在的学术理路，分析其中“实然” 的解释与“应然”的愿望间的辩证关系。霍华德•库什纳谓《俄国、苏联与美国： 一部阐释性的历史》是日后研究俄美关系不可忽视的一个起点[ Howard I. Kushner,“Review of Russia, the Soviet Union, and the United States: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by John Lewis Gaddis” ,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83, No. 5 (Dec., 1978), p.1365.]，并不为过。
第二节 “分割的”历史与“聚合的”战略
在完成《美国与冷战的起源，1941-1947》后，约翰•加迪斯投入到了对美 国随后的外交政策史具体案例的研究之中，而这种工作也成为他日后建构冷战期 间美国外交史的综合性叙事奠定了基础。
1947年3月12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哈里•杜鲁门在吁求国会向希腊和土耳 其提供贷款的咨文中宣称：“处于世界历史当前时刻的所有民族几乎都要在两种 生活方式之间做出选择 一种生活方式基于多数人的意愿 •另 一种生活方式则基于少数人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多数人”，而“美国外交政策的 首要目标之一便是创造条件使得我们自身和其他民族能够找到一条道路使生活 免于遭受强迫”[ Harry S. Truman,“Special Message to the Congress on Greece and Turkey:The Truman Doctrine. March 12, 1947”,in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Harry S. Truman, 1947, United States Goverment Printing Office,1963,p.178.]。这份咨文的核心思想，即“杜鲁门主义”由此也常常被当做 美国的“冷战宣言”，标志着美国战后对外政策的重大转折。[ 今日多数颇有影响力的工具书仍持这种观点，参见 John E.Findling,Dictionary of American
Diplomacy History(secondedition),New York:Greenwood Press,1989,p.514;刘绪贻、李世洞主 编：《美国研究词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 173页。]
不过，富有创见的学者常常能够发现成说的“泥足”。在加迪斯看来，重新 评价杜鲁门主义首先需要思考所谓的“冷战宣言”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背离了美国 当时正在遵循的外交政策；其次需要考量杜鲁门政府在何种程度上切实践行了自 己的“宣言” 。 [ John Lewis Gaddis,“Was the Truman Doctrine a Real Turning Point?”, Foreign Affairs, Vol. 52, No. 2 (Jan., 1974), p. 386.]杜鲁门早年的经商活动颇为失败，而他在政治领域的成功则非 常令他感到兴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军役的经历使得他对自己的领导才能颇 有信心，在他看来，“言辞强硬”(talktough)是对付难缠对手的最好方法，而 一个人是否信守承诺则是其能否获得其他人尊重的前提。[ John Lewis Gaddis,“Harry S. Truman and the Origins of Containment”,in Frank J.Merli,Theodore A.Wilson,eds.,Makers of American Diplomacy:from Theodore Roosevelt to
Henry Kissinger,Charles Scribner's,1974,pp.191-192.]同时，杜鲁门非常崇 拜历史上的伟人，这也是他不大愿意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打交道的一项重要原 因，因为后者并不是像斯大林一般的“大人物”。[ John Lewis Gaddis,“Harry S. Truman and the Origins of Containment”,pp.193,199.]但“强硬”也不是杜鲁门性 格的唯一特征，民主党中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的妥协使得他能被提名为副总统， 也使得他清楚安抚与调解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性。杜鲁门对国际关系则抱有乐观 的态度，坚信建立强有力的国际组织是维护世界和平的有效途径。[ John Lewis Gaddis,“Harry S. Truman and the Origins of Containment”,pp.192,194.]
行文至此，加迪斯并没有把笔墨全部花费在评述杜鲁门个人的理想与抱负之 上，而是将这位总统的个人际遇与 20世纪的美国历史联系在一起。20世纪美国 的外交政策所体现的核心诉求之一便是维持欧洲的均势，防止其落入单一的敌对 国家之手，威尔逊如此，富兰克林•罗斯福亦如此。“杜鲁门主义”尽管言辞激 烈，但仍没有跳脱出上述思维方式。如果说它有什么新奇之处的话，也只是将苏 联视为一个新的挑战。 [ John Lewis Gaddis,“Was the Truman Doctrine a Real Turning Point?”,p.387.]同时，杜鲁门在履政之初继续遵循罗斯福和斯大林在雅 尔塔会议上所达成的协定，这表明他也并没有打算彻底改变前任政府与苏联合作 的既定战略，而只是试图以一种不同于罗斯福的强硬风格来实现目标。[ John Lewis Gaddis,“Harry S. Truman and the Origins of Containment”,pp.197,198.]
1947-1950年间包括出台“杜鲁门主义”、制定马歇尔计划和缔造北大西洋 公约组织等在内的一系列行为表明，此时美国认为欧洲均势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 它战后政治和经济破败状态，采取军事手段只是给欧洲人吃下一颗定心丸，使后 者能够保持对民主的信念，防止欧洲共产党在各国夺取政权。[ John Lewis Gaddis,“Was the Truman Doctrine a Real Turning Point?”,p.391.]这反映了美国对 自身实力的局限仍有较清醒的认识，是前文所述的凯南推崇的“特殊主义”安全 观的体现，此时“遏制”的目标是苏联，而非“共产主义”。[ John Lewis Gaddis,“Was the Truman Doctrine a Real Turning Point?”,p.392.]
不过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并宣布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以及苏联试爆原子 弹消息的传来，美国逐渐认识到军事手段在遏制苏联这一目标中的潜在作用。[ John Lewis Gaddis,“Was the Truman Doctrine a Real Turning Point?”,p.395.]同 时，早在麦卡锡向国务院发难之前，美国国内的反共主义思潮就越发限制了政策 制定者在对待国外不同类型的共产主义政权时的灵活性。时任总统经济顾问委员 会主席的莱昂•凯泽林(Leon Keyserling)强调国家可以通过提高生产能力从而 避免通货膨胀，他的观点也进一步减弱了之前有关增加军备可能导致通货膨胀的 设想所带来的恐惧。[ John Lewis Gaddis,“Was the Truman Doctrine a Real Turning Point?”,p.395.]在这样一种背景下， “国家安全委员会第 68 号文件”
(NSC-68)应运而生，“尽管这份文件仍然没有回答到底是共产主义驱动莫斯 科的政策，还是只是后者工具，但它将苏联的挑战定义为一种世界范围内的现象， 这便鼓励美国人将世界各地共产主义政权的利益和苏联的利益等量齐观”。[ John Lewis Gaddis,“Was the Truman Doctrine a Real Turning Point?”,p.396.]虽 然杜鲁门最初并没有完全接受这样一种预设，但随后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中美在 此期间的“短兵相接”使得“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 号文件”仿佛一语成谶，由 不得怀疑。核心利益与边缘利益的区分越发变得不可能，共产主义政权也越发被 美国人视为“一丘之貉”。换言之，“普遍主义”安全观逐渐开始取代“特殊主 义”安全观，因为前者合乎官僚机构陈陈相因、以普遍主义话语增强自身行为合 法性、克服国内孤立主义以及规避责任风险的癖好与惰性。[ John Lewis Gaddis,“Was the Truman Doctrine a Real Turning Point?”,pp..398-401.]故而，是 1950年而 非1947 年见证了美国外交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
加迪斯在具体的叙述中也对杜鲁门政府提出了批评。杜鲁门也和其他大国的 领袖一样，总是强调自己国家的外交动机如何纯洁，却又往往把其他国家想象的 十恶不赦，他和他的顾问们在应当以谈判取代对峙时恰恰没有这么做。[ John Lewis Gaddis,“Harry S. Truman and the Origins of Containment”,pp.208,216.]不过， 加迪斯又对当时身处漩涡之中的杜鲁门与国务卿艾奇逊抱有一种理解式的同情， 后者曾希望以普遍主义话语达到有限的目的，不过在有关“慕尼黑阴谋”的可怕 记忆、西方正处于弱势地位的普遍信念以及“与苏联谈判可能收效甚微，因此并 不值得冒风险”的考量等因素的作用下，他们反而被话语束缚了手脚。
与杜鲁门一样，对于任何研究冷战的学者来说，乔治•凯南是另外一个无法 绕开且同样毁誉缠身的人物。基辛格曾评价说：“乔治•凯南比我们历史上任何 外交官员都更接近于左右他那一代的外交主张”[亨利•基辛格：《白宫岁月一一基辛格回忆录》第一册，陈瑶华等译，世界知识岀版社1980 年版，第 178 页。];而李普曼则将凯南著名的“X” 文章中有关“遏制”的想法斥为“战略的怪胎” (strategicmonstrosity) 。 [ Walter Lippmann, The Cold War: A Study in U.S. Foreign Policy,Harper,1947,p.21.]根据 凯南的个人日记，我们可以发现，加迪斯至晚在1970年代初期就已经和这位集 外交官、学者和畅销书作家等多重身份于一身的传奇人物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凯南曾在1974年10月30日的日记中写到：“中午和俄亥俄州的约翰•加迪斯教授共进 午餐，他就我在政府部门在职期间发生的事情提了很多问题。”同时，加迪斯于 1981 年成 为凯南传记的授权作者。参见凯南：《凯南日记》，科斯蒂廖拉编，曹明玉译，中信出版社 2016年版，第440页。]， 而他在 1977 年发表的重评“遏制”的文章也试图进一步廓清凯南的相关思想。
当时对凯南思想所进行的惯常批判主要遵循如下思路：第一，凯南主张对苏 联进行全方位的遏制，这反而将战略主导权交到后者手中，使得苏联可以决定美 苏争霸的时间和场合，这进一步导致了美国战略资源的浪费;其次，凯南没有明 确指出苏联行为的根源到底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还是民族主义诉求，这便阻碍了 将苏联扩张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区分开来;最后，凯南号召对苏联全面出击的行 为恰恰会加重斯大林的疑虑，这也就封堵了美苏通过和谈来解决矛盾之路。 [ John Lewis Gaddis,“Containment:AReassessment”, Foreign Affairs, Vol. 55, No. 4 (Jul., 1977), pp.875-876.]
加迪斯在查阅当时刚刚解密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 、 政策计划署(Policy Planning Staff)以及凯南的个人档案后，认为上述成说均值 得商榷。首先，凯南很强调利用有限的手段，并区分不同的利益。最明显的例子 便是他并不感兴趣于探讨美国在东亚的利益，这并非是因为后者不重要，而是由 于凯南认为美国的实力还不足以对东亚事务施加绝对的影响[ John Lewis Gaddis,“Containment: A Reassessment”,p.877.];其次，凯南的确 强调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苏联行为中所起的作用，但前者并不能决定后者。用凯 南自己的话来说，“(苏联的)领导人是自由的” [ John Lewis Gaddis,“Containment: A Reassessment”,p.874.];最后，在斯大林去世之前， 凯南就已经积极谋求与苏联进行谈判。 [ John Lewis Gaddis,“Containment: A Reassessment”,p.880.]
不过，加迪斯也指出了凯南“遏制”思想的缺欠之处。后者实际上是一个三 步走的战略，即首先在受苏联威胁的区域恢复均势，继而利用苏联与国际共产主 义运动间的矛盾来削弱它的境外影响，最后在前两步的基础上改变苏联对国际关 系的看法，使其接受和谈。[ John Lewis Gaddis,“Containment: A Reassessment”,pp.881-880.]
问题也随之而来。[ 分析见于 John Lewis Gaddis,“Containment: A Reassessment”,pp.882-884.]首先，凯南太看重心理活动的重要性，过于强调恢复那 些身处受苏联威胁地区的民众的信心。这种战略必然将会被那些民众所怀有的复 杂感情所左右，而这些情感未必都有利于美国。一个明显的例子便是许多西欧的 民众虽然惧怕苏联，但同时也认为美国可能对此置若罔闻。同时，凯南强调的美 国、英国、德国-中欧地区、苏联以及日本是“遏制”的重点区域，要防止其余 四个落入苏联之手。不过那些对美国安全不那么重要的地区所发生的事情又必然 会对生活在这四个区域内的人产生心理上的影响，这又与凯南“重点遏制”的思 维前提相悖。区分苏联扩张主义和国际共产主义也绝非易事，前文所述的杜鲁门 政府的困境已经说明了这一点；第二，凯南过于强调“苏联可能做什么”，而不 是“苏联能做什么”。然而，官僚们却恰恰喜欢从最坏的角度出发来思考国家安 全问题并制定政策。苏联在捷克斯洛伐克、柏林和朝鲜半岛的行动以及成功试爆 原子弹消息恰恰加剧了这种倾向。与此相对，他要求美国清醒认识自身实力的局 限，不过 1950 年代政府的战略调整恰恰与凯南的构想背道而驰；最后，凯南推 崇、“专家引导政策制定者”的理念，却很少想一想如果后者不问计于前者，那 又当如何呢？
不过这都不妨碍加迪斯将乔治•凯南视为一位伟大的战略家，他的这篇文章 后来以《“X”先生是一致且正确的》这一题目被收录入马丁 •赫兹主编的论文 集。[ 参见 John Lewis Gaddis,“Mr‘X'"is consistent and right”,in Martin F. Herz.,ed., Decline of the West? :George Kennan and his critics, Ethics and Public Policy Center, Georgetown University, 1978,p.135.同时，加迪斯为他参与主编的一部文献集所撰写的前言也基本上脱胎于这篇文 章, 参见John Lewis Gaddis,“The Strategy of Containment”,in Thomas H. Etzold, John Lewis Gaddis,eds., Containment: Documents on American Policy andStrategy, 1945-1950,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8,pp.25-37.]在加迪斯看来，凯南曾强调，出现超越于苏联控制之外的共产主义政权对 美国有可能是一件好事，因为前者所含蕴的民族主义情感会加剧共产主义阵营的 分裂，中苏分裂恰恰印证了这一观点。同时，凯南认为，美国比苏联更能在一个 多样化的世界中寻得安全，而苏联却对多样性的拙于应付，这将使它遭到越来越 多的反对。征之以当时的世界局势，这确实是不易之论。凯南反复告诫不要将共 产主义意识形态作为预测共产主义国家行为的工具，而目前的共产主义国家所表 现出的民族主义情绪等也恰恰说明，共产主义的吸引力正在减弱。这位战略家所 强调的要注意在目的与手段、义务与成本间保持平衡，以及需要对自身实力的有 限性保持清醒的认识等箴言对今日的美国而言也无疑是不可多得的清醒剂。[ John Lewis Gaddis,“Containment: A Reassessment”,pp.884-886.]
1949年末，保罗•尼采(Paul Nitze)接替凯南成为政策计划署的新一任主 任。次年4月，他主持撰写的“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NSC-68)分析 认为“苏联与以往的霸权国家不同，它由一种与我们自己的信仰背道而驰的新型 狂热信仰所驱动，并寻求将它的绝对权威强加给世界其他国家。” [ “A Report to the President Pursuant to the President's Directive of January 31, 1950”, April 7, 1950,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1950, Vol. 1, National Security Affairs; Foreign Economic Policy, Washington:United States Goverment Printing Office,1977,p.237.]该文件继而 又对美国所应追求的目标和采取的手段提出了新的构想。很明显，尼采及其同事 与凯南不同，他们明显是把意识形态视为影响苏联行为的决定性因素。“国家安 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勾勒了冷战极大时段内美国战略的基本理路” [ Ernest R. May, American Cold War Strategy : Interpreting NSC 68,New York: Bedford Books of St. Martin's Press,p.vii.]，故而它也 是一份颇具争议和研究价值的历史文献。
这份文件至1975年才得以解密，著名的《国际安全》(InternationalSecurity) 杂志于1979年刊登了小塞缪尔•威尔斯有关该文件的评析文章。他认为，不能 轻易批评当时的美国人对“更广泛安全”(great security)的追求，因为后者“第 一次同时面对掌握世界领导权所带来的挑战，以及他们自己的祖国很快便易遭受 核的威胁这两种状况” [ Samuel F. Wells, Jr.,“Sounding the Tocsin: NSC 68 and the Soviet Threat”,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 No. 2 (Fall, 1979), p158.]。虽然加迪斯在此前的研究中已然涉及相关内容，但《国 际安全》 1980年以“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与苏联威胁的再思考” (NSC 68 and the Soviet Threat Reconsidered)为主题邀请他和作为亲历者的保罗•尼采 分别撰专文评述这份历史文献。
加迪斯发现，与凯南对美国、英国、德国-中欧地区、苏联以及日本等五大 区域的强调不同，“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认为除军事行为外，威吓、 羞辱乃至信誉的丧失等无形之物与“均势”息息相关。这暗示世界秩序与美国的 安全不仅依赖于实际中的“均势”，同样也依靠对后者的“认知”(perception)。 这种判断实际否定了凯南有关“核心利益”和“边缘利益”的划分[ John Lewis Gaddis and Paul Nitze,“NSC 68 and the Soviet Threat Reconsidere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4, No. 4 (Spring, 1980), p.166.]，同时也使 得“美国的利益不可能以脱离苏联威胁的方式进行定义” [ John Lewis Gaddis and Paul Nitze,“NSC 68 and the Soviet Threat Reconsidered”, p.167.]。对无形之物的强调 意在鼓励用更多的手段去维护现存利益，但以威胁界定利益的方式却在实质上又 将利益的范围扩大了，结果就是变相削弱了文件所设想达到的目标。最为明显的 例子便是该文件的起草者们将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视为长远目标，但却有将除 南斯拉夫之外的所有共产主义国家都等量齐观;他们谋求使得苏联的态度有所缓 和，但在后者表示屈服前又拒绝与之谈判。总之，在加迪斯看来，这份文件体现 了一种失败的战略观，因为“其所倡导的方法阻碍了试图达到的目的” [ John Lewis Gaddis and Paul Nitze,“NSC 68 and the Soviet Threat Reconsidered”, p.168.]。
同时，加迪斯还试图探究“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在何处嵌入了整个 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的历史” [ John Lewis Gaddis and Paul Nitze,“NSC 68 and the Soviet Threat Reconsidered”, p.165.]。 他将美国对威胁的回应分为“对称”
(symmetrica)和“非对称” (asymmetrica)两种。前者是在对手所选择的任何 场合和时间点上对其作出回应，后者则是由美国自身选择时间与地点。乔治•凯 南、约翰•杜勒斯与亨利•基辛格虽看似风马牛不相及，但他们的战略构想都属 于“非对称”回应，而“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出台后杜鲁门政府的举 措以及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政策都属于“对称”回应。 [ John Lewis Gaddis and Paul Nitze,“NSC 68 and the Soviet Threat Reconsidered”, p.169.] [ John Lewis Gaddis and Paul Nitze,“NSC 68 and the Soviet Threat Reconsidered”, p.170.]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 发动并扩大越南战争是美国深陷泥沼这段历史使人不得不反思“国家安全委员会 第 68 号文件”：手段扩大时，利益不应随之扩大，否则必将带来自戕式的后果。 6
赫克斯特曾回忆到，自己的同事唐纳德•卡根(DonaldKagan)把历史学家 分为两种类型：“分割者” (splitter)与“聚合者” (lumper)。作为“分割者” 的历史学家喜欢“指出分歧，理解差异并引出区别”，而作为“聚合者”的历史 学家则愿意“把森罗万象的过去装在为数不多的盒子里面，并进而把这这盒子连 接在一起，使之具有漂亮的整体外观” 。 [ Jack H. Hexter,On Historians :Reappraisals of Some of the Makers of Modern History,Cambridge,p,242.]其实，现实生活中的历史学家常常往 返于“分割”与“聚合”之间。当个案式的研究积累达到一定程度时，学者便会 思考历史-社会中存在的“模式”。同样，“吸取经验与教训”是历史学家为自 己工作正名时常常挂在嘴边的言辞，而若想从无限繁杂的具体历史案例中提炼经 验或教训，以“一种系统(systematic)和分化(differentiated)的方式”对后者进 行一番“结构式且集中的比较”(structured，focused comparison)无疑是一种不 错的选择。[ Alexander L.George,“Case Studies and Theory Development: The Method of structured， focused comparison” in Paul Gordon Lauren,ed.,Diplomacy:New Approaches in History,Theory,and Policy,New York:The Free Press,1979,p.43.]
盛极一时的外交史研究“修正派”的观点在 20世纪 60年代末以来也越发受 到质疑。美国逐渐从越南抽身越南，中、美、苏关系缓和以及美国的国内改革改 善了“边缘弱势群体”的生活境况和政治地位。“新左派把美国变成了一个更加 民主和平等的国家” [ 戈斯：《反思新左派：一部阐释性的历史》，侯艳、李燕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 年版，第208 页。]，不过这也反而使得以“修正派”为代表的左翼思想话语 的现实基础一时间被削弱了。同时，整个“新左派”史学治学方式的缺欠也逐渐 显露出来。欧文•昂格尔就曾对其有所微词：“这些年轻的激进者所做的努力总 体上不是受学科的自然对话方式所掌控，而是受其对外部文化和政治世界的关注 所驱使。克里奥在他们的命令下换上了一套制服，并为社会美德战斗。 •允
许新左派想过去提出自己的问题，但也请允许过去发出自己的声音。”[ Irwin Unger, The “New Left'and American History: Some Recent Trends in United States Historiography”,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72, No. 4(Jul., 1967), pp. 1262-1263.]言外之 意，昂格尔提醒包括“威斯康星学派”在内的左翼史学注意不要为论证结论曲解 史料。威廉•威廉斯多年之后也曾反思自己的治学方法：“对门户开放政策解释 中带有个人感情的非历史主义错误 纠缠着威廉斯” [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Open Door Interpretation”,in Alexander DeConde,et al.,eds., Encyclopedia of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studies ofthe Principal Movements and Ideas,Vol.3, Charles Scribner's Sons,2002,p.28.]。
加迪斯在一些研究冷战具体案例的著作中也发现了这样一种倾向：部分学者 虽然吸收并继承了“修正派”的某些方法和观点，但却逐渐背离后者所倡导的有 关冷战的综合性叙事。[ 参见加迪斯的书评：John Lewis Gaddis,“Review of After Yalta: America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by Lisle A. Rose”, The Journal ofAmerican History ,Vol. 60, No. 3 (Dec., 1973), pp. 855-857; John Lewis Gaddis,“Review ofAmerican Policy and the Division ofGermany: The Clash with Russia over Reparations by Bruce Kuklick”, The Journal ofAmerican History Vol. 59, No. 4 (Mar., 1973), pp. 1040-1041.]不过，加迪斯并不满足于以碎片化的研究来彻底取代“综 合性的冷战史叙事”，他在 1982年出版的《遏制战略》就是这样一种重铸“聚
合”的尝试。[ 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方cy,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中译本参见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 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时殷弘、李庆四、樊吉社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年版。如无 特别说明，引文皆引自中译本。]
加迪斯这番新的尝试从“战略”这一视角出发，后者指决策者自觉或不自觉 地经历的将“目的与手段、意图与能力、目标与资源联系起来的一个过程”[ 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前言”，第6页。]， 而“遏制”这个术语则常用来“表示战后时代美国对苏政策的特征”[ 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第1页。]。从方法 论角度来讲，政治学决策理论中的“操作编码”(operational code)概念被他选 作“聚合”众多案例的“粘合剂”。所谓“操作编码”，即“有关政治本质与政 治行为等一系列基本问题的信念”，它涉及政治行为者的认知，更与政治人物对 与自身相关联的政治世界的建构想联系，同时也关系到他们努力提高自己认识到 的利益这一行为。[ Alexander L. George,“The‘Operational Code': A Neglected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Political Leaders andDecision-Mak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 13, No. 2 (Jun., 1969), p.220.]
《遏制战略》的前四章分别述及富兰克林•罗斯福政府对苏战略、凯南的“遏 制”观念以及“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中体现的战略思想，这些内容实 际上是加迪斯对自己此前研究成果的提炼、升华以及深化。全书剩下的章节论述 艾森豪威尔至卡特政府的对苏战略，兹做简单介绍。
艾森豪威尔政府时期任国务卿的约翰•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狂暴大 胆的言辞颇令人印象深刻，他呼吁以美国为首的“自由世界” ( free world )必 须要设想动用包括原子弹在内的所有武器，从而在面临任何侵略时都能迅速且有 效地进行报复。[ John Foster Dulles,“Policy for Security and Peace”,Foreign Affairs, Vol. 32, No. 3 (Apr., 1954), p.358.]不过加迪斯提醒读者，艾森豪威尔-杜勒斯的“新面貌”战略实 际上是将核威慑与同盟、心理战、隐蔽行动和谈判综合考量的一项规划，其中蕴 含着避免美苏公然冲突升级，并保持美国战略主动权的愿望。[ 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第165页。]肯尼迪和约翰逊 政府的对苏战略则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号文件”一样，展现了无法协调“抽 象观念与现实世界必需”之间的进退维谷状态。这种“以目的为代价对于手段的 过度痴迷”所导致的战略逻辑的缺失对美国在越南的失败难辞其咎。[ 加迪斯： 《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第253页。]
尼克松-基辛格这对搭档操弄的战略则将肯尼迪-约翰逊时期战略的灵活性、 与艾森豪威尔政府战略的结构与连贯性结合起来，“同时避免那种导致了越南泥 沼的目光短浅的痴迷，或约翰•福斯特•杜勒斯那种同样缺乏远见的僵硬意识形 态”。实际上，这种战略构想在有关权势评估、美国的利益和力量的局限性等方 面的看法体现了向凯南思想的复归。 [ 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第292、298-299页。]总体说来，凯南、1950年之前的杜鲁门政 府、艾森豪威尔政府以及尼克松政府遵循的是一种“不对称遏制”战略，即不谋 求在任何对抗层次上对苏联进行“遏制”，而是“在最利于以美国之长克敌之短 的场所、用最利于如此的手段来这么做”[ 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第 225页。]。“国家安全委员会第68 号文件”以 及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时期的对苏政策则是明显的“对称遏制”战略，即将心理 层面上的对均势的边缘性挑战就等同于事实上的挑战。[ 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第368页。]
在评述离自己最近的卡特政府的战略时，加迪斯认为它所倡导的“人权外交” 和之后提出的与此理念相左的“卡特主义”表明这届政府“难以将自己同这两种 方略（即“对称”和“非对称”——笔者）中的任一种结合起来”[ 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第 362-363页。]。当然，这 与卡特政府安抚官僚的举措，总统僚属中缺乏像凯南、保罗•尼采、杜勒斯、罗 斯托和基辛格一类的理论家，以及尼克松政府之后美国外交决策系统的“去集权 化”有关。[ 有关分析参见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第 365-366 页。]
乍观之下，加迪斯似乎对“不对称遏制”战略情有独钟，而对“对称遏制” 战略大加挞伐，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在他看来，“对称遏制”虽然要求“无限的 资源”，但也“提供了抵抗积累性威胁的保护”[ 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第368-369页。]；“不对称遏制”战略虽然能 让美国掌握主动权，但也使得后者不得不“让出不易防守的阵地，或扩展对抗以 开发利用能够守住的阵地”。这需要异常的理性与清醒，而后者在民主国家一向 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加迪斯：《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第369页。]
《遏制战略》甫一出版便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格雷格•赫尔肯称这部著作“雄 心勃勃又富有远见”[ Gregg Herken,“Review of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by John Lewis Gaddis”, The Journal ofAmerican History, Vol.];加迪斯•史密斯也认为“对于理解历史和思考当下与未 来而言，这是一本重要的著作”[69, No. 2 (Sep., 1982), p.509.] [ Gaddis Smith,“Review of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by John Lewis Gaddis”, Foreign Affairs, Vol. 60, No. 4 (Spring, 1982),p.963.] [ Joseph M. Siracusa,“The Many Faces ofContainment”, The Review of Politics, Vol. 45, No. 1 (Jan., 1983), pp. 154-157; Stanley Hoffmann,“Varieties of Containment”,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Vol. 11, No. 2 (Jun., 1983), pp. 279-281.]。其他一些学者虽然不能完全赞同加迪斯对书 中所述各届政府和主要人物的所有臧否之词以及对“遏制”方式类型的划分，但 也都承认这是一部洞见了“遏制战略”所含蕴的丰富内容的杰作。其后由约翰菲 德林执笔的《美国外交史词典》以及亚历山大•狄康德等学者主编的《美国外交 政策百科全书》中有关“遏制” (containment)这一词条的解释也都将加迪斯的 相关成果列为参考文献。[ John E.Findling,Dictionary of American Diplomacy History(second edition),p.129; Barton J. Bernstein,“containment”,in Alexander DeConde,et al.,eds.,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Sstudies of the Principal Movements and Ideas,Vol.1, Charles Scribner's Sons,2002,p.363.]
