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论文
最新论文
网络公共事件何以 的定性比较分析
发布时间：2022-08-24 14:43
目 录 I
第一章 绪论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 1
一、实践背景 1
二、 理论背景 2
第二节 研究意义与创新点 3
一、 理论意义 3
二、 实践意义 4
三、 可能的创新 4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5
一、政策议程 5
二、网络公共事件 6
第四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 8
一、 关于政策议程设置的研究 8
二、 关于网络公共事件的研究 14
第五节 研究设计 21
一、研究策略 21
二、研究对象 23
三、 研究思路 24
第二章 多源流理论概述及其完善 27
第一节 政策议程设置的多源流理论 27
一、 多源流理论概述 27
二、 多源流理论的缺陷 29
第二节 媒介化社会理论 30
一、 媒介化社会理论概述 30
二、 媒介化社会理论对多源流理论的补充 34
I
第三节 媒介化社会的政策议程设置分析框架 36
一、 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政治源流 36
二、 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政策源流 39
三、 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问题源流 40
第三章 网络公共事件触发政策议程的路径分析 47
第一节 变量校准与必要条件检测 47
一、 变量的测量与校准 47
二、 单个条件触发政策议程的必要性检测 51
第二节 网络公共事件触发政策议程的路径类型 53
一、 媒介赋权模式 55
二、 公众压力模式 58
三、 政府倡导模式 63
第三节 网络公共事件触发政策议程的内在逻辑 68
第四章 网络公共事件触发政策议程的双重效应 71
第一节 网络公共事件触发政策议程的积极效应 71
一、 有利于维持政策资源的动态平衡 71
二、 有利于政府高效率化解社会问题 72
三、 有利于维护亲民务实的政府形象 73
四、 有利于提高公共政策民主化程度 74
第二节 网络公共事件触发政策议程的消极影响 76
一、 网络媒体影响公共政策的科学性 76
二、 无序参与干扰政府决策的自主性 77
三、 虚假民意可能引发新的利益失衡 78
四、 被动回应不利于政策的长期延续 79
第五章 从舆情化解到协同治理：优化政府决策的现实路径 81
第一节 发挥媒介在决策中的建设性作用 81
第二节 在协商实践中实现公众有序参与 82
II
第三节 合理吸收民意进入政府决策过程 84
第四节 加强政策研究增强政策的延续性 85
结论 88
参考文献 90
附录 103
后记 106
III
表目录
表 1 条件与结果的操作化与校准 50
表 2 单个条件触发政策议程的必要性分析 52
表 3 研究得出的中间解结果 54
图目录
图 1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有关政策议程的研究现状 8
图 2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有关政策议程的研究领域分布 9
图 3 中国知网 CSSCI 期刊有关政策议程的研究现状 9
图 4 中国知网 CSSCI 期刊有关政策议程的研究学科分布 10
图 5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有关网络公共事件的研究现状 14
图 6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有关网络公共事件的研究领域分布 15
图 7 中国知网 CSSCI 期刊有关网络公共事件的研究现状 15
图 8 中国知网 CSSCI 期刊有关网络公共事件的研究学科分布 16
图 9 本研究的技术路线 26
图 10 多源流理论模型 29
图 11 媒介逻辑的构成要素 34
图 12 媒介化社会的政策议程设置多源流理论模型 36
图 13 网络公共事件触发政策议程的影响因素模型 46
IV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背景
近年来，网络公共事件不再是扰乱社会秩序的表征，也发挥着促使政府完善 政策制度的积极作用。然而，现有关于网络公共事件触发政策议程的研究，或单 纯强调媒介技术的影响，或单纯强调政治制度的制约，存在单向决定论的缺陷。 网络公共事件触发政策议程的复杂机制，有待深入研究。
一、实践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成员的资源占有差异逐渐明显，社会分层日益多元。特 别是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社会资源日益向少数人积聚。社会发展结果并未伴随 着经济改革同步推进，不同社会成员、利益群体之间产生了“断裂”1，社会大众 均希望利益诉求能够取得政策回应。但在传统政治生活中，公众通过制度化渠道 参与政治过程的机会有限，涉及公众利益的决策多由政府精英主导。
近年来，协商民主的深入以及网络社会的崛起，分别为民众影响公共政策过 程提供了有利政治机会结构与技术资源。多元主体通过制度渠道或非制度渠道向 公共决策者施加压力影响政策议程，政策议程设置成为注意力竞争的结果。[孙立平.断裂：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岀版社,2003.] [向玉琼.注意力竞争的生成与反思：论政策议程中的注意力生产[J].行政论坛,2021, 28(01):74-81.]现实 中，公民甚至无需线下集体行动，仅通过网络空间的符号建构行为即可成功推动 政策议程设置。在长春长生生物疫苗案导致史上最严《疫苗管理法》出台，江苏 昆山刘海龙砍人反被杀激活“正当防卫”，艺人翟天临直播“翻车”促使教育部 彻查学术不端等案例中，网络公共事件触发政策议程的作用愈加凸显。
显然，网络公共事件不再仅仅是扰乱社会秩序的问题表征，也是社会制度完 善的重要助推器，是政府提升决策科学性、民主性与公共性的动力之一。《社会 蓝皮书：2020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政务舆情风险显著的原因主要 在于政策设计存在缺陷、政策环境不理想。政府部门在积极回应的同时完善和修 改公共政策，不仅可以减轻舆论压力、增强政府权威，也有助于推动社会治理与 舆情民意的良好互动。[李培林，陈光金，王春光.2020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岀版社,2019.
1]但是，现有关于网络公共事件的研究多数仍局限于危机管 理视角，强调其对政府形象与公信力的潜在威胁，忽略了政府主动调整议程以提 升公共政策科学性、民主性的可能。因此，从建设性视角审视网络公共事件，有 利于优化公共政策，提高政府治理效能。
二、理论背景
学界对于媒介与政策议程关系的研究存在大相径庭的发现。一方面，传播学 效果研究范式代表人物麦库姆斯（Mccombs）对于媒介议程与政策议程的关系含 糊其辞：相较于公共政策影响新闻媒介的实证研究，新闻媒介影响公共政策的实 证研究数量有限。1这一取向迎合了大多数政治学者的研究观点：公权力部门作为 掌握实质权力的决策机构，具有特定的行为逻辑。政府部门适应媒体的倾向主要 源于它们的议题管理策略，而非屈从于媒介压力。[麦库姆斯.议程设置：大众媒介与舆论(第2版)[M].郭镇之，徐培喜，译.北京:北京大学岀版社, 2018： 165.] [ FREDRIKSSON M, SCHILLEMANS T, PALLAS J. Determinants of Organizational Mediatiz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Adaptation of Swedish Government Agencies to News Media[J]. Public Administration, 2015, 93(4):1049-1067.]但是，此类研究无法解释媒介 动员导致政策议程设置的经验案例。
另一方面，多数传播学者强调媒介议程在影响政策议程时的强效果论。特别 是晚近二十年来，伴随着媒介化研究的兴起，媒介对于公共政策议程的影响也越 来越被重视。鲍姆加特纳（Baumgartner）与琼斯（Jones）构建出政策议程变迁 的“间断均衡"理论（Punctuated Equilibrium Theory），即媒介的注意力分配 总体上主导了政府的政策议程。[ BAUMGARTNER F R, JONES B D. Agendas and Instability in American Politics[M]. Chicago: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迈兹尼（Mazzoleni）与舒尔茨（Schulz）甚至 认为，媒介化即指政治机构越来越依赖于大众媒介的形塑，而不再能保持对于政 治过程与功能的完全控制权。 [ MAZZOLENI G, SCHULZ W. "Mediatization" of Politics: A Challenge for Democracy?[J].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1999, 16(3):247-261.
