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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

发布时间:2022-08-12 10:08
1.1 研究背景
1.1.1 我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向高质量发展
在国内外形势的双重影响下,我国经济已进入“新常态”阶段,经济增长模式逐步由以前的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2017 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首次提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表述,标志着我国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18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指出:“按照高质量发展要求,全面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协调推进,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全面推进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工作”;“考虑到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需要,上述主要预期目标符合我国经济已从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的事实”。2020 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经济发展取得新成就,经济在质量效益显著提高的基础上持续健康发展,增长潜力充分发挥,国内市场更加强大”。

1.1.2 提升人力资本是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
经济增长的核心资源是人力资本。随着人口红利的消失,劳动力成本的增加以及老龄化带来的资本边际效率的提升,要素效率或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离不开以人力资本积累为基础的技术进步或知识积累。因此,经济增长最终应该归功于人力资本的增长。教育是提升人力资本的主要途径。1998 年,我国高等院校开始大规模扩招,到 2020 年,全国共有高校 3005 所,高等教育在校生 4002 万[1]。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从稀缺时代进入了后大众化时代。高等教育的学科(专业)和学术结构日趋多样化,培养的人力资本具有越来越明显的异质性特征。在在高质量经济增长需求的背景下,研究如何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结构的快速增长也具有重要意义。

1.2 研究意义
1.2.1 理论意义
本文根据高等教育与经济增长、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理论,结合经济增长的属性,将高等教育异质性人力资本和经济增长结合起来研究。在此基础上,系统地分析异质性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经济增长的理论。其次,关于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研究国内国外大都是计算经济增长贡献率,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而将人力资本分解成不同层次研究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成果较少。本文采用空间计量模型,对我国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相关性,以及两者之间的空间溢出效应、直接效应进行分析,这为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如何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1.2.2 现实意义
以转变经济发展方式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我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新发展理念是指挥棒和交通灯。通过研究和测算我国内地各省的经济发展水平,可以直接反映我国的经济发展状况,得到发展过程中的薄弱环节和优势,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通过省域之间的直接对比,来反映各个省域之间发展的差异,互相借鉴发展策略。教育乃国之大计,教育是改善人力资本的基础,我国是重视和发展教育的大国,研究不同人力资本对经济高质量的发展并针对性提出合理化建议可以有助于加快提高当地经济高质量发展。针对不同学历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程度和效果,为有关部门制定和修改相应的政策提供科学的依据,有助于完善高等教育、经济发展政策制度。本文将高等教育的人分为不同的三个层次,分别研究不同层次的人如何影响经济增长,为政府制定相应的政策制度提供了现实指导。

1.3 研究内容
本文首先对我国 2003-2020 年 31 省域的高等教育人力资本现状进行描述统计分析①;接着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内涵、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内涵,以及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作用机制的相关理论进行深刻理解的基础上,运用 DEA 中非参数 Malmquist 生产指数法对我国 29 省域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算,进而对我国 2003-2017 年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分析②,再建立空间计量模型,更深层次的研究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本文拟在三个方向上对现有关于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和高质量发展的研究进行扩展:一是考虑高等教育人力资本的异质性;二是分析高等教育人力资本的直接效应;三是考虑高等教育人力资本的空间溢出效应。本文研究的总体框架一共分为六个部分。①高等院校从 1998 年开始大规模扩招,但是高等学校教育经费支出未找到 2002 年之前的数据;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数和普通高等学校数未找到 2001 年前的数据,为了保持时间上的一致性,所以选取 2003-2020年的数据来对我国高等教育人力资本的现状进行分析。②固定资本形成总额未有公布 2018 年以后的数据、西藏地区缺少固定资产价格指数,所以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期为 2003 年到 2017 年,张军(2004)较好地估算了 1952 年到 2000 年全国和省际的资本存量,为了保持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本文将重庆的数据并入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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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为绪论。交代论文选题的背景及意义。主要包括:研究意义、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方法、研究思路以及研究的创新点。第二部分为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全面梳理与本文研究相关的文献资料,并对相关理论进行阐述,论述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异质性、区域性,细化本文研究内容与重点。通过文献阐述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人力资本的概念,将本文的研究范围确定为高等教育人力资本。第三部分为我国高等教育人力资本现状。主要通过宏观数据,运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对我国高等教育人力资本的投入和产出情况进行分析。选用各层次高等教育在校生数的比率,来对我国各省域进行测度,并比较我国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存在的区域差异以及演变的历程进行分析。第四部分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度。本部分通过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来对经济发展质量进行衡量,运用 DEA 中非参数 Malmquist 生产指数方法对我国各省域的 TFP 进行测算。比较并分析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特点。第五部分为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实证分析。将高等教育人力资本细分为专科、本科和研究生(硕士、博士),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异质性高等教育人力资本的 TFP 增长的影响效应进行分解,深入研究其直接效应、空间溢出效应,探索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路径与方式。第六部分为结论及展望。本部分主要是对全文进行总结并给出相关的对策及建议,为从高等教育人力资本角度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理论依据。