不过在笔者看来，如果参照整个西方战略学发展史，我们就更能够发现这项 研究的意义。生活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的普鲁士将军卡尔•冯•克劳塞维 茨所撰写的《战争论》一直是战略研究领域最广受推崇的经典著作之一。克氏十 分重视历史实例在战略研究中的作用，在他看来，“如果为了表明一项广泛的真 理而在展示某个历史事件，那就必须注意，涉及这真理的每个方面都要被充分和 详尽地展开”，而且“在关系到一个新的或可争议的观点时，彻底详述单独一个 事件比仅仅肤浅涉猎十个事件更有教益”。[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一册)，时殷弘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40、242页。]克劳塞维茨“关于抽象战争的性质 的讨论与诸如此类的分析方法之应用于真实战争穿插交替，例如目的和手段的理 论、摩擦和天才这对重要概念、关于进攻与防御的关系之类重要性较小的命题， 并且也与详细的作战和战术观察穿插交替，而所有这一切都被包含在历史证据之 中”[彼得•帕雷特：《克劳塞维茨》，帕雷特、克雷格、吉尔伯特编：《现代战略的缔造者: 从马基雅维利到核时代》 ，时殷弘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6年版，第191-192页。]。后世如马汉等许多重要的战略思想家也大抵遵循这一思路。
不过原子武器的出现极大改变了人们对战争可能后果的判断，同样也对战略 学界的治学取径产生了深远影响，以致“冷战40年里，没有任何一个概念能像 核威慑那样主导国际战略理论”[6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 第 371 页。]。1946年，美国学者伯纳德•布罗迪主编并出 版了《绝对武器：核力量与世界秩序》，他感叹：“我们的军事力量所想达到的 主要目的一直是赢得战争，但从现在起，它必须是防止战争，若不如此便毫无益 处。”[ Bernard Brodie,The Absolute Weapon: Atomic Power and World Order,Harcourt, 1946,p.76.]核威慑理论的假设是“现代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们在选择战争之前，通常 会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这种分析方法一直为经济学家们所推崇”[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 第 372 页。]。这种思考方 式隐含的方法论启示是“核战争就其性质而言更多是理论性而非经验性的, 学者 们只能依靠核爆炸的各种技术参数来验证核战争的各种假设, 这使得关于核战 略和威慑理论的讨论更多地要运用演绎推理和博弈论”[ 于铁军，《美国大学中的国际战略研究述评》，《美国研究》 2009年第 2期，第 119页。]。换言之，具体的历史 案例在战略研究中的意义不那么值得注意了。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学者托马 斯•谢林出版于I960年的《冲突的战略》[ 谢林：《冲突的战略》，赵华等译，华夏出版社 2011 年版。]一书便明显体现了上述思路，这只要 随意翻看一下全书中随处可见的数学公式、坐标系与方程就能看出来。
不过这种战略研究方式随后也遭到了质疑。汉迪•布尔就嘲讽当今的战略思 想竟然不再关注“有效的战争行为”(the efficient conduct of war)，完全表现出 “抽象和猜测的特征”(abstract and speculative character)[ Hedley Bull ,“Strategic Studies and Its Critics”, World Politics, Vol. 20, No. 4 (Jul., 1968), pp.593-594.]。更有学者质疑这种 研究的价值，因为在他们看来“由于威慑理论的产生基础是‘演绎推理' ( deduction )的方法, 以致同美国的国际战略实践毫不相干 。这样的理论 根 本无法指导政府决策者”[ 张曙光：《威慑理论:美国国际战略学的一个重要领域》，《美国研究》 1990年第 4期， 第 45 页。]。
以战略的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成果同样容易跌入另一种“窠臼”，即“治 史者先横亘一理论于胸中, 其弊至于认空论为实事, 而转轻实事为虚文”[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154页。]。也 就是说，研究者常常将“战略”当做一个可以随处粘贴的标签，而疏于对原始文 献的考释和解读。美国战略学家爱德华•勒特韦克便是如此，他的《罗马帝国的 大战略：从公元一世纪到公元三世纪》[ 勒特韦克：《罗马帝国的大战略：从公元一世纪到公元三世纪》，时殷弘、惠黎文译，商 务印书馆2008年版。该书所引参考文献目录见该书第 252-265页。]中几乎没有使用任用古罗马史研究所必 需的档案和考古资料，故而遭专业古典学家“对这种子虚乌有的‘大战略'进行
研究是既无益又可笑的”之讥。[ 当然，勒特韦克的著作也为古典学研究带来一些启示。关于该书引发的争论可参见冯定雄、 徐进伟：《西方古典学术界对罗马帝国“大战略”理论的争论》，《古代文明》 2016年第3 期，第 2-9 页。引文见第 5 页。]这正应了罗伯特•杰维斯对战略研究者的忠告： 不能不考虑处于不同文化和传统之中的人们分析和看待问题的方式。[ Robert Jervis,“Deterrence Theory Revisited”,World Politics, Vol. 31, No. 2 (Jan., 1979),p.296.]由此观之， 加迪斯有关遏制战略研究中所体现的娴熟的档案应用与解读功力“比任何大战略 史书都更能证明, 越是精微复杂的大战略理论性机理, 就越有赖于真正的历史 学术研究来揭示”[ 时殷弘：《战略史考察与大战略理论》，第9页。] [ Lloyd Gardner,“Review of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Postwar American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by John Lewis Gaddi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98, No. 1 (Spring, 1983),p.120.]。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加迪斯学术上的“对头”，来自“修 正派”的学者劳埃德•加德纳反倒是明确指出了他的贡献：“加迪斯已经熟练地 证明'防务智慧'(defense intellectual)再不是政治科学家可声称自专的名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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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冷战结束前夜的“关切”
许多著名历史学家“大都在获得博士学位后的一些年里, 接连从事少数几项 博士学位论文般的专题研究并予以发表”，随即“转而从事以宏观思考和综合为 根本的‘大学问', 其成果主要包括具有较独特的视角、恢宏的思想、甚至鲜明 的个人文风的概论性史书和论文、随笔、评论以及演讲”，即“这是一条从微观 探究起家、但超越微观探究而达到高水平宏观思考的升华性的学术道路。”[ 时殷弘：《历史研究的若干基本问题》，《史学月刊》 2001年第6期，第12页。]约 翰•加迪斯在完成了有关冷战起源、美国遏制战略史等多项具体研究之后也转而 对战略理论、美国外交史学科发展前景以及美苏关系的现实状况等问题展开了思 考。
一、战略理论探赜
在加迪斯看来，由于各届美国政府对苏战略所依本的思想基础以及所采取的 手段各不相同，“遏制”战略便拥有了“数条生命”[ John Lewis Gaddis ,“Introdution:The Evolution of Contaiment”,Terry L. Deibel and John Lewis Gaddis,eds., Containment: Concept and Policy, Volume 1,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86,p.4.]。任何一种战略的制定与 实施都必须首先考虑“利益问题”，对后者进行含混界定有助于维系联盟并威慑 对手，而准确定义则便于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对这些利益加以捍卫。[ John Lewis Gaddis ，“Introdution:The Evolution ofContaiment”，p.7.] [ John Lewis Gaddis ，“Introdution:The Evolution ofContaiment”，pp.9，16; John Lewis Gaddis ， The Rise, Fall and Future of Detente^, Foreign Affairs, Vol. 62, No. 2 (Winter, 1983), pp.
373-374，375-376.]遏制战略 的推行者，即美国政府还必须反思战略的针对对象与预期目的，即“遏制谁”（一 个国家？一种意识形态还是一种行为方式？）与“遏制的目的”（迫使苏联放弃 发动世界革命的念头？摧毁苏联的军事力量？使苏联放弃现有政治体制？等等）。 2一部美国对苏战略史在某种程度上就是各届美国政府对上述两个问题做出回答 的历史,而这便又引出了战略研究中另一个引人瞩目的矛盾，即“成本—风险”。
美国内战中联邦军总司令格兰特的战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英法对德战略 以及1944-1945年艾森豪威尔将军对德攻势都体现出使“风险最小化”的诉求。 这种战略最重要的特征是假定有“无限的资源可供使用，并能获得稳定的政治支 持，而不考虑成本”。[ John Lewis Gaddis，“Containment and the Logic of Strategy”,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10 (WINTER 198刀8),p.3O.]与之相反，南北战争中李将军以及托马斯•杰克逊等将 领的做法、一战前德国的“施利芬计划”、美国在二战初期提出的“民主国家兵 工厂”计划以及它推行的租借法案都属于谋求“成本最小化”的战略，即假设“只 有有限的资源和政治支持可供利用，所以必须甘冒风险”。[ John Lewis Gaddis，“Containment and the Logic of Strategy”,pp.30,31.]如此看来，加迪斯 之前所划分的美国对苏联的“对称遏制”属于“风险最小化”战略，而“非对称 遏制”属于“成本最小化”战略。
然而，就美国的战略制定与执行而言，将“目的”、“手段”、“成本”以 及对“利益”的界定等逐项工作协调统一起来却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宪政 体制与经济体制使美国的政治权力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电子信息业的蓬勃发展 使得很多于对外事务没有多少思想储备的人也来关注国际问题;国会与特殊利益 群体谋求对外交政策的制定施加越来越大的影响，却不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各 届美国政府在制定外交政策时，考虑的更多的是借“标新立异”以区别于其前任 和争取选民支持，而非冷静且理性地分析利益与威胁。[ John Lewis Gaddis ,“America's Game ofRussian Roulette”,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6, 1984, p. 5; John Lewis Gaddis ,“Introdution:The EvolutionofContaiment”,p.14.]诸如此类的因素都在削 弱“遏制战略”的连贯性，干扰美国在“风险”与“成本”间寻求平衡，因为“不 可能既分割权威，又指望获得一种贯通的战略”[ John Lewis Gaddis , “The Rise, Fall and Future of D6tente”,p.363.]。
加迪斯对战略“国内根源” (internal roots)的强调一一“遏制”不仅是对 外部现实的回应，更是美国国内状况的一种反应[ John Lewis Gaddis ,“Introdution:The Evolution of Contaiment”,p.13.]——正是后来战略学界的一个 重要的学术生长点。战略研究“自奠基起便充分吸收了现实主义的基本观念和研 究范式。在整个冷战时期，受制于两极格局强大的结构压力，身处东西方阵营的 各国都面临对手明确的安全威胁，战略研究继续处于结构现实主义范式的主导影 响下”[ 吴志成、王亚琪：《国际战略研究的历史演进 及其当代启示》，《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6 年第 10 期，第 80 页。]，而冷战结束后的战略学界则强调国内集团、社会观念、宪法特征、有 时通过国际相互依存表现出来的经济制约因素、历史上的社会趋势以及国内政治 压力等要素在国家战略选择中所起到的作用，即“国内制约足以防止或延缓出于 国际压力而需要做出的政策反应。当国内政治经济因素有利时，国际因素才能刺 激出反应”[理查德•罗斯克兰斯、阿瑟•斯坦：《超越现实主义：大战略研究》，罗斯克兰斯、斯坦 主编：《大战略的国内基础》，刘东国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5， 16页。]。
针对现实中美国战略出现的问题，凯南曾呼吁尽可能将国家安全决策过程与 国内政治隔离开来。不过加迪斯并不赞同这种观点，因为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战略 绝不仅仅只涉及军事与政治等领域的问题，而是同时包含经济、心理、法律与道 德等内容的一个聚合体，灵活地驾驭种种不确定性因素而非“一刀切”恰恰是战 略的真正奥义。[ John Lewis Gaddis ,“Containment and the Logic of Strategy”,pp.28,29.]如若像凯南所倡导那般，又怎么维护美国的宪政？如何确保政 府能够获取民众的支持？[ John Lewis Gaddis ,“Introdution:The Evolution of Contaiment”,p.15.] 作为历史学家的加迪斯对上述问题给出了自己的答 案——平衡的技巧来源于学习前人的经验，并反思他们的教训。然而在现实中， 这两者又常常集于一处。例如，肯尼迪政府尽管强调军事优势，追求“风险最小 化”，但也仍然没有忽视与苏联进行谈判，并愿意冒短期风险，与后者签订部分 禁止核试验条约。不过肯尼迪和其后的约翰逊政府并没有从朝鲜战争中汲取教 训，结果将战略主动权拱手苏联。[ John Lewis Gaddis ,“Containment and the Logic of Strategy”,pp.37,38.]
二、革新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倡议与实践 在美国，随着新的史学研究领域与方法与不断涌现出来，特别是1960 年代以 来社会史和文化史研究的繁盛发展，传统的外交史和政治史研究越来越被边缘
化，逐渐成为“昨日黄花”。[ 有关这方面的介绍参见李剑鸣：《美国政治史的衰落与复兴》，《史学集刊》 2013 年第 6 期，第 26-28 页；夏亚峰、栗广：《美国外交史研究现状》，《史学集刊》 2015 年第 2期， 第 96 页。]社会史家批评后两者在研究方法墨守成规，只关 注政治精英，忽略了政策与美国社会与文化中的特权与权力类型；文化史家则指 责外交史和政治史在认识论患有幼稚症，对语言在理解历史证据和历史学家的话 语中所起到的作用视若不见。[ MichaelH. Hunt,“The Long Crisis in U.S. Diplomatic History: Coming to Closure”, Diplomatic History, Volume 16, Issue 1, January 1992, ,p.115.]
实际上，国际关系史以及外交史研究的“症结”是伴随着现代民族国家诞生 以及历史研究学科化所产生的一个“副产品”。由于“在西方大学里专业历史的 出现与民族利益密切相关，而且这一专业的权威源于其民族真正的发言人这一身 份”[ 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江苏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 21-22页。]，国际关系史和外交史常常无意识地将叙事的“原点”确定为欧洲三十年 战争后建立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将主权国家视为国际关系中最主要乃至唯一的 行为单位，其叙述内容也多局限于战争、外交等政治、军事行为。其所利用的资 料也往往局限于各种政府档案资料，以至于有人将这种研究讥讽为“一个官僚对 另一个官僚说了什么”或是“一群官僚和另一群官僚的对话”[ 牛可：《超越外交史:从外交史批判运动到新冷战史的兴起》，《冷战国际史研究》 2014 年第 1 期，第 9 页。]。
美国学者查尔斯•梅尔在1980年曾慨叹：“唉！国际关系史（此处包括美国 外交史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史） 在1970年代已经不能被视为历史学科中的前沿领 域。在大学和知识界那些阅读并出版严肃史学著作的人群中，外交史已沦为一个 继子”[ Charles Maier,“Making theTime: The Historiography of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 Michael
Kammen, ed.,The Past Before U. S. : Contemporary Historical Wri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0,p. 355.]，而这一声哀叹开启了“一个外交史家批判反省和自我鞭挞的时代”[ MichaelJ. Hogan,“The‘Next Big Thing': The Future of Diplomatic History in a Global Age”, Diplomatic History, Volume 28, Issue 1, January 2004 ,p. 1.]。
1940年代出生，此时俨然已是美国外交史学界中坚力量的约翰•加迪斯也加 入了这一学科反思浪潮。在他看来，外交史研究的突出症结正类似于数学家冯•诺 依曼对自我复制的机器所作的评论论述一般：“仅仅是自我重复，而并没有进步”。 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缺乏与其他学科的接触”[ John Lewis Gaddis ,“New Conceptu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Diplomatic History, Volume 14, Issue 3, July1990 ,pp.405,406.]。
美国外交史家的历史解释常常暴露如下三种弊端：首先是“还原主义”，即 只是以某一种或某一类原因解释复杂的事物，这将导致“隧道式的历史”(tunnel history),把历史分割装入彼此独立各项条框之中，从而忽略了联系；其次是恰 恰与“还原主义”相反的一种解释模式一一“庄稼-撒药”(crop-duster)法，它将 原因不分主次罗列在一起。学者们在述及美国与国际事务的关系时常常只注意到 美国对外界的影响；最后，美国外交史研究还存在文化和时空上的偏狭性(cultural and temporal parochialism)，常常假设美国自身发展的经历是有独一无二性的， 忽视了世界其他民族和地区对美国的影响。[ John Lewis Gaddis ,“New Conceptu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pp.407,411,415.]
为克服上述问题，美国外交史家需要广泛开展比较史学研究，并强化对国际 体系的分析，美国一直都是“国际体系”(international system)的一部分，而后 者自身的特征能够引发某种效应。[ John Lewis Gaddis,“New Conceptu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p.419.]比较研究本身体现了视角的开阔，同时更有 助于识别他人所忽略的问题、澄清众多个案的轮廓、分析解答因果关系。[ Jurgen Kocka,“Comparison and Beyond”HStory and Theory, Vol. 42, No. 1 (Feb., 2003),pp.40-41.]其实， 它与重视国际体系的分析方式在某种程上本就是一体两面，二者都主张以更为宽 广的视角看待问题，而非只聚焦于某一点。“只专注于一棵棵的树木，我们就忘 却了自己身在森林之中这一事实” [ John Lewis Gaddis, “New Conceptu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p.420.]。
正是在这种意义上，跨学科研究法对外交史学家而言更显得尤为重要。对于 政治学家而言，有关国际体系中稳定因素和不稳定因素、体系产生的内部效应、 权力构成要素以及无政府状态下国家间进行合作的可能性的探讨已经是老生常 谈，摩根索、华尔兹、查尔斯•金德尔伯格(CharlesP.Kindleberger)、罗伯特•吉 尔平(Robert Gilpin)、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以及众多从事国际政 治经济学和博弈论研究的学者都为回答上述问题提供了丰硕的学术成果，不过外 交史学家却才刚刚涉猎这些问题。[ John Lewis Gaddis,“The Emerging Post-Revisionist Synthesis o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Diplomatic History, Volume 7, Issue 3, July 1983,pp.186,188,189.]
加迪斯以对冷战时期两个超级大国为何能维持“长久和平”的研究践行了自 己学术倡议，而对“美苏如何成功地避免了战争” [ Gaddis Smith,“Review ofThe Long Peace: 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the Cold Warby JohnLewis Gaddis”, Foreign Affairs, Vol. 66, No. 2 (Winter, 1987), p. 436]的解释也最为明显地体现了 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华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对他的影响。
与大多数人对“冷战”一味恐惧和厌恶不同，加迪斯曾打趣：“谁能说一个 世纪后的历史学家 如若他们根本不把我们的时代视为'冷战'，而
把它视作与梅特涅和俾斯麦时代一样难得且美好的记忆中的‘长和平'，是否这 真的很不合乎情理？” [ John Lewis Gaddis,The Long Peace: 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the Cold War,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中引文见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潘亚玲译，上 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 316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体系“存续的时间比经过周密 设计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协议存续的时间长一倍，其持久性基本相当于梅特涅和俾 斯麦的伟大的19世纪国际体系” [ 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第 289页。]。而华尔兹系统理论的一个尤为可贵之处在于 “它提供了区分稳定的政治结构与不稳定的政治结构的标准。这有助于解释缘何 有的国际体系比别的国际体系更为持久的事实。” [ 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第 291页。]这提醒研究者“如果缺少结 构上的先决条件，单靠行为是不能保证稳定的；而在特定情况下，甚至在行为上 的先决条件并不理想之时，结构却能够带来稳定” [ 加迪斯： 《长和平：冷战史考察》，第292页。]。
他多次引述《国际政治理论》中的观点，认为两极格局如实反映了二战结束 后军事实力分布的现实。这种结构是一个“简单的结构” [ 加迪斯： 《长和平：冷战史考察》，第294页。]，故而“不需要梅特 涅或俾斯麦的娴熟技艺来维系自身” [ John Lewis Gaddis,“How the Cold War Might End”, Nov.,87, Vol. 260 Issue 5, 1987,The Atlantic,p.94.]。同时，这样一种“简单的结构”中的同 盟关系也更够持久保存，这是因为“只要苏联和美国是彼此及各自代理国的主要 威胁来源，那么两个超级大国在维持其所控制的联盟时就不会遇到太多的困难”； 而且两大集团中背弃原盟友的行为也都得到了原谅，而没有引起重大分裂和冲 突。[ 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第 295页。]美苏两国互相依赖程度较低，这对两国关系的稳定提供了一种结构性的支 持， [ 加迪斯： 《长和平：冷战史考察》，第298页。]并且它们相互尊重彼此的势力范围，例如柏林墙虽然常被人视为美苏对抗 的一个标志，但它也保证了欧洲现代史上最长一段时间的政治稳定与经济繁荣。1
除此之外，“核武器的发展总体上对战后国际体系有稳定性的效果。它们被 用来阻止冲突升级的进程，这在其他时代则很容易导致战争” [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第310页；John Lewis Gaddis,“Do Fences Make Good Neighbors?”, The Atlantic,Mar 1990; 265, 3,p.113.] [ 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第 303 页。读者可以参见第一章叙述的华尔兹的相似 观点。]。美苏为求得生 存便必须有所协作和克制不理性情绪。如果说避免核战争发生是两国合作的一个 明显的例证[ John Lewis Gaddis,“How the Cold War Might End”, p.96.]，那么它们忍受侦察卫星的行为则表明“长期的体系性利益，即双 方共享的有关避免核战争和保持自1945年以来发展出来的国际体系的利益，在一 定程度上有时能压倒美苏两国当前的国家利益” [ 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第 278 页。] [ John Lewis Gaddis,“The Emerging Post-Revisionist Synthesis o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pp.180-181.]。
同时，加迪斯承认以自己为代表的冷战史研究“后修正派”也从“修正派” 前辈那里获益良多。例如，“后修正派”也承认美国的确曾经通过经济手段来达 到政治目的行为，也同意“修正派”的如下观点：斯大林并无发动世界革命的愿 望，而“美国政府屡次通过扩大外部威胁的方法来在国内实现特定政治图谋”。 5
不过，作为“后修正派”主将的约翰•加迪斯更希望对“修正派”的观点进 行 “修正”。首先，在他看来，后者套用列宁关于“帝国主义”解释模式—— 把美国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动机说成是资本主义拓展商品市场与投资机会，进而 挤压了苏联的合理安全利益——是典型的只重视经济因素的“还原论”，却没有 注意到二战后美国人更关心的是''国家安全”(national security)。即便经济利 益也是“国家安全”的一部分，而且它也很快便让位于“遏制”。同时，美国也 没有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压制苏联势力范围内部共产主义的发展，尽管这么做能 带动自由企业的发展。 [ John Lewis Gaddis, “New Conceptual Approaches to the Stud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p.407; John Lewis Gaddis,“The Emerging Post-Revisionist Synthesis on the Origins ofthe Cold War”, pp.172,173,174.]加迪斯再次祭起了自己在1970年代时对'修正派”批评， 即后者不重视对资料的运用[ John Lewis Gaddis,“Checking History's Footnotes”,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6, 1973,p.3.]，后者的结论'是基于信念而非研究” [ John Lewis Gaddis,“The Emerging Post-Revisionist Synthesis o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p.175.]。他在一篇 评论“修正派”学者，著名朝鲜战争研究专家布鲁斯•卡明斯著作的书评中就辛 辣地指出：“没人会对这本书提供的证据感到满意。”[ John Lewis Gaddis,“Review of The Origins of the Korean War. Volume II: The Roaring of the Cataract,1947-1950 by Bruce Cumings”,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 60, No. 4 (Nov., 1991), p.576.]
其次，“修正派”认为美国将一个“帝国”(empire)强加给了 “不情愿的 世界” (a mostly unwilling word)，而这种行为也是违背美国人民的意志的。[ John Lewis Gaddis,“The Emerging Post-Revisionist Synthesis o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p.173.]不 过新近的研究表明，美国势力范围的扩展更多是由于其他国家(如西欧、北欧、 地中海以及近东区域)向美国发出了 “邀约” (invitation)，而非是前者以“强 制” (imposition )来实现的。同时，在外交政策制定者明确表露出对抗苏联的 举动之前，美国的国会议员和民众就已经流露出反苏情绪。 [ John Lewis Gaddis,“The Emerging Post-Revisionist Synthesis o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pp.176-178.]总之，“在战后的 头几年里，苏联的行为不只引起了美国人的警觉，而且也引起了其余世界相当一 部分人的警觉。” [ 加迪斯：《长和平：冷战史考察》，第 45页。]
甚至一些赞成“修正派”观点的学者也遭到了加迪斯的“讨伐”。托马斯•麦 考密克受威廉•威廉斯等人的启发，提出以“合作主义”(Corporatist Synthesis) 来解释美国外交史。在他看来，美国的经济与外交政策主要被拥有广泛社会功能 各种“辛迪加”(syndicates)所支配，商业(尤其是寡头垄断资本)、劳工(特 别是有组织的劳工)和农业(农业综合企业)是三个典型。它们享有法律或事实 上的权威，等级制和精英统治是其特征。这些“辛迪加”通过各种正式和非正式 的机制与政府保持联系；并且通过自我调节或公共—私人的权力分配模式来实现 彼此之间及自身政府之间的合作，进而实现对社会主要事务的管理。“辛迪加” 强调“生产至上”( productionism)。 [ ThomasJ. McCormick,“Drift or Mastery? A Corporatist Synthesis for 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 Reviews in American History, Vol. 10, No. 4, The Promise ofAmerican History:Progress and Prospects (Dec., 1982), pp. 323-324.]
美国历史上的"威尔逊主义”(Wilsonianism)、“多边主义” (multilateralism) 以及“国际主义” (internationalism)实际上都不过是全球化了的“合作主义”。 例如，“合作主义”与“威尔逊主义”都强调“生产至上”，都反对能够造成财 富和权力再分配的竞争(不管它是发生在阶级之间还是国家间之间)，都赞成在 权力分享者之间实现仲裁和协调。 [ Thomas J. McCormick,“Drift or Mastery? A Corporatist Synthesis for American Diplomatic History”,pp.326-327.]
加迪斯对这种解释模式持质疑的态度。第一，'合作主义”只能解释存在普 遍共识时期的美国外交行为，而对例如是否参加入一战、 1939-1941年间干涉主 义与孤立主义的辩论以及1965年有关越南问题的争论等美国外交史上存在的重 大分歧难以自圆其说；其次，麦考密克的'辛迪加”概念暴露其对于美国社会构 成要素的认识很局限。因为他将商业、劳工以及农业作为最为重要的'辛迪加”， 却忽视了这三者内在的复杂性(例如三种'辛迪加”内部分别存在跨国商业与个 体商、有组织的劳工和无组织的劳工以及商品农业与家庭农场的区别)；再次， 在'合作主义”解释范式中，我们完全看不到全球均势以及由此引发的安全考量 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也就是说，这一范式忽略了地缘政治；最后，麦考密克 还忽视了理想主义信念以及重要的人物在美国外交史上所起到的作用。也就是说
“合作主义”和威廉•威廉斯以“门户开放”来解释美国外交的做法一样，都是 一张迫人削足而适的'普罗克汝斯忒斯之床” (Procrusteanbed) 。 [ John Lewis Gaddis, “The Corporatist Synthesis: A Skeptical View”,Diplomatic History, Volume 10, Issue 4, October 1986,pp.357-361.] 面对加迪斯的质疑，麦考密克回应认为，加迪斯实际上只强调了民族国家之 间体系，而忽视了另一种意义上的'世界体系”，即以跨国商业组织为主要参与 对象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不过，他也承认加迪斯对比较史学和体系史研究 的强调迫使学者要'承担更多的任务”。 [ Thomas J.McCormick,“Something Old, Something New: John Lewis Gaddis's ‘New Conceptual Approaches'”,p.431.]麦考密克后来对世界体系的进一步深 入研究也正践行了自己的承诺。[ 参见 Thomas J.McCormick,“World Systems”,in Michael J.Hogan and Thomas G.Paterson,eds.,Explaining the History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pp.149-161.] “修正派”的另一位后起之秀劳埃德•加德纳 虽然不完全赞同加迪斯对冷战起源的'后修正”解释，但他也不得不承认，之前 那种完全套用列宁对资本主义国家行为方式的论述来解释美国'帝国主义”的研 究方法是有待商榷的。 [ Lloyd C. Gardener,etc,“Responses to John Lewis Gaddis, ‘The Emerging Post-Revisionist Synthesis onthe Origins of the Cold'”, Diploatic History,Vol.7, Issue3, July 1983,p.191.]
三、'关切”：学术与现实之间
1985年3月11日，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出任苏联共产 党总书记。此时的苏联经济发展日益萎缩，社会问题丛生，早已是一座千疮百孔 的“大厦”，以至于当时其国人感叹：“对我国不友好的人士是很乐于看到我们 国家处于衰退甚至濒死状态的这一类证明的。”[ 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 1998年版，第 391 页。]同时，“对苏联来说，冷战意 味着苏维埃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全部缺点和弊病的无法遏制的、强有力的增长和加 深。国家事实上变成了冷战的工具，冷战吞噬了国家几乎80%的智力、思想、政 治和物质资源”[ 切尔尼亚耶夫：《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徐葵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1年版，第 13-14 页。]。
针对这一局面，戈尔巴乔夫在 1987 年出版的《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提出 了自己的解决之道。在他看来，“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 更确切地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新华岀版社1987年版，第184页。]。戈尔巴乔夫虽然不主张放弃阶级 分析法，但他强调核武器使得“国际舞台上的阶级对抗有了客观的限度，超过这 个限度就会出现全部毁灭的威胁”[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第185页。]，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也应当为维护世 界和平进行合作。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的竞争必须以此为前提，苏联以往那 种认为帝国主义一旦发动战争就会自取灭亡的观点已然过时。[米•谢•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苏群译，第184、185页。]
戈尔巴乔夫的“宣言”引起了加迪斯的关注，他认为这本重要的著作迫使美 国人扪心自问：“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承认并回应苏联做出的改变，那正是我们 数年来梦寐以求的东西，现在它真地发生了” [ John Lewis Gaddis,“Mikhail Gorbachev's Manifesto”, The Washington Post, Nov.29, 1987,p.2]。
美苏冷战此时已历四十余载，人们已然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 中”之感。在加迪斯看来，“遏制战略”最初设计者凯南的三个愿望——恢复均 势、削弱苏联在其境外的影响力并最终使得修正自身行为，学会忍受多样性而非 消灭之——都已经差不多实现了：核武器使得美苏之间维持大抵的均势；许多国 家虽然仍保有社会主义政府，但苏联却并不能再仅仅通过意识形态来控制它们； 苏联周边出现了一大批新兴的，不愿受苏联胁迫的国家；苏联进行外交冒险的念 头欲望逐渐下降，并愿意与美国就特定问题进行谈判磋商。 [ John Lewis Gaddis ,“Epilogue:The Future of Contaiment”,in Terry L. Deibel and John Lewis
Gaddis,eds., Containment: Concept and Policy, Volume 2,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1986,pp.722-728.]现在是时候想一想
'我们希望以何种方式结束冷战了” [ John Lewis Gaddis ,“Epilogue:The Future of Contaiment”,p.729.]。
在加迪斯看来，如下事务必须被提上议程：首先，美苏两国需要协调解决 1945年之后的历史遗留问题，如朝鲜半岛和德国的分裂；第二，两个超级大国 都应该继续保持自我克制，谨防向境外过度投射影响，不论这种影响是以文化、 意识形态、经济还是军事的形式体现出来；再次，两国需要对彼此的'安全观” 加深了解，掌握对方都将哪些内容视为保障自己安全的必需品；最后，美国和苏 联需要建立一定的机制来中和各自对对方的偏见以及两者间普遍存在的意识形 态、制度和文化差异，一定要坐在谈判桌前解决问题。 [ John Lewis Gaddis,“How the Cold War Might End”,pp.98-99.]
出人意料的'剧变”风潮在1989年间一夕席卷东欧地区，各国执政的共产党 政权纷纷倒台，这同时也为一分为二的德国提供了重新统一的契机。由于美苏之 间的关系抑制了欧洲内部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故而冷战对欧洲而言也是‘长和 平'”[ John Lewis Gaddis,“One Germany -- in Both Alliances”, New York Times,Mar 21, 1990,p.27.]。加迪斯在1990年发表的文章中曾提醒政治家不要忽视北约和华约曾起 到的维持秩序的功能，甚至建议在修正二者对抗功能的基础上继续保留这两大冷 战联盟。统一后的新德国应当在两大联盟中都占有一个席位，借此促进后两者的 接触与合作。这样可以为美苏两国军队继续驻扎在德国的土地上提供一个体面的 理由，同时也能够使统一后的德国安于不能拥核这一现实。需要注意的是，在加 迪斯看来，这种'冒犯主权”的做法并不应该遭到批评，因为旧有的'主权”观 念在欧洲不断复兴的民族主义可能再度成为脱缰之马这一情况下已经不再适用。
'一个德国—两个联盟”的安排也能够增加华沙条约组织在东欧人心目中的合法 性，进而使它更好地防范东欧以及巴尔干地区可能发生的冲突。[ John Lewis Gaddis,“Coping with Victory”, The Atlantic; May 1990; 265, 5,p.56;John Lewis Gaddis,“One Germany--in Both Alliances”, p.27.]