近年来的媒介化政治研究正摒弃单纯的二元决定论，强调媒介逻辑与政治逻 辑的互补作用。正如社会学家卢曼（Luhmann）所说，社会秩序的维持并非相似 结构的区隔或者共同体简单集合的结果，而依赖于独立、封闭的社会系统之间的 相互渗透关系。社会子系统相互渗透，由此形成动态且稳定的秩序。[秦明瑞.社会秩序是如何可能的[J].社会理论学报,2014, 17(1):85-128.
3]媒介化政治 的发展，即是媒介对于政治系统自身缺陷的回应。因此，在媒介化政治的视角下， 有必要深入探析网络公共事件触发政策议程的深层机制。
第二节 研究意义与创新点 本研究修正了政策议程设置的多源流理论，采用质化与量化兼有的定性比较 分析方法，选取 2015 至 2019 年的重要网络公共事件作为研究案例，在研究视 角、方法与对象上具有一定新意。
一、理论意义
首先，多源流理论与媒介化理论在中国情境的完善与检验。金登(Kingdon) 在1984年基于美国联邦体制构建出政策议程设置的多源流理论(Multiple St reams Theory)。但是，该模型存在强调政治逻辑而忽视媒介逻辑的缺陷。媒 介化社会，倘若忽视媒介逻辑在社会中的形塑力，则会降低既有理论模型的解释 力。因此，研究基于媒介化政治理论，增加了多源流理论中的媒介逻辑要素。基 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政策实践，也有利于检验多源流理论与媒介 化政治理论的跨国适用性。
其次，突破媒介化政治的单向决定论观点，并提供该理论的实证经验。媒介 化理论兴起后，政治的媒介化往往被视为媒介逻辑对政治逻辑的单向支配与侵蚀。 然而，越来越多的学者强调媒介化政治并非媒介与政治间的零和博弈，“媒介中 心论”显然不能解释复杂的社会变迁过程。同时，媒介化政治的研究多集中于理 论思辨，缺乏实证案例。研究将媒介化理论操作化为媒介逻辑，并考察媒介逻辑 与政治逻辑在导致政治变迁时的组态效应，考察媒介逻辑与政治逻辑的多元互动 过程。
再次，本文通过质化与量化特质兼有的定性比较分析方法(Quali tat ive Comparative Analysis)，考察政策议程设置的必要条件以及充分条件组合，进 而有助于深化政策议程设置的因果复杂性理解。政策议程是由复杂因果关系导致 的，单个变量往往并不能构成复杂现象发生的充分条件。同时，各个因果路径之 间还存在“殊途同归”的可能，即导致同一现象发生的原因组合可能有多种。通 过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找寻政策议程设置的复杂因果关系，有助于政策议程设置 “黑箱”的开启。
二、实践意义
首先，重视网络公共事件设置政策议程的作用，有利于提升公共政策的科学 性民主性，降低政策执行成本。党的十八大以来，协商民主在公民政治参与实践 中的地位愈加重要。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多次在重大场合强调通过协商 民主保证决策的科学性、民主性。网络公共事件承载的民意诉求，为各级政府决 策提供了重要问题导向，是决策者完善、出台公共政策的重要依据。因此，重视 事件承载的民意动向，可为政府优化决策程序，提升公共政策质量，降低政策执 行的社会成本提供参考意义。
另一方面，有助于引导公众有序通过互联网参与政治过程，借力媒介逻辑提 升治理效能，发挥媒介治理助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作用。伴随着文化与社会 的媒介化趋势愈加明显，媒介逻辑正日益嵌入公共空间。有效应对新媒介带来的 执政挑战，转危为机、化解风险，成为事关有效治理的重要课题。实际上，媒介 化并不意味着媒介逻辑与政治逻辑的“零和博弈”，通过对媒介逻辑的适当反拨， 发挥媒介在政党、国家与社会三者之间的“中介”关系，可为一统体制下的有效 治理提供重要凭借。
三、可能的创新
在理论基础上，本研究综合应用多源流理论与媒介化理论，弥补了多源流理 论忽视媒介逻辑的缺陷，也对媒介化理论走向“媒介中心论”进行了适当反拨。 一方面，本文将公共政策过程置放于信息处理路径的视阈下，强调信息对于科学、 民主决策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本文也尝试跳脱传统传播学研究仅重视媒介文本 而忽视媒介形式的弊端，强调媒介作为一种技术平台的介入，其自身形态已经改 变了传播主体间的关系。
在研究方法上，本文主要使用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该方法作为一种混合研究 方法，既保留了传统案例研究的深描特征，也通过提升比较案例的数量，避免了
4 单案例结论的特殊性。传统统计分析着眼于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而该方法则对政 策议程设置的必要条件与充分条件组合进行了区分，推进了社会科学对于复杂因 果关系的探究。
在研究对象上，本研究以人民日报岀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岀版社岀版的相关 蓝皮书为依据，选取 2015 至 2019 年的重要网络公共事件作为研究案例。本研究 不仅着眼于网络公共事件触发政策议程的原因，也探寻政策议程设置何以可能的 机制性问题，从而推进对于公共政策议程设置机理的深入理解。
第三节 核心概念界定
政策议程是各级公共决策者为解决政策问题所采取的制度创立、完善或变迁 行为。网络公共事件则是网民通过互联网等新媒体手段围绕公共话题展开的自发 舆论聚集行为，这一行为具有特定的公共政策议程指向。
一、政策议程
所谓政策议程，在王绍光看来即“决策者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1。这一界定 较为笼统，未能区别政策过程初始阶段问题界定与决策行为的具体差异。前者侧 重个人和团体对政府采取行动以加速政策问题识别，后者则指“大众媒体和政府 官员的注意力集中在特定的公共问题上，以决定将要做岀决定的对象。”[王绍光.中国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模式[J].中国社会科学,2006, (05):86-99+207.] [ DYE T R. Understanding public policy[M]. 15th. New York:Pearson, 2017.]金登将 政府对于特定问题的编目视为政府议程，而将政府对特定问题采取的解决措施称 为决策议程。 [ KINGDON J W. Agendas, alternatives, and public policies[M]. 2nd. London:Pearson, 2014.]可见，对政策问题的识别与具体的决策行为往往是密不可分的，问 题识别可视为广义上政策议程设置的一部分。
政策议程往往与制度变迁密切相关，有学者将政策议程视为理性选择的结果。 刘伟认为，政策议程是政府及执政党等权威主体在与利益相关者充分互动后，基 于特定的筛选机制明确重要政策议题，并使其进入决策讨论过程。 [刘伟，黄健荣.当代中国政策议程创建模式嬗变分析[J].公共管理学报,200& (03):30-40+122.] []王金水指岀， 政策议程是公共决策者依据国家、社会、公众与政治运作的要求，基于一定的视 角以对社会议题重要性进行排序，并确定议题在何种程度上进入政府讨论与决策 过程。1政治学者海伍德(Heywood)认为，政策议程设置即通过控制何种议题被 讨论或建立优先权以结构化政策讨论[王金水.网络舆论与政府决策的内在逻辑[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 26(03):127-133.] [ HEYWOOD A. Politics[M]. 15th. London:Springer Nature, 2019： 620.] [李放，韩志明.政府回应中的紧张性及其解析一一以网络公共事件为视角的分析[J].东北师大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 (01):1-8.]。
政策议程可被视为政府回应的形式之一，后者包括话语、行动与制度回应。