1.4 研究方法与思路
(1)文献分析法:对国内、外相关文献进行梳理,为研究我国异质性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提供依据。(2)描述统计分析法:本文运用描述统计分析法,对异质性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差异和高等教育发展现状进行统计描述。(3)全要素生产率法:本文选用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测度,运用 DEA 中非参数 Malmquist 生产指数方法对我国 29 省域的 TFP 进行测算,将测算的结果通过 Python 展现在中国地图上,直观的分析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区域性特征,为经济发展较低的省份提出合理的建议。(4)空间计量模型:本文对全要素生产率和异质性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做回归分析,从空间溢出效应、直接效应二个方面展开进行深入分析。人力资本水平,按学历将分为三个级别,分别用高等教育研究生、高等普通本科生和专科生在校
 
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生数所占地区年末总人口数的比率表示。通过对研究方法的梳理,本文的技术路线图如下:图 1-1 技术路线图
1.5 可能的创新点
随着经济增长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关于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成果不断出现。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在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法上有一些创新。第一,研究视角的创新。本文将异质性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和全要素生产率整合在一个分析框架内,通过分析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间的关系,间接研究了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考虑到高等教育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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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途径可能存在异质性,本文选取了高等教育专科生在校人数、本科生在校人数、硕士研究生在校人数和博士研究生在校人数这四条影响渠道分别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对比分析,细致地研究了异质性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和间接作用。第二、研究内容的创新。本文采用基于 DEA 的 Malmquist 指数法来衡量中国各省的全要素生产率,并对其进行分解,后用 Python 将结果呈现在中国地图上,从而更加全面的了解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原因以及更能清晰的对比各个省域之间的差异。为避免控制变量选择的随意性,借鉴弗兰克(Frank,2005)提
出的方法,利用面板数据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分析高等教育异质性人力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及其组成的作用。2.1.1 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上个世纪 60 年代,舒尔茨首次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他认为人力资本包括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和健康、以及工作能力,通过教育、在职培训、医疗和迁
移等人力资本投入形成的,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2]。李忠民(1999)、王金营(2001)先后界定和补充了人力资本的概念。他们认为:“人力资本由人身上的知识、能力和健康构成,可以被物化为商品和服务”[3-4]。王建民、周滨(1999)认为:“人力资本是凝结在人身上的知识和技能,可以提高生产效率,促进经济增长,在生产运动中实现价值增值”[5]。李建明(1999)将人力资本细分成个体和总体人力资本,个体人力资本是指一个人身上所包含的知识和技能的整合,总体人力资本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整体知识和技能水平。在他看来,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由于不同个体所拥有的人力资本存量之间具有替代性和互补性,总体人力资本并不是简单的个体人力资本之和,总体人力资本存量也不一定等于个体人力资本之和[6]。表 2-1 人力资本概念的构成范畴 人力资本属于价值范畴形成途径 人力资本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结果构成成分 人力资本是由知识、能力、健康等人的素质因素构成特征 能够提供具有经济价值的生产、服务,满足市场对劳动能力的需求功效 人力资本能促进社会生产率的提高和社会财富的增加收益手段 拥有人力资本同拥有非人力资本一样具有分享收益的权利资料来源:根据王金营(2001)[4]的定义整理所得表 2-1 总结了不同学者对于人力资本概念的主要构成部分。本文认为,人力资本是指通过人力资本投入形成的能够在未来带来越来越多的回报和经济效益的各种能力的总和。这种能力是指除自然人拥有的能力以外的所有能力,是个体差异的决定因素。主要通过教育投资的人力资本、健康投资、在职培训投资和移民渠道等内容,其中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核心,所以本文将研究范围进一步缩小,将人力资本限于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即人们接受高等教育时而获得的人力资本,它主要依靠教育投资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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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经济高质量发展