很明显，加迪斯对现实国际的见解是基于他对冷战历史的研究，然而 '现 实关怀”与'学术思想”间的彼此交缠、渗透还不仅仅体现在此一处。他对越南 战争之后美国国内怀疑政府一切行为的激进思潮感到厌烦，认为后者已经明显矫 枉过正。[ John Lewis Gaddis,“Foreign Policy;The Old Boys And the New” ,The Washington Post, Aug.19, 1984, p.5.]然而，这种思潮却正是激发'修正派”历史学家从事研究的重要动力。 正是在这样一种思想状态下，对现实问题的见解和对学术研究的态度耦合在了一 起。
加迪斯很看重“修正派”历史学家将美国视为一个“帝国”(empire)的学 术主张，但更强调历史表明帝国“既可以发端于有关外部环境的观念与想象，也 可能出自于内部的不安全感。大国一个特点就在于常常为了防御而做出侵略之 举。帝国可能由寻求安全的人所发出邀请而产生，也可能在压迫反对者的过程中 被铸就”[ John Lewis Gaddis,“The Emerging Post-Revisionist Synthesis o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p.181.]。
同时，加迪斯一直强调的比较史学研究的一项任务就是探究为何美国在冷战 初期的扩张很少引发人们的恐惧，而苏联则不然，更何况后者扩张的范围还小于 美国[ John Lewis Gaddis,“[The American Concep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and the Beginnings of the Cold War, 1945-48]: Comment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89, No. 2 (Apr., 1984), p. 384-385.]；为何苏联的扩张激起了所到之处的反对，而后者却热切邀请美国？[ John Lewis Gaddis,“Containment: Its Past and Futur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5, No. 4 (Spring, 1981),p.79.]他主 张要加强研究美国外交政策对国外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不过尤其强调美国对战后 德国和日本的影响。 [ John Lewis Gaddis,“The Emerging Post-Revisionist Synthesis o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p.187.]聪明的读者自然知晓这其中的隐晦之意。总之，用加迪斯 自己的话来讲：“他们(指‘正统派学者'——笔者)所说的话更多是出于政治 信条或个人经验，而非相应的档案研究。‘后修正派'以文献为基础，证实了‘正 统派'的几个核心论点，这本身就是一项重大的进步。” [ John Lewis Gaddis,“The Emerging Post-Revisionist Synthesis o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p.180.]就此，沃伦•金博尔 曾指出，在加迪斯有关“冷战是长久和平”这一观点中，“美国哲学的广泛而基 本的问题被忽视掉了，即地缘政治战略是国家政治经济形态产物的” [ Warren F. Kimball,“Review of The Long Peace: Inquiries into th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 by JohnLewis Gaddis”,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 94, No. 3 (Jun., 1989), p.722.]。况且， 他基础于美苏关系史总结认为， 美国在和苏联打交道时要确保“坚定”
(Firmness)、“灵活”(Flexibility)、“连贯” (consistency)以及“彬彬有 礼”(civility) [ John Lewis Gaddis ,“The First Fifty Years”,in Mark Garrison and Abbott Gleason,eds., Shared Destiny : Fifty Years of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Boston:Beacon Press,1985,pp.34-36.],这使得加迪斯与之前的“正统派”学者越发相似，因为他们 都试图为美国的世界战略献计献策。
总体说来，身处冷战结束“前夜”的约翰•加迪斯的学术思想的已然展现出
如下几个特征：
首先，他将自己之前学术作品中探讨过的主题作为明确的“研究纲领”提了 出来。其实，“冷战时期美国有关对手以及均势的观念”以及“加强研究官僚组 织以及学术、经济、族裔以及宗教团体等国内因素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 [ John Lewis Gaddis,“The Emerging Post-Revisionist Synthesis on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pp.184-185.]在 加迪斯之前对冷战起源、美俄(苏)关系以及“遏制战略”历史的研究中早已都 有所涉猎。不同的是，如果说1970 年代的他只是让苏联为冷战的爆发负稍大于 美国的责任的话，此时的加迪斯则认为前者要负绝大部分的责任。
其次，尽管以跨学科方法来推动历史研究的发展是加迪斯在冷战结束之前最 为推崇的治学理念，但他并没有忘记历史学家最擅长的档案研究工作。例如，在 研究秘密谍报在冷战中的所产生作用这一问题时，历史学家固然需要心理学的相 应知识，但最需要的是档案。[ John Lewis Gaddis, “Intelligence, Espionage, and Cold War Origins”,Diplomatic History , Volume 13, Issue 2, April 1989,pp.210,211.]历史学虽然不能像化学和数学那样精确地预测未 来，但它的功能却相当于行车时必不可少的“后视镜”。况且，优秀的历史学家 就如同优秀的战略家一样，都“努力进行综合以便于人们理解，并防止思想停滞 不前，同时又能够不忽略、扭曲和轻视综合性解释所依赖的经验证据” [ John Lewis Gaddis ,“Containment and the Logic of Strategy”,p.27.]。譬如， 我们可以从理论角度将美国对苏政策的目标划分为五种类型：“消灭苏联”、“将 苏联的影响力限制在其国境内”、“改变苏联内部结构”、“在共存这一整体框 架下有选择地与苏联竞争”以及“在分享利益的基础上与苏联合作”，但现实中 的美国政策制定者的动机却往往不像理论家设想的那么“纯粹”，常常同时为追 求几种目的而采取行动。[ John Lewis Gaddis ,“The Evolution of U.S.Policy Goals Toward the USSR in the Postwar Era”,in Seweryn Bialer and Michael Mandelbaum,eds., Gorbachev's Russia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Boulder, Colo.: Westview Press,1988,pp.305,337.]
历史学家喜欢将事物视为一个“序列” (sequence),政治学家则偏好将它 们看成一个“系统”(system)。这两种思维方式的结合则会对两类学者都有所 裨益：在帮助历史学家克服"恋古癖”(antiquarianism)、“现时主义”(presentism, 类似于前文所说的“隧道式历史”)和“概念贫瘠”(conceptual poverty)的同 时，又有利于政治学家摆脫“科学至上论”(scientific hubris)、“方法论板结”
(methodological constipation)以及''语言晦涩” (linguistic incomprehension)。 1
最后，加迪斯用自己的学术实践证明：历史学家虽不一定擅长总结抽象的理 论，但他们的研究却往往能够通过发现新的具体知识的方式为理论的变革鸣锣开 道。有关何谓“大国”的讨论从来都能引发人们持久的兴趣，历史学家保罗•肯 尼迪出版于1987年的《大国的兴衰》一书曾一度引得学术界'洛阳纸贵”。他 侧重于从经济与军事这两者间的互动关系来定义'大国”并勾勒其兴衰的历史， 即“要成为一个大国 必须有可使国家欣欣向荣的经济基础 然
而，由于进行战争，或将国家的很大一部分‘生产能力'用于生产武器装备，就 有破坏国家经济基础的危险”。[ John Lewis Gaddis ,“Expanding the Data Base: Historians, Political Scientists, and the Enrichment of SecurityStudie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2, No. 1 (Summer, 1987), p.21.] [2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一一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王保存等译， 求实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652-653页。]同时，在保罗•肯尼迪看来，当时的美国、苏 联、中国、日本与欧洲都不得不正视科技革命、国际关系中力量对比的变化以及 军费上升等问题。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一一1500-2000年的经济变迁与军事冲突》，第654页.]
保罗•肯尼迪的分析方法与众多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家可谓不谋而合。然 而，加迪斯在 1985 年就指出，一个国家所拥有的影响力和它所拥有的军事实力 间不存在准确的对应关系。在 1970 年代，美国由于选择从越南'抽身”，意想 不到地改善了形象，提高了国际影响力。然而苏联却因为过度扩张而致使形象不 断恶化。一个国家在获得原来越多权力的同时却丧失了影响力，苏联领导人至今 仍不得不面对这一颇具讽刺性的事实。 [ John Lewis Gaddis ,“The First Fifty Years”,pp.32,33.]
聪明的读者不难发现，加迪斯所的表述正暗合于约瑟夫•奈提出那个的著名 概念，即“软权力” (softpower)。"软权力”依赖信誉发挥作用，而美国的 国内和国际表现恰恰能够增强其信誉。[约瑟夫•奈：《美国霸权的困惑：为什么美国不能独断专行》，郑志国等译，世界知识岀 版社 2002 年版，第 73 页。]然而，约瑟夫•奈对此进行明确论述却 是自1990 年才逐步开始的[ 参见刘德斌：《'软权力”说的由来与发展》，《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04年第 4期， 第 56 页。]。
第三章 “冷战新史”与“美利坚之道”
1991年12 月25日，戈尔巴乔夫发表电视讲话，宣布辞去苏联总统职务。 当晚，克里姆林宫上空飘扬了近70 年的苏联国旗在茫茫暮色中缓缓降下，一个 曾经煊赫于世的超级大国就此黯然落幕。一个新的时代，即“后冷战时代”到来 了。时至今日，人们仍对这个自己置身其间的时代众说纷纭，而这也为学者反思 已有的学术成果提供了一个契机。
第一节 重述冷战
一、探究苏联解体之谜
曾经的庞然大物轰然倒塌，连“遏制战略之父”乔治•凯南都惊呼：“我当 时几乎不能相信这是真的。” [ “Interview with George and Annelise Kennan”,1995,December13,in John Lewis Gaddis Papers on George F. Kennan, MC256,Box6,Folder2,Public Policy Papers,Department of Rare Book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p.2.]这也把解释“苏联为何解体”推上了学者的研究 日程。为解释这一问题，约翰•加迪斯把目光投向了深层次的“历史构造”，后 者就像地质构造一样，是事件、环境、政策、信仰等彼此互动所造就的一种趋势， 不由单个的国家和个人所决定，但却具有长久的影响力。“衡量权力标准的变化” 便是这样一种“构造”。长期以来，军事与经济实力间的相互依傍与促进造就了 大国最，而原子武器的诞生却确使得这种“联姻”关系逐渐松动。到 1980年代， 苏联和美国都不得不正视这一现实，即对军事优势的追求已经引发了越来越多的 经济与社会问题。同时，韩、日以及亚洲四小龙的飞速发展也说明，历史上那种 凭借经济实力来谋求军事优势的做法不那么奏效了。 [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considerations, Implications, Provocations,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pp.157-159.]
“极权主义陷入衰退并被自由主义所取代”是另外一种“历史构造”。苏联 的指令性经济模式在工业化的最初阶段的确显露了优势，这也是它曾备受新兴独 立国家追捧的原因。但到了 1960-70 年代，经济的积累已经到达一定程度，这便 要求通过市场途径回馈消费群体，苏联原有的经济模式就失灵了。 [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considerations, Implications, Provocations,pp.160-161.]
'残暴行为的衰落”是体现在 20 世纪历史发展进程中的第三个明显趋势。 国际人权事业的发展、教育普及带来的公民启蒙以及信息流通的加速都不断侵蚀 着极权主义政权的根基。 [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considerations, Implications, Provocations,pp.163-165.]这三种'历史构造”结合在一起，冲垮了苏联，使得 冷战走到了尽头。
'苏联的失败”映衬'美国的战略成功”，这就不能不提到众多美国杰出政 治人物的作用，因为'把历史中的重大事件仅仅看成是抽象的非人格力量产物的 观点是错误的，伟大的男性、女性依然可以有所作为。”[ John Lewis Gaddis, How relevant was U.S. strategy in winning the Cold War?,Carlisle Barracks,PA:Strategic Studies Institute, U.S. Army War College, 1992]约翰•杜勒斯与艾森 豪威尔之间的配合在稳定二战后动荡的世界格局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里根和戈 尔巴乔夫对冷战的终结也功不可没。 [ 具体分析参见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considerations, Implications, Provocations ,pp.65-86,119-132.]
历史学家研究这些人物时，常常犯和漫画家一样的错误，将具体鲜活的人简 单粗暴地归入某一类别。 [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considerations, Implications, Provocations ,p.85; John Lewis Gaddis, How relevant was U.S. strategy in winning the Cold War?,p.12.]这样的研究全然忽略了人物所置身的具体情境和本身 的生动个性：叫嚣实施“大规模报复”约翰•杜勒斯也对核威慑是否能长期有效 这一问题持悲观看法，他虽然在公开讲话中将共产主义阵营视为'铁板一块”， 但私下里并非对后者内部的矛盾懵然不知[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considerations, Implications, Provocations ,p.84.]；里根总统以对苏联态度强硬闻名， 他公开称后者是“邪恶的帝国”(evil empire) [ Ronald Reagan,“Remarks at the Annual Convention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 in Orlando, Florida”,March 8, 1983, in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Ronald Reagan,Vol. 1, Washington, 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84,p.364.]的言论也正说明了这一点。但 人们不该忽略了他作为一位优秀领袖所具有的卓越能力，即'将意识形态和现实 协调起来”。里根以新的对苏战略竞争方式取代了传统的核武器竞赛，对苏联表 现出强硬的态度是为了以促进谈判和巩固自己战略的国内基础。 [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considerations, Implications, Provocations ,pp.130,131.]
回顾第一章的内容我们不难发现，将事物简单化恰恰正是冷战时期国际关系 理论的重要特点之一，即以'抽象化”和'精致化”来实现'科学化”，而加迪 斯此时对历史人物研究方式的反思也正成为他对国际关系理论进行批判的一项
重要思想基础。这在他后来评价基辛格的一段话中就明显表现了出来：“他的‘现 实主义' 来源于对外交史的专注，而非任何系统建构或认同某种政 治‘科学'的结果”。 [ John Lewis Gaddis,“Resuing Choice from Circumstance:tne Statecraft of Henry Kissinger”,in Gordon A. Craig ,Francis L. Loewenheim,eds., The Diplomats, 1939-1979,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563.]
二、国际关系学的反思与批判
思维的前提性反思，即对既有观念、理论与思维模式的反思往往是新的历史 叙事诞生的温床。此时已然年逾不惑的约翰•加迪斯首先深刻反思了自己在苏联 解体前对冷战可能的结局所做出的预测。很明显，他自己也没能预见到两德竟然 能够重新统一，更没有预见到超级大国苏联居然会放弃追求单边优势。 [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considerations, Implications, Provocations ,pp.144,149.]加迪斯 检讨认为，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自己当时假设未来一定会按过去国际关系中 的某种模式发生；把所有的国家都视为同样的抽象实体；忽视了个人的选择、偶 然性以及短期现象与长期现象间的相互作用。 [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considerations, Implications, Provocations ,pp.153-154.]
国际关系学界是否在预测冷战结局这方面做得更好呢？很遗憾，答案同样是 否定的。在国际关系学领域独领风骚的华尔兹在1979年曾断言，当时的两极格 局已经进入成熟状态，却不想后者在自己做出这一预言的 12年后就土崩瓦解了。 如果说在冷战时期当他面对自己的反对者时，还能或是强调理论必须简约、抽象， 或是对批判者没能建立起“理论”（当然是他定义的那种理论——笔者注）表示 “遗憾” [ 沃尔兹：《关于＜国际政治理论＞的反思——回应我的批评者们》(1986)，沃尔兹：《现 实主义与国际政治》，第 34-53 页。]；那么面对苏联解体致使两极格局烟消云散的事实，他就只能如此为 自己辩护了：“冷战的结束恰恰符合结构现实主义的预测。我在几年前曾写道， 冷战‘牢固扎根于战后的国际政治结构，结构持续多久，它就会持续多久'。事 实也是如此，直到两极结构瓦解，冷战才告结束。” [ 沃尔兹：《冷战后的结构现实主义》(2000)，沃尔兹：《现实主义与国际政治》，第 204 页。]
然而不幸的是，这番言论与其说是同义反复，还不如说是因果倒置，因为恰 恰是苏联崩溃（按华尔兹的界定这恰恰属于“单元层次上的变化”，）我们才说 两极体系瓦解，而非相反。苏联以一种谁也没有预料到的方式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使得整个国际关系学界陷入了极其尴尬乃至失语的状态，也使得整个学科更加 支离破碎，这自然是对' 21世纪初庞杂的全球体系的一种反应” [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五版)， 第 669 页。]。
加迪斯于1992年发表在《国际安全》杂志上的一篇题为《国际关系理论与冷 战终结》[ John Lewis Gaddis,“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7, No. 3 (Winter, 1992-1993), pp. 5-58.]的50余页长文把批判锋芒直指国际关系学界既有的理论与治学方式。 他在一开篇做了这样一个比喻：国王常常为了知晓未来而找寻各种各样的占卜 师，后者通过观测星象以及动物身体内部结构等方式预测未来，但结果却总是难 以令人满意。古代占卜师的现代追随者亦步其后尘。
摩根索写作《国家间政治》的初衷便是创立一门独立的“国际政治科学”(the scienc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后来的学者对他有关“ 一种'科学的'研究方 法可以增强预测的可能性”这种信条深信不疑。不过摩根索所强调的'植根于人 类本性中的对权力的渴望就是所有政治活动的真谛”这一观点并未得到所有国际 关系学者的认同，后者为了更好地预测未来，提出了多种多样的研究方法。
约翰•加迪斯将这些研究方法与路径分为三种，即“行为主义路径” (behavioral approach)、“结构主义路径”(structural approach)和“演化主义 路径”( evolutionary approach)。
'行为主义路径”源于对经验主义的信仰，不过它坚信国际关系学必须采用 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才能真正成为一门可以准确进行预测的'科学”。这类学 者广泛地收集有关战场伤亡、投票回报、贸易统计、新闻报道，甚至通信模式的 数据，进而通过数理计算方法对其进行量化研究。'结构主义路径”则强调仅仅 收集数据是不够的，“我们必须假定一个具有先验性且不可观测的结构。因为如 果没有它们，理论本身就不可能存在，现实也将是无法描述的，预测则更是不可 能的。”很明显，与第一种方式相比，“结构主义路径”的研究是“自上而下” 的。'演化主义路径”试图将前两种发发结合起来，并为它们增加一个时间的维 度，因为采用这种方法的学者认为时间的流逝不仅能影响世界政治的行为和结 构，也可以掩盖两者的差别。
加迪斯为检验上述三种研究方式的预见力设置了如下几条标准：1、是否预 测到只是苏联失去了超级大国的地位这一不对称性结果？ 2、是否预测到莫斯科 的权威在原苏联的境内与境外突然和平地崩溃？ 3、是否预见到造成上述崩溃的 趋势，即计划经济逐渐失灵，但政府却没有以威权手段挽救它？ 4、是否预见到 上述情况发生在1980年代中叶至1990年代早期这一时段内？ 5、是否预见到后冷 战世界的大体面貌，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德国统一、北约继续存在而华约解体。同 时，在原属于苏联势力范围内或毗邻区域中，民主化使得古老的民族、语言和宗 教矛盾再度复苏。只要预见到上述一项内容，我们就可以说这种预测方法是成功 的。可惜的是，前述三派学者都失败了。
戴维•辛格及其同事在密歇根大学创立的“战争相关性项目”是“行为主义 路径”的重要代表。他们甚至在冷战结束时还在大量收集数据，并利用计算机手 段对其进行量化分析，坚信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建立理论，并进行科学预测。然 而他们得出的却是诸如“战争越来越少，但更危险”、“联盟很少带来安全”、 “权力上的差距有助于和平”以及“两极结构可能有助于促进稳定，也有可能不 能”等一些列根本不需证明或自相矛盾的结论。究其原因，辛格和他的同事希望 仅仅通过定量的研究中便得出一个定性的结论。虽然他们的研究领域是“和平问 题”，但却仅仅把绝大部分精力投入到研究和平局面为何会被打破，而不是后者 为何产生，这多少是因为该项目开始于冷战正酣之际这一原因造成的。
同时，“战争相关性项目”对数据近乎无限的追求反而阻碍了对重要信息和 微不足道的信息进行筛选，继而只能停留在研究议程的第一步。同时，“行为主 义者”对量化以及模型的过度强调恰恰使他们忽视了国际关系中存在的大量不可 量化的偶然性要素，这导致辛格他们既没能得出理论，也没做出准确的预测。
以华尔兹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者们”也并没有做得更好。他们虽然预见到了 在两极结构中，美苏关系可能由对峙走向合作，但却没能想到结构本身也可能发 生改变，更没有想到国家政策的变化对这一国际体系结构所产生的影响。然而就 如同苏联在1985年之后的政策所表明的那样，与对手讲和或是敌对关系中的一方 做出放弃对抗的决定，改变国际体系就有可能发生改变。华尔兹为了实现理论的 简约性，强调自己不关注属于单元层次的外交政策，这恰恰犯了将研究方法当成 结论的目的论错误。“结构主义路径”的拥护者像极了达尔文时代之前的那些坚 信物种具有永恒性的古生物学家。
加迪斯将遵循“演化主义路径”的人分为两类，即“线性演化主义者”(linear evolutionist)和“循环演化主义者”(cyclical evolutionist)。前者持有一种矢量 式的历史观，视历史为一种不可抗拒的进程，坚信未来必然不同于过去，但我们 可以通过测算历史趋势的轨迹来预测它的某些方面。罗斯托的现代化发展理论与 许多自由主义者有关民主国家间不会发生战争的理论都属于这一类型。虽然他们 都强调民主化不可避免，世界必然朝一个各国愈发彼此依存的方向发展，如此云 云，但事实上也没能通过加迪斯前面提到的五条标准的检验。因为它们都是一些 谈论“底层现象”(subterranean phenomena)概述，在没有言明具体内容时是没 有意义的。这就好比没有发生地震，人们是没法发现断层带一样。“线性演化主 义者”给历史安上一个特定的引擎，认为历史必然驶向自己认定的目的地，但从 来没有考虑会不会存在其他的引擎，或者他们安装的这个引擎是否也会反向运 转；更很少告诉人们他们是怎样确定那个目的地的。
与“线性演化主义者”不同，“循环演化主义者”将历史视为一个环状物， 人们可以通过了解历史周期的频率和幅度来进行预测，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是 这方面的代表。然而他们却忽视了历史进程中的的确确存在“线性进步”(linear progression)，例如人们越发明显的政治自觉。换言之，"循环演化主义者”忽 视了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非连续性。
加迪斯在文末总结认为，虽然在“行为主义路径”、“结构主义路径”和“演 化主义路径”具体研究方法以及结论有所不同，但它们却共享同样一种信念，即 为寻求客观性、合法性和可预测性，社会科学必须采用以传统的物理学为代表的 自然科学方法。
这恰恰是一种牛顿时代的绝对主义“科学观”，它常常假设物体是绝对光滑 的，不受摩擦力作用；羽毛和石块可以同时着地；它相信通过将研究对象与其起 源和周遭环境隔离开来便可以确保预测的准确性。在这样一种逻辑下，社会中具 体的人被抽调了所有的能动性和意向性，所有的研究对象都成了封闭的“弹子 球”。可惜的是，随着相对论等学说的相继问世，即便是自然科学家们也已经抛 弃了这种科学观，他们非常清楚地认识到随机性、偶然性、复杂性与规律性、普 遍性、一致性并存于现实世界。
坚持的那些“科学”方法的国际关系学家的预见力未必强于优秀的历史学家 和小说家。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对极权主义所表现出的洞见不可谓不准确 和深刻。当然，加迪斯并不是要彻底铲除所谓的“科学”研究方法，而是呼吁在 坚持前者的同时，不要遗忘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叙事(narrative)，类比
(analogy)、悖论(paradox)、反讽(irony)、直觉(intuition),想象(imagination) 以及文风(style)等一系列传统的方法。当代许多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如斯蒂芬杰 伊•古尔德、斯蒂芬•霍金、刘易斯•托马斯、菲利普•莫里森和以及海兹•帕 各斯恰恰同时也是十分优秀的文学家，他们和杰出的历史学家、小说家一样，在 研究中能够妥善地应用并处理好各种方法之间的关系。这大概也是加迪斯要求自 己的学生在进行严谨的历史研究时也不妨多读一读优秀的文学作品的原因。[ “Interview with George and Annelise Kennan”,1995,December 13,p.6.]
一种具体的研究范式为科研工作了概念框架，也隐含着某个科学共同体一致 赞同的世界观[ 程志民、江怡主编：《当代西方哲学新词典》，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第57 页。]。不过，它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 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 [ 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 2版)，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第 8 页。]。“硬科学”的另一个特征是强调不 同“范式”间因评判标准的不同而具有不可通约性。[ 有关这一点的具体论述可参见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第 2 版)，第 149页。]如此一来，国际关系研究 者只能在众多研究路径之中选择其一来适从之。华尔兹的一段话为这一情形提供 了一个生动的注脚：“我们不能通过添加内容来对理论加以完善。一个理论是一 个合乎逻辑的、前后一贯的整体。”[ 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中文版序言”，第 XIV 页。]
然而，如果学者将自己界定为“理论的消费者”，认识到理论也不是建立在 水蒸气的基础上[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considerations, Implications, Provocations,p.170.]，不同的理论为何不能实现互补呢？与华尔兹主张的“两极稳定 论”不同，另一些学者强调“单极霸权稳定轮”。后者认为，由一个恪守自由主 义观念，并愿意维持自由经济秩序的国家所主宰的霸权结构有益于维护国际体系 的稳定。[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杨宇光等译，经济科学岀版社1989年版， 第 87、 88 页。]毫无疑问，美国就是这种“理想的霸权”。
“单极霸权稳定轮”几乎没有提及苏联。乍观之下，其表述形式也和华尔兹 的观点大相径庭，不过加迪斯确却认为这两种理论完全可以实现融合互补。前者 强调霸主通过提供某种“集体商品”来维持国际体系的稳定[8参见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第90页。]，而结构现实主义 所说的两个超级大国对国际事务进行共管，以防止发生战争的行为不正是在生产 这样的“集体商品”吗？[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considerations, Implications, Provocations,p.176.]
同时，“两极稳定论”并不意味着“两极”拥有同样的合法性。这样一来， “单极霸权稳定轮”对霸主的合法性的强调又弥补了华尔兹学说的缺憾，即“其 他国家之所以愿意接受霸主国的统治，是因为它在国际政治体系中享有威望和地 位”。[2罗伯特•吉尔平：《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第88-89页。]美国在其势力所及范围内的合法性明显强过苏联，而后者破坏均势，大 肆扩张的野蛮行为又恰恰增强了前者的合法性。这也提醒“单极霸权稳定轮”的 拥护者们在强调经济作用的同时，不要忽视了政治的影响[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considerations, Implications, Provocations,p.178.]，后者也是华尔兹一 再强调的。
三、盖棺“修正派”
从《美国与冷战的起源， 1941-1947》出版以来，加迪斯与“修正派”学术 上的“恩恩怨怨”已然持续了30年，如果说他之前的一系列学术主张只是对后者 的“零敲碎打”式批判的话，那么冷战的终结则使加迪斯欲对整个“修正派”进 行一番“盖棺之论”。 1992年，加迪斯当选为“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协会”主席， 苏联解体标志着一个新的时代的到来，新主席所发表的题为《冷战史的悲剧》的 致词也明显表达了一种想要结束一个学术上的“旧时代”的愿望。
“修正派”开山鼻祖威廉斯在他那本名著中指出了引导美国外交政策的三种 观念，即“热情且慷慨的人道主义冲动”、“民族自决观念”以及“其他民族只 有走美国道路才能真正解决自身问题”。然而这三者之间又是彼此矛盾的，因为 第三种观念所导致的干涉与强制政策往往使得其他国家认为，正是美国使它们失 去了经济与政治上的诸多权益。总之，美国的人道主义冲动被自己的行为方式所 削弱，乃至颠覆了。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冲突正是“美国外交的悲剧”。 [ 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The Tragedy of American Diplomacy, pp.13,14,15.]
不过在如今置身后冷战时代的加迪斯眼里，威廉斯的上述说辞已然成为一种 阻碍学者进一步认识冷战和美国外交史的“新正统论”，它的合理性早应该随着 1960-1970年代的消逝而寿终正寝。 [ John Lewis Gaddis, “The Tragedy of Cold War History”,Diplomatic History, Volume 17, Issue 1,]
加迪斯也承认，美国在二战后的确筹谋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主宰者以及国际秩 序规则的唯一制定者，并为之不断增强自身军事力量。但是，人们也不应该忘记 美国所预想的国际体系是基于“共同安全” (common security)原则之上的，它 至少是以大国一致而非强制为框架的，追求一种“开放且和缓的霸权”。 [January 1993, pp.1,2.] [ John Lewis Gaddis, “The Tragedy of Cold War History”, pp.3-4.]但由 于欧洲自身的衰败以及苏联所持有的安全观的对冲，即便是这样一种构想与制度 安排也未能被充分实践。 [ John Lewis Gaddis, “The Tragedy of Cold War History”, p.4.]
他继而转向了对斯大林的彻底批判。依据罗伯特•塔克(RobertTucker)以 及阿伦•布洛克(Alan Bullock)等心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斯大林和之前的希特勒 一样，都是极其自恋、偏执且谋求控制一切的独裁者，最为重要的是，他们都将 自己的安全建立在他人不安的基础之上。 [ John Lewis Gaddis, “The Tragedy of Cold War History”, p.10.]总之，美国在二战胜利后面对的就是 一个“精神状态混乱，但又手握重权且高度勤谨的独裁家”。 [ John Lewis Gaddis, “The Tragedy of Cold War History”, p.6.]苏联的实际情况 比任何的外部专家所能料想到的都更加恐怖，而以往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有关 “所有国家都必然追求权力”的假设使得学者常常忽略了对上述情况进行道德的 判断，“独裁政权与民主政权之间的差异很少得到重视”。况且，如今能接触到 的很多反映原苏联民意的材料显示，后者也极为反感他们自己的国家政权。 [ John Lewis Gaddis, “The Tragedy of Cold War History”, pp.8-9.]
值得注意的是，加迪斯虽然对苏联极尽批评，但对马克思却很是推崇，认为 不能将“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混为一谈。首先，马克思注重社 会深层结构的分析方式是非常有教益的。 [ John Lewis Gaddis, “The Tragedy of Cold War History”, p.13.]他本人之前对的“历史构造”讨论就 是受马克思思想启发的产物。生产方式变化所产生的不可阻抑的影响塑造着整个 社会。譬如斯大林可以用高压手段迫使工人以拖拉机、蒸汽挖掘机或是高炉完成 作业，但戈尔巴乔夫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强制他人编写出一个富有创见的计算机程 序，或是发明出硅晶片。 [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considerations, Implications, Provocations,p.164.]总之，工业化所造成的异化曾是滋生极权主义的土壤， 而后工业化以及信息交流意识的觉醒又为它敲响了丧钟。 [ John Lewis Gaddis, “The Tragedy of Cold War History”, p.13.]
同时，马克思也绝不是一个历史决定论者，因为他强调的是人的行为与其所 处的环境之间的“交互作用”造就了历史。 [ John Lewis Gaddis, “The Tragedy of Cold War History”, p.14.]如此说来，极权主义者可以利用社 会环境来谋求统治，其反对者也可以利用后者来反抗极权统治，故而历史学家责 无旁贷的任务就是不要被威廉斯的“悲剧”一叶障目，忘记了美国在反抗极权主 义过程中所起到的历史作用。 [ John Lewis Gaddis, “The Tragedy of Cold War History”, p.15-.]