3政府决策者的象征议程(Symbolic Agendas)与实质议程(Subs tant ial Agendas) 可分别视为政府话语与制度回应。象征议程主要包括决策者的口头修辞，政治影 响有限，但实质议程却在政策过程中具有直接影响。 [ ESSER F, STRoMBaCK J. Mediatization of politics: Understand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western democracies[M].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2014.]鲍姆加特纳强调政策议程结 果的制度结构，即制度使政治系统保持相对稳定状态。 [鲍姆加特纳，琼斯.美国政治中的议程与不稳定性[岡.曹堂哲，文雅，译.北京:北京大学岀版社， 2011.]实证研究之所以存在截然 相反的研究发现，原因之一在于不同研究的政策议程概念化与操作化并未取得共 识，本文更加强调政策议程的制度化倾向。
综上，本文将政策议程限定为各级公共决策者为解决政策问题所采取的制度 创立、完善或变迁行为。这一概念强调政策议程的以下要素：公共决策者掌握政 策议程的认定权，政策议程是公共决策者的实质议程而非象征议程。在本研究中， 公共决策者即是广义上的政府，即包含党、政府、人大在内的各级公权力机关。
二、网络公共事件
首先，网络公共事件不同于集体行动与社会运动。高恩新将网络公共事件界 定为大量网民基于互联网平台就特定事件展开广泛动员，从而实现某一目标的集 体行动。 [高恩新.互联网公共事件的议题建构与共意动员一一以几起网络公共事件为例[J].公共管理学报， 2009, 6(04):96-104+127-128.
6]这一概念强调网民参与在事件中起主导作用，但混淆了集群行为与集体 行动的差异。相较于集体行动，集群行为具有较低的组织性、制度性，目标也较 为模糊。班尼特(Bennett)依据组织在事件中的作用差异区分了传统集体性行 动(Collec tive Act ion)和数字化网络行动(Connec tive Act ion),数字化网 络行动中组织协调行动的作用较弱。 1因此，网络公共事件缺乏统一的个体身份认 同，主要是网民自发参与而非组织动员的结果。
其次，王向民强调公共事件是依赖媒体的传播过程产生公共影响的事件。 [ BENNETT W L, SEGERBERG A. 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Digital Media and the Personalization
of Contentious Politics[J].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2, 15(5):739-768.] [王向民.回归国家:公共事件研究从社会学到政治学的转向[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31(06):112-123.] [杨国斌.悲情与戏谑：网络事件中的情感动员[J].传播与社会学刊,2009, (9):39-66.]杨 国斌也将网络事件视为网络公民运动的表现形式之一，后者既包含公民借助互联 网开展的线下动员与组织活动，也包括主要发生在互联网场域的舆论聚集行为。 3承认传播过程作为网络事件的重要标准，可为网络公共事件的界定带来启发，即 媒体在公共事件中扮演着重要动员作用。但是，这一概念并未明确界定参与传播 过程的媒体属性为传统媒体还是网络媒体。传统媒体和网络媒体显然在公共事件 的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不同的作用。相较于被政府机构垄断话语权的传统媒体，网 络媒体更有利于实现个体的平等参与。
再次，不同于网络营销等娱乐事件，公共事件具有公共政策与组织制度等权 力想象，可被视为沟通国家与社会的重要政策反馈模式。 [王向民.回归国家:公共事件研究从社会学到政治学的转向[J].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
31(06):112-123.]因此有学者认为网络公 共事件是围绕现实事件形成的强烈网络舆论，并促使党和政府岀台措施解决社会 问题的事件。 [郝继明，刘桂兰.网络公共事件:特征、分类及基本性质[J].中共南京市委党校学报,2011, (02):64-] [68+112.] []相关研究强调网民通过互联网技术影响公共决策的可能，但却排除 了未能影响公共政策的相关事件，依据结果差异界定事件属性同样不妥。
综上，本研究将网络公共事件界定为网民通过互联网等新媒体手段围绕公共 话题展开的自发舆论聚集行为，这一行为具有特定的公共政策议程指向。这一概 念具有较强的区分度，既可以排除引发大规模线下行动的网络群体性事件，也排 除了网络娱乐营销、网络谣言等公共性较弱的热点事件。
政策议程是涉及全社会利益的决策，公共性是其重要特性。相比于“舆情事 件”“舆论事件”等描述性概念，网络公共事件更能凸显公共性本质，进而勾连
公共领域、协商民主等传统理论路径[ 董天策, 梁辰曦. 究竟是“网络群体性事件”还是“网络公共事件”抑或其他?——关于“网络舆论 聚集”研究的再思考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 27（01）:87-102+128.
8]，探析网络公共事件与政策议程的关系也因 而具有学理的可能性。
第四节 国内外研究综述研究
一、关于政策议程设置的
图2显示，国外关于政策议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Political Science （政治 学，共计 409 篇）、Economics （经济学，共计 257 篇）、Public Environmental Occupa tional Heal th （公共环境与职业健康，共计245篇）等领域，这表明政 策议程是一个以政治学为主的跨学科研究领域。
图 2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有关政策议程的研究领域分布图 3 显示，在中国知网检索政策议程相关研究，可得到 391 篇 CSSCI 文献。 政策议程研究领域在2008年以前属于起步阶段，2008年以后研究成果急剧增加。 这表明，政策科学作为从国外引进的学科，在中国经历了缓慢奠基到迅速发展的 阶段。♦发表年度趋势
芯 慙 捡％ 岂 芯 ％ 2 鴛 珞
图3中国知网CSSCI期刊有关政策议程的研究现状
图 4 显示，国内有关政策议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行政学与国家行政管理（占 比，30.83%，累计 148 篇）、新闻与传媒（占比 15.21%，累计 73 篇）、中国政治 与国际政治（占比 12.5%，累计 60 篇）、政治学（占比 7.71%，累计 37 篇）。这 表明，与国外研究略有不同，国内政策议程研究是以公共管理学为主、新闻传播 学为辅的跨学科研究领域。
图 4 中国知网 CSSCI 期刊有关政策议程的研究学科分布
政策议程属于政策科学的研究范畴，现代公共政策学起源于西方，故政策议 程的学术研究范式也主要肇始于西方。1951年，美国学者拉斯韦尔(Lasswell) 与其他学者合著了《政策科学：范围和方法的最近发展》一书，正式提出“政策 科学”的概念，深入探讨了政策科学的研究对象、方法等议题，标志着现代政策 科学理论的正式诞生。 1
政策科学一经诞生，即关注政策过程中的政策议程设置与变迁问题。早期的 理性决策模型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认定政府在决策过程中追求最优解。该模型 假设政府是一个具有理性选择能力的政治机构，能够掌握充分的信息，并依次确 立决策目标、规划备选方案、比较方案后果、选择最优方案。然而，理性人的假 设受到了西蒙(Simon)的质疑，政府决策者介于完全理性与非理性之间，他们 是行政人而非经济人。行政人的知识水平和能力是有限的，且决策时受到多重条 件的制约，故只能寻找满意解或次优解。 [ LERNER D, LASSWELL H D. The policy sciences:recent development in scope and method[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1.] [西蒙.现代决策理论的基石：有限理性说[M].杨砾，徐立，译.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岀版社,1989.