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曾调侃到：“这一令人无法理解的世纪 充满具有讽刺意味的事件，其一就是以推翻全球资本主义为目标的十月革命最为 持久的成效，居然是在战争时期和和平年代都拯救了它的敌人” [ 霍布斯鲍姆： 《极端的年代》，马凡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1 年版，第 8 页。] [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New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Perface,p.vii.]，而在加迪斯 看来，苏联恰恰扭曲了自己所一贯坚称信奉的思想家的初衷，而后者又恰恰帮助 我们理解了苏联衰败的原因。
四、新旧杂糅与聚讼纷纭的“新冷战史”
既然美国曾经的对手已然“灰飞烟灭”，一度备受追捧的“学派”和“理论” 在解释相关问题时也显得“苍白乏力”，那么便是时候重省冷战，并为之编写一 部“新的历史”了。 《我们现在知晓了：重思冷战史》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便力图承担起这一任务。
在加迪斯看来，如今是时候将冷战作为一个有“开端、过程和结尾的事物” 4来看待了。早在 1992 年就曾有学者呼吁，冷战史研究者的眼界要在“时间和空 间上超越两极” [ David Reynolds ,“Beyond Bipolarity in Space and Time”, Volume 16, Issue 2, April
1992 Diplomatic History, pp.225-233.]。毫无疑问，加迪斯是这种倡议的响应者。在他看来，与以往 那种以美国文献为主的研究不同，“新冷战史”应该是以多方档案为基础的，要 尽力将有关这场冲突中的所有主要参与者(尤其是“铁幕”另面)的相关材料都搜 罗完备。 [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p.282.]《我们现在知晓了：重思冷战史》一书就使用了西方学者所编辑并译 成英语的部分中、苏档案材料。
政治学家约瑟夫•奈在1990年提出了著名的“软权力”概念。在他看来， 只有“判定哪些资源在特定环境下为权力提供了最好的基础” [ JosephS. Nye, Jr.,“The Changing Nature of World Power”,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05, No. 2 (Summer, 1990), p.178.]，才能理解国际 关系中权力的本质所发生的变化。在当今世界，仅仅强调军事实力是权力惟一基 础的观点有失偏颇[约瑟夫•奈：《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何小东、盖玉云等译，军事译文岀版社1992年 版，第 23 页。]，因为前者只是一种“命令式”硬性权力。与之相比，使得 “人随我欲”的“同化权力”则属于软性权力，它体现为“一个国家思想的吸引 力或者是确立某种程度上能体现别国意愿的政治导向的能力……这种左右他人 意愿的能力和文化、意识形态以及社会制度等这些无形力量资源关系紧密” [约瑟夫•奈：《美国定能领导世界吗》，第25页。]。
与约瑟夫淙的观点相近,“新冷战史”也强调“权力的分异化"(diversification ofpower),而非仅仅是现实主义学说所强调军事力量或“两极性”(bipolarity) 塑造了整个冷战进程，苏联正是由于在经济、意识形态以及文化等“权力”领域 逐渐式微，才最终走向了穷途末路。[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pp.280,283,284.]其实，加迪斯的这种分析方式与其说是受 “软权力”学说的影响，更不如说是他以具体学术实践上弥合国际关系不同流派 理论的一种尝试。
“新冷战史”重申了加迪斯在冷战结束前夜所提出的“美国和苏联在二战后 都谋求建立帝国”这一学术观点，不过却更加强调这两个“帝国”在类型上的差 异性。挪威学者盖尔•德斯塔德曾分析认为，二战后美国被西欧“邀请”在经济 与军事等领域发挥积极作用，故而它所建立的帝国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受邀的 帝国”(an empire by invitation) [ Geir Lundestad,“Empire by Invitation?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Europe, 1945-1952”,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 23, No. 3 (Sep., 1986), p.263.]。加迪斯同意盖尔的观点，不过他认为更需要 深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西欧、日本等重要区域，美国的“帝国”比苏 联的“帝国”更受欢迎？[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p.286.]
斯大林也想得到“邀请”，但苏联红军在德战区的暴行——最为明显的就是 苏联军队在1945-1946年间侮辱了多达两百万德国妇女——使得绝大多数德国民 众在冷战之初便坚定地支持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阵营”，也使得西德政权获得 了比东德政权更大的合法性。 [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p.287.]究其原因，苏联脱胎于专制的沙皇俄国，历史传 统给它的行为方式打下了深深的烙印。然而美国所建立的则是一个“民主的帝 国”，当然，这也是西方公民社会的历史与传统所造就的产物。尽管美国也有诸 多践踏民主的行为，不过它总体上仍保持了自己的传统价值，推动德国、日本的 民主化，对北约的管理和对欧洲联合的促进都是这种国内传统在对外政策上的表 现，故而西欧更爱“邀请”美国，而非苏联。[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pp.289,288,287.]
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理论家们常常对西方民主政治评价不高，如第一章所 述，爱德华•卡尔就深入剖析并批判了威尔逊主义。摩根索对美国民主也颇有微 词，在他看来“议会程序的外交”所具有的公开性、多数代表制和所带来的处理 国际问题时的零散化现象是造成“外交贬值”的重要原因。 [ 摩根索：《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 575 页。]不过在置身后冷战 时代的约翰•加迪斯看来，冷战最终的结局已然昭示了“民主政体在维系联盟时 相较于专制政体所具有的巨大优越性” [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p.288.]。
同时，《我们现在知晓了：重思冷战史》对加迪斯之前的学术观点进行了重 大修正。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方面：首先，在此前的研究中，加迪斯往往将苏联 充满意识形态的辞令仅仅视为一种“虚张声势”的表达方式，这当然是一种现实 主义的外交史研究方式。不过如今他却认为，意识形态并不仅仅只是为具体的行 为“正名”的“虚饰”，而常常是能够决定苏联政权行为的“根源”。例如，列 宁有关资本主义国家贪婪、剥削且并不可能真正实现联合的教条使得斯大林居然 对如下事实熟视无睹：苏联在东欧和德占区的所作所为正在促使美国-西欧同盟 关系的形成。[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pp.289-290.] [ 参见加迪斯为雷迅马的《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牛 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年版）作的“序”，第 1 页。]同时，冷战中的美国也曾深受意识形态之困，譬如那些看似客观 的现代化理论便“实际上反映了一整套陈旧的、具有强烈感情内涵的文化态度” 5
其次，如果说原子武器使得政治家变成了“演员” ，使得成败取决于“他 们可能付诸实践的行为而非真正所做的事情”[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p.258.]，也就是说“威慑”曾经是“长 久和平”得以维系的重要因素；那么如今研究者也必须考到，避免“毁灭”所付 出的代价是使得冷战延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因为核武器掩盖了苏联外强中干的事 实。[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p.292.]
最后，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点，“新冷战史”所含蕴的道德臧否一目了然。如 果说《美国与冷战的起源，1941-1947》只是让苏联为冷战的爆发承担稍大一点 的责任的话，那么在“新冷战史研究”的框架下，苏联几乎成了引发冷战的罪魁 祸首。“斯大林寻求冷战吗？这个问题就像问：‘鱼需要水吗？'”。 斯大林 迫切需要一种充斥怀疑和犬儒心态的社会环境才能维系并扩展自己的统治，而只 要他统治苏联，冷战就不可避免。[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pp.25,292.]更为可悲的是，斯大林还是一条死而不僵的 百足之虫，他所建立的体制仍遗害于“去斯大林化”之后的苏联，因为它限制了 继任者们的头脑，使他们不知其他的统治方式。最为明显的例子就是赫鲁晓夫虽 然极力想要改革斯大林体制，却最终难脱窠臼。[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p.293; John Lewis Gaddis,“The Cold War”, in Rick Phalen.ed.,Turning Points:Events that Shaped the Nation, Gretna [La.]:PelicanPub.,2001,p.105.]此时的加迪斯对伦理评判的极 度强调源于他对20世纪世界史的一种感悟：“如果说我们糟糕的这个世纪给予过 我们什么教训的话，那么便是不管出于什么理由，只要抛弃了道德对人类行为的 约束，那将会产生何等骇人的结果。” [ John Lewis Gaddis,“On Moral Equivalency and Cold War History”, Ethics &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ume 10, Issue 1, March 1996,p.148.]
乍观之下，此时的约翰•加迪斯的确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国际关系理论的批判 者。但历史研究在任何时候都绝不能将自己等同于简单的转述和翻译，而是要思 索文本背后的逻辑。对于思想史研究而言，“不论作者是如何警惕和富有想象力 的一个人，他所创作的任何复杂文本都包含着比其可能想要表达的意思更多的含 义”[ Quentin Skinner, Visions ofPolitics,Vol.1:Regarding Metho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113.]。换言之，“行为者对自己意图所保有的特殊权威并不能垄断这样一种可 能性，即观察者可以置身于某个位置，从而对行为者的行为做出比后者更为全面 或更有说服力的解释” [ Quentin Skinner, Visions ofPolitics,Vol.1:Regarding Method, ,p.77.]。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加迪斯此时的“新冷战史研究”倡 议与他在冷战结束前曾一度十分倚重而现在转而批判的结构现实主义理论之间 的深层关系。
“新冷战史研究”号召学者广泛利用冷战时期各国，乃至各社会群体的相关 文献资料进行研究，这毫无疑问和当前学术界对“全球史观”的强调相一致。它 所代表的趋势“在短时间内不可能放缓，并给历史学家的研究工作带去了重大影 响” [ Sebastian Conrad,What is Global History?,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6,p.14.]。学者们对“全球史” 的编纂方法虽然莫衷一是，但几乎都承认强调“比 较”、“互动”以及超越民族国家的研究视角是“全球史观”的精髓所在。 [ 可参见刘新成：《文明互动：从文明史到全球史》，《历史研究》2013 年第1 期，第4-10 页；蒋竹山：《探寻世界的关联：全球史研究趋势与实践》，《历史研究》2013 年第1 期， 第11-17页；多米尼克•塞森麦尔：《全球史及其多元潜力》，《历史研究》2013年第1 期，第 31-36 页；蒋竹山：《探寻世界的关联：全球史研究趋势与实践》，《历史研究》 2013 年第1 期，第11-17页；董欣洁：《西方全球史的方法论》，《史学理论研究》 2015 年第 2 期，第 55-63 页。]我 们不妨回顾一下华尔兹的这段话：
每个国家根据自身内部的程序制定政策并采取行动，但是它们的决定则是由 其他国家的存在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互动所塑造的。如果各国行动及互动的环境 限制它们采取某些行为，促使它们彼此适应，并且影响了互动的结果，那么国内 力量何时或是如何在外部得到反映——如果真正能够得到反映的话——就无法 仅仅根据国内互动的各部分来加以解释了。[ 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 68-69页。]
结构现实主义的理论旨趣不正暗合于“新冷战史研究”中的“全球冷战史” 观念吗？“体系”可以为“全球史”的书写提供一种框架，柯娇燕就曾指出：“最 近一些颇有影响的全球史学家开始倾向于按照体系来思考与叙述，体系也就是不 同的部分以一种一致的方式共同起作用，它趋向于稳定，除非一种破坏性的（也 许是侵入的）因素引起体系解体或崩溃。” [ 柯娇燕：《什么是全球史》，刘文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 77页。]
加迪斯与华尔兹间的关系颇类似于马克思和黑格尔之间的关系。马克思和恩 格斯曾明确指出他们受惠于黑格尔的思想，后者“第一次为全部历史和现代世界 创造一个全面的结构”[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190页。]。不过，黑格尔对所谓“绝对精神”的强调使得“人类 的历史变成了抽象的东西的历史”[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卷，人民出版社2005 年版，第108页。]，故而“这种历史还不是作为既定的主体的 人的现实历史”[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1 页。]。事实上，华尔兹所说的“理论先行而万物随焉”[ 沃尔兹：《现实主义与国际政治》，第 3 页。]与黑格尔的 “绝对精神”其实都极端追求抽象的思辨逻辑。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通过对 “现实生中的人”[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1 卷，第 524 页。]及其具体生产实践活动的研究和规律总结将历史从纯粹的思 辨活动拉回了现实世界的话，那么加迪斯此时提出的学术倡议则是将华尔兹对冷 战两极的强烈关注“消化”在整个冷战的历史进程之中，进而剥落了结构现实主 义那坚固的形而上学外壳。
“新冷战史”意图勾勒的是一幅包含多元主体、多种活动、辉煌成就与苦难 呻吟交织辉映的历史画卷，这自然比传统冷战史研究以及华尔兹所描绘的那种只 有少数（甚至只有两个）大国点缀其间，并彼此警惕地注视对方的历史画面生动 多了。总之，“系统论也许能给世界历史研究带来巨大用处，但前提是系统论的 理论已经得到完善，在注重整体结果的同时还能关注历史进程的具体结构。”[1帕特里克•曼宁：《世界史导航：全球视角的建构》，田婧、毛佳鹏译，商务印书馆2016 年版，第 339-340 页。]在 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借用黑格尔的一段话来评价结构现实主义学说，乃至之前 关系理论的学术价值与意义：
各派哲学的原则是被保持着的，那最新的哲学就是所有各先行原则的结果， 所以没有任何哲学是完全被推翻了的。那被推翻了的并不是这个哲学的原则，而 只不过是这个原则的绝对性、究竟至上性。[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1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43-44 页。]
如果我们将约翰•加迪斯对冷战时期国际关系学界治学取径的批判和“新冷 战史研究”的相关主张置于 20 世纪学术观念变迁的历史中，便更能发现其价值。 阿普尔比、林恩•亨特与雅各布曾描述过这样一种心态：
用法则概述的自然科学是纯净的、精致的、简明的。自然科学与其实验方法 在 18 世纪渐渐成为衡量一切人间真理的准则。模仿机械科学、遵循科学方法、 寻找从人体生物构造到统治艺术的一切事物的法则，这些就是启蒙运动留给西方 世界的忠告。我们称这种科学的范型为英雄主义的范型，因为它把科学天才变成 了文化英雄。 这种英雄主义模型把科学等同于理性，认为科学是不
讲私利、不偏袒的，而且，如果严格遵循它的指示，将保证我们这个世界不断进 步。[ 阿普尔比、亨特、雅各布：《历史的真相》，刘北成、薛绚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 版，第 17-18 页。]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充溢着乐观主义心态的“科学观”却迎来了 “寒 秋”。这主要是由如下两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自然科学由“宏观低速世界” 向“微观高速世界”的探索实践已然动摇了之前被奉为圭臬的“物质不灭”、“能 量守恒”等一些列假说，量子物理学家沃纳•海森堡的著名实验更向他的同行们 揭示了这样一个原理：“调查研究的过程（即进行观察的过程）会改变调查研究 的对象；在某种情况下，调查研究的过程会使调查研究的对象发生很大变化，使
获得的资料十分不可靠”[ 沃勒斯坦： 《知识的不确定性》 ，王昺等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页。]，这也就是著名的“海森堡原理”。 其次，知识社会学以及科学史的发展也使得人们发现，曾经的“科学英雄们” 未必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科学”：18 世纪科学革命时代的科学家们“往往是神 职人员，'科学'常常被称作哲学。他们沿着'存在的巨链'(The Great Chain of Being)向上追求'科学'，直到最后超出了物理学，到达形而上学和'至尊 神'(the Supreme Being)那里 牛顿本人的科学努力就包括炼金术
研究、《启示录》以及雅各布•贝姆(Jacob Boehme)的作品” [ 达恩顿： 《催眠术与法国启蒙运动的终结》，周小进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第11 页。]。更有甚者，19 世纪的解剖学在某种程度上竟然是一套种族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因为有关人 类颅骨、肌肉结构的数据“被视为决定了个体和不同种族群体的平均智力”[3迈克尔•艾达斯：《种族主义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史学集刊》2016年第3期，第27 页。]； “启蒙哲学”也未必如我们想象的那么“理性”：18 世纪的先贤们在批判宗教 蒙昧的同时，却“也像中世纪的经院学者们一样，紧紧地抓住一套被启示的知识， 而且他们不愿意或者不能够从历史中学到任何东西是不能由对死人玩弄某种巧 妙的把戏而与他们的信仰相调和的。”[ 贝克尔：《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何兆武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年版，第 80页。]
总之，当人们看到“科学家的旨趣、价值观、语言习惯，甚至其骄傲与贪婪， 都是影响科学家研究自然界的因素”时，曾经的“科学英雄从供奉他们的高台上 跌了下来”。[ 阿普尔比、亨特、雅各布：《历史的真相》，第 149页。]如果说20世纪的学术界能对知识做出什么最具有确定性的论断的 话，那可能就是知识本身具有“不确定性”。
不过，若是我们只将“新冷战史”研究视为一种向传统的强调档案梳理、考 辨的“学术回归运动”，那就太狭隘了。实际上，它背后更含蕴着加迪斯本人对 冷战，乃至 20 世纪世界史的深刻反思。
20 世纪是人类“难以告别的一个世纪”，它“让人类经历了无数破坏与重 建、反动与进步、停滞与变革” [6刘德斌：《难以告别的20世纪——20世纪留给21世纪的几个主要问题》，《史学集刊》 1999年第 4期，第 1 页。]，它见证了工业文明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更目 睹了各种残暴、血腥与令人发指的罪行，这其中最为令后人扼腕的莫过于法西斯 主义与极权主义的兴起。
学者们不仅仅研究极权主义所赖以存在的经济、社会与阶级基础，更致力于 反思它背后的思想根源，后者几乎构成了一种思想潮流。美国心理学家埃里希•弗 洛姆分析认为，极权主义统治往往需要一种“匿名的权威”，后者常常“装扮成 常识、科学、心理健康、道德与舆论。它不言自明，根本用不着发号施令，它仅 仅依靠温和的劝说，根本不用施加任何压力”，故而它也更加危险，因为“在匿 名权威中，命令和命令者全都踪影全无，就像受到了看不见的敌人的攻击，任何 人都无还手之力”。[ 弗洛姆： 《逃避自由》 ，刘林海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14页。]
汉娜•阿伦特也指出，极权主义的统治为寻求合法性，往往要诉诸某种“权 威之源泉”，它并“不是恣意妄为，而是比以前的任何政府形式更服从这种超人 类的力量；它也不是使权力从属于一个人的利益，而是随时准备牺牲每一个人的 重大直接利益，来执行它认定的历史法则和自然法则” [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林骧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版，第 576 页。]。德国学者勒佩尼斯也 认为一些欧洲知识分子之所以选择与纳粹共谋，其原因在于，他们“相信用一些 指导思想就可以帮助人类在世界和个人生活中找到基准点” [ 勒佩尼斯：《何谓欧洲知识分子：欧洲历史中的知识分子和精神政治》，李焰明译，广西 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28页。]。
英国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以对纳粹屠犹惨案的研究闻名于世。在他看来， 大屠杀并非是现代文明的对立面，它与现代社会所取得的令人欢欣鼓舞的成功恰 恰是“现代性”这枚硬币的正反两面。 [ 鲍曼： 《现代性与大屠杀》 ，杨渝东、史建华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10页。]对于现代社会而言，“几何学是现代精 神的原型，格网是其统治的转义。分类学、类别系统、清点目录、分类目录和统 计学是现代实践的至高无上的策略”，尽管现实的“世界并不是几何的 ,无法被 硬塞进几何学灵感的产物——格网——之中”。 [齐格蒙•鲍曼：《对秩序的追求》，《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1999 年第 3 期，第 43 页。]这样一种“工具理性”的思维 方式往往贬抑社会生活中的道德规范，希望通过提升理性以排除所有其他的行为 标准。 [ 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第 38 页。]在这样一种心态的趋势下，种族灭绝自然就像园丁除去花园里的杂草一 样合情合理了。 [ 鲍曼： 《现代性与大屠杀》，第124页。]
哈耶克进一步将极权主义与 19 世纪以来的“理性崇拜”和“唯科学主义” 思潮联系在一起：自19世纪以来的“唯科学主义”表现出这样一种倾向，它把 社会、经济和国家等整体“视为一个有着严格规定性的客体，我们通过观察其整 体运行，能够发现各种规律” [ 哈耶克： 《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 ，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第 51 页。]，这反映了“一种超级理性主义，一种让某个超 级头脑控制一切事物的要求，然而它同时也为一种彻底的非理性主义奠定了基 础。” [ 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第89页。]。小施莱辛格也对所谓“科学研究方式”对历史学的“殖民”表达了自 己的担忧，因为前者那种以决定论包罗万象的思维方法似乎已经限制了人们自由 选择并为自身行为负责的能力，而后者却正是现代自由民主的题中应有之意。[ Arthur Schlesinger, Jr.,“The Humanist Looks at Empirical Social Research”,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27, No. 6 （Dec., 1962）, p.770.]
约翰•加迪斯的“新冷战史研究”实际上是上述批判“ 19世纪以来的'理性 崇拜'和20的世纪极权主义思维模式”思潮的延续。在他看来， 19世纪绝大部分 的历史始终围绕这样一个观念展开，即人类可以将政治活动、政府行为乃至自身 行为转化为某种“科学”，进而预测未来并决定他们自己。这种观念发端于当时 的物理学界和生物学界，继而又影响到社会科学。它的确表达了某种追求进步的 积极愿望，不过其自身所固有的将具体事物抽象化的倾向也忽视乃至压抑了人的 主观能动性。苏联的统治形式恰恰是这种科学观在政治领域的一种表现形式，即 一种由国家主导的“科学的”社会主义。[John Lewis Gaddis,“The Cold War, the Long Peace, and the Future”, Diplomatic History,
Volume 16, Issue2, July 1992 ,pp.236-237;John Lewis Gaddis, How relevant was U.S. strategy in
winning the Cold War?,p.iii; John Lewis Gaddis,“Grand strategies in the Cold War,in Melvyn P.
Leffler, Odd Arne Westad,eds.,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he Cold War,Vol.II, Crises and
Detent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p.4.]他对苏联、“修正派”学者（加迪斯 认为他们的研究是一种“经济决定论”）以及国际关系理论（尤其是华尔兹的“结 构现实主义”）[ 华尔兹“理论先行而万物随焉”的治学态度恰恰他“理性崇拜”的心态（引文见沃尔兹： 《现实主义与国际政治》，“引言”，第 3 页）。阿什利也指出了“结构现实主义”认识论 中所包蕴的“极权主义情愫”：“我们在新现实主义结构主义中找到的，是一种静态的历史 决定论。这种历史决定论将现存世界秩序的政治体制永久化，同时又将技术理性视为社会进 步的工具，把它的自主性绝对化”，故而展示给人们的是“个体主义的浅薄和结构主义的封 闭”（参见理查德• K.阿什利：《新现实主义的贫困》，第264、265页）。]的批判都是源于对这样一种思维方式的反思，即可以不顾具体细 节情况，教条地希望以某种被认为是全能的理论、学说或主义来一劳永逸地认识 并改造世界，乃至从而建立人间天堂的历史。
恢复思想竞争的自由、尊重个体性和多样性，并对高度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
保持反思的能力是学者们为医治极权主义的“病灶”所开出的“处方” [ 参见弗洛姆：《逃避自由》，第 161 页；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 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6页。]，而历 史学对具体知识的强调，对扎实的文献研究方法的坚守、对史实多样化的追求以 及对抽象理论所保有的必要的警惕性似乎正可以作为“药剂”。更重要的是，如 果说极权主义的生命力在于它能垄断对“历史”的解释——“谁控制过去就控制 未来” [ 奥威尔：《一九八四》，董乐山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2页。]——的话，那么优秀的历史学研究恰恰是一味“解毒剂”，因为它维护 着人类思维最重要的能力，即“前提自明和逻辑推理的能力” [ 阿伦特： 《极权主义的起源》，第594页。]。 正是在这种意 义上，加迪斯的“新冷战史”对两极之外的其他力量，甚至是国家内部的底层民 众在国际关系中所起到的作用的强调实现了历史研究的学术性与社会伦理关怀 间的统一。 [ 他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更指出，即便是超级大国也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超级”：直至 1950 年代早期，美苏之间的竞争还没有影响到中东和拉美地区；在东欧地区，斯大林甚至也不得 不在一定程度上承认原住集团的权力。参见 John Lewis Gaddis,“On Starting All Over Again:A
Naive Approach to the Study of the Cold War”,in Odd Arne Westad.ed., Reviewing the Cold War: Approaches, Interpretations, Theory,London:Frank Cass,2000,pp.30,31,32；在另一次访谈中，力口 迪斯认为大国最应该从朝鲜战争中吸取的教训便是小国想要将大国拖入战争是何等容易。参 见 “ Interview: Professor John Lewis Gaddis, Yale University, Discusses the Korean War” , go.galegroup.com/ps/i.do?p=GLS&sw=w&u=jilin&v=2.1&id=GALE%7CA166110297&it=r&asi d=4fe524c3a2422b60dfa4cbfa73cef5d5(2018-01-11)]
对于历史学家而言，“笼统地说，我们要对历史事实负责，而具体地说，我 们要担当批判历史中政治和意识形态弊端的责任” [ 霍布斯鲍姆:《史学家:历史神话的终结者》，马俊亚、郭英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2 年 版，第 6 页。]。 20世纪“见证了乌托邦的 种种热望与这些热望造成了的狄托邦(即糟糕社会)之间的持续运转” [莱曼•托尔•萨金特：《乌托邦思想的必要性：一个跨民族的视角》，约恩•吕森主编：
《思考乌托邦》，，张文涛、甄小东、王邵励译山东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3页。]，也使 人们明白，“人类的理性要理性地理解自身的局限性，这也许是一项最为艰难但 相当重要的工作。” [ 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第91 页。]
第二节 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美利坚之道”
一、“后冷战时代”的世界图景
早在1990年，美国学者查尔斯•柯翰默在目睹苏联自顾不暇，更遑论置 喙国际事务这一现状后，称世界已然进入到了一个“单机时刻” (The Unipolar Moment): “世界权力的中心是无人能挑战的并有其西方盟友陪伴的超级大国 ——美利坚。” [ Charles Krauthammer,“The Unipolar Moment”, Foreign Affairs, Vol. 70, No. 1, America and the World1990/91 (1990/1991),p.23.]
其实，相比柯翰默的“后知后觉”， 1989 年就任成为美国第41 任总统的乔 治•赫伯特•沃克•布什(即“老布什”)在他就任当年5月24日的一次讲话 更堪称是此时美国对自我身份认知的一个生动诠释：“共产主义的黯然消退只是 我们这个时代的故事的一部分。故事的另一半是民主观念的卓然优势 摆
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塑造新世界的机会 新时代的经济基础是也已证
明的市场经济的成功，而植根于民主和自由的价值理念则是培植这一根基的力 量。” [ George Bush,“Remarks at the United States Coast Guard Academy Commencement Ceremony in New London, Connecticut”,May 24, 1989,in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George Bush,Vol. 1, Washington, D.C.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90,p.601.]如果说布什的上述言论还是温情脉脉的“美国理想”的话，那么次年 8 月至 1991 年 2 月，由美国领导，多国军事力量参加，旨在恢复科威特主权与合 法政权而对伊(拉克)所进行的战争，即“海湾战争”则是后冷战时代唯一超级 大国的一次“实力展示”。
布什总统的观点在学界不乏“同道者”，这其中最著名的可能就是日裔美籍 学者弗朗西斯•福山。他在1989年的一篇文章中指出，西方的民主制度可能是 人类的最后一种统治制度，自由主义也是最终具有合法性的意识形态，构成了“历 史的终结”。[ 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The National Interest, No. 16 (Summer 1989), pp.
3-18.]
不过在另一些人看来，未来的世界图景却并不容十分乐观。乔治•凯南在 1991 年 1 月 30 日接受加迪斯访谈时便强调后冷战时代凸显了环境问题与能源问 题的紧迫性，更呼吁美国一定要意识到自身力量的局限。[ “Interview with George Kennan”,1991,January 30,in John Lewis Gaddis Papers on George F. Kennan,MC256,Box1,Folder 27,Public Policy Papers, Department of Rare Book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pp.16-17.]加迪斯结合凯南的想 法，提出了自己对后冷战世界的总体展望。[ 这部分内容最早见于 John Lewis Gaddis,“Toward the Post-Cold War World”, Foreign Affairs,]在他看来，冷战的终结使得另一对 矛盾关系凸显了出来：“整合"(integration) VS “碎片化"(fragmentation)。 信息交流技术革命、市场经济的发展、思想观念汇聚与流通以及对和平和安全的 追求都属于“整合”力量，而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宗教冲突等属于“碎片化” 力量。前者往往与物质需求相联系，后者则暗合于无形的精神追求。[Vol. 70, No. 2 (Spring, 1991), pp. 102-122.加迪斯有所修改后收入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considerations, Implications, Provocations, pp.193-216.] [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considerations, Implications, Provocations,pp.196-201.]
我们不难发现，“整合”力量的具体表现形式多是自由主义者所为之热烈欢 呼的发展趋势，但如果人们完全相信单凭它们就会使得世界更加安全，那就太不 明智了。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环境污染以及生态破坏是显而易见的，艾滋病等致命 性疾病的感染率也和人口的流动性呈正相关。更为重要的是， 1930 年代的历史 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全球市场“一损俱损”的特征。 [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considerations, Implications, Provocations,p.203.]
同时，“整合”与“碎片化”在现实中往往彼此交织，并行存在。德国的统 一自然是“整合”的结果，但却可能“碎片化”的经济效应，因为至 1992 年， 欧共体在削弱贸易与移民限制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能在多大程度上“栓劳”统一后 的德国还是一个未知数。[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considerations, Implications, Provocations,p.204.]罗斯托曾把共产主义比作一种社会在面临现代化难产 境遇时会罹患的“疾病”[ Walt W.Rostow, The Stages of Economic Growth:A Non-Communist Manifesto,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2,p.164.]，冷战后第三世界的“民主化”浪潮似乎印证罗斯托 那充满自由主义色彩的论断，不过加迪斯提醒不要忘记这一过程也为外部力量干 预这些地区和国家内部事务提供机会，进而强化了“地区威胁”。[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considerations, Implications, Provocations,p.207.]
“碎片化”状况也发生在美国内部，贫富分化、种族与性别歧视、以及有关 移民、文化与教育等领域的问题一直都在困扰着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美国也总 是难以在“世界警察”与“世界保姆”二者之间界定自己的身份。[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considerations, Implications, Provocations,pp.200,208.]
面对上述情况，约翰•加迪斯建议美国可以适当为原苏东地区的社会重建提 供援助。当年的援助西欧马歇尔计划并不在于提供给了多少资金，而在于它增强 了接受援助者的信心，从而稳定了地区秩序。同时，欧洲的安全与经济结构也必 须调整，欧共体和北约的政治家应该思考怎样将原华沙条约组织成员的利益与现 有的制度框架协调起来。[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considerations, Implications, Provocations,pp.210-211.]针对可能发生的侵略，当今世界可以借鉴冷战时期的 大国共管机制，但要扩大后者的基础，引揽更多的国家加入。海湾战争时的联军 行动正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considerations, Implications, Provocations,p.212.]对美国自身而言，不要被自由主义所取得的成功 一叶障目，要意识到经济相互依赖所产生的负面效应。[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considerations, Implications, Provocations,pp.212-213.]