10]
受此启发，林登布洛姆(Lindblom)的渐进决策模型拒绝了理性政府的假设， 认为美国政府的决策过程是在已有政策基础上不断调适与修补的过程。他于 1959 年发表《“渐进调试”的科学》一文，指出政策过程中完全理性模型(“根” 的方法)无法应对现实生活中的复杂政策问题，进而指出政策变迁是在既有实践 基础上的持续改进以及小幅度的调整（“枝”的方法）。1在《决策过程》一书中， 他系统地分析了理性主义决策模式的缺陷，对政策变迁的渐进主义模式进行了阐 述。[ LINDBLOM C E. The Science of "Muddling Through"[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1959, 19(2):79- 88.] [林德布洛姆.决策过程[M].竺乾威，胡君芳，译.上海:上海译文岀版社,1988.]政策制定是一个充满模糊性的过程，专家和政府机构人员的知识基础有限， 难免犯错误。因此，政策制定者往往通过渐进修改的方式调整公共政策，避免出 现公共政策的重大失误。[沙夫里茨.公共政策经典[M].彭云望，译.北京:北京大学岀版社,2008： 36.]渐进主义由此成为分析政策议程设置的主流视角，但 是，这一决策模型更加保守，难以解释突发事件或政府换届导致的政策突变。
但是，科恩（Cohen）等学者则彻底否认理性在政策议程设置中的作用，他 们探讨了模糊性对于决策过程的影响，这一模型有助于理解决策机构“有组织的 无序"（Organized Anarchy）。[ COHEN M D. A Garbage Can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Choice[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72, 17(1):1-
25.]他们将决策机会比作垃圾桶，政策问题和解决方 案漂浮在垃圾桶中，此即决策的垃圾桶模型。该模型将决策过程视为问题流、技 术流、参与者流以及决策机会四个相互独立的过程，当四个源流融合在一起时， 决策才会形成。 [李文钊.政策过程的决策途径:理论基础、演进过程与未来展望[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7, (06):46- 67+126-127.]
25.]他们将决策机会比作垃圾桶，政策问题和解决方 案漂浮在垃圾桶中，此即决策的垃圾桶模型。该模型将决策过程视为问题流、技 术流、参与者流以及决策机会四个相互独立的过程，当四个源流融合在一起时， 决策才会形成。 [李文钊.政策过程的决策途径:理论基础、演进过程与未来展望[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7, (06):46- 67+126-127.]
在此基础上，美国学者金登进一步提出政策议程设置的多源流模型。具体而 言，金登保留了垃圾桶模型中的问题流与技术流的思想，但将技术流更名为政策 流。同时，他还增加了政府过程中国民情绪、政府换届等组成的政治流。公共政 策议程设置是由多重因素导致的，可视为问题流、政策流与政治流的联动效应。 当三种源流汇合开启政策之窗时，政策企业家将特定的政策方案凸显给公共决策 者，政策变迁得以实现。 [ KINGDON J W. Agendas, alternatives, and public policies[M]. 2nd. London:Pearson, 2014.
11]
众多国内学者对多源流理论进行了验证，如郭璨等学者发现我国网络教育政 策议程设置即是网络教育问题流、中国国家战略政治流以及政策共同体政策流汇 合的结果1。此外，还有学者在农地产权政策[郭璨，陈恩伦.我国网络教育政策变迁的多源流理论阐释[J].教育研究,2019, 40(05):151-159.] [吴成峡，邓正阳.农地产权政策演进的多源流理论分析一一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例[J].社会主义 研究, 2017, (06):50-56.]、双创政策[江永清.基于多源流模型的我国双创政策之窗开启分析[J].中国行政管理,2019, (12):96-102.]等领域应用了这一理论。
当然，也有学者指岀在中国的情境下，多源流理论存在诸多困境[王刚，唐曼.理论验证与适用场域:多源流框架的理论分析一一基于14个案例的检验分析[J].公共行 政评论, 2019, 12(05):28-46+211-212.]，因而也有学者 对该理论进行了合理修正[ 陈贵梧, 林晓虹. 网络舆论是如何形塑公共政策的？一个“两阶段多源流”理论框架——以顺风车 安全管理政策为例[J].公共管理学报,2021, 18(02):58-69+168.] [ BAUMGARTNER F R, JONES B D. Agenda Dynamics and Policy Subsystems[J]. Journal of Politics, 1991, 53(4):1044-1074.]。
20 世纪 90 年代，鲍姆加特纳和琼斯试图整合政策议程设置的渐进与突变范 式。在 1991 年发表的《议程动态性和政策子系统》和 1993 年发表的《美国政治 中的议程与不稳定性》中，他们指岀大多数公共政策会经历长时期的稳定以及短 时间内的突变。在此过程中，政策形象以及政策场所是两个关键变量。政策形象 是精英、民众与媒体对于既有政策的理解与讨论，往往与政策维持紧密关联。政 策场所则是政策行动的场所，不同政策场所围绕同一问题可能产生不同的政策结 果，政策企业家通过将政策议题转向更佳的决策场所以寻求政策议程设置的机遇。 6这一模型实际上仍是基于有限理性假设，研究政策形象、政策场所对于政策变迁 的影响，关注可能导致政策变迁的问题而忽视保持政策连续的问题。
国内学者也对间断-均衡理论进行了验证与修正。杨志军将建国以来的植树 造林政策分为两个间断和三个均衡期，并指岀中国情境下焦点事件、执政党理念 等因素推动了植树造林政策议程设置。 [杨志军，支广东.PET框架对政策变迁过程的再解释与新应用一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植树造 林政策为例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21, (02):40-51+125-126.]这一理论在野生动物保护政策[ 武晗, 王国华. 从资源利用、生态保护到公共卫生安全——野生动物保护政策中的焦点事件与社会 建构[J].公共行政评论,2020, 13(06):79-98+209-210.