更为关键的是，美国要"恢复清偿能力”(regaining solvency) [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considerations, Implications, Provocations,pp.214-215.]，这不仅仅 指财务上的收支平衡，更强调美国整个社会的均衡发展。艾森豪威尔曾强调“美 国国家安全政策的根本目标是保障美国的安全及其基本价值观念和制度”[ “Statement on Basic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June 3, 1957,in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5-1957, Dwight D. Eisenhower,Vol. XIX,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Washington, D.C.: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90,p.509.]，然 而不幸的是，之后的政府似乎忘记了这一点，它们对安全的追求压倒了对美国基 本价值观念和制度的维护，撕裂美国社会的越战和践踏宪法的水门事件就是明 证。其实，这也正是加迪斯之前一直强调的观点：优秀的战略家要能够通盘考虑 各种资源的配置，使手段与目的相协调。总之，在后冷战时代评判一项战略能否 成功，要看它对“整合”与“碎片化”的平衡程度。
如果将整个“国际关系”比作一个“地理环境”，那么经济全球化与政治碎 片化的交互作用便形成了这一环境中最深不见底的那条“断裂带”。苏联只不过 是被这一断层所吞噬的第一个大国而已。[ John Lewis Gaddis,“Living in Candlestick Park”, The Atlantic Monthly,Vol.283, Iss.4, (Apr 1999),p.67.]如自由主义者们常常指责的那样，“国 家”的确可能是产生“压迫”的渊薮，不过它也是“秩序”与“稳定”的守护神： “如果没有国家为宪政提供保障，民主就无从谈起”。[ John Lewis Gaddis,“Living in Candlestick Park”, p.68.]然而在后冷战时代，相 比之前的数个世纪，国家的作用(尤其是对暴力垄断的职能)似乎被削弱了，然 而新的问题却层出不穷。联合国、欧盟等国际或区域组织曾被人们寄予厚望，但 它们在取得成就的同时也暴露了自身最大的问题，即“集体领导所能调动的资源 十分有限”[ John Lewis Gaddis,“Living in Candlestick Park”, p.72.]。也就是说，为了治理新的问题，似乎需要一种能够充分调用多种 力量和资源的新的政治组织方式。
实际上，早在 1960 年代，汤因比便提出这样一种设想：“鉴于人类已经驾 驭了原子能，并将医学和业务组织体系应用于公共健康管理事业，建立世界性政 府的需要（至少对某些目的而言）已经变得十分迫切。”[ 汤因比：《变革与习俗：我们时代面临的挑战》，吕厚量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 第 44 页。]实际上，世界历史上 的诸帝国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在履行“世界政府的职能”，因为“任何大一统国家 都不会包容整个地球，都达不到名副其实的大一统。但是，就那些生活在其政权 之下的人的主观感受而言，这些国家确实是大一统的，它们看上去并且让人觉得 是整个世界”[ 汤因比: 《历史研究》，刘北成、郭小凌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235页。]。近些年来，也有学者颇为肯定地说道：“帝国正在我们的眼前 浮现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 当殖民制度已被舍弃，苏联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市场 的障碍最终坍塌, 我们已经见证了经济和文化方面交流的不可抗拒 、不可扭转 的全球化。伴随全球市场和生产的全球流水线的形成, 全球化的秩序 、 一种新 的规则的逻辑和结构 , 简单地说, 一种新的主权形式正在出现。帝国是一个政 治主体, 它有效地控制着这些全球交流, 它是统治世界的最高权力。”[ 哈特、奈格里:《帝国——全球化的政治秩序》 ,杨建国、范一亭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序言”，第 1 页。]
加迪斯对“帝国是否将要回归？”这一问题态度很是暧昧。他一边认为以往 那种出于传播宗教、意识形态或追逐经济利益而产生的“帝国”在全球化的时代 显得没有多大必要，但又强调帝国对治理无序状态的必要性。自由放任的经济发 展方式催生了普遍的不平等现象，“然而帝国却是对不平等现象以及由它引发的 不稳定状态的一项久经考验的回应”。[ John Lewis Gaddis,“Living in Candlestick Park”, p.74.]民族国家仅仅存在了 500余年，而帝国 的历史则几乎与战争的历史一样古老，“人类旧瓶装新酒（当然要配以政治正确 的标签）从来不应被低估”[ John Lewis Gaddis,“Living in Candlestick Park”, p.74.]。
二、需要戒骄戒躁的“帝国”
相比于“老布什”，1992年当选为美国总统的民主党人比尔•克林顿在促 进世界“民主化”这一问题上显得更为热情澎湃：“地球村已不再是一个未来主 义的词藻 某些人把这种不断增加的国际相互依赖视为对我们的国家
和我们作为美国人的价值观的威胁。但事实几乎是恰恰相反。在世界上影响不断 加强的正是美国的价值观一一自由、自决和市场经济。 在我们的立
国原则的指引下，我们不应逃避这种未来，我们还必须共同全心全意地去迎接 它。”[比尔•克林顿：《希望与历史之间：迎接21世纪对美国的挑战》，第117-118页。]据学者统计，至1990年代末，美国政府每年都要投入 7亿多美元作为“民 主援助” (democracy aid)，支持约100个国家进行民主建设。五个美国政府机 构，三个主要的准政府机构，以及数十个政府资助的美国非政府组织的积极参与 其中。[ Thomas Carothers,Aiding Democracy Abroad: The Learning Curve, Washington, D.C.: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1999,p.332.]
克林顿政府为实现“理想”也不惜诉诸战争。 1980 年，铁托去世后，南斯 拉夫执政的塞尔维亚人政府试图推行“大塞尔维亚”政策，遭致国内阿尔巴尼亚 人强烈反对，后者宣布在阿族人口占多数的科索沃自治省成立“共和国”。1998 年 2月双方爆发全面军事冲突。美俄等国最初试图使双方通过谈判解决相应问 题，未果。随后美国及其北约盟友以“人权高于主权”和“制止人道主义灾难” 为由，自 1999年 3月 24日起对南斯拉夫展开了长达78天的轰炸。
"扩展”(enlargement)被此时的美国当成“播种与培育民主”的另一项手 段。克林顿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曾撰文称：“冷战的终结和东欧涌 现出大量新兴独立国家这一现状表明：致力于追求民主制度，自由市场的扩张, 和平解决冲突和促进集体安全国家所组成的大家庭是有扩大潜力的。基于利益与 理想的双重考量，美国对培育和推动这些核心价值负有特殊的义务。” [ Anthony Lake,“Confronting Backlash States”, Foreign Affairs, Vol. 73, No. 2 (Mar. - Apr., 1994), p.45.]毫无疑 问，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是这种“大家庭”。1997年7月，在马德里召开的北 约特别首脑会议接纳波兰、捷克与匈牙利成为成员国。克林顿政府对“北约”所 表现出来的“执着心态”也遭到学者调侃：“第一个冷战后的总统在他的第二个 任期内将自己大部分外交政策都集中在北约这一冷战的产物身上。” [ Richard N. Haass,“Fatal Distraction: Bill Clinton's Foreign Policy”, Foreign Policy, No. 108 (Autumn,1997), p.118.]
加迪斯对克林顿政府对外政策流露出的过度乐观和理想主义提出了尖锐的 批评。在他看来，提倡“民族自决”并不意味着美国要帮所有人口占少数的民族 都建立属于自己的国家。更为重要的是，美国不能自认为能担起全球的责任，而 是应该更多地与他人进行合作，如果后者对与美国合作持有所保留的态度，这也 正提醒我们要注意自身行为的限度。[ “INTERVIEW: PROFESSOR JOHN LEWIS OF YALE UNIVERSITY GIVES HIS VIEWS restatements MADE BY PRESIDENT CLINTON REGARDING THE CRISIS IN YUGOSLAVIA AND WHAT HE WOULD DOITHEWEREPRESIDENT”，Mar28,1999,
search.proquest.com.libproxy.ucl.ac.uk/docview/190021182/fulltext/1EC1AD3ABB354F72PQ/1? accountid=14511(2018-02-11 访问)]
接纳波兰、捷克与匈牙利以“扩展北约”的做法在加迪斯看来则更为荒谬， 因为这一决定违背了数项战略的基本原则：首先，北约过度“扩展”极大地挤压 了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只要想一想巴黎和会上“严惩德国”的协议带来的灾难性 后果就能明白对败于自己的对手表现出宽宏大量是必要的；第二，任何人不论何 时都要避免不必要地树敌，苏联解体后，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一直表现出亲西方 的态度，而克林顿政府的行为恰恰可能把俄国推离这一轨道；第三，好的战略应 该具有全球视野。贫富不均和发展不平衡是当代欧洲安全问题的隐患，这是欧盟 正在试图解决的问题，妄想利用北约解决上述问题无异于“让猴子用一只扳手修 理一台电脑”。同时，将眼光仅仅局限于欧洲事务使美国政府可能忽视了北约扩 张很可能促使俄国转向与中国亲近[ John Lewis Gaddis,“History,Grand Strategy and NATO Enlargement”,Survival,Vol.40, No.1,Spring1998,pp.145-147.]；第四，战略最忌“以有限的手段实现无尽 的目的”，波、捷、匈三国加入北约意味着三者对美国组织防务有着重要意义， 然而在决定吸纳它们这一决定形成过程中，几乎没看到国防部或是参谋长联席会 议表态，甚至公开的国会辩论和机构间协商都不存在。这完全是政府意气用事所 做出的决定[3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克林顿总统、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和负责欧洲事务的助理国 务卿查德德.霍尔布鲁克(Richard Holbrooke)在这一决定的形成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参 见 James M.Goldgeier,“NATO Expansion: The Anatomy of a Decision,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21, Issue 1, Winter 1998, pp. 85-102.]，冷战时期的朝鲜战争、古巴导弹危机以及苏联入侵阿富汗所造成 的后果都是典型反面教材；最后，很多人坚持死不承认错误，因为决策一旦做出， 收回成命将会造成更糟糕的后果。其实我们完全可以选择这样一种说辞：“北约 扩展是一个好主意，但只向捷克、波兰和匈牙利人提供好处是不公平的，我们将 向其他东欧国家并最终也将俄国开放开放这个联盟”。北约也需要做出调整以适 应后冷战时代，反对向俄国开放者可能以后者不是一个可期的民主国家来作为论 据，不过别忘了在 1952年被接纳为北约成员的土耳其和希腊在当时也不是民主 国家。换言之，接纳俄国并不是一件多么史无前例的事件，只要想一想 1818年 法国被纳入欧洲协调机制就会明白这一点。[ John Lewis Gaddis,“History,Grand Strategy and NATO Enlargement”,pp.148-150.]
2000年11月，“老布什”之子，共和党人乔治•沃克•布什（即俗称的“小 布什”）当选为美国第 43任总统。克林顿政府虽然不惜以武力方式“播种民主”， 不过在处理国际事务时还算比较注意与美国盟友保持协作。与之相比，小布什政 府对外政策则在一开始便显露出“单边主义”色彩。在小布什竞选时便充当他的 对外政策顾问，后又任新政府国务卿的赖斯就曾表示：“国和党政府的对外政策 仍将主要以国际主义为特征 但它也会坚定地以国家利益，而非虚幻 的国际共同体利益为基础。” [ Condoleezza Rice,“Promoting the National Interest”, Foreign Affairs, Vol. 79, No. 1 (Jan. - Feb., 2000), p.62.]
加迪斯的睿智之处在于使人们明白“在 21 世纪维持‘长和平'不再是一件 易事”。[ Michael Cox,“Review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Implications, Reconsiderations, and Provocations. by John Lewis Gaddis”, International Affairs , Vol. 69, No.1 (Jan., 1993), p.117.加迪斯对冷战后核武器的扩散是否有利于维持和平局面也持较悲观的态 度。在他看来，那种认为核武器的扩散必然利于维持和平局面的观点不过是把冷战时代的逻 辑生硬地移植到了后冷战时代。参见 John Lewis Gaddis,“Conclusion”, in John Lewis Gaddis, Philip H. Gordon,ErnestR. May, Jonathan Rosenberg,eds., Cold War Statesmen Confront the Bomb: Nuclear Diplomacy since 1945,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270.]如果说苏联解体后大多数的美国由于人陶醉在冷战胜利带来的喜悦中， 未能对他的观点给予足够的重视的话，那么2000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仿 佛使得加迪斯的预言一语成谶，而这一事件也似乎将整个“后冷战时代”截为两 段。“后9・11时代”开始成为指称袭击之后国际关系史的一个新名词。
恐怖分子“把我们从来不视为威胁的东西变成了极具杀伤力的武器”[ John Lewis Gaddis,“And Now This:Lessons From Old Era For The New One ”,in Strobe Talbott, Nyan Chanda,eds., The Age of Terror: America and the World after September 11,New York:Basic Books,2001,p.9.]，这 是“9- 11”事件最令美国震惊之处，因为即便是在冷战时代，生活、工作以及旅 行于斯的美国人也从来没有为自己的性命过度担忧。[ John Lewis Gaddis,“And Now This:Lessons From Old Era For The New One ”,p.8.]恐袭事件表明地理位置和 卓越的军事实力不再是美国维护自身安全的有效屏障，暴露了冷战结束以来美国 对外政策上的多项问题（如单边主义、以牺牲国际秩序的方式追求正义、将自身 经济发展模式当成普适模式而不考虑地区差异、缺乏战略全局意识等） [ John Lewis Gaddis,“And Now This:Lessons From Old Era ForThe New One ”,pp.4,11-17.]，但也 为美国调整战略提供了一个契机。克林顿政府的“北约东扩”战略曾令俄国颇为 着恼，而当前美、欧、俄、中、日在对待恐怖主义这一问题上又都持同一态度， 这恰恰为与中俄两国改善关系以及实现大国间联合提供了机会。当然，这要以“忍 受多样性”为基础。[ John Lewis Gaddis,“And Now This:Lessons From Old Era For The New One ”,pp. 18-19.]
“9・11”事件之后，小布什政府于同年10月以“打击藏匿在阿富汗的塔利 班恐怖组织”为由，对阿富汗展开军事打击。2 个月后，大获全胜的美国又将枪 口对准了伊拉克的萨达姆政权。布什总统在 2002年1 月 29日的国情咨文中明确 表示，伊朗、伊拉克以及北朝鲜一类国家及其恐怖主义盟友组成了“一个邪恶轴 心”(an axis of evil)，它们武装自己，威胁世界和平。这些国家的政权不仅为 恐怖分子提供武器，还可能会攻击美国的盟友，甚至勒索美国。如果对它们听之 任之，将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Address before a Joint Session ofthe Congress on the State ofthe Union”, January 29, 2002,in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George W. Bush,2002,Vol. 1,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2004,p.131.]
随后，2002 年 9 月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勾勒出了“布什主义” 的大体思维框架。报告中仍旧充溢着维护“自由”、“民主”等美国政治文献中 惯常出现的概念，但值得注意的是，小布什政府强调，曾在冷战时代的防务起到 重要作用的“威慑”手段在恐怖主义面前是无力的。最为重要的是，“长期以来， 在应付对我们国家安全构成充分威胁的事物时，美国一直保有采取先发制人行动 的权利。”[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the United States ofAmerica”,Sept. 17,2002,p. 15. http://nssarchive.u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2002/]实际上，“先发制人”(preemption )和“预防”在国际关系中是两 种不同的行为方式，前者“是在预计对手即将发动进攻之前就发起进攻”，后者 则是建立在“对手将在不久的将来发动军事攻势”这样一种假设的基础上。[卡尔-海因茨•卡姆普：《预防性军事行动一一一种新的安全政治现实?》，《世界经济与 政治》 2005 年第 2 期，第 61 页。]很 明显，“布什主义”已经将二者混同唯一。
1996年，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出版了《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 重建》一书。他将“文明”与“文化”等概念当作分析国际关系的重要工具，譬 如“伊斯兰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民主未能在大部分伊斯兰世界中出 现”。[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7页。]亨廷顿强调后冷战时代全球政治的突出特点是“文明的冲突取代了超级 大国的竞争”，进而“避免全球的文明战争要靠世界领导人愿意维持全球政治的 多文明特征，并为此进行合作。” [ 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第 6、5页。] “9・11”事件似乎印证了亨廷顿的预言，不 过布什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似乎又在回应亨廷顿的论断“对恐怖主义的 战争不是文明的冲突。相反，它揭示了一种文明内部的冲突，这是一场为穆斯林 世界的未来而战的战争。这是一场美国必须取胜的思想斗争。” [ “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ept. 1 7,2002,p.3 1 . http://nssarchive.u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2002/]2003年3月19 日，以“削弱萨达姆•侯赛因发动战争的能力” [ “Address to the Nation on Iraq”,March 19, 2003,in Public Papers of the Preside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George W. Bush,2003,Vol. 1, Washington: U.S. GovernmentPrintingOffice,2006,p.281.]为由的伊拉克战争正式打响。
政治家再次走到了学者的前面，因为在后者还对“帝国是否会回归”这一问 题持暧昧不明的态度时，小布什政府的相关理念和政策塑造了一个“新帝国主义 的愿景”(neoimperial vision)，美国将自己定位为一个制定标准、确定威胁、 使用武力和伸张正义的全球性角色。 [ G. John Ikenberry,“America's Imperial Ambition”,Foreign Affairs, Vol. 81,No. 5(Sep. -Oct., 2002), p. 44.]
学者们对“布什主义”表现出莫衷一是的态度，或是认为布什的外交政策明 地植根于欧美的现代性，故而谈不上具有什么革命性，也基本没有背离波尔克、 威尔逊、罗斯福和里根的外交政策与世界观[ Walter L. Hixson,“Leffler Takes a Linguistic Turn”, Diplomatic History, Volume 29, Issue 3, June 2005,p.420.];或是强调由于小布什表现出蔑视 通过国际法和条约解决来问题的方式，热衷于推翻他所厌恶的国家的政权以及对 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冷漠等一些列作风，故而堪称在美国对外政策领域发起了一场 革命。[ Ivo H. Daalder, James M. Lindsay, America Unbound: The Bush Revolution in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2003,p.2.]
在加迪斯看来，相较于克林顿政府的外交政策，“布什主义”的确有其创新 乃至“革命”之处。这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首先，它将“恐怖分子”与“暴君” 等同起来作为“危险之源”，并分析认为催生中东恐怖主义的病灶在于当地社会 缺乏代议制度，故而为恐怖分子利用宗教狂热情绪来宣泄政治不满提供了机会。 因此布什强调美国的终极目标是将民主传播到世界的每个角落，以此铲除恐怖主 义。这种分析方式很类似于学者研究问题的思路;第二，与克林顿政府强调为小 国争取公正待遇不同，布什总统更热衷追求大国间的合作。后者的表述更加直白， 也没有像之前数届政府一样，在“权力”与“原则”这两者间表现出首鼠两端的 态度，故而体现出比克林都政府更强的战略一致性；最后，“布什主义”拒绝这 样一种假设，即民主的拓展与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后冷战时代具有不可逆转性。 [ John Lewis Gaddis,“A Grand Strategy ofTransformation”, Foreign Policy, No. 133(Nov.-Dec., 2002), pp.51-54.]
不过纵然如此，“布什主义”也并非是“开天辟地”之物，在美国外交史上 仍可寻得它的思想模型。加迪斯以研究冷战时期美国“国家安全”相应的观念与 政策见长，而此时他则将目光投向了更为久远的美国外交史。在他看来，美国与 绝大多数国家不同，在面对危险时往往非但不退缩，反而将“扩张”当成获得安 全保障的途径。 [ John Lewis Gaddis, Surprise, Security,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p.13,37.]
“先发制人 ” (preemption )、“单边主义” (unilateralism )与"霸权 ” (hegemony ) 是美国维护自身安全的三种惯常思维方法与行为模式。美国第六任总统约翰•昆 西•亚当斯就是这一传统的缔造者。“先发制人”强调权力真空的出现可能危及 美国安全，日后西奥多•罗斯福、威廉•塔夫脫以及威尔逊等历任总统正是本着 这样一种思维去干涉拉美事务的，即这些国家内部的不稳定状态极有可能为欧洲 威胁美国的安全提供机会[ John Lewis Gaddis, Surprise, Security,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pp.17,20.]；“单边主义”强调美国不能仅仅寄希望于他人的善 意来维护自己的的安全，而是必须要具备自食其力的能力，不过它并不完全拒绝 通过订立条约来解决问题。门罗主义以及“门户开放”政策乃至“孤立主义”都 体现了这样一种行事风格[ John Lewis Gaddis, Surprise, Security,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pp.22,24,25.]；“霸权”体现在亚当斯强调美国拒绝与任何大国在 北美洲共存。 [ John Lewis Gaddis, Surprise, Security,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p.26.]
不过，富兰克林•罗斯福则开创了美国外交的另一种传统，他几乎没有诉诸 上述任何一种模式。罗斯福将美国的单边利益嵌入到一种多边合作框架内部，将 第二次世界大战当做一次契机，可以借此重塑一种能够惠及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 大国的新型国际关系结构。 [ John Lewis Gaddis, Surprise, Security,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p.51.]“单边主义”以“美国例外论”为思想基础，强调 其他国家永远不可能变得像美国一样。罗斯福则将这种理想主义心态拉回到冰冷 的现实之中，他的一项重要战略原则便是“声言索取的利益”不能超过自己真实 的能力。冷战时代美国的外交战略基本沿袭了罗斯福的传统。 [ John Lewis Gaddis, Surprise, Security,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pp.52,58.]时至今日，为避 免美国安全受到威胁，“扩张”理念已经从亚当斯的“美洲大陆霸权”思想，经 由罗斯福的“大国协调”观念演化到强调消灭一切恐怖分子及其支持国的“布什 主义”。[ John Lewis Gaddis, Surprise, Security,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pp.85-86.]
在加迪斯看来，布什对当前美国所面临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他也为实现“威 尔逊主义”的终极理想找到了现实依据，这届政府也表明自己比之前的历任都清 楚地认识到将独裁者作为朋友的危险。[ John Lewis Gaddis,“A Grand Strategy of Transformation”,p.56; William D. Hartung, Alan Sked, Ole R. Holsti, Gary Haubold and John LewisGaddis,“Bush as Strategist”, Foreign Policy, No. 135 (Mar. -Apr., 2003), p.10.]然而，不论战略的构想有多么伟大，它 都不是成功的保障。让美国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在伊拉克战争中，自己昔日的盟 友中只有英国站在了自己的一边。战争打响不久后，以哈贝马斯、德里达等为代 表的众多知名欧洲知识分子纷纷发文谴责美国。[这些文章后来结集岀版，参见哈贝马斯、德里达、艾柯：《旧欧洲•新欧洲•核心欧洲》， 邓伯宸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0年版。]小布什政府此前对欧洲一体化 进程的一直持冷漠态度，而这时的美国好似已然成为欧洲人可以借之强化自我认 同的一个反面教材。有的欧洲政治学家呼吁：“欧洲将在北约中发挥更重要的作 用，而实际上，欧洲的影响力日渐衰退，相反美国成为说一不二的主宰者 由 此可见，欧洲的未来，命中注定只有借用帝国秩序模式才能实现。”[ 明克勒：《帝国统治世界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阎振江、孟翰译，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8年版，第157-162 页。]
自冷战以来，美欧关系此时已然跌至谷底。作为一名美国学者的加迪斯也对 “布什主义”进行了反思。在他看来，小布什政府的战略是审慎思考与傲慢态度 的综合体[ John Lewis Gaddis, Surprise, Security,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p110.],其最为明显的缺陷便是没能处理好“先发制人”、“霸权”与“同 意”三者间的关系。萨达姆政权虽然多方推诿，但总还是在战争开始前应安理会 要求，允许联合国国际调查员入境。这就已经削弱了美国发动战争的合法性，而 美英联军的行动太过迅疾，在国际调查员工作未完成之际就开始了打击。“布什 主义”希望通过使人产生震撼和敬畏之感进而达到目的，后两者的确是确保成功 的必要条件。但凡事过犹不及，过度的惊惧之感反而让美国在众人眼中由一个国 际体系稳定的维护者变成了破坏者。[ John Lewis Gaddis, Surprise, Security,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pp. 96-101.]换言之，此时的美国也犯了历史上其他“帝 国”飞扬跋扈的通病。[ John Lewis Gaddis, Paul Kennedy,“Kill the Empire! (Or Not)”, New York Times Book]同时，小布什一再强调“移植民主”，却很少就美国占 领军和政府在伊拉克可能遭遇的问题提出详细的解决方案。军事占领后当地社会 的混乱景象与英美联军的“兵贵神速”之间形成了鲜明对比，也将美国所许诺的 愿景与切实表现之间的鸿沟展露无遗。[Review,Jul.25, 2004,p.23.] [ John Lewis Gaddis, Surprise, Security,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pp. 102-103,105.]毫无疑问，这些都更加重了他人对美国 此次军事行动合法性的质疑。
2004年，小布什连任竞选成功，得以再次入主白宫。加迪斯于 2005年发表 的《第二任期的大战略》似乎更像一篇“资政箴言”。鉴于之前的强硬且含混的 言辞招人反感，美国接下来要注意“柔和且更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小布什 政府以打击恐怖分子为由发动伊拉克战争，其实“9 • 11”事件所暴露的国家在 后冷战时代的脆弱性正可以成为美国劝说更多国家支持自己的说辞。 [ John Lewis Gaddis,“Grand Strategy in the Second Term”, Foreign Affairs, Vol. 84, No. 1 (Jan. - Feb., 2005), pp.5,7.]同时，既 然之前的战略报告将恐怖主义的病灶指定为当地社会缺乏代议制度，那么美国就 应该为当地提供和组织选举。尽管选出来的政府可能依旧昏聩、专制，甚至反对 美国占领军，但掌控后者的风险总小过无限增兵或是放弃伊拉克。另外，美国要 保有全球性的战略眼光，避免重蹈当年越南战争时只注目于一处的覆辙。因为其 他中东国家国、中国、印度、俄罗斯、欧洲以及巴以关系的发展都会对中东局势 产生影响。[ John Lewis Gaddis,“Grand Strategy in the Second Term”,p.9.]
小布什政府在第二执政期内需要保持头脑清醒：首先，它要认识到美国的军 事行为混产生双重后果，即在震慑恐怖分子的同时使一部分国家产生恐惧心理， 如伊朗和朝鲜可能会极力发展自身的核力量。这便凸显了联合国的作用与朝鲜的 邻国展开多边主义国际合作的重要性[ John Lewis Gaddis,“Grand Strategy in the Second Term”,pp.10-11.];其次，美国不能将恐怖主义与穆斯林等 同起来，譬如沙特就已经看到他们资助的恐怖分子反而袭击了自己[ John Lewis Gaddis,“Grand Strategy in the Second Term”,p.13.]。总之，美 国需要从一味恫吓转而关注那些使得一个新的体系得以稳定的具体因素上来，而 非只是笼统地强调自己想要变革整个国际体系。[ John Lewis Gaddis,“Grand Strategy in the Second Term”,pp.15,14.]
很明显，加迪斯对冷战后美利坚这个“骄傲的帝国”提出了劝诫：“作为一 个民主国家，我们质疑所有价值观念的能力取决于自身捍卫特定价值观念的信念 和决心”，而保持希望要通过承担责任来实现，也就是说我们希望推己及人，霸 权来源于同意。美国领导的目标应该总是这样：它要确保即便存在一些更坏的情 况，但如果美国缺位，人们会想念它。[ John Lewis Gaddis, Surprise, Security,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pp.116,117;John Lewis
Gaddis,“Order versus Justice: A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Dilemma”,in Rosemary Foot, John
Gaddis, and Andrew Hurrell eds.,Order and Justice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p.175.]
加迪斯的这种现实关切实际上与他在后冷战时代对冷战史的重新思考密不 可分。在他看来，“冷战时期指导我们的政策的价值观、原则和假设通常都是合 理的” [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 A Round Table Discussion With John Lewis Gaddis, Washington,
D.C. : Division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Woodrow Wilson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Scholars, 1996,p.15.]。在那个时代，美国对国际关系中的多样性持更加包容的态度；虽然偶 有践踏国际道德的行为，但终究没有变得像自己的对手苏联一般。相反，倒是苏 联也渐渐改变了自身的独裁属性。[ 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Reconsiderations, Implications, Provocations,pp.16,64.]这一切都与后冷战时代美国骄横的作风形成 了鲜明的对比。
在2011年出版的《乔治•凯南：一个美国人的一生》中，加迪斯更流露出 对冷战时代那种“平衡之道”的怀恋。在他眼中，凯南几乎成为了这道法门的化 身：“在莫斯科那了无生气的一天，凯南开辟了这样一条中间道路。道路的一侧 是绥靖，它无法阻止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另一侧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其毁灭 性无法想象”。[ John Lewis Gaddis,George F.Kennan:An American Life, New York:The Penguin Press, 2011, p.694.]即便是在后冷战时代，凯南战略思想的遗产仍值得重视和反思： 首先，它时刻提醒决策者要保持理性且清醒的头脑，因为极端的思维方式往往是 滋生暴力的温床；其次，“可以鼓励敌人自己击败自己”。这在“后9・11时代” 依然有效，因为恐怖分子与支持他们的国家间的利益并不总是一致的，这使得当 年成功分裂共产主义阵营所使用的战略仍值得关注；再次，凯南战略思想的形成 与他对18世纪英国史学家爱德华，吉本著作的熟悉和充足的俄国史知识密不可 分,这说明历史往往比抽象理论更能预见未来出现的战略机遇；第四，凯南看到 了民主国家的战略的确呈现出极大的易变性，他是正确的。不过，不论是支持“对 称遏制”还是赞成“不对称遏制”的美国战略家都没有低估盟友的重要性，都明 白将“领导”与“同意”结合起来的重要性；最后战略绝不能毁掉自己所捍卫的
东西。实际上，加迪斯所强调捍卫的正是美国的民主制度。[ John Lewis Gaddis,George F.Kennan:An American Life, p.695;John Lewis Gaddis, Strategies of Containment: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American 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during the Cold War,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pp.386-389; John Lewis Gaddis, After Containment: The legacy of George Kennan in the age of terrorism, New Republic,April4,25,2005, Vol. 232 Issue 15, pp.29-31.]
历史哲学家安克斯密特曾这样分析道：“当历史学家感到自己进入了一个新 的世界，同时无可挽回地永远失去了先前的世界 而他/她对于失去
一个熟悉的世界的绝望感将推动其写作，激发其最深刻的思想” [ 安克斯密特：《崇高的历史经验》，杨军译，东方出版中心 2011年版，第 208-210 页。]。在某种意义 上, “冷战”似乎成了约翰•加迪斯的一段“乡愁”。他在接受我国学者王烁的 访谈时就吐露道：“冷战还不错，至少是冷的”。[ 王烁：《冷战不会重来，但这不是好消息》， http://www.sohu.com/a/211368660_550963 （ 2018-02-20 访问）] [塞缪尔•亨廷顿：《美国政治：激荡于理想与现实之间》，新华岀版社2016年版，第19 页。]
“民主”和“自由”是美国人最为珍视，也最引以为傲的两样东西。准确来 说，这二者在美国人眼中根本就可以合二为一。然而恰恰“由于对自由、平等、 民主等价值的一致认可与信仰，美利坚合众国成了最不和谐的现代政体的典型” 4。在加迪斯看来，在民主已然成为共识的后冷战时代，这两个概念也不能免于 反思。美国必须承认，虽然自己常常把促进民主当做外交行为的目标，但往往在 现实中对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更感兴趣。即便是在推动民主化这一问题上，后冷 战时代的美国更多是以一位“指导者”而非冷战时代的“聆听者”自居。[ John Lewis Gaddis,“Democracy and Foreign Policy”,in Jedediah Purdy,ed., Democratic Vistas: Reflections on the Life of American Democr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10.]西方 历史学家对民主的叙述常常遵循这样一种谱系：古代希腊一罗马一中世纪基督教 的欧洲一文艺复兴一启蒙运动一民主政治和工业革命一美国，然而这样做却把历 史仅仅简化为一个有关道德如何成功和好人如何战胜坏人的故事[ 沃尔夫:《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赵丙祥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9 页。]，更抹杀了历 史中所有的能动性与偶然性因素。“民主”固然重要，然而承认价值的多元性更 为重要。[ John Lewis Gaddis,“Democracy and Foreign Policy”,p.218-219.]