12]、网约车 监管政策1、社会组织政策[李毅.社会建构类型转换与公共政策变迁一一以中国网约车监管政策演变为例[J].公共管理与政策 评论, 2019, 8(05):58-69.] [ 李健, 成鸿庚, 贾孟媛. 间断均衡视角下的政社关系变迁:基于 1950-2017年我国社会组织政策考察 [J]. 中国行政管理, 2018, (12):66-71.]、社会救助政策[缪燕子.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救助政策变迁研究一一基于间断一一均衡理论的解释[J].中国行政管 理, 2017, (11):84-88.]、科技创新政策[ 孟溦, 张群. 公共政策变迁的间断均衡与范式转换——基于 1978—2018 年上海科技创新政策的实证 研究[J].公共管理学报,2020, 17(03):1-11+164.]等领域得到了广泛应 用。当然，也有学者对这一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条件做岀修正，黄新华即指岀中国 共产党、人大、政协和政府是政策议程设置的内在动力，外在动力则来源于公民 大众等力量[黄新华，赵荷花.食品安全监管政策变迁的非线性解释一一基于间断均衡理论的检验与修正J].行政 论坛, 2020, 27(05):59-68.]。
上述理论多基于政策过程的线性阶段论研究政策变迁过程，有学者指岀政策 议程线性阶段分析缺乏明确的因果关系，因而不能为实证假设检验提供清晰的理 论基础，且不能完全解释现实政策的议程设置过程。政策议程设置往往是多个行 动者互动的结果，比较有代表性的即是萨巴蒂尔(Sabatier)等人提出的政策倡 议联盟以及近年形成的政策网络理论等。
此外，除了验证西方政策议程设置的理论模型，国内学者也针对中国国情归 纳概括岀了本土化的政策议程设置模型。例如，陈玲、赵静和薛澜基于 2005-2009 年我国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方案岀台过程，归纳岀中国政策变迁的“共识模型” [陈玲，赵静，薛澜.择优还是折衷?一一转型期中国政策过程的一个解释框架和共识决策模型J].管 理世界, 2010, (08):59-72+187.]， 这一模型具有“开门”和“磨合”两大特征[王绍光，樊鹏.中国式共识型决策“开门”与“磨合”[M].北京:中国人民岀版社,2013.]。朱旭峰则重点研究了我国政策议程 设置中的专家参与模式，如公众启迪-竞争性说服模式等。 [朱旭峰.中国社会政策变迁中的专家参与模式研究[J].社会学研究,2011,25(02):1-27+243.]还有学者基于中国政 府编制“五年计划”的过程指岀政策议程的“集思广益型”模式[王绍光，鄢一龙，胡鞍钢.中国中央政府“集思广益型”决策模式一一国家“十二五”规划的岀台J]. 中国软科学, 2014, (06):1-16.
13]。
总之，国外关于政策议程设置的研究提供了众多经典解释理论，为国内学者
开展研究提供了借鉴。国内学者多是基于国外政策议程设置理论解释中国的政策
实践，并做岀了适当的修正。但是，现有研究多是基于单个案例的深描，研究结 果外部效度有限，难以推广至其他案例。在理论视角上，现有研究多是基于政治 逻辑中心论，侧重于考察政治逻辑对于政策议程的影响，而忽略了媒介逻辑对政 策议程的影响，解释力有限。
二、关于网络公共事件的研究
图5显示，围绕网络公共事件这一主题可在科学网（Web of Science）核心 合集检索到 1553 条文献，且研究成果呈逐渐增加趋势，表明这一研究主题具有 较强的关注度与生命力。
图 5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有关网络公共事件的研究现状
图6显示，国外关于网络公共事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Communication （传播 学，共计 416 篇）、Sociology （社会学,共计 256 篇）、Political Science （政 治学，共计 159 篇）等领域，这表明网络公共事件是一个以新闻传播学为主的跨 学科研究领域。
图 6 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有关网络公共事件的研究领域分布
图 7 显示，在中国知网检索网络公共事件相关研究，可得到 361 篇 CSSCI 文 献。这一领域在 2005 年至 2008 年研究较少，在 2009 年至 2016 年急剧增长， 2017 年后有回落趋势。可能的原因在于，研究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细分，相对于 网络公共事件等较为模糊的研究主题，“网络狂欢”“网络亚文化”等次主题更加 受到时下学界的热捧。但是，总体而言，近年来网络公共事件的年均研究成果依 然保持在 20 篇左右。
图 8 显示，国内有关网络公共事件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新闻与传媒（占比 45.81%，累计 213 篇）、社会学与统计学（占比 15.7%，累计 73 篇）、行政学与国 家行政管理（占比 11.83%，累计 55 篇）、中国政治与国际政治（占比 5.38%，累 计 25 篇）。这表明，与国外研究相似，网络公共事件在国内同样是以新闻传播学 为主，兼及社会学、政治学的跨学科研究领域。
•新闻与传媒
•社缽及统计学
■行政学及国家行Kimi
•中国政治与国际政i台
•高等教育
•纭
•图书情报与数字图书馆
•互联网技术
•政治学
•心理学
•计算腺件及计算机应…
•信息经济与邮咙济
•出版
•中国语言文字
.文化
•咙及群AOR
•思想诙台教育
•中国文学
•数学
•轻工业手工业
图 8 中国知网 CSSCI 期刊有关网络公共事件的研究学科分布
首先，网络公共事件的概念辨析与类型划分。与网络公共事件相近的概念是 网络群体事件、网络集体行动、网络热点事件等，众多概念之间的辨析引发了学 者的关注。有学者认为，网络群体事件是“网中人”为特定群体利益而干扰网内 网外秩序的行为。1杜骏飞认为网络群体事件可划分为四个类别，其中一类即是网 民对于现行公共政策的抗争。[揭萍，熊美保.网络群体性事件及其防范[J].江西社会科学,2007, (09):238-242.] [杜骏飞.网络群体事件的类型辨析[J].国际新闻界,2009, (07):76-80.]有学者认为“公民网络抗争动员”更能统合虚拟与 现实社会抗争的二元对立[倪明.公民网络抗争动员从概念建构到关联性议题反思[J].天津社会科学,2017, (04):82-86+107.]，董天策则认为网络群体事件等概念预设了过多负面 价值判断，“网络公共事件”才能真正深化传媒的公共性以及网络赋权研究。[ 董天策, 梁辰曦. 究竟是“网络群体性事件”还是“网络公共事件”抑或其他?——关于“网络舆论 聚集”研究的再思考[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 27(01):87-102+128.]相 较而言，国外则多采用集体行动视角研究网络事件。例如，班尼特分析了数字化 网络行动出现的背景，以及这一背景给抗争政治参与带来的挑战。集体性行动和 连接性行动的主要差异在于“选择过程”和“身份/认同”两个维度。两者均使 用新媒体技术，但前者是为了借助新媒体形成组织动员，而后者则是借助新媒体 技术形成个人动员。[ BENNETT W L, SEGERBERG A. 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Digital Media and the Personalization of Contentious Politics[J].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12, 15(5):739-768.]