“自由”亦是如此。美国在冷战后不遗余力“移植民主”的做法恰恰好似要 把世界舞台上的权力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这反而又引发人们对美国“自由” 话语的质疑。[ John Lewis Gaddis,“Ending Tyranny”,American Interest,Sep./Oct.2008, Vol. 4Issue1,p.13.]用美国法学家保罗卡恩的话来讲，自由主义需要摆正自己的位置,
要意识到“国家正是自由主义得以实际展开的条件”。[ 卡恩：《摆正自由主义的位置》，田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中文版序言”，第 2 页。] “自由”也好，“民主” 也罢，保障“安全”是实现所有这些价值诉求的重要前提。然而美国好像忽略了 这一点，“没有什么比2005年的伊拉克选举更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在选举中， 这个国家的公民冒着生命危险去投票。” [ John Lewis Gaddis,“Ending Tyranny”, p.15.]
加迪斯对上述两个观念及冷战后美国外交政策（也许称为“冲动”更为妥当） 的反思是对20世纪政治哲学的一种呼应。著名政治哲学家以赛亚•伯林区分了 “消极”与“积极”两种形态的自由，前者是“免于 ”的自由；后
者强调“去做 ”的自由，它常常在现实中沦为暴行的华丽伪装。[ 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 2011年版，第 179页。]
约翰•格雷也勾勒了 “自由主义”的两张脸孔，一张是“对一种普遍政权的规定”, 另一张是“一种可以在许多政权中被人们追求的共存方案” [ 格雷：《自由主义的两张面孔》，顾爱彬、李瑞华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第2 页。]。毫无疑问，加迪 斯是希望置身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在对外战略和政策中更多地展露出第二幅面孔 的，这也催人不得不反思“沙文主义式的自由主义” [ Tony Smith,“Surprise, Security, and the American Experience by John Lewis Gaddis”, International Journal, Vol. 60, No. 1 (Winter, 2004/2005), p.311.]。
这样看来，加迪斯对冷战后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种种批评恰恰源于他对昔日 “帝国”的肯定。他对此时的美国的“劝导”不可谓不苦口婆心，一再强调明确 目标、戒骄戒躁以及避免偏狭等战略原则的重要性。[ John Lewis Gaddis,“Muddling Through? A Strategic Checklist for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in Towards the 21st Century: Trends in Post-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Policy, 3r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Forum, held in Zurich 19-21 October 1998,pp.177-187.]在2013年接受的一次访谈 中，他还建议当时美国的奥巴马政府要认清本国的核心利益，不要对国际关系中 的边缘事件过度关注，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时要效法当年基辛格的做法。[ “Cold War, Containment, and Grand Strategy: An Interview with Pulitzer Prize-Winning Historian John L.Gaddis”, Yal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8,Issue1,Winter,2013,p.76.]实际 上，在加迪斯的心目中，凯南与基辛格的战略观念几乎是大同小异的，这点我们 在第二章中已经说明。
不过我们也要看到，“新冷战史研究”缺陷已经渗入了加迪斯对现实国际关 系的思考之中。《我们现在知晓了：重思冷战史》是近十年来最有影响力的冷战
史教科书之一[ 夏亚峰：《近十年来美英两国学术界冷战史研究述评》，《史学集刊》 2011年第1期，第
111 页。]，它在开启一种反思冷战，乃至20世纪世界史的新视角的同时， 也有意无意地忽视，乃至遮蔽了很多问题。冷战结束后原苏联集团的大量档案文 献得以解密，恰恰在最需要尽量摆脱主观预设，充分利用上述新材料拓展冷战史 研究的时候，加迪斯却越发偏执地强调美国和苏联间绝对的善恶之分，这绝不是 严谨的学术态度，也违反了他“新冷战史研究”主张一项最为根本的原则：利用 多国多方，尤其是美国以外的档案和文献资料。 [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Preface”, p.viii.] 例如，他一面承认冷战时代“第 三世界”的发展极具多样性，故而不能对其进行用简单的概括;另一方面又强调 “第三世界”对冷战的结局并没有产生什么决定性的影响。[ John Lewis Gaddis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p.286.]卡洛琳•艾森伯格 也颇为讽刺地指出：“加迪斯几乎没有关注美国在第三世界的掠夺 这
让我们得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结论，即美国在战后构建了'一种新的帝国一一民 主的帝国'”。[ Carolyn Eisenberg,“Review of We Now Know: Rethinking Cold War History. by John Lewis Gaddis”,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 Vol. 84, No. 4 (Mar., 1998), p.1463.]不过加迪斯似乎忽略了一点：在后冷战时代，随着世界范围内 普遍高涨的宗教、种族乃至“文明”自觉性，任何国家哪怕是对自身历史过度的 “孤芳自赏”行为，都很可能为自己招来更多的反对声音，更何况“从第三世界 的视角看来，美国在第三世界的干涉的后果确实是可怕的”[ 文安立：《全球冷战：美苏对第三世界的干涉与当代世界的形成》，牛可等译，世界图书 出版公司北京公司2012年版，第416页。]。征之以当今冷战 史学界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新冷战史研究”中“以多方资料来推动冷战史 研究发展”的倡议为学者们所奉行，而它对美苏两国所做出的绝对的二元善恶划 分也遭到同行的指摘。
加迪斯为后冷战时代美国所提供的“战略指南”无疑是现实主义的。然而， 在他者眼中，超级大国的“现实主义”往往只是“自私自利”的一种委婉说法。 德国学者本德尔敏锐地指出：“他们(指美国一笔者)总是接到要求 他
们很少可以拒绝。如果不作出反应，他们的威信就岌岌可危;如果总是作出反应， 又要耗费很多精力，而且会有过分的要求。”[ 本德尔： 《美国：新的罗马》 ，夏静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第219页。
1布热津斯基：《战略远见：美国与全球权力危机》，洪漫、于卉芹、何卫宁译，新华出版 社 2012 年版，第 31 页。]
这种困境恰恰也有利于我们分析世界政治中的“反美主义”现象产生的原因。 美国在20世纪凭借自身实力与有利的国际环境跃然成为首屈一指的大国，其稳定 国际秩序的能力与所宣扬的价值理念的感召力使它成为很多国家在面临危机和 威胁时欢迎，乃至想要“邀请”的对象。然而，20世纪也见证了“有关人类主观 上不再愿意屈服于一个政治和文化上的特定地区所拥有的客观力量的矛盾叙述” 1，也就是说一旦危急局面有所缓解，美国超强的影响力又往往会让其他国家产 生抵触心理。“邀请”与反美主义间周而复始的循环恰恰折射了国际关系中“现 实”“利益”“秩序”与“理想”“愿景”“认同”间永恒的矛盾。冷战结束后， 美国在思考自己如何自处的问题上陷入了惶惑，作为美国精英的约翰•加迪斯所 表现的怅惘之情也正是这种心态的一个生动注脚。
第四章 何种“客观性”与哪般“合法性”
“如实直书”一直是衡量史家治学水准和道德品行的核心标准。然而对历史 学客观性的“可能性”及其“合法性”的质疑之声从来没有间断过。任何关心历 史学发展的人对此都不能视若不见。
第一节 “文质两难”下的“客观性”
一、“文胜质”的历史学
对于“历史”进行言说和研究的历史恐怕和整个人类的历史一样古老，不过 “历史学”作为一门现代学科的身份得以确立却是很晚近的事请。在 19世纪后 半叶，“历史学家的各个团体向着基于德国历史学模式的学术专业化方向移动， 而且围绕着对书面证明的批判这一科学模式来巩固他们的身份”。[波特、罗斯主编：《剑桥社会科学史（第七卷）•现代社会科学》，第七卷翻译委员会译， 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342页。]
在被建制为一门现代的学科之后，历史学一直以对“客观性”的追求为最终 鹄的。[ 有关西方史学的现代学科化，可参见张乃和：《欧洲文明转型与现代史学的诞生》，《史 学集刊》 2013年第1期，第53-56页。]客观性观念的基本理念是“忠于过去的事实，忠于与过去的事实相吻合 的真理；把认知者和被认知的对象、把事实与价值观，特别是把历史与虚构截然 区别开来。 历史事实不仅高于历史解释，而且独立于历史解释 •客
观性的观念坚持真理只有一个，而且不受观察角度的支配。历史模式，无论是否 存在，都是‘被发现的' ，而不是被‘制作的' ”[诺维克：《那高尚的梦想：“客观性问题”与美国历史学界》，杨豫译，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第2页。]。 19世纪法国著名中世纪史 专家古朗治在一次讲话中便对听众说：“请不要为我鼓掌；不是我在向你们讲话， 而是历史通过我的口在讲话。”[ 古奇： 《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 （上册），耿淡如译，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
366 页。]英国历史学家鲍威尔在 1898年为著名的实证史 学代表作《史学原论》所写的推介语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无论我们是否喜 欢历史，历史都必须被科学地研究，而且在研究者面前，这不是一个风格问题，
而是一个精确性的问题、全面观察的问题、正确推理的问题。 历史
必须以一种科学的精神来从事，就像从事生物学或化学研究那样。”[】F.约克•鲍威尔：《致读者》，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史学原论》，余伟译，大象岀版
社 2010 年版，第 2 页。
2卡尔•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田汝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总体来讲， 主流历史学家对实现这一点都抱有乐观的态度。
不过，随着 20世纪的到来，这种心态却日益遭到挑战。 1931年 12 月29日， 卡尔•贝克尔在美国历史学会的主席致词中就明确表达了自己对“客观性”的另 一番见解：“事件的实在的一系列 只存在于我们所肯定并且保持在
记忆中的那意识上的一系列之中” [流派文选》 ，上海人民岀版社1982年版，第 259页。]。贝克尔也由此被视为“历史相对主义”的 重要代表。他甚至调侃学院派的职业史学工作者道：“每个普通人都懂些历史。 当然，对于这个容易招人妒忌的真理我们要尽力去掩饰，摆出一副具有专业修养 的神气”，而历史学想要成功地避免被“束之高阁”，长远来讲“还是要迎合普 通人的脾胃。”[卡尔•贝克尔：《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第261、276页。]
实际上，贝克尔的后一段言辞在当时已然是对历史学家的“极大冒犯”。因 为到 1900 年左右，“研究历史”与“书写历史”已经是两个被截然区分开来的 概念，前者指涉“职业”的身份，后者则代表“业余”的角色。[ 具体论述参见孟钟捷：《“新史学”还是“通俗文学”——试论魏玛德国的历史传记争议 及其史学启示》，《“第三届青年史学家论坛”：史学功能与历史书写》论文集（下册）， 南京大学， 2016年，第382页。] “职业”也是 “客观性”的保障。可以这样讲，对“客观性”的追求不仅仅是职业历史学家进 行研究工作的目的，更是凝聚他们身份的“合法性诉求”。[ 以当代史学理论的视角观之，这三个概念的内涵并非完全一致。不过从事具体研究的历史 学工作者往往不对其加以过度区分。]
20世纪 50年代之后兴起的“后现代主义”思潮使得历史学界的“客观性” 信仰陷入更加风雨飘摇的状态。依据法国哲学家弗朗索瓦•利奥塔尔的说法，所 谓“后现代”便是要对诸种论证了知识合法性的宏大的“元叙事”进行质疑。在 后现代语境下，大叙事失去了可信性。[ 利奥塔尔：《后现代状态：关于知识的报告》，车槿山译，南京大学岀版社2011 年版， 第 4、 123、 135 页。]既然现代西方史学所立基的“有意识的 能动行为者的意向性所体现的自由人文主义假设不过是服务于自身时代的男性、 中产阶级、异性恋的意识形态虚构”[ Alun Munslow,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Historical Studies（2nd edition）,
Routledge,2005,p.18.]，那么其所追求和标榜的客观性纵使高尚， 也不过只是南柯一梦罢了。
与之前的“历史相对主义”只是一般性地质疑“客观性”的可能性不同，后 现代主义从语言学、修辞学出发，将批判锋芒指向了历史学家学术成果的展现形 式一一历史叙事，试图彻底解构“客观性”。叙事（narrative）是所有科学知识 得以展现并传播的一种重要方式。“它不仅仅简单地反映所发生的事情，还能够 探索并设想可能发生的事情。它不仅仅表述状态的变化，还能把它作为意指整体 （情境、实践、人物、社会）中的意指部分而加以建构和阐释”。[ 普林斯:《叙述学词典》 （修订版），乔国强、李孝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40 页。]按照这样一种 思路，叙事就“不只是历史编纂学这块蛋糕表层的糖霜，可以说就是这块蛋糕本 身”[3安•克里奥：《作为文本的历史：叙事理论与历史》，南希•帕特纳、萨拉•富特主编： 《史学理论手册》，余伟、何立民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254页。]。
后现代历史哲学的旗手海登•怀特认为“可以根据一个史学家在预构史学领 域时使用的语言规则来描绘出他的风格，那一领域是在他以各种各样的解释策略 施加于它之前就已经预构好了的”，这些语言规则体现为隐喻、转喻、提喻和反 讽等四种主要诗性话语模式。[ 怀特：《元史学： 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 ，陈新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516页。 其中“隐喻”即我们常说的类比或明喻；“转喻”即以事件物某部分的名称代替整体；“提 喻”与“转喻”类似，以部分来象征假定整体的某种性质；“反讽”即以表面上明显的反话 来表达肯定的内涵（参见该书38页）。]正因如此，历史的“内容被发明的成分不亚于被 发现的成分；其形式与其说与科学的形式相似，不如说与文学的形式形似”[海登•怀特：《作为文学制品的历史文本》，《话语的转义一一文化批评文集》，董立河 译，大象出版社2011年版，第89页。黑体字为原文所有。]。 怀特的弟子汉斯•凯尔纳继承了乃师的观点并进一步发展。在他看来，历史中的 连续性并非事实，“而是我们的文化用以表现实在的形式”[ 凯尔纳：《语言和历史描写——曲解故事》，韩震等译，大象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该阵营中另一位 健将凯斯•詹京斯的一段话可看做是后现代历史哲学家们内心独白：
质疑历史学家真实的观念，点出了事实的多变性真相，坚持历史家是由意识 形态的立场描写过去，强调历史是一种文字论述和任何其他论述一样可以被破 解，主张“过去”和小说家在写实故事中所隐喻的“真实世界”同样是抽象的
(notional)概念。[凯斯•詹京斯：《历史的再思考》，贾世蘅译，麦田、城邦文化岀版社2011年版，第190 页。]
这些“智识领域的蛮族(intellectual barbarians)在历史学的城下逡巡，腾腾 杀气扑面而来” [理查德•艾文斯：《捍卫历史》，张仲民、潘玮琳、章可译，广西师范大学岀版社2009 年版，第 9 页。]。它极大改变了历史学的原有面貌：首先，宏大、贯通的历史 叙事，包括统一的“客观性”观念(因为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这也是一种宏大 叙事)，即所谓的“大写的历史”被肢解为无数的碎片：“历史是一座大教堂， 每个历史学家为了共同的事业为之添砖加瓦的形象被代之以历史像一个都市，在 这里，每个人走自己的路，操心自己的事，不太关心其他人在干什么。” [ F.R.安克斯密特：《历史表现》，周建漳译，北京大学岀版社2011年版，第156页。]不过 历史要被“小写”到什么程度呢？后现代历史哲学家却没有对此给岀准确的答案。 这样看来，似乎他们的“解构”工作是无穷尽的，以至于使人感叹“后现代性没 有为历史学提供栖身之所”[ Elizabeth Deeds Ermarth,“Ethics and Method” , History and Theory ,Vol. 43, No. 4, Theme Issue 43: Historians and Ethics (Dec., 2004), p/75.]；其次，历史学家再也不能将自己标榜为一个“绝 对公正的法官”，自然也就失去了对历史“客观性”的垄断权。雷蒙德•马丁感 叹到：“当涉及理解过去时，历史学家人被认为是专家，但当需要理解我们理解 过去的方式时，无人是专家。”[ Raymond Martin,“Review: Objectivity and Meaning in Historical Studies: Toward a Post-Analytic View”, History and Theory, Vol. 32, No. 1 (Feb., 1993),p.31.]
乍一看，后现代主义大有“扫灭”历史学所坚守的“客观性”之意。不过， 前者对宏大叙事以及突显整体性和连贯性的“客观性”的批判也迫使历史学家不 得不反思既有学术成果，承认自己曾忽略了众多处于边缘和弱势地位的群体，并 重新关注之。妇女史、儿童史、有色人种史、非异性恋人群史、口述史、公众史 学以及第三世界史等领域的发展深刻诠释了这个比喻。这些被“仅仅视作丰富史 学园地、拓宽史学范畴的动向并不简单，它实则是后现代主义从认识论根基上解 构现代史学的一种直接效果”。[ 陈新：《历史认识：从现代到后现代》，北京大学岀版社 2010年版，第 151。]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历史哲学对“客观性” 的质疑可以说只是发生在历史学“王国”内的“圣像破坏运动”。
二、“质胜文”的历史学 我国学者对历史学如何应对后现代主义的挑战已有贡献了诸多建议[ 国内最具代表性的的史学研究和历史学理论研究的两份刊物《历史研究》和《史学理论研]，不过 较少有人注意的是，另一种有关“客观性”的诉求也在再从另一个角度对历史学 所追求的那种客观性的“合法性”提出质疑，而这次的发难者是社会科学。
社会科学也讲求“事实”与“客观性”，不过它对后两者的界定不同于历史 学。王明珂注意到历史学家所关注的事实“经常是过去的人物、事件及相关的时 间、空间”，而社会科学家对由具体人物和事物因果联系所组成的事物兴味索然， 他们更关注人类活动背后的更深层次的动因和“具有普遍性的人类群体建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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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
19世纪中叶出生，二战前夕过世的法国社会学家迪尔凯姆（今常也译作“涂 尔干”）强调社会科学要致力于从“物”这一视角来发现“社会事实”，而“物” 便是“凡是精神只有在摆脱自我，通过观察和实验，逐渐由最表面的、最容易看 到的标志转向不易感知的、最深层次的标志条件下才能最终理解的东西”[究》都曾就此问题专门组织过笔谈文章，参见《当代史学思潮与流派系列反思：史学中的后 现代主义》，《历史研究》 2013年第5期， 4-49页；《后现代主义与历史学》， 《史学理 论研究》 2004年第2期，第4-17页。] [ 王明珂： 《反思史学与史学反思》，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7、 19、 20页。] [ 迪尔凯姆：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 ，狄玉明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7页。]，由 此出发所得到的“一切行为方式，不论它是固定的还是不固定的，凡是能从外部 给予个人以约束的，或者换一句话说，普遍存在于该社会各处并具有其固有存在 的，不管其在个人身上的表现如何，都叫做社会事实”。[ 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第33-34页。]后者并不排除社会文 化要素，因为“我们把从能对个人意识产生强制作用这一特性上可以认识的行为 方式或思维方式视为社会事实”。[ 迪尔凯姆：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第16页。]
迪尔凯姆强调在观察“社会事实”时“必须努力从社会事实脱离其在个人身 上的表现而独立存在的侧面进行考察”[ 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第63页。]，因此“人们在生活中所能形成的表象， 在形成时既缺乏系统，又缺乏批判，没有科学的价值应该排除在外”[ 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准则》，第8页。]。
马克斯•韦伯的观点与迪氏略有不同。在他看来，社会科学的出发点是“围 绕我们社会文化生活的现实的、亦即个别的的形态，这种文化生活处于普遍的、 但仍然个别形成的联系中”[ 韦伯： 《社会科学方法论》 ，韩水法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28页。]。不过他也强调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若是正确的，便 必然具有普遍性，应该不但是在西方，而且“在中国人那里也必须被承认为是对 的”。[ 韦伯： 《社会科学方法论》，第10页。] 同样，“经验”也是一种包含价值的文化概念，“只要我们把它置于与 价值观念的关系之中，它便包括且只包括那些通过这种关系才对我们有意义的实 在的成分。”[ 韦伯： 《社会科学方法论》，第30页。]在此基础上，韦伯认为，所谓的“客观性”必须要凭借某种“理 想图像”才可能获取，后者“将历史活动的某些关系和事件联结到一个自然无矛 盾的世界上，而这个世界是由设想岀来的各种联系组成的”。[ 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第 45 页。]因此，历史学家 将自身与“概念”、“规则”撇清的做法实则是一种偏见，他们所强调的从“材 料”中推岀的判断实际上是从“理想类型”中推岀的。[ 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第 72、 54-55 页。]韦伯的“理想图像”被 当代社会科学家换了一个名字频频使用——“理论模型”。在这个意义上韦伯所 论述的“客观性”实际“与外在世界的‘客体'无关，而只关系到用以研究这个 世界的社会科学方法论”[ 伊格尔斯：《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何兆武译，山东大 学岀版社 2006年版，第 127页。]。
韦伯和迪尔凯姆的观点实际上也分别代表了现代社会科学两大传统，即心理 学主义对社会学主义、还原论对整体论。[ 详细论述可参见张乃和：《社会结构论纲》，《社会科学战线》 2004年第 1 期，第126-127 页。] 后世的社会科学家在具体的实践中往 往自觉不自觉地将两者结合起来。肯尼思•华尔兹就是迪尔凯姆理论的拥护者[华尔兹曾与贾斯廷•罗森伯格谈及此事，参见贾斯廷•罗森伯格：《肯尼思•沃尔兹与列 夫•托洛茨基一一不平衡与综合发展视角下的无政府状态》，《史学集刊》2014年第3期， 第 44 页。], 不过我们通过第一章的分析可以发现，他对“何为理论”的阐释正与韦伯不谋而 合。换言之，华尔兹正是通过强调国际关系学该有自己的“理想图像”，进而去 发现并“国际无政府状态”这一“社会事实”。
历史学家劳伦•斯通将继承韦伯和迪尔凯姆两大传统的社会科学家分别称 为 “模式创立者”和“实证主义者”，不过他悲伤地发现“这两类社会科学家 都 对历史证据和方法既不感兴趣又不予以尊重。他们拒不承认历史与他们的工 作 有关 , 藐视历史学对一系列事件的定性描述”[8L.斯通：《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国外社会科学》1983年第9期，第9页。]。这一点在美国尤为明显，
“社会科学对有悠久传统的人文学术和人文主义发生比欧洲更大程度的割裂、凌 越和排挤” [ 牛可：《美国地区研究创生期的思想史》，《国际政治研究》 2016 年第 6 期，第 16 页。]， 20世纪 50-60 年代风靡美国的“现代化”就基本上是经济学家、 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的“领地”。[波特、罗斯主编：《剑桥社会科学史（第七卷）•现代社会科学》，第350页。]
“实证”是历史学与社会科学共同经常使用的一个概念，而此时我们恰恰发 现了它所包含的的两歧性，即一方面是经验主义的延续，一方面假设人类社会中 存在可被发现且具有重复性的规律。[ Alun Munslow,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Historical Studies（2nd edition）,p.199.]甚至这一概念的发明者，法国学者奥古斯 特•孔德更强调后者：“作为我们智慧成熟标志的的根本革命，主要在于处处以 单纯的规律探求、即研究被观察现象之间存在的恒定关系，来代替无法认识的的 本义的起因。”这使得社会科学的对“事实”的探究更类似于自然科学对所谓“规 律”的追寻，它期望普遍性，而历史学研究“通常是通过寻找经验事实之间的关 联来发现因果关系”[ 王立新：《跨学科方法与冷战史研究》，第 27 页。]，更着眼于特殊性和个体性。
中国古人有“文胜质则史，质胜文则野”之说，大意是说如果后天积累起来 的学理和知识盖过了“本性”等原初之物，那就会显得浮华，反之朴实的本性表 现得过度，则让人感觉粗鄙。后现代历史哲学与社会科学对历史学的质疑正是遵 循了这样一种思路：前者认为现代历史学早已“文胜质”，对“客观性”的追求 早已经让历史学家失去了“本心”；后者则认为历史学仍然太过于“质胜文”， 其对具体史事进行周密考释、梳理的研究工作只不过是一种很原始，甚至低级的 研究工作（如果也能称得上“研究”的话）。我们可以打这样一个比喻：在后现 代主义者眼中，历史学早已经是一座太过现代以至于丧失了人文气息的大都市； 而在社会科学家眼中，历史学还仍是一片有待开发和教化的蛮荒之地。也就是说， 前者往往质疑历史学所追求的“客观性”的“可能性”，后者则向这种“客观性” 的“合法性”发难。
有趣的是，后现代历史哲学与社会科学有着共同的旨趣，即都谋求对历史学 进行彻底的改造：前者要求历史学家必须承认自己的研究成果是文学修辞“制 品”；后者则要求历史学家必须通过社科理论“升格”为科学家。两者的分歧也 就此而生，因为后现代历史哲学的命题明显“蕴涵着对思辨历史哲学以及所有试 图将历史转变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尝试的批评”[ 安克施密特： 《叙述逻辑》 ，田平、原理译，大象出版社2012年版，第257页。]。换言之，后现代历史哲学要求 历史学家承认自己永远是有意无意的“说谎者”，这其中隐隐包孕着对史学研究 者的“妖魔化；而社会科学家则更喜欢认为历史学家只要按他们的“法门”去“修 炼”，便也可以像自己一样飞上“九重天”去当“神仙”。其实，“妖魔”也不 过是颠倒过来的“神仙”。
三、进退维谷中的历史学 面对后现代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带来的挑战，历史学家们的立场大概可以分 为三类。
第一种，也是最为常见的一种立场便是强调“历史学既是科学，又是艺术”。
海登•怀特毫不客气地嘲讽这种自我辩解不过是一种首鼠两端的“费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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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种立场则是把历史学“社会科学化”。这不仅源于一部分史学工作者急 于获取“科学家”这一身份，更在于社会科学的“拓殖运动”，后者常常“带着 礼品拜访了世界史，并在世界史的家园里居住下来。他们公开展示并免费发放了 这些礼品，同时期待着吸引更多的世界史土著。”[海登•怀特：《历史的负担》，《话语的转义一一文化批评文集》，第29页。] [ 张乃和：《英国学派与世界史本体论问题》，《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1 年第 2期， 第 95 页。]
这种立场主要有如下两种表现形式，首先是从整个思维方式上改造历史学。 科学哲学家卡尔，亨普尔认为，“解释-预见”是自然科学中所强调的规律运作 模式，即断言某一组事件引起了将要被解释的事件，这就意味着后者是按照一定 规律伴随着前者发生的。举例来说，假如我们要解释一辆汽车的水箱经过一个寒 夜后爆裂这一事实，首先可以确定车整夜停在路上，水箱全部装满水且塞紧瓶盖 以及气温的确下降了等一系列基本条件，继而通过水在温度低至一定程度后会结 冰，以及结冰过程中压强变大等经验规律，就可以解释水箱炸裂这一事实。这其 中包含着水温与体积变化的函数关系，而且这种叙述方式也是历史学可以采用 的。[卡尔•亨普尔：《普遍规律在历史中的作用》，张文杰编：《历史的话语：现代西方历史 哲学译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岀版社 2011 年版，第 305-306页。]很明显，亨普尔是想通过将所有偶然性“必然化”的方法改造历史学家的 思维习惯。第二种形式则体现在历史学家在具体的实践中借用社科理论和概念来 研究和解释相应的历史现象，由此也形成了所谓的经济史、社会史以及心理史等 一系列“社会科学化的历史学”[对此的详细介绍可参见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杨豫译，上海译文 出版社1987年版，第3章。]，“年鉴学派”就是其中翘楚。
然而，这种立场也并未得到所有历史学家的赞同。针对亨普尔的倡议，比较 史学史专家克里斯•洛伦茨便接着亨氏的比喻反问道，为何一个水箱是颈部脫落, 而另一个则是底部被压出？也就是说，对所有水箱破裂这一事实的普遍性解释却 完全忽略了不同水箱具体破裂方式的差异。[ 洛伦茨：《跨界：历史与哲学之间》，高思源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86页。 原文中的用词为“水瓶”，笔者为行文连贯，故改为“水箱”。]热衷于与社会科学结盟的历史学家 们也沮丧地发现自己与盟友的地位并不平等，甚至陷入从属的地位。[黄进兴：《后现代主义与史学研究：一个批判性的探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年版，201页(注释2)；波特、罗斯主编：《剑桥社会科学史(第七卷)•现代社会科学》， 第 353 页。]如果说文 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使“历史”不再是“神学的使女”的话，那么它现 在又陷入沦为“社会科学的仆人”的危机之中。[ Roy F. Nichols,“Postwar Reorientation of Historical Thinking”,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 Vol. 54, No. 1 (Oct., 1948),p.79.]因此，“能产生一种对过去的变 化进行科学解释”的努力遭到了摒弃[ Lawrence Stone,“The Revival of Narrative： Reflections on a New Old History”, Past & Present, No.85 (Nov., 1979),p.19.]，传统叙事史的复兴被学者们提上了日程， 更有历史学家呼吁“从社会科学中拯救历史学”。[ 参见李里峰：《从社会科学拯救历史——关于历史学学科特质的再思考》，《江海学刊》 2014年第6期，第158-165。]
这便强化了第三种立场，我们可以将它比作国际关系中常常出现的“主权宣 示”。研究英国都铎王朝史的著名学者G.R.埃尔顿就是最重要的代表。在他看 来，“最优秀的业余史学 从最好处说，它的成就不过是同情的、浪 漫的热爱，但是它不可能触及根本性解释；从最坏处说，它是感伤的、无知的， 是对智力的一种羞辱”。[ 埃尔顿：《历史学的实践》，刘耀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埃尔顿强调学科的自治与自主性：“历史研究本身就 是合法的，为了其他的目的而对它的一切使用都是次要的。”[ 埃尔顿： 《历史学的实践》，第40页。]在这样一种思路 下，历史学家对待后现代历史哲学的态度大概又可以分为“我们早就知道了”和 “接受后者的部分观点但仍强调历史与文学的区别”两种[ 参见王晴佳、古伟瀛：《后现代与历史学：中西比较》，山东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117-119 页。]，他们与和社会科学 家间的争执则犹如一场“聋子之间的对话”，前者怪后者毫无时空感，后者责前
者分析低能。
实际上，历史学家与后现代历史哲学和社会科学家之间的“恩怨情仇”不仅 仅是学术问题，往往更是前者身份焦虑感的自然流露，因为包括历史学在内的人 文科学地位的削弱往往是“社会科学地位的上升和后现代主义对基于叙述的种种 主张的有效性的挑战造成的”。[1凯根：《三种文化：21世纪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王加丰、宋严萍译，上 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前言”，第 5页。]这也使得当今的历史学科也几乎被两种完全不 同的发展方向所撕裂，一种是让历史学更加接近充满想象的文学，另一种是强调 历史学要更加积极地引进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 伊格尔斯、王晴佳： 《全球史学史：从18世纪至当代》 ，杨豫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402-403 页。]如今，历史学家曾引以为傲的 “客观性”似乎已经断裂为“绝对意义上的客观性”、“学科意义上的客观性”、 “辩证的客观性”以及“程序上的客观性”等多种形式。[ 参见 Allan Megill,"Introduction:Four Senses of Objectivity" in Allan Megill,ed.,Rethinking Objectivity,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4,pp.1-15.]那么，以怎样的方式 追求何种“客观性”才能维系住历史学自身的“合法性”呢？甚至，历史学到底 还有没有存在的合法性呢？这都是当代历史学家和所有关心历史学命运的人都 必须思考的问题。
中国的历史学家每每想到上世纪 80-90 年代的“史学危机”，总还有心有余 悸之感。然而，时至今日我们必须要面对的似乎却是波及范围更为广泛，也更为 深刻的全球性“人文学科的危机”。“打铁还需自身硬”被中国学者认为是应对 危机的不二法门[ 葛兆光： 《人文学科拿什么来自 我拯救?》 ， http://www.aisixiang.com/data/103492.html]，那么研究某些既长于档案文献研究，又深谙理论之道；同时 在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两个领域中都享有享盛名的资深学者对历史学的体悟，以及 他们学术实践所能带给我们的启发就显得十分必要。资深的“跨学科”历史学家 约翰•加迪斯恰恰正是这样的学者。
第二节 历史学何以能够“文质彬彬”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的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大论战奠定了人们对“科学” 与“人文”等概念的基本理解方式。德国学者狄尔泰将历史学、文学以及哲学等
学科归为“精神科学”，它研究与自然界相区分的各种国家、教会、制度、习俗、 著述以及艺术作品[ 狄尔泰：《历史中的意义》，艾彦译，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第5页。]，而“只要人们体验人类的各种状态，对他们的体验加以表 达，并且对这些表达进行解释，那么，人类就会变成精神科学的主题” [ 狄尔泰： 《历史中的意义》，第7页。]。自然 科学与“精神科学”的差异在于前者通过只有内行才能理解的思维过程使得人们 脱离了与外部世界的的实际接触，而这种接触在“精神科学”中保留了下来。[ 狄尔泰： 《历史中的意义》，第20页。]人 们通常认为是“狄尔泰第一个站出来界划了人文社会科学所面对的社会历史领域 研究的特殊质性，他用与人的生命存在相关的理解范畴抵御了自然科学研究中基 于无生命现象因果分析的说明范式的普适性僭越”[ 张一兵：《关联与境：狄尔泰与他的历史哲学》，《历史研究》 2011年第4期，第173 页。]。
李凯尔特虽然就某些问题与狄尔泰有所分歧，但他也坚持“自然”与“人文” 之间的二分法，即“自然科学”是与“普遍化”联系在一起的，而“人文科学” 则不然，它强调“一次性”与“个别性”，历史学便是最典型的代表。[ 李凯尔特：《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48、 54页。]是否关 涉“价值”被他视为区分“文化”和“自然”的标准。所谓“价值”，我们无法 说“它们实际上存在着或不存在，而只能说它们是有意的，还是无意义的” [ 李凯尔特： 《文化科学与自然科学》，第21页。]。 实际上，李凯尔特所谓的“价值”强调就是每个个体的心理偏好与价值评判。
大名鼎鼎的柯林武德提出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命题实际上正是为上 述区分方法做出辩护：“科学家绝不把一个事件设想为一种行动，并试图重新发 现它那行动者的思想，从事件的外部钻入它的内部去；而是要超出事件之外，观 察它与另外事件的关系，从而把它纳入一般的公式或自然规律”，然而历史事件 却要求学者“不是在看着他们而是要看透它们，以便识别其中的思想”。[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张文杰、陈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 211、 212页。]自然 科学与历史学的不同在于“对一个给定的或客观的世界的研究之不同于思想着它 的这一行动”。[ 柯林武德： 《历史的观念》，第302页。]换言之，自然科学研究的“无我之境”与历史学研究的“有我 之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而前者则成为“客观性”的光辉典范。如此，便也不 难理解追求“个例”与“描述性”研究的历史学家与那些旨在以自然科学为榜样， 试图发现现象之中通用法则的社会科学家间的差异了。[ 休厄尔：《历史的逻辑：社会理论与社会转型》，朱联璧、费滢译，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 页。]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即便是自然科学家也对上述二分法产生了质疑，从柏 灵顿馆到切尔西间的距离好似不再像一个汪洋大海那样宽广了。[ 柏灵顿馆与与切尔西分别是致力于自然科学研究英国皇家学会和艺术家聚居的伦敦文化 区。斯诺曾调侃说二者间的距离“就像是横渡了一个海洋”，以此比喻自然科学家与人文学 者间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参见斯诺：《两种文化》，纪树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 1994 年版，第 2 页。]爱德华•卡尔 回忆到，自己就曾亲耳听到物理学家将科学真理定义为“专家们公开承认的一种 陈述”。[ 卡尔：《历史是什么？》，第 156页。]也就是说，不论在哪个领域， “科学”之所以能够与“解释”和“预 测”联系在一起，都离不开该领域从业者的“共识”。[ John Lewis Gaddis, “History, Science,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Ngaire Woods ,ed.,Explaining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ince 1945,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34.]
在加迪斯看来，致力于以自然科学为榜样来研究人类社会的社会科学其实更 多地是以“18-19世纪的自然科学”为楷模：其思维前提往往表现为过于强调“系 统”（system）而忽视“进程” （process）。经济学中的“理性选择”假设、社 会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以及国际关系学中的结构现实主义都是这种思考方式的 具体表现形式；以“还原论”方式来解释因果关系；对显而易见的差异性现象熟 视无睹；追求用绝对的术语（最典型的便是数学公式）来表达观点。前述种种便 导致了研究方法论上的故步自封，有关如何对社会现象进行科学调查这一问题引 发了经久不息的争论，其消耗的时间与精力甚至早已经超过了调查与研究实践本 身。[ John Lewis Gaddis, “Chaos,Complexity,and Contemporary History”, in“John Gaddis,1976-1997”,George F. Kennan Papers, MC076,Box 15, Folder 1 to 6; Public Policy Papers, Department of Rare Books and Special Collections, 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pp.5-7.]
传统的科学“共识”强调“系统”，其深层原因在于学者相信唯有这样才能 保证观测结果的可再生性与可实验性。当代天文学、地质学、古生物学以及演化 生物学的蓬勃发展则让人很难再将后两条原则当成判断科学和客观与否的唯一 标准。[ John Lewis Gaddis,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 , 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pp.39-40.]动物学家厄恩斯特•迈尔就嘲讽道：“绝大多数研究物理学发展的历史 学家一旦谈及实验之外的研究方法时，就表现出惊人的无知。”[ Ernst Mayr,The Growth of Biological Thought: Diversity, Evolution, and Inherita,Massachusetts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1982,p.30.]在加迪斯看来, 这些研究自然演化的科学家与历史学家有一个相同之处，即他们都不得不注意 “进程”，或者说，他们都必须从现存的“结构”入手，进而研究产生它的“进 程”。在这一研究过程中，他们又必须面对模糊，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证据。[ John Lewis Gaddis,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 ,p.41.]如 果说历史学家的研究不使用方程、图、矩阵和建模法来再现过去，故而不享有科 学意义上的合法性的话，那动物和植物学家在搜寻独特的物种时所开展实践又该 怎样理解呢？[ John Lewis Gaddis,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 ,p.51.]
强调“可再生性”的思维在方法论上的直接体现则是“还原论”。詹姆斯•格 莱克的一个形象比喻有助于我们理解后者：“一只钟表可以拆散成各个组成部 件 还可以用这些部件把它装配起来。还原论设想，大自然同样可以 加以组装和拆散”。[3詹姆斯•格莱克：《混沌：开创新科学》，张淑誉译，上海译文岀版社1990年版，第22 页。]社会科学中的定量研究集中体现了这种观念：“一项成功 的研究是最少的变量来解释最多的事物。最好是用一个解释变量来解释大量可观 察到的自变量。”[ Gary King, Robert O. Keohane, Sidney Verba, Designing Social Inquiry : Scientific Inference in Qualitiative Research,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4,p.123.]
随着20世纪的到来，生物学家对这种观点提出了质疑乃至激烈的批判。研 究生物抗体系统的学者布朗塔菲指出：“迄今为止，实际上只有理论物理学领域 符合科学对一般规律的追求 结果是还原论假说的提出，其要点是生 物科学、行为科学和社会科学都要按照物理学的范式去把握 物理主 义和还原论的论点成了问题，真正成了形而上学的偏见。”[ 布朗塔菲：《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秋同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85 页。]起初，自然科学家 们认为复杂现象仅仅存在于生命现象中，然而随后的物理学和数学革命让这种想 法彻底破灭了。不可逆现象热力学以及动力系统等相关领域的研究使人们明白简 单与复杂、无序与有序之间的差别要比人们想象的小得多。[ 尼科里斯、普利高津： 《探索复杂性》 ，罗久里、陈奎宁译，四川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 第 5 页。]
加迪斯认为，这种尽可能注意到多种因素和变量相互依赖、交互作用的研究 法明显体现了一种“生态系统”式的科学观。[ John Lewis Gaddis,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 ,p.55.]在19世纪的战略学家克劳塞维茨 和文学家托尔斯泰的作品中，我们就能发现这种朦胧的认知。[ John Lewis Gaddis,“War, Peace, and Everything: Thoughts on Tolstoy”, Cliodynamics, Volume
2, Issue 1 (2011),p.50.]实际上，华尔兹 试图建立超越“还原论”的国际政治理论，不过他本人依据军事力量界定权力的 观点，以及极端的体系-层次分隔方法也使得自己恰恰陷入了 “还原主义”窠臼 中。[ John Lewis Gaddis,“In Defense of Particular Generalization: Rewriting Cold War History”,in Colin Elman and Miriam Fendius Elman,eds., Bridges and Boundaries: Historians, Political Scientists,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2001,p.316.]现实生活中的人是能动的个体。如果模仿牛顿经典力学的研究方式，把人 类社会中的所有事物都抽象为“理想中的模型”，那我们也恰恰违反了人最基本 的观察能力。[ John Lewis Gaddis,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 ,p.59.]这样所获得的正确理论也不过是确定了显而易见的东西，譬如坚 持由无政府状态推导出国家必须进行自助的观点就等于说，鱼生活在水里所以它 必须学会游泳。[ John Lewis Gaddis,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 ,p.60;John Lewis Gaddis,“History, Theory, and Common Grou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1 (Summer, 1997),p.78.]科学作家沃尔普罗德也曾回忆到：在一次研讨会上，计量经济 学家的数学功底使得一位物理学家都赞叹不已，不过后者也颇感困惑，因为这位 经济学家得出的结论仅仅是一些人所共知的常识。[ M. Mitchell Waldrop, Complexity:The Emerging Science at Edge of Order and Chaos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1992,p.140.]
传统的还原论研究法之所以坚持以最少的变量来解释事物，其更进一步的目 的在于实现预测，变量数过多会影响后者的精准性。不用说在人类社会，即便是 在自然界，这种想法现在也显得有些天真。生物学家弗里德里希•克拉默的一段 话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一点：
一个给定系统拥有某种程度的静态复杂性，这是它的结构和有效常数（例如 核酸基本的双螺旋结构）所固有的。置于这种静态复杂性之上的是动态复杂性， 后者随时间或空间而变化。 预测只是在初始分派信息完全保留的情
况下才可能， 信息的变化、耗散或增加的程度越大，预测的可能性
越小。[ 克拉默：《混沌与秩序：生物系统的复杂结构》，柯志阳、吴彤译，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274-275 页。]
克拉默所说的“初始分派信息”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初始条件”。加迪斯 也有相似的比喻：在牛津和伦敦两地之间以 70 或100 英里/每小时的速度行车， 我们很容易算出如何节省时间以及耗油量，但这种状态只存在于“理想”之中。
因为驾驶员在路上很可能遇到红灯、事故或被交警命令停车，而不同的驾驶员对 上述情况的反应时间又不尽相同。这一简单的事例告诉我们，任何的复杂系统中 的因果关系都是线性与非线性形态的统一。[ John Lewis Gaddis,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 ,p.75.]人们可以将包含少数变量的系统理 想化为某种模型，而当面对包含数量繁多的变量的系统时，追溯其产生的历史寻 找“初始条件”，进而模拟它才是最好的研究方法。[ John Lewis Gaddis,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p.80.]
西方传统的科学观念力求精致的逻辑上，以能用数学公式表达为最佳。[ 黄欣荣： 《复杂性科学的方法论研究》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2页。]绳 之以此标准，人文科学中的隐喻、想象以及叙事都被拒于“科学”的大门之外。 当代的自然科学家已然抛弃了这种观念。相反，他们认为恰当的隐喻能够产生“令 人惊奇的、有趣的、感觉很畅快的关联和相互解释”[4约翰•霍兰：《涌现一一从混沌到有序》，陈禹等译，上海科学技术岀版社2006年版， 第212页。]。同时，传统的科学观念 虽然一再申明“科学性”，但牛顿把宇宙视为“发条钟”的观点以及将化学家有 关原子核与围绕它旋转的电子形成一个微型“太阳系”的说法都是在暗中使用“隐 喻”。[ John Lewis Gaddis, “Chaos,Complexity,and Contemporary History”,p.4.]凭借化石研究古生物的学者难道不需要想象？[ John Lewis Gaddis,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 ,p.41.]量子物理学家史蒂文•温 伯格就公开指出：“支持某种物理学理论的共识实际上常常是在确证它实验性证 据出现之前，在审美基础上达成的。”[ Steven Weinberg, Dreams of a Final Theory: The Scientist's Search for the Ultima,New York:Pantheon,1992,p.130.]
加迪斯曾邀请麦克尼尔参加他组织的“混沌理论与历史”学术研讨会。后者 在会议上谈及自己的思考方式时称：“我对一个问题感到好奇并开始阅读，这使 我重新定义问题，进而改变我阅读的方向。这反过来又进一步重构问题，我像这 样来回移动直到感觉正确，然后我把它写出来并寄给出版商。”结果，这番自我 剖白遭到许多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的奚落，他们认为麦氏根本没有区 分自变量与因变量、演绎法与归纳法。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反而是一位物理 学家指出，这恰恰也是物理学研究必不可少的思维方式。[ John Lewis Gaddis,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 ,p.48.]麦克尼尔后来回忆到， 这次回忆的经历使自己更加确信“自然世界与人类科学两者实际上都是历史学家 特有领域的一部分”。 [9麦克尼尔：《追求真理：威廉•麦克尼尔回忆录》，高照晶译，浙江大学岀版社2015年]
历史学缺乏理论化的“综合”是其经常遭受社会科学诟病的重要原因之一。 加迪斯也承认这一点，他之前的学术倡议和实践也致力于为冷战史和美国外交史 提供一种“综合”范式。不过他也强调，要是认为历史学的研究只能提供一堆散 乱的知识，那就大错特错了。杰克•利维认为其实历史学家和以政治学家为社会 科学家的差别并不在于是否使用理论，而在于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应用后者。历史 学家将理论作为解释特定事件的工具，社会科学家往往把它当成自己研究的准 则。[版，第 155页。加迪斯的书中并未提及这次会议的主题，笔者此处凭借麦克尼尔的回忆而确 定，参见麦氏回忆录第 154 页。] [ Jack S. Levy,“Too Important to Leave to the Other: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 in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2, No. 1 (Summer, 1997), pp.24-25.]加迪斯基本赞同这一观点，他将两类学者对事物的解释方式称为“特定综 合"(particular generalization)与''普遍综合” (general generalization)。前者 将理论寓于具体的叙事之中，后者将叙事包含在理论阐述内。[ John Lewis Gaddis,“In Defense of Particular Generalization: Rewriting Cold War History”, p.311.]
实际上，这就回到了我们在本章第一节处所涉及到的那个问题，既然已经有 了关于整体性状态(即迪尔凯姆的'社会事实”)的'普遍综合”，那还要解释 具体事件和人物的'特定综合”有什么用呢？我们不妨来看一看布洛克的一个比 喻：
假设一个人在山间小道上跋涉，不慎跌跤跌下山崖。这一事故的发生需要大 量决定性因素的聚合，如重力，如长期的地质变迁导致的复杂地形，如连接此人 的村子和夏季牧场的小路 •••••• 当但我们询问坠崖的原因时，每个人都会 回答：因为他失足。[ 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第2版)，第 161页。]
加迪斯也借用了这个比喻，他继续分析道：道路状况、山的存在与重力场的 作用的确很重要，它们都是导致坠崖的必要原因，但却不是充分原因。必要原因 与充分原因并不是像社会科学家所设想的那种因变量与自变量间的关系，相反， 只有将二者结合起来，我们真正才能解释事物。[ John Lewis Gaddis,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 ,p.97.]这一切只有在具体的'特定综 合”中才能实现。这就好比医治心脏疾病的固然需要该领域的专家，但后者在开 展治疗的时候绝不能不考虑患者其他器官的状况。[ John Lewis Gaddis,“In Defense of Particular Generalization: Rewriting Cold War History”, p.317.]
其实，我们可以接着布洛克和加迪斯所共同使用的'案例”接着分析下去。 当警察面对这一起“案件”的时候，他们必然要详尽地收集和分析具体证据。除 了路况之外，更要调查坠崖者的精神状况。如果确定是他杀，则要更进一步调查 死者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此时任何的宏大叙事与总体性的理论——警察的刑 侦学理论知识——都必须与具体的分析和调查结合起来才有意义。
这对所有只陶醉在理论中的社会科学家和仅偏好宏大叙事的历史学家亦有 警醒作用。这两者往往喜欢强调某某趋势、状态会产生如何重要的影响，但如果 没有具体的深入且细致的研究，所谓的“重要意义”永远只能数载如一日的停留 在他们的口中，而这反倒让人们质疑他们所说的“重要意义”是否存在，因为“如 果我们仅仅将规律当成判断现实的唯一基础——实际上也没有那么多规律，那我 们就将与绝大多数现实绝缘”打汉斯•莫里岑就凭借这种逻辑向肯尼思•华尔 兹发难。在他看来，华尔兹一边为维护自己学说的纯洁性，将所谓的“国际体系 结构”与对具体的国家外交行为“绝对”区分开来，又一边坚定地声称前者对后 者起着决定性作用，可是如果不研究后者，我们怎么知道前者是否起到了华尔兹 所强调的那种作用。[ John Lewis Gaddis,“In Defense of Particular Generalization: Rewriting Cold War History”, p.312.] [ 原文为“人们不应该被允许一方面建构某种结构理论，另一方面却拒绝对（至少部分的）
单位行为承担相应的责任，否则，结构对个体就不会有'支配权'”。参见汉斯•莫里岑: 《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和外交政策之间的批判理性主义者》，诺依曼、韦弗尔主编:
《未来国际思想大师》，肖锋、石泉译，北京大学岀版社2003年版，第109页。]
宏观与微观、必然与偶然之间的关系至今仍是令研究者颇为苦恼的话题。不 论多么重要的历史事件（或人物、体系，等等），就其本身所持续的时间和参与的 人员而言，都是微观的。西方崛起以至获取全球性霸权也只是发生在近500 年内， 这个时段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相比仍只是惊鸿一瞥。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指岀: “如果在英国发明了一种机器，它夺走了印度和中国的无数劳动者的饭碗，并引 起这些国家的整个生存形式的改变，那么，这个发明便成为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 实。”[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岀版社2009年版，第541页。]也就是说，宏观事物的定义不是抽象的，而是要考察具体微观事物的影 响所能波及的范围、深度以及持久性。
必然性与偶然性亦是如此，如果只承认前者，那么“无论我们是用奥古斯丁 和加尔文的说法把这叫做上帝的永恒的意志，或者是用土耳其人的说法把这称做 天数，还是把这就叫做必然性，这对科学来说差不多是一样的”[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9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81 页。]。其实如果我 们能够抛弃形而上学的玄想，把上述关系放在具体的情境中去考察，问题便可以 迎刃而解，优秀历史学家的叙事恰恰为此提供了一个平台。
以牛顿力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强调规律的显现具有连续性。不过，在当今自 然科学界，这种观点再不是所有科学家的普遍共识。鱼类学家通过研究发现，远 古时代的总鳍鱼在演化过程中是变为今天的矛尾鱼,还是进化为两栖动物是'某 些突变或环境条件的偶然出现和巧合决定的”。[ 郭华庆：《分子进化中的偶然性和必然性》，《科学技术与辩证法》1990 年第 3 期，第 11 页。] [ Ernst Mayr,The Growth of Biological Thought: Diversity, Evolution, and Inherita,p.71.]既然如此，在研究人类社会的 相应领域，又有什么理由认为构建普遍宏观的解读体系和阐释框架的研究方法就 比细致研究某个重要人物、重大历史事件或某种重要思想所产生的影响的学术实 践更加'高贵”呢？
我们接着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即便历史学常常强调的个体性意义上事物的 '客观性”是有意义的，那么不借助科学的方法论或通过科学术语进行严谨表达， 那它又怎么可能被人们所认识？即便被认识到了，那也是不够科学的。实际上， 这种思维方式强调的就是韦伯的“理想类型”。科学哲学家T.A.古奇的一段话恰 恰可以视为对上述观点所作出的回应：'当进化理论探讨生命发展史过程中的独 特且重大的事件时，便需要引入叙事性解释 再建构这种解释时不需
要诉诸任何普遍规律 历史解释是进化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加迪斯也有类似的论述：如果说理论可以不关心具体的事实，为何我们今天不 再坚持'地球中心说”？如果说不利用社会科学所强调的定量统计的方法，我们 就不能了解苏联民众对自身经济地位的看法，那就请这样的理论家自己去问问那 些毫不懂理论的苏联老百姓吧。[ Ted Hopf and John Lewis Gaddis,“Getting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Wrong”,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18, No. 2 (Fall, 1993),p.209.]
杨念群在反思史学的发展历程时发现，以往的研究太过于将具体人群的活动 嵌入到政治、经济、文化等诸种边界清晰的分析框架之内，他进而强调历史学家 在追求所谓'科学性”的同时不要忘了'感觉主义”。[ 杨念群：《'感觉主义”的谱系：新史学十年的反思之旅》，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年版， 第 339、 340 页。]20世纪美国史学过度'社 会科学化”所造成的学术成果内容枯燥、文字死板、了无生气以及可读性荡然无 存等一系列负面效应也从反面印证了这一点。[ 李剑鸣：《关于二十世纪美国史学的思考》，《美国研究》 1999年第1期，第29页。]自然博物馆中的恐龙模型自然比 玩具店里的恐龙玩具体现岀更多的“科学性”，不过前者也不能代替后者幼儿早 教中所起到的作用。[ John Lewis Gaddis,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p.104.]
需要指岀的是，加迪斯绝对没有彻底否定利用强调结构、规律以及量化的社 会科学理论和方法进行历史研究的可行性。因为如果彻底否定了线性的因果联 系，那么即便是最简单的叙事都是不可能的。[ John Lewis Gaddis,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p.75.]同样，他也没有完全否定宏大历 史叙事的价值。尽管历史学家在研究因果联系时大致体现遵循“相关性递减原则” (principle of diminishing relevance )，即将原因和结果分割开的时间越长，相关 性越弱，比如研究“珍珠港事件”不必从地壳运动使日本列岛产生说起。但这也 不代表时间久远的原因就没有相关性。仍以“珍珠港事件”为例，大萧条对日本 造成的影响是袭击事件的诱因之一，但任何历史学家也不能忽视距此约100年前、 催生军国主义思想的明治维新的作用。换言之，我们从特定事件开始越向后回溯， 越能发现更多的可能原因。[ John Lewis Gaddis,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pp.95,96,99.]
实际上，加迪斯强调的是，不论是社会科学还是历史学，都需要把“结构” 与“过程”、“必然性”与“偶然性”以及“普遍”和“特殊”尽量综合考量。 其实他之前的有关冷战起源、终结以及遏制战略的研究都贯穿着这种逻辑。对此， 读者如若再仅仅是空洞地提岀诸如“怎么综合起来”一类的问题，并希望得到一 个一劳永逸地答案，那也只能说发问者把具体研究与方法论的重要性倒置了，这 样做的结果无非导致两种结果：要么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无止境的对所谓 方法论的探讨之中；要么自鸣得意地以某种自诩“科学”的方法得岀一个幼稚的， 甚至是人所共知的结论。高超且务实的历史学家所进行的“寓理论于叙事中”的 具体实践无疑为摆脱上述悖论提供了一个光辉的典范。
同时，杰岀的历史学家的学术实践也有助于我们在这样一种困顿状态中找到 岀路：到 19 世纪末，以研究“过去”为旨趣的历史学与以探讨“现在”为鹄的 社会科学之间已然划岀了一条明显的分界线。[5华勒斯坦等：《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年版，第39页。]从事历史哲学与具体研究的历史 学家之间也似乎存在这样一道“楚河汉界”：如果说“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
——'历史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它的资料就在我们自己的胸中”[ 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和实际》，傅任敢译，商务印书馆 2010 年版，第 14 页。]——常 常成为前者的一句格言，那么对撰写晚近历史的鄙视则是后者的普遍心理。[这方面的具体论述可参见谈丽：《小阿瑟•施莱辛格史学思想研究》,复旦大学岀版社2015 年版，第 257-258 页。]
相对论中的“奇点” (singularity)概念有助于我们摆脫上述非此即彼的思 维方式。所谓'奇点”，是指宇宙黑洞底部(如果说黑洞有底的话)的一种物质 存在形式，它不可度量，但却能够将所有通过其内部的可度量事物加以转化。加 迪斯借用了这一概念。在他看来，“现在” (present)就是人类社会的“奇点”， 历史发展过程中的规律性、结构性以及连续性的事物与现象以及以个人行为、突 发性事件等为代表的偶然性因素，在通过'现在”时结合在一起。[ John Lewis Gaddis,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pp.30-31.] [ G. John Ikenberry,“Review of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 by John Lewis Gaddis”, Foreign Affairs, Vol. 82, No. 2 (Mar. - Apr., 2003), p. 148.]
约翰•加迪斯广泛借鉴了当代自然科学有关“科学”的理念，在后冷战时代 为历史学'客观性”之'合法性”的辩护显得鞭辟入里，在很多国际关系学者那 里也引起了强烈的共鸣。历史的多样性、复杂性，有关具体事件、人物的细致研 究以及高度精致、抽象理论解释力的有限性再度引起了学者们的重视。自由主义 国际关系理论家伊肯伯里称加迪斯的相关论述堪称'追求知识的一场盛大庆典” 4。致力于研究认同、规范等文化要素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的学者彼得•卡赞斯 坦就承认：'历史的证据迫使我们放弃认为国家认同不构成问题的想法”。[彼得•卡赞斯坦：《导论：国际安全研究的不同视角》，卡赞斯坦主编：《国家安全的文 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第25 页。]同 时，跨越不同国际关系流派间的藩篱，'探索似乎不能通约的各类范式类理论要 素之间的实质性关系，揭示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 希尔、卡赞斯坦：《超越范式：世界政治研究中的分析折中主义》，上海人民岀版社 2012 年版，第 2 页。]也被他提上了研究日程。我 们在第二章第一节提及的以亚历山大•温特为代表的一系列国际关系“建构主义” 学派学者的学术实践都表明'建构主义本身是一种有关行为体的过去如何塑造它 们的当前状态的观点”[ Dale C. Copeland,“Review: 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to Structural Realism: A Review Essa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2 (Fall, 2000), p.210.]。
倡导以“国际实践”(international practices) “与广义世界政治相关的、
通过社会组织的活动”[伊曼纽尔•阿德勒、文森特•波略特：《国际实践：导论与理论框架》，阿德勒、波略特]——为研究导向的学者发现，国际政治中诸多复杂而具 体的内容往往被之前的学术研究所忽略了，以至于学者们的精力一直被浪费在有 关稳定与变化、施动者与结构、理念与物质这种二元对立的争吵中，现在是时候 让学理论战重回现实，并根据经验事实认真分析一些过程的时候了。[主编： 《国际实践》 ，秦亚青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7页。] [伊曼纽尔•阿德勒、文森特•波略特：《国际实践：导论与理论框架》，第4、5、7页。]华尔兹的 得意弟子斯蒂芬•沃尔特似乎完全没有了乃师希望将“国际关系学”彻底建成一 门独立乃至傲视其他学科之“科学”的勃勃雄心，他在刚刚发表的一篇文章中颇 为悲观地认为外交史研究训练的匮乏是造成美国国际关系学业已崩塌的重要原 因之一。[StephenM.Walt,“America's IR Schools Are Broken”, Feb. 20, 2018, http://foreignpolicy.com/2018/02/20/americans-ir-schools-are-broken-international-relations-forei gn-policy/]
与摩根索、华尔兹同属现实主义理论阵营的威廉•沃尔弗斯认为，“主流世 界政治学界学者对待科学与历史的态度犹如布尔什维克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 的看法”[ William C.Wohlforth ,“A Certain Idea of Science:Ho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voids Reviewing the Cold War”,in Odd Arne Westad(ed.), Reviewing the Cold War: Approaches, Interpretations, Theory, p.126.]，这已经严重影响了国际关系理论的进步，打破这种僵局的办法就是承 认国际关系学是一门“历史的科学”(historical science)，融合理论论证与对具 体历史事件的解释，注重结合不同理论所包含的因果推理机制，以问题导向的研 究取代具有排外性的范式与方法之争。[ William C.Wohlforth , “A Certain Idea of Science:Ho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voids Reviewing the Cold War”,in Odd Arne Westad(ed.), Reviewing the Cold War: Approaches, Interpretations, Theory,p.138.]他在和史蒂芬• G.布鲁克斯合著的一篇 论文里承认：“不论是在我们的更宽泛的结论里，还是在我们对更为分离的证据 所进行的评估里，我们都没有得出一个决定论式的结论。相反，我们谨慎地评估 一系列可能性的假设并得出一系列可能的发现。”[ Stephen G.Brooks and William C.Wohlforth,“From Old Thinking to New Thinking in Qualitative Research”,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6， No.4， Spring,2002,p.98.]
沃尔弗斯及其学术伙伴更为重要的一项学术贡献在于更新了有关“均势”和 “无政府状态”的研究。均势是国际关系现实主义流派最为重视的一种国际关系 状态，华尔兹甚至认为“如果说有什么关于国际政治的独特的政治理论，则非均 势理论莫属。 ” [ 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第124页。]然而，不论是他所强调的“均势自发形成” ，还是传统现实主 义所认为的“均势由国家选择形成”，其潜在的假设都是国家是理性的行为体， 而均势是这一行为体在无政府状态情况下为趋利避害所能做岀的最好选择。可是 既然身处不同时空情境下的不同群体对所谓“理性”有着不同的界定标准[ John Lewis Gaddis,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p.112.]，那 在国际关系研究中,“均势”就绝对不能再被视为一个想当然的，可以不证自明 的概念。斯图亚特•考夫曼、理查德•利特尔与沃尔弗斯共同主编的论文集《世 界历史中的均势》就试图将作为状态和观念的“均势”放回到具体的时空情境下 去加以考察。其目的就是发现历史上不同国际体系内“无政府的逻辑”(logicof anarchy)的差异程度。[ Stuart J.Kaufman, Richard Little and William C.Wohlforth,“Conclusion: Theoretical Insights:from the Study of World History”,in Stuart J.Kaufman, Richard Little and William C.Wohlforth,eds.,The Balance of Power i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2007,p.228.]他们在经过大量具体案例的对比研究后发现，传统观点 所强调的“霸权-无政府”二分法也是不能成立的。[ Stuart J.Kaufman, Richard Little and William C.Wohlforth,“Conclusion: Theoretical Insights:from the Study of World History”,p.244.]