其次，关于网络公共事件形成机制的研究。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现实资源 禀赋、特定行动触发、网民的理性博弈是公众参与网络事件的重要机制。[叶战备.从舆情参与到现实行动:公众参与涉政网络事件的生成机理[J].行政论坛,2019, 26(01):30-
16]网络事 件是网络定义者、网络参与者主动参与事件议题建构的结果1，而综合纪实报道和 文学创作手法的“非虚构”写作即是建构议题并推动网络舆情事件发展的重要方 式之一[38.] [张兆曙.议题化与网络事件的社会建构J].学术研究,2021, (09):49-55+177.] [董向慧.“非虚构写作”在网络舆情事件中的情感动员功能与表达逻辑[J].理论与改革,2021, (02):125-134+155-156.]，网络议题建构反映了现实权力结构在新闻生产场域的竞夺过程[林荧章.网络舆情事件的议题生成与逻辑建构[J].中国编辑,2020, (07):24-28+37.]。此外， 网络公共事件中的情感动员机制也日益受到学者的重视[杨国斌.连线力：中国网民在行动[M].邓燕华，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岀版社,2013.]，情绪的社会分享、感染 和群际情绪理论提供了重要解释视角[尹碧茹，刘志军.网络情绪：理论、研究方法、表达特性及其治理[J].心理研究,2021, 14(05):439- 450.]。杨国斌基于《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和山 西黑砖窑事件，指岀戏谑与悲情是网民情感动员的两个重要机制。[杨国斌.悲情与戏谑：网络事件中的情感动员[J].传播与社会学刊,2009, (9):39-66.]2019 年“饭 圈岀征”取得了圈内圈外巨大影响，原因即在于参与者形成共享情感能量，践行 了精准的政治传播策略。[周琼，曾样样.群体传播时代的集体行动和仪式狂欢一对“饭圈岀征”网络行动的个案分析[J].现代 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 2021, 43(03):154-159.]有学者指岀，网络事件核心即网民基于网络媒介对特定 事件的情感表达。[张兆曙.从在场整合到虚拟整合一一兼论网络社会中的个体行动与集体意识[J].天津社会科学,2021, (01):37-45.]
国外学者认为，数字媒体环境增加了网络集体行动产生的机会[ BIMBER B. Three Prompts for Collective Action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Media[J].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2017, 34(1):6-20.]，政治效能感 推动了网络集体行动的产生[ VELASQUEZ A, LAROSE R. Youth collective activism through social media: The role of collective efficacy[J]. New Media & Society, 2015, 17(6):899-918.] [ WILKINS D J, LIVINGSTONE A G, LEVINE M. All click, no action? Online action, efficacy perceptions, and prior experience combine to affect future collective action[J] . 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2019, 91:97-105.
17]°维金斯(Wilkins)认为对一项网络集体行动的支 持，可以增加参与者的效能感，从而提升下一次网络行动的参与度11。萨利姆 (Saleem)指出，暴露于负面新闻媒体可以增加集体效能和基于群体的愤怒，从 而激励美国穆斯林采取网络集体行动。1国外研究也关注认同感对于网络集体行 动的影响[ SALEEM M, HAWKINS I, WOJCIESZAK M E, et al. When and How Negative News Coverage
Empowers Collective Action in Minorities[J]. Communication Research, 2021, 48(2):291-316.] [ PRIANTE A, EHRENHARD M L, VAN DEN BROEK T, et al. Identity and collective action via computer- mediated communication: A review and agenda for future research[J]. New Media & Society, 2018, 20(7):2647- 2669.] [ BASHRI M. Networked movements and the circle of trust: civil society groups as agents of change in Sudan[J].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21, 24(3):470-489.]，互联网和社交网站为团体和个人创造了交流、合作和动员的空间，从 而增强了网民的社区仪式和集体认同，推动了网络集体行动的开展。郑(Zheng) 基于微博平台的慈善项目“儿童免费午餐”计划，探讨了社交媒体平台在网络公 共事件中的可供性。[ ZHENG Y Q, YU A. Affordances of social media in collective action: the case of Free Lunch for Children in China[J]. Information Systems Journal, 2016, 26(3):289-313.]也有学者对 46 项研究元分析后指出，突发群体的认同与集 体行动参与之间的关系，要比对既有群体的认同与集体行动参与之间的关系强得 多。 [ AKFIRAT S, UYSAL M S, BAYRAK F, et al. Social Identification and Collective Action Participation in the Internet Age: A Meta-Analysis[J]. Cyberpsychology-Journal of Psychosocial Research on Cyberspace, 2021, 15(4).]
再次，关于网络公共事件特征与表现的研究。周葆华指出， 2020 年的网络热 点事件具有“出圈”与“折叠”两个特征，“出圈”意指网络热点事件跳脱了事 件的原始圈层，具有更大的社会影响和社会意义，“折叠”意指不同社会阶层内 部可能产生不同的网络热点事件，且观点也更加分化。[周葆华.岀圈与折叠：2020年网络热点事件的舆论特征及对内容生产的意义[J].新闻界,2021,
(03):21-27.]喻国明认为，互联网赋权 了个体和自组织群体，网络公共事件也多产生于关系情境之下。[ 喻国明, 马慧. 互联网时代的新权力范式:“关系赋权”——“连接一切”场景下的社会关系的重组与权 力格局的变迁[J].国际新闻界,2016, 38(10):6-27.]李良荣发现，近 年来的网络舆论出现了中产阶级取代“三低人群”，年轻力量凸显，微博、知乎 等平台共同影响网络舆论走势的特征。[李良荣.新生态新业态新取向——2016年网络空间舆论场特征概述[J].新闻记者,2017, (01):16-
19.]兰娟丽发现网络集群行为具有突发、延展 性强等特点，网络突发事件有过渡为群体事件的风险。[兰娟丽，雷宏振，杨洋.基于网络集群行为的负面信息传播收敛效应分析[J].学习与探索,2019,
18]田维钢对 1000 余条网络 公共事件的短视频进行内容分析发现，短视频平台容易造成网络公共事件负面情 绪的唤醒、扩散和放大1，勾连、共振、交融是网络公共事件情绪扩散的重要形式 2。
再次，关于网络公共事件影响的研究。多数学者关注了网络公共事件的负面 影响。网络舆情事件推动了虚假信息的传播，引发了公众的恐慌，威胁社会的和 谐稳定[(03):132-137.] [田维钢，张仕成.唤醒、扩散、共振：短视频负面情绪传播机制研究[J].新闻与写作,2021, (08):33-
40.] [田维钢.微博评论中的网民情绪传播机制及策略[J].当代传播,2019, (01):66-69.] [喻修远.网络舆情政府监管的问题与对策[J].中国行政管理,2016, (11):158-159.]，对公权力的合法性提岀了挑战[叶战备.涉政网络事件的治理机制研究[J].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16, (04):108-116.]。还有学者指岀，互联网媒体等新型传 播方式便利了社会情绪的宣泄，网络公共事件冲击了正常的网络秩序，干扰了正 常的网络舆论生态[刘博.网络公共事件中的群体情绪及其治理[J].上海行政学院学报,2017, 18(03):96-104.]。在黑龙江雪乡宰客事件中，社交媒体平台使游客能够参与次 生危机沟通，甚至对特定城市采取网络集体行动。这些行为给旅游目的地带来了 危机管理和形象恢复方面的挑战。[ ZHAI X T, LUO Q J, WANG L. Why tourists engage in online collective actions in times of crisis: Exploring the role of group relative deprivation[J]. Journal of Destination Marketing & Management, 2020, 16.]也有学者探讨了网络公共事件可能的正面影 响。徐红军指岀，网络集体行动呼唤“放权”和“集权”的双向展开，呼唤引导 型治理。[徐红军.网络集体行动对社会治理制度的形塑[J].学术交流,2018, (06):113-119.]赵海艳基于“山东疫苗案”，指岀网民的理性参与以及政府的良性回应 可以推动网络空间赋能协商民主。[赵海艳，孙萍.网络舆情事件中的协商与公共理性研究——以“山东非法疫苗案”为例[J].东北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 2019, 21(02):165-172.]余红基于“电梯劝烟猝死案”指岀，通过议题 建构与情绪框架的良性竞合，网络公共事件可以通过达成共识的方式逐渐平息与 化解。[ 余红, 马旭. 社会表征理论视域下网络公共事件的共识达成机制研究——以“电梯劝烟猝死案”的社 交媒体讨论为考察对象[J].情报杂志,2019, 38(08):136-144+150.