同时，沃尔弗斯在档案考释与运用方面也不逊于很多历史学家，他在一篇研 究一战前欧洲各国对俄国国家实力评估的文章中就熟练地使用了大量英、德等语 种的原始政府文献。[ 可参见该文注释 William C. Wohlforth,“The Perception of Power: Russia in the Pre-1914 Balance”, World Politics, Vol. 39, No. 3 (Apr., 1987), pp. 353-381.]普林斯顿大学伍德罗•威尔逊公共与国际事务学院教授柯 庆生这方面的能力似乎更胜一筹，他的代表作《有用的敌人：大战略、国内动员 与中美冲突，1947-1958》不仅使用了当量美国政府档案，更运用了数量十分可 观的中国领导人的文集、相关涉事者的回忆录、口述资料以及报刊文献。[ 这部分参考文献见 Thomas J. Christensen, Useful adversaries : Grand Strategy, Domestic Mobilization, and Sino-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pp.277-284.]
以沃尔弗斯和柯庆生等学者为代表的一些学者试图将传统现实主义与华尔 兹的结构现实主义结合起来，从而研究“结构如何影响行为体的行为选择，行为 体又如何对结构的影响做岀反应”[詹姆斯•多尔蒂、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第98页。]，因此他们的学说也被称为“新古典现实主义” (Neoclassical Realism) [ Gideon Rose,“Review: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Vol. 5 1, No. 1 (Oct., 1998),p.146.]„这一流派的新生代学者对自己的研究宗旨更加明确， 即“帮助研究者理解并将时间作为一个变量，纳入到国际关系中来”，这需要“研 究者尽可能地摆脱二手历史资料的限制”。[ Norrin M. Ripsman, Jeffrey W. Taliaferro, Steven E. Lobell, Neoclassical Realist Theory of]
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学派由古典现实主义到结构现实主义，再到新古典现实主 义的学术转型其实也恰恰印证了人类思维发展的一种规律性模式：“最初仅仅以 有限数量的事实和观察为基础。进一步的观察材料会使这些假说纯化，排除一些， 修正一些，直到最后以纯粹的形态形成定律”。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pp.186,132.]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493页。]然而，“一个新的事实一旦被 观察到，先前对同一类事实采用的说明方式便不能再用了”。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第493页。]实际上，这也是 冷战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历史转向”的一个缩影，后者反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甫 一结束后社会科学界的反历史学倾向。[ Terrence J.McDonald,“Introdution”,in Terrence J.McDonald.ed.,The Historic Turn in the Human Sciences,Ann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1996,p.1.]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加迪斯的诸多论述在社会科学面前为历史学所 强调的“客观性”做出了合理性辩护，他也公开承认自己有关历史学特性的思考 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社会科学的批评。[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An Interview with John Gaddis”,Historically Speaking, Volume 4, Number 3, February 2003, p.6.]不过细心的读者却并不难发现，加迪斯的 观点也有助于我们反思后现代思潮语境下的历史学客观性问题。
我们必需承认，约翰•加迪斯也是相对主义和后现代历史哲学的受益者。如 前文所示，后者对职业历史学家提出的一项基础性批评就是学院派的学者太过陶 醉在“象牙塔”里，反而忽略了自身与社会的联系。加迪斯正是由于看到很多学 生从大学的历史课程中往往得不到自己想知道的东西[ John Lewis Gaddis, On Contemporary History : An Inaugural Lecture Delivered Before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on 18 May,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p.5.]，尤其是有的冷战史的研 究著作用了巨大的篇幅才写到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事情，致使很多学生年轻的 学生对历史学产生了强烈的疏离感，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对他们而言都如同拿破 仑、凯撒和亚历山大大帝一般渺远[ John Lewis Gaddis, The Cold War: A New History, New York : Penguin Press,2005.中译本参见 加迪斯：《冷战》，翟强、张静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年版。引文参见中译本“前 言”，第1-2页。] [ John Lewis Gaddis,“The View From Inside Answering Some Criticism” , New York Times ,Jan.9, 1999,p.9.]，故而在自己指导的“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冷战系列纪录片中邀请了大量来自不同国家的政治家、科学家、曾经的 街头战士、神学家，乃至家庭主妇、保姆和农民等一系列冷战的亲历者进行口述 7，并于2005年出版了《冷战：新的历史》(The Cold War: A New History) 一书。
《冷战：新的历史》文笔生动，可读性极强。例如，有关描写美苏早期的核 对抗的第二章的标题为“死亡艇和救生艇”，叙述冷战后期教皇保罗二世、邓小 平、里根、撒切尔夫人以及戈尔巴乔夫等人物活动的第六章的标题为“演员”。 加迪斯在述及朝鲜战争时，用两页的篇幅设想了核大战爆发的场面，初读之下， 不免让人恍然一惊。[ 加迪斯：《冷战》，第 53-54 页。] [ 加迪斯：《冷战》，“前言”，第 3 页。]虽然作者声称“这本书不是一个基于档案研究的原创著作” 2，不过读者仍可以发现加迪斯将很多学理性的内容融入到了叙事之中。譬如， 他在叙述冷战起源的第一章提及了“安全困境”理论，并强调冷战也不仅仅只是 一场地缘政治对抗和军事竞赛，更是就“该如何组织人类社会”这一问题的不同 回答间的竞争[ 加迪斯：《冷战》，第 29、 98-99 页。]；行文至苏联解体相关内容时又提醒读者“在过去五个世纪中， 定义了‘强国'自身特点的军事力量已不再具备这样的功能”[ 加迪斯：《冷战》，第 303 页。]。
在某种程度上，加迪斯的学术实践等于是践行了后现代主义历史哲学的某些 学术诉求，不过却也恰恰是对后者的批判。后现代史学理论家们一再强调过往种 种宣称具有“客观性”的历史叙事对边缘群体的忽视和遮蔽，他们将“历史奠基 于过去中的断裂和不连续性”的做法也是想让历史学“成为一种对话以便更好地 适应‘下层、边缘或者反社会群体'的需要、观点和愿望”。[ 莱蒙：《历史哲学：思辨、分析及其当代走向》，北京师范大学岀版社 2009年版，第 547 页。]可是问题恰恰在 于，如果想要在研究中展现这些群体的状况，仅仅靠为之鼓呼和批判已有成果是 远远不够的。或者说，只有对“下层、边缘或者反社会群体”的历史开展具体且 细致的研究，之前的鼓呼和批判才有意。然而遗憾的是，绝大多数后现代历史哲 学家却没有做到这一点，他们中鲜有人进行过具体的实证史学研究，而是把绝大 部分精力都投入到了对历史学家业已形成的学术文本进行语言分析上。尽管这些 学者的研究是必要的，但却也是不充分的。[ 孙正聿： 《哲学通论》，复旦大学岀版社2005 年版，第 24页。]实际上，后现代历史哲学家们是典 型的语言“唯心主义者”，列宁的一段话正可勘破了他们的困境：唯心主义是生 长在“人类认识这棵活生生的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 列宁：《哲学笔记》，人民岀版社 1974年版，第412页。]。正因如此，像约翰•加 迪斯这种既熟稔于理论，又擅于具体实证的学者才堪为“后”学家们的表率。
另外，后现代主义者一再口口声声解构统一的“元叙事”，恢复历史叙事的 多样性，然而颇为讽刺的是历史实证主义者的结论总是具体的或信或疑；后现代 主义者的结论却多是统一的无法确知。[ 赵轶峰：《历史研究的新实证主义诉求》，《史学月刊》 2018年第2期，第130页。]换句话说，后者构建了一种更加霸道且 专横的“元叙事”。
加迪斯承认历史学家在进行研究时是必然体现出选择性的[ John Lewis Gaddis,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p.22.]，当其他学者指 出《冷战：新的历史》与《乔治•凯南：一个美国人的一生》两部著作未能完全 论及标题所指示的所有内容时，他也表示坦然接受，甚至表示自己写作的传记颇 类似于建造一座“帕拉底亚” (Palladian)式建筑，它有一个平缓的尖顶，同时 侧面按比例缩小并少有纹饰装潢。[对《冷战：新的历史》的评论以及加迪斯的回应参看David Painter,^A Partial History of the Cold War”，Cold War History V'. 6, No. 4, November, 2006, pp. 527-534; Geir Lundestad,“The Cold WarAccording to John Gaddis”, Cold WarHistory ,Vol. 6,No. 4, November 2000, pp. 535-542; John Lewis Gaddis,“Response to Painter and Lundestad” , Cold War History, Vol. 7, No. 1, February 2007, pp. 117-120;对《乔治•凯南：一个美国人的一生》的评论以及 力口迪斯的回应参看 James G. Hershberg,“Reflections on George F.Kennan:An American Lifh”， Journal of Cold WarStudies,Fall2013, Vol. 15 Issue 4, pp.155-160; David Mayers,“Gaddis,Kennan,and the Cold War:An Assessment ofthe Biography”,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Fall20 13, Vol. 15 Issue4,pp.161-169;BartonJ. Bernstein,“Analyzing and Assessing Gaddis's Kennan Biography”, Journal of Cold WarStudies,Fall2013, Vol. 15 Issue 4, pp.170-182; Vladimir O. Pechatnov,“Gaddis'sAchievement:Taking the Measure of Kennan”,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Fall2013, Vol. 15 Issue 4, pp. 183-188; Ivan Kurilla,“An Assessment ofJohn Lewis Gaddis's George F.Kennan:An American Life”,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Fall2013, Vol. 15 Issue 4, pp. 189-195; James C. Wallace,“Contained? The Religious Life of George F.Kennan and Its Influence”,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Fall2013, Vol. 15 Issue 4, pp.196-215; Binoy Kampmark,“Commentary on John Lewis Gaddis,George F.Kennan:AnAmerican Life”,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 Fall2013, Vol. 15 Issue 4, pp.216-224; V^t Smetana,“George F.Kennan and the Division ofEurope”,Journalof Cold WarStudies,Fall2013,Vol. 15 Issue 4, pp.225-232;Anders Stephanson,“Gaddis's Kennan:A Different Kennan?”,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Fall2013, Vol. 15 Issue 4, pp.233-240; John Lewis Gaddis,“Reply to the Commentaries”,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Fall2013,Vol. 15 Issue 4,p.242.]不过他也强调评判包括传记在内的所有史学 作品优劣的重要标准是审核后者所使用的文献的质量。[ John Lewis Gaddis,“Spiderman, Shakespeare, and Kennan: The Art of Teaching Biography”, The Society for Historians of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Review ,Volume 43, Number 3, January 2013,p.41.]
从后现代理论家的视角观之，这种观点不免有些幼稚。因为前者几乎不承认 有任何“原始资料”或“一手文献”。然而正是这种看似传统甚至老旧的逻辑之 中却隐含着批判的力量。众所周知，所有的后现代历史哲学家都十分喜欢研究历 史学家的著作文本，就其形式而言这实际上并没有脱离思想史与学术史的范畴， 只不过从前从事此种研究的学者更着重探讨自己研究对象思想的理性层面，“后” 学者更喜欢探讨研究对象思想的浪漫元素而已。学者已有的成果对他们来说便是 “一手材料”。
以研究兰克史学思想见长的史学史名家乔治伊格斯（现常译为“伊格尔斯”） 曾与海登•怀特有一场著名的“笔战”，颇值得玩味。前者对怀特的名著《元史 学》所提出的第一条批评就是该书在述及兰克时几乎完全没有探讨《教皇史》 、 《德国宗教改革史》 、《法国内战及君主史》 、《十六及十七世纪英国史》等 重要著作[乔治•伊格斯：《介于学术与诗歌之间的历史编纂一一对海登•怀特历史编纂方法的反思》, 《史学史研究》 2008 年第 4期，第 3页。]，而怀特的回应文章试图反驳了伊格斯的所有批评，却未对对这条视 若不见。[海登•怀特：《敬答复伊格斯教授》，《史学史研究》2008年第4期，第9-13页。]海登•怀特曾发愿要“理解所有对世界的推论性实在再现中的虚构成 分，以及所有明显虚构再现中的实在成分。”[海登•怀特：《作为文学制品的历史文本》，第96页。]后现代理论家们明显做到了第一 点，即指出了历史学家研究中的主观性成分；不过遗憾的是，按照他们的研究方 式却永远不能实现第二点，即分析清楚这种情况是由哪些原因造成的，因为这涉 及到对作品的作者所处的社会环境、身世以及思想历程进行细致的历史实证研 究。概言之，对研究所使用的资料（尤其是基本资料）的反思与批判是学术实践 的首要原则，舍此则难以服人。
加迪斯将历史研究比作绘制地图。很明显，地图不能等同于它所描绘的地理 路况，但却没人会否定它的作用，更不会认为可以对其进行胡乱绘制。同时，由 于地图使用目的有所不同，正确的绘图方法自然也不会只有一种。随着绘图技术 的进步与具体的“路况调查”，地图的准确性可以不断在提高，这也是人所共见 的事情。[ John Lewis Gaddis,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pp.33-34.]
如果我们将历史看成是通过展现人类的行为、结构的力量和偶然性因素三者 相互作用的方式而得以传递出来经验的话，那么“客观主义”与“相对主义”无 休止的论战就可以告一段落。没有人会对诸如黑死病是欧洲损失了近三分之一的 人口、当代世界交通更加便捷以及生产出的武器更具杀伤力等说法表示质疑，在 这个意义上，人人都是“客观主义者”；但如果我们诚实地认识到人类所具有的 特殊性：每个个体都以不同的方式实现身份认同，都以自己的方式应对突发事件， 那每个人又都是“相对主义者”。[ John Lewis Gaddis,“The Nature of Contemporary History”,p.6,downloaded from
https://files.eric.ed.gov/fulltext/ED368608.pdf(2019-03-06)]
后现代主义所强调的主观性也莫不是一种“客观存在”。也就是说，“客观 性”有多种表现与存在形式，在这个意义上，每一项历史研究的确是“主观”的； 但对于具体的时空情境下针对具体的问题的研究而言，判断客观与否的标准能够 也必须是绝对的。具体而言，历史学家在研究中的确会采用“反事实”法来进行 解释，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假如 将会 ”，不过这是要
以严格的资料考辨和具体的时空意识为基础的。我们可以设想如果罗斯福政府在 日本占领法属印度支那后没有对其实施石油禁运政策，那么事情可能会如何发 展；但没有历史学家会假设如果所有的日本人在 1941年都变成了美国圣公会教 徒，那样事态会出现怎样的变化。[ John Lewis Gaddis,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pp.101,102.]
实际上，加迪斯的上述观点也扬弃了19 世纪主流历史学界所坚持的那种绝 对且高度形而上学的“客观性”观念，代之以更加务实的态度。这也是学院派历 史学家与后现代主义数十年缠斗和交流的一个结果。敏锐的学者发现，围绕后现 代主义论点展开的争论已然冷却下来，历史学实际上已经进入了“后-后现代阶 段”，与对“叙事”这一后现代研究对象一同被深入探讨和关注的还有“记忆”、 “经验”、“在场”、“行动者”、“证据”和“普遍史”等问题。[南希•帕特南：《尾声：后-后现代主义：方向与质疑》，南希•帕特纳、萨拉•富特主编: 《史学理论手册》，第 551 页。董立河：《后-后现代史学理论:一种可能的新范式》，《史 学史研究》 2014年第 4期，第 9页。]
知识匮乏或因新证据的增多而导致对知识的可信性出现怀疑，以及知识积累 达到一定程度进而可以得出一些宏观和抽象的概括，这两者都是人类认知发展过 程中的两种具体的、阶段性的状态，后现代历史哲学与很多社会科学理论其实是 将两者抽象化，乃至等同为整个人类认识发展过程了。两者看似水火不容，却又 恰恰能够吊诡地结合在一起：越是在知识贫乏或让人感到无所适从的时候，一劳 永逸地认识事物的欲望就越强烈。然而，只有具体且踏实的学术实践才能把我们 从徒劳的两极奔波中解放出来，进而推动知识的有效积累。如马克思所说：“主 观主义和客观主义, 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 活动和受动, 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 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 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
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 才是可能的”。[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第192页。] [ 布尔迪尔、华康德： 《反思社会学导论》 ，李猛、李康译，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39-40 页。]
在面对后现代理论和社会科学对历史学“客观性”的挑战与质疑面前，加迪 斯捍卫了“客观性”的“合理性”，而他之前的研究（尤其是《美国与冷战的起 源：1941-1947》、《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以及《乔治•凯 南：一个美国人的一生》三部文献详实的著作）更可以视为“客观性”之“可能 性”的精彩诠释。
法国学者布尔迪厄曾提醒学者注意在研究中避免三种偏见。第一种是随个体 研究者社会出身与社会标志（阶级、性别、种族等）而来的偏见；第二种是研究 者身处的“学术场域”所引发的偏见；第三种则是唯智主义偏见，即把世界看作 一个旁观的场景，一系列有待解释的意指符号，而不是有待实践解决的具体问题。 2实际上，第二种偏见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学科自恋主义心理，它往往诱使学者 假定自己所在学科具有无匹的优越性，或者将有关某些问题的研究划为自己学科 的“专属领土”。
这种心理指导下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的说服力一旦在现实受挫，所谓“学科 差异”便又成了最有力的“护身符”。倒是这颇类似于黑格尔所描述的知识上犬 儒心理：“安居于无思虑的懒惰中 确信一切东西就其自己的类属而
言都是好的” 。[ 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 （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64页。]然而，这样一种思维方式往往只能在某一学科“领土内部”奏 效，一旦跨出“国界”之外，反而会为自己所在学科招来更为辛辣的嘲讽，乃至 让人质疑该学科存在的合法性。
正因如此，约翰•加迪斯给我们带来的第一条启发是如果你想为某种特定的 研究方式（可能是学者个体所青睐的，也可能是某一学科所普遍青睐的）进行合 理性辩护，那么便必须以切实的学术实践证明后者对普遍意义上的人类学术进步 所具有的意义。通过前几章的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加迪斯曾颇为获益于国际关系 学，在思考历史学学科性质和战略理论时甚至受教于自然科学[ 加迪斯与2009年2月26日在杜克大学发表的“何为大战略？”的演讲中就把“战略研究” 比喻为一门“生态系统式的学科”（an ecological disciplin），并希望杜克和耶鲁两校能培养 岀更多的集"精专”与"概括”能力与一身的"大战略生态学家”（grand strategic ecologists）□ 参见 John Lewis Gaddis,“What Is Grand Strategy?”,pp.16,17.downloaded from http://www.tiss-nc.org/wp-content/uploads/2015/01/KEYNOTE.Gaddis50thAniv2009.pdf.（2018-0]，但是他同时又 能够推动曾求教学科的发展。最为明显的例子便是他保罗•肯尼迪一道，与众多 医药学家一起撰文探讨国际公共卫生事业的合理发展、管理与信息采集-反馈模 式。[3-07)] [ Leslie A. Curry, Minh A. Luong , Harlan M. Krumholz , John Gaddis ,Paul Kennedy, Stephen Rulisa , Lauren Taylor , Elizabeth H. Bradley,“Achieving Large Ends with Limited Means: Grand Strategy in Global Health”, International Health, Vol.2, Issue 2,2010,pp. 82-86.]
研究纳粹德国和20世纪欧洲史的著名学者马克•马佐尔曾提醒人们注意一 种自19 世纪以来逐渐强化的思想观念：“全神贯注于未来便可以使人抛弃既有 思想观念的牵绊以及历史的惯性”[ Mark Mazower,Governing the World:the History of an Idea,New York:Penguin Books,2012,p.26.]。实际上，传统的“科学观”正是这种观念 的一种具体表现形式，因为在 19世纪的自然科学普遍观念中，“解释”与“预 测”几乎是同义词。我们当然不能否定这种思维模式所起到的积极作用，但更不 能对其消极影响视若不见，因为它关于“未来”的构想是建立在将“过去”和“现 在”彻底虚无化的基础上的。换言之，它所设想的“未来”是一个完全绝缘于现 实中的人的具体选择、行为与活动的“必然终点”。
波普尔曾以“捕鼠器”来比喻这种观念[波普尔：《二十世纪的教训：卡尔•波普尔访谈演讲录》，王凌霄译，上海人民岀版社2012 年版，第 30 页。]，借以突出后者的非自我反思性。 它将学者的思维禁锢在一个牢笼之中，致使后者在面对具体知识对业已匮乏这一 局面时仍能够表现得泰然自若、心安理得，因为他们相信自己的预言终将会被证 明。这种空洞的“未来主义”（姑且如此命名）一旦被移植到政治领域，便会引 发更大的灾难，因为它炮制的所有尸积如山、血流成河的惨剧，都会被当成是通 往“未来”途中的一点微不足道的代价。 20世纪的历史早已通过无数的例子证 明了这一点。
正是这种意义上，加迪斯所强调的通过研究历史来拓展经验、技能、毅力与 智慧，进而为未来做好准备[ John Lewis Gaddis, The Landscape of History: How Historians Map the Past,p.11.]的思考方式的重要性凸显了出来。在这种思维方式 中，人类“此在”的存在方式与历史的“客观性”并不必然冲突，因为客观地认 识历史恰恰是“此在”所需要的东西；而“未来”也不再是仅仅停留在人头脑中 的“天国”，而是能动的行为主体需要为之做好筹划的“可能性”。换言之，未 来不是通过某种教条可期的，只有通过对“旧世界”的反思与批判，人们才能发 现“新世界”投来的曙光。[ 此处化用马克思的话：“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来，而只是想通 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第7页。]
学科建制与学术方法的思辨本为更好地积累有效知识，结果却随同造成了知 识的贫瘠化；资本主义的初衷曾是实现财富的有效积累，结果却也造就了令人惊 愕的贫富两极分化；苏联政权建立时的愿景是实现一个“消灭剥削，人人平等的 社会”，而在后来的发展中却让民众遭受了更为强烈的压迫；冷战后的美国每每 以“播种民主”为对外行为的准则，却也不经意间把我们拖入到了“一个起火的 世界” [ 此处借用美国学者蔡美儿《起火的世界：自由市场民主与种族仇恨、全球动荡》(刘怀昭，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7年版)一书的书名。]。就连曾援引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研究方法来革新外交史的约翰•加迪斯 也沮丧地发现，近些年来，传统的政治史、外交史与军事史在当前的历史学界好 似更加被边缘化了。[ “The Landscape ofHistory: An Interview with John Gaddis”, p.9.]以上种种使我们不得不重新注意到德国古典哲学的那个著 名概念一一“异化”(Eettvemdung),即“主体在一定发展阶段分化出它的对立 面，这个对立面反过来成为奴役和支配主体的异己力量” [ 卢之超主编： 《马克思主义大辞典》 ，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年版，第901页。]。若说历史学所追求 的“客观性”有什么终极意义的话，那就是有关它的探讨总是能够提醒学者不要 丧失反思的能力。
结语
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著名政治活动家埃贝•西哀士在革命结束后曾被问及自己 在此期间做过什么，他遂答曰： “我们大多数人活了下来”。以研究冷战而闻名的 历史学家约翰•加迪斯在后冷战时代回顾自己所研究的那段历史时，曾半玩笑半 认真地引用了西哀士的话。[ 加迪斯： 《冷战》，第307页。]
这位出生于 1941年，至今已年近八旬的历史学家的学术思想历程也大致可 以可以冷战结束为界，分为两个时期。20世纪70 年代早期至1991年苏联解体 之前是第一个阶段。在这一时期，不论是对冷战起源、遏制战略与美苏两个敌对 的超级大国间为何能够维持“长久和平”等课题的研究，还是对革新美国对外关 系史学科所提出的建议，甚至对现实国际关系问题所发表的评论，都反映了约 翰•加迪斯对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推重。
国际关系学相关的理论成果最能引起加迪斯的注意。这一学科产生于第一次 世界大战之后，至20 世纪70 年代已颇具规模。在此时的美国学术界，传统的外 交史研究由于视角狭窄和内容陈旧，已然沦为历史学领域中的“继子”。新理论 的引入往往意味着新视角的开辟，这恰恰可以为外交史学界进行自我更新提供重 要“法宝”。同时，这也提醒习惯于进行归纳式、经验研究的历史学家注意到“在 长时段中‘实际'发挥作用的东西，以及在此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变化，并不能 完全从我们所拥有的书面文献中推演出来。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首先需要理 论性框架和术语性根基”。[瑞因哈特•考斯莱克：《“社会史”和“概念史”》，蒙克主编：《比较视野中的概念史》, 周保巍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 39页。]总的来说，至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之前，约翰•加迪 斯的学术特点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新”。我们这样讲不仅仅是因为他 运用了新的理论与方法，更是由于在他的众多作品中，人们已经隐隐可见冷战后 国际关系学界和外交史学界的新思想之“萌芽”。
1991年，曾经烜赫一时的超级大国苏联轰然倒塌，后冷战时代的到来也开 启了加迪斯的第二段学术生涯。乍一看，这一时期他学术研究最为重要的特点就 是“旧”。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两方面：首先，如果说冷战结束前，加迪斯只是对 苏联政权持有限的批评态度的话，那么此时他几乎对后者（尤其是斯大林）持完 全否定的态度，这也使得他的立场更接近于20 世纪 40-60 年代冷战史研究“正 统派”的立场；其次，与之前对跨学科研究所抱有的高涨热情相比，此时的加迪 斯对国际关系学界乃至众多社会科学界的理论成果与研究方式都更多地表现岀 批判的姿态，而为传统的历史学研究方法提岀辩护。
不过，我们必须谨记，对任何事物进行简单地贴标签式概括都难免“挂一漏 万”。约翰•加迪斯立场之“旧”恰恰是他那至今被许多学者奉为圭臬的“新冷 战史研究”倡议的立论之基（当然，学者们对加迪斯的学术思想是批判式继承的）； 他对社会科学界过于追求规律、抽象理论以及建模和量化等学术理念和方法的批 判正是建立在对 19 世纪以来“理性崇拜”和“唯科学主义”思维模式进行反思 的基础上的；他对传统历史学研究方式的维护又恰恰在某种程度上呼应了20 世 纪自然科学界“科学”观的嬗变相。总之，他的种种“旧观念”反而为我们重新 思考整个20 世纪以来的世界历史指岀了一条“通幽之径”。
其实，约翰•加迪斯史学思想的“新旧杂糅”与“新旧交替”状态不也正是 历史学最为持久，也最为独特的学科特征吗？说历史学是趋新的，但它在奉行“门 户开放”原则的同时，又“必须清点和保管好自己的家当” [ 李剑鸣： 《历史学家的修养和技艺》，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46页。]；说历史学是保守 的，但没有一个学者的史著中不包含着对现实的体味与对人类未来发展的展望。 实际上，在后冷战时代的美国，外交史与国际关系学的进步正是由熟识理论的历 史学家和擅长考释的国际关系理论家共同推动的。请允许笔者再次引用马克思的 那句名言来作为全文的总结：“新思潮的优点又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地预期未 来，而只是想通过批判旧世界发现新世界。” [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第7页。]
附录
加迪斯年谱1
1941 年
4月2日
1963 年 出生于美国得克萨斯州科图拉市
毕业于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获学士学位
1965 年
1968 年 毕业于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获硕士学位
毕业于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获博士学位
1968-1969 年
1969-1971 年 印第安纳州杰斐逊维尔市印第安纳大学东南分校，助理教授
俄亥俄大学助理教授
1971-1976 年
1972年 俄亥俄大学副教授
出版《美国与冷战的起源，1941-1947》
1973年 《美国与冷战的起源，1941-1947》获“班克罗夫特奖”和美 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协会“斯图尔特L伯纳斯奖”；获“国 家历史学会奖”
1973-1977 年 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协会理事会成员
1975-1977 年
1976-1983 年 美国海军战争学院战略学系访问教授
俄亥俄大学教授
1976-1978 年
1977-1978 年 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学会理事会成员
获获国家人文基金会独立研究与研究奖
1978年 出版《俄国、苏联与美国：一部阐释性的历史》，并与托马斯•H. 埃佐尔德合编文献集《遏制：美国政策与战略文献，1945-1950》
1980-1988 年
1980-1981 年 外交政策协会编辑顾问委员会成员
赫尔辛基大学，“美国历史200周年”教授
1981 年 获美国学术协会理事会津贴
1依据“Gale集团专题数据库”检索信息整理，参见
http://go.galegroup.com/ps/retrieve.do?tabID=T002&resultListType=RESULT_LIST&searchResu ltsType=SingleTab&searchType=BasicSearchForm¤tPosition=1&docId=GALE%7CH1000 034798&docType=Biography&sort=RELEVANCE&contentSegment=&prodId=GLS&contentSet =GALE%7CH1000034798&searchId=R1&userGroupName=jilin&inPS=true(2018-03-11)
岀版《遏制战略：战后美国国家安全政策评析》
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协会编辑部成员，美国历史学会提名委 员会成员
美国国务院历史文献咨询委员会成员
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学会理事会成员
俄亥俄大学“历史学杰岀教授”
美国中央情报局历史顾问委员会委员
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国际和平与安全研究委员会成员；
国际研究与交流委员会历史学分委会成员
美国艺术和科学院国际安全研究委员会成员
获古根海姆基金会奖励支持
出版《长和平：冷战史考察》，并与特里•德贝尔主编两卷 本论文集《遏制：概念与政策》和《遏制苏联：美国政策批 判》；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访问教授 俄亥俄大学当代史研究所主任
国家安全研究咨询委员会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成员
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协会理事会成员
美国对外关系史学家协会副主席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研究中心国际冷战史研究顾问委员 会主席
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皮尤基金资助“变动世界中的美国安全” 研究组成员
出版《美国和冷战的终结：反思、启发与挑战》，任美国对
外关系史学家协会主席
牛津大学“哈姆斯沃斯”美国史教授
获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惠特尼• H.谢帕森奖”
挪威诺贝尔研究所访问学者，当选为美国艺术和科学院院士 获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研究中心奖励支持
“约翰和伊丽莎白贝克和平研究项目”主任
耶鲁大学“罗伯特•拉韦特历史学讲座教授”
出版《我们现在知晓了：重思冷战史》
主编出版《冷战政治家们面对原子弹：1945年以来的核外交》 出版《历史的景观：历史学家如何绘制过去》 凭借在耶鲁大学本科生教学工作的杰出表现获美国优秀大学 生全国性荣誉组织颁发的“威廉•克莱德•德瓦恩奖”；与罗 兹玛丽•富特、安德鲁•胡瑞尔共同主编出版《国际关系中的 秩序与公平》
出版《意外、安全与美国的经验》 出版《冷战：新的历史》；获得美国国家人文科学奖章，
《冷战：新的历史》获得“美国历史图书奖”
出版《乔治•凯南：一个美国人的一生》，此书获同年“传 记奖”
《乔治•凯南：一个美国人的一生》获“美国历史图书奖” 和“普利策奖”
参考文献
原始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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