19]
国外有学者研究发现，印度网民在倡议建立广泛的包容性关系时，利用社交 媒体进行地理覆盖，放大信息，并向政府和企业利益施压。该运动通过统一跨领 域的活动、创新和与不同选民的跨网络联盟，建立了线上和线下的集体力量°它 还支持了在印度社会建立广泛的包容性关系的倡议，这些倡议在世界各地都广为 人知。1汤姆斯（Thomas）发现溺水的叙利亚儿童艾兰•库尔迪的照片激发了人 们与叙利亚难民的团结感°然而，这种反应没有持续下去°这表明，网络事件能 够激发改变世界的行动，但其效果往往是短暂的。[ RELLY J E, PAKANATI R. Deepening Democracy Through a Social Movement: Networks, Information Rights, and Online and Offline Activism[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20, 14:4760-4780.] [ THOMAS E F, CARY N, SMITH L G E, et al. The role of social media in shaping solidarity and compassion fade: How the death of a child turned apathy into action but distress took it away[J]. New Media & Society, 2018, 20(10):3778-3798.]瑞慈（Richez）考察由原住 民领导的加拿大联邦层面的“别再闲了”运动的实际影响，研究比较了在运动开 始前几年提岀的与土著事务有关的联邦预算和政策建议的数量，以及运动之后几 年提岀的政策建议°结果表明，抗议发生时，土著政策问题的重要性发生了短暂 变化，但在这一领域没有产生重大的政策成果° [ RICHEZ E, RAYNAULD V, AGI A, et al. Unpacking the Political Effects of Social Movements With a Strong Digital Component: The Case of #IdleNoMore in Canada[J]. Social Media + Society, 2020, 6(2)： 1-13.]此外，推特可以被用作传播工具 和反对性别暴力的集体行动的场所，但不能被认为是建立社会共识或改变先入为 主观念的平台° [ GIRALDO-LUQUE S, FERNANDEZ-GARCIA N, PEREZ-ARCE J C. Thematic centrality on Twitter: The case of #NiUnaMenos mobilisation[J]. Profesional De La Informacion, 2018, 27(1):96-105.]
再次，网络公共事件的应对措施研究°闫东利分别提岀了针对递进、逆转、 涟漪、串联四类网络热点事件的应对措施° [闫东利.网络热点事件的类别特征及其应对策略[J].河北学刊,2016, 36(03):213-217.]也有学者认为，化解网络事件，需要 对事件进展做岀及时预判，通过引导网络舆论“就事论事”，让事件逐渐平息[ 姜利标, 邢婧宇. “殊异同归”:事件—情境认知框架下的共性呈现——基于 74 起网络事件的案例分析 [J]. 社会发展研究, 2021, 8(02):201-221+245-246.] [马翔，包国宪.网络舆情事件中的公共价值偏好与政府回应绩效[J].公共管理学报,2020, 17(02):70- 83+169.]° 但是，马翔等认为“面面俱到”的政府回应相比“就事论事”更能化解网络舆情 7，治理网络事件亟需推动理念与手段的变革，维护社会信任、建立制度化的信息 披露机制[张兆曙.以事件为中心:中国网络治理的基本模式[J].浙江学刊,2019, (03):65-73.
20]°网络舆情事件有可能放大社会风险，应从风险管理的角度，全过程控 制信息风险。1陆宇峰认为网络舆情产生了技术反噬效应，需要政府实施“反身法” 进行间接干预。[伍麟，杨宇琦.网络舆情事件信息风险放大的心理抑制策略[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56(01):108-115.] [陆宇峰.信息社会中的技术反噬效应及其法治挑战一一基于四起网络舆情事件的观察[J].环球法律
评论, 2019, 41(03):54-68.]冯月季认为网络热点事件中的网民容易产生共振，破解二元论的 社会文化结构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网络热点事件引发的次生舆情。[冯月季.网络热点事件舆情演化的元语言共振研究[J].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35(05):125-
132.
21]
总之，在研究问题上，国外关于网络公共事件的研究多采用案例分析、回归 分析等实证分析法，探析网络公共事件的形成机制以及影响。国内研究也多集中 于对网络公共事件形成机制的探讨，试图分析网络公共事件的深层机理，较少探 究网络公共事件与政策议程设置的关系。在研究视角上，现有研究多是基于危机 管理等视角，将网络公共事件视为威胁社会秩序稳定的因素，缺乏关于其积极影 响的考察。在研究方法上，现有研究多基于案例研究或回归分析，研究方法存在 局限。案例研究的结论具有特殊性，而回归分析则在探究事件复杂机制时存在短 板。
第五节 研究设计
研究选取《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中的 34 个网络公共事件作为研究案例， 通过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探析网络公共事件触发政策议程的必要条件与组合机 制。
一、研究策略
本研究主要采用文献分析法以及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深入探寻网络公共事件 触发公共政策议程设置的复杂机制。
(一)文献分析法
文献分析法是一种根据调查目的搜集和分析文献，并获取所需材料的方法。 本研究的主要文献为政策文本，即党和政府为实施行政管理态度和措施的一种外 在表现形式。针对此类政策文本，本研究的文献收集方式主要基于“北大法宝” 数据库以及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官方网站，并通过人工筛选确定相关的政
策文本°除此之外，研究还拟收集已岀版的权威学术著作、权威学术论文、权威 媒体报道以及相关档案资料等，以兹丰富相关案例研究材料°
基本的案例事实以及政策文本可以回答“是什么”的问题，这是深入探析网 络公共事件触发政策议程复杂原因的基础°在收集完毕网络公共事件的案例材料 以及网络公共事件的政策文本后，研究对其进行编码，以兹进一步分析因果关系°
(二)定性比较分析法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是一种兼具量化与质化特征的混合研究方法°该方法由美 国学者拉金(Ragin)于1987年提出，目前已经在传播学、政治学、社会学甚至 自然科学解释复杂因果关系时得到了推广与应用°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以集合关系而非相关关系探析因果机制°一方面，该方法 可以评估单个条件以及条件组合是否构成了结果的充分条件，即条件或条件组合 X 是否构成了结果 Y 的子集；另一方面，该方法评估单个条件或条件组合是否构 成了结果的必要条件，即结果 Y 是否构成了条件或条件组合 X 的子集°相应地， 一致性(Consistency)反映了研究案例共享同一条件组合的程度。一致性类似 于统计显著性，只有满足一致性要求才能进一步分析集合关系。覆盖率(Coverage) 则考察条件组合在何种程度上解释了结果的发生°
目前，定性比较分析方法主要有四种取向：在清晰集定性比较分析( csQCA) 中，条件与结果均被二分编码；多值集定性比较分析(mvQCA )则拓展了清晰集 定性比较分析的赋值方式，条件可被赋值为 0、 1、 2，类似于传统统计相关性研 究中的类别变量；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fsQCA)中，条件与结果可以被界定为 0 至 1 区间的任何数值，进而允许某个因素岀现或不岀现的隶属度； 1在时序定性 比较分析中，则将条件发生的时间顺序纳入考虑[毛湛文.定性比较分析(QCA)与新闻传播学研究[J].国际新闻界,2016, 38(04):6-25.] [杜运周，李佳馨，刘秋辰,et al.复杂动态视角下的组态理论与QCA方法：研究进展与未来方向J].
管理世界, 2021, 37(03):180-197+12-13.
22]°
本文采用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主要基于以下原因：(1)公共政策议程设置 是政治逻辑与媒介逻辑多重要素联动的结果，该方法可以探究政策议程设置的非 线性关系；(2)本研究旨在回答政策议程设置的复杂机制，该方法可以探究政策 议程设置的多条等效路径；(3)该方法可以检验政治逻辑与媒介逻辑单个条件是 否是设置政策议程的必要条件，以及是否需要问题流、政策流、政治流的完全汇 合才能开启政策之窗；(4)本研究存在不能简单二元划分的条件与结果，只能根 据集合隶属程度差异予以程度界定。
具体而言，本文首先结合具体案例，从现有理论研究中归纳出政策议程设置 的政治逻辑与媒介逻辑条件，对选取的网络公共事件案例进行条件与结果编码， 再对原始数据进行校准以得出隶属度，设置案例频数与一致性边界值，得出真值 表以确定案例中的组态条件与因果关系，对真值表进行分析以得
出导致政策议程 设置的简单解、中间解与复杂解并区分设置政策议程的核心与边缘条件，最终用 符号呈现分析结果。
出导致政策议程 设置的简单解、中间解与复杂解并区分设置政策议程的核心与边缘条件，最终用 符号呈现分析结果。
二、研究对象
定性比较分析作为一种案例导向的混合研究方法，既可用于 10-15 个案例的 小样本研究，也适合 15-80 个案例的中等规模样本研究1。为确保案例的权威性 以及资料的准确性，本研究采用目标式或判断式抽样(Purposive Or Judgmental Sampling) [李彪.网络事件传播空间结构及其特征研究一一以近年来40个网络热点事件为例[J].新闻与传播研
究, 2011, 18(03):90-99+113.] [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M].第13版.邱泽奇，译.北京:清华大学岀版社,2020.],主要基于喻国明与李彪主编的《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 《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是由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与北京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联合出品的 舆情蓝皮书。2009 年，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岀版了国内第一本舆情蓝皮书。系列蓝皮书先后获得教 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并获得中央和北京市相关领导的批示，是中国舆情研究较为权威的工具 书与资料库。]选取研 究案例，并参考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年出版的舆情蓝皮书以实现数据之间的 互勘。
定性比较分析方法要求案例具有相似性以及案例间的异质性，同时包含结果 发生与未发生的案例。[张明、杜运周.组织与管理研究中QCA方法的应用:定位、策略和方向[J].管理学报,2019,
16(9):1312-1323.
23]《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对舆情热点事件的领域进行分 类，包括社会民生、法治、公共安全、文体娱乐、政策法规等事件，案例类型较 为丰富。本研究旨在探析网络公共事件设置政策议程的机制，因此首先排除了不 涉及公共性质的文体娱乐类事件，也排除了政府主动设置议程的时政热点，最终 确定 2015 至 2019 年的 34 个案例。具体案例如附录所示。
之所以选择 2015 年至 2019 年的网络公共事件作为研究案例，在于《社会蓝 皮书：2016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 2015 年传统报纸、广播与电视 媒体的议程设置能力进一步下降，而微博、微信与手机移动客户端占据国人获取 新闻信息的第一信息源位置。其中，微信每月拥有 6.5 亿的活跃用户，降低了公 众网上表达的门槛，为社会各个阶层使用互联网提供了便利，使得中国社会真实 的结构与网民的社会结构日益趋近，进而成为了中国社会舆论的新引擎。1
同时，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新一届领导集体加强了对 于网络空间的治理力度。2015 年 4 月，《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单位约谈工作规定》 岀台。同年 11 月，《刑法修正案》正式施行，严厉制裁恶意编造、传播虚假信息 人员，将互联网犯罪正式入刑。因此， 2015 年及以后的网络公共事件岀现了新的 阶段性特征。限于《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以及各类舆情蓝皮书的岀版周期， 为确保案例数据的权威性、可信性与前后一致性，本研究的案例分析截止在 2019 年底。
此外，为保证案例编码材料的充实、详尽与可靠，本研究还参考了“知微事 见"数据库(Https://Ef.Zhiweidata.Com/)的相关统计数据。"知微事见"数 据库作为互联网热点事件聚合平台，覆盖了微博、微信与网页上相关事件的大量 数据，在抓取与加权后，对热点事件的发展周期与影响力进行计算，从而将网络 热议、短期内产生巨大传播量以及长期保持传播量的事件纳入了事件库，并对事 件概况、传播趋势、重要渠道、舆论聚合、人群画像、相似事件等信息进行文字 或图示呈现。目前，该数据库已被蔡雯[李培林，陈光金，张翼.201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岀版社,2015:220.] [蔡雯，凌昱.从“新冠肺炎”热点传播看新闻边界的颠覆与重构[J].新闻与传播研究,2020, 27(07):5- 20+126.]、于德山[王晗啸，于德山.微博平台媒介间议程设置研究一一基于2018年舆情热点事件分析[J].新闻大学，
2020, (06):82-96+125.
24]等学者用于网络热点舆情研究 中，具有一定的权威性。
三、研究思路
本研究选取《中国社会舆情年度报告》共 34 个典型案例，采用模糊集定性 比较分析方法，深入分析网络公共事件触发政策议程的复杂机理。首先，本研究 将介绍相关研究背景、界定关键概念、梳理国内外相关研究成果并介绍研究采用 的科学方法。其次，研究将重点梳理多源流理论这一理论基础，并使用媒介化理 论弥补多源流理论的不足。再次，研究将使用 fsQCA 软件，重点分析网络公共事 件触发政策议程的必要条件以及具体机制。再次，研究将反思网络公共事件触发 政策议程的功能限度。之后，研究将提岀优化政府决策过程的可能路径。在结论 部分，研究将总结本研究的主要发现，并指岀现有研究不足以及可能改进的方向。
高校学术论文网提供专业的硕士毕业论文写作、毕业论文辅导写作、博士论文写作发表、硕士论文写作发表、SCI论文写作发表、职称论文写作发表、英文论文润色的服务网站，多年来,凭借优秀的服务和声誉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和好评，为毕业生解决写论文的烦恼
高校学术论文网提供专业的硕士毕业论文写作、毕业论文辅导写作、博士论文写作发表、硕士论文写作发表、SCI论文写作发表、职称论文写作发表、英文论文润色的服务网站，多年来,凭借优秀的服务和声誉赢得了社会的广泛认可和好评，为毕业生解决写论文的烦恼
上一篇：“双一流”建设背景下西藏高校行政管 理改革与创新研究
下一篇：基层药品监管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相关标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