2017 年 9 月 5 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此后,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质量第一”和建设“质量强国”的宏伟目标,引起广泛关注。高质量发展是一种充分平衡的发展观,其目标在于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7]。袁晓玲(2019)从宏观角度看,高质量是指供需平衡,供给侧能够适应需求侧的变化[8]。从微观角度看,程虹(2014)认为高质量发展主要是指产品和服务的质量,是衡量一个国家人民生活和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和水平的重要指标,是提高人民获得感和幸福感的重要途径,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任务[9]。逄锦聚(2019)认为,从狭义上讲,经济高质量发展主要指经济发展过程中增长效率和经济活力的提高[10]。杨伟民(2018)从发展理念角度看,认为经济高质量发展以五大发展理念为基础,强调创新是第一动力、协调是内生特征、绿色发展是共同模式、开放是唯一出路、共享是根本目的[11]。经济高质量发展是质与量的统一,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根本规律与要求,是高效、公平、绿色的可持续发展。具体包括坚持创新驱动,实现资源高效配置,坚持五位一体,促进全面发展,坚持协调发展,优化产业结构,坚持对外开放以人为本[12]。杜爱国(2018)认为任何一个追求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国家必须能建立鼓励生产性努力的制度、合理调控分配性努力的制度和抑制破坏性努力的制度。中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进一步发挥自身制度优势,抓住一切有利于发展的契机来发展自己[13]。综上可见,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以经济的稳定增长为基础,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导,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公平持续的发展之路。
2.1.3 全要素生产率
根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给出的界定,生产率(Productivity)是某种产出与投入指标的比率[14]。这种度量的意义和性质取决于其组成部分的定义和性质,以及用于将各组成部分加入产出和投入指数的具体公式和相关权重。经济学家更愿意把生产力看作是一个经济体(或行业或公司)用来生产商品和服务的技术现状的衡量标准,并希望把这种衡量标准的变化解释为“技术进步”,即生产可能性前沿的移动。因此,人们往往更关注另一种形式的“全要素生产率”。从上面的定义来看,生产力有多重含义(单要素生产力和全要素生产力),这就需要在使用生产力这个词时注意避免混淆。例如,劳动生产率(Labour 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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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单要素生产率。它描述的是每个工人的产出,或每小时工作的产出,而不是衡量一段时间的生产力。全要素生产率的概念被用来衡量所有投入的生产要素的综合效果。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区别于投入的变化,代表了所有投入扩大的技术改进的综合效果和希克斯中性技术变化的效果。在传统意义上,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通常被认为是技术进步的指标。早在 1928 年,美国数学家柯布(C.W.Cobb)和经济学家道格拉斯(P.H.Douglas)就提出了著名的 Cobb-Douglas 生产函数(简称 C-D 生产函数)来描述生产过程中投入和产出的技术关系[15]。近 20 年后,索洛(R.Solow,1957)对全要素率的测量做出了最重要的早期贡献。在规模收益不变、希克斯技术中立和利润最大化的假设下,他推导出了增长方程,然后估算出了“增长残差”(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16]。全要素生产率分析不仅是探索经济增长的主要工具,也是判断和评价经济增长质量的主要方法。这涉及到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的研究,也涉及到单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研究,其中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是生产率分析的核心内容(李京文、钟学义,2007)[17]。所以,本文将测算全要素生产率来对经济发展质量进行评判。
2.2.1 新经济增长理论
新经济增长理论又称为内生增长理论。该理论认为技术是内生变量,把技术进步内生化,强调经济增长是内部力量作用的结果,重视知识溢出、人力资本投入等研究[18]。代表人物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和罗伯特-卢卡斯。罗默将人们技能的提高归结为“人力资本”的增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认为其能提升总产出。企业是经济增长的最终推动力是新经济理论的基本思想,企业在人力资本和技术变革方面的知识积累,造成了知识外溢,产生了正向的知识外部性特征[19]。新经济理论包括干中学理论、人力资本理论、技术进步内生化模型以及“非趋同”理论。干中学理论认为:人们获得知识是通过不断的学习,而技术进步又是知识的产物,学习带来了知识的不断总结,即经验积累,经验的不断总结带来了技术进步,一个公司如果增加对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一方面学会了如何高效生产,另一方面,高效生产的经验又提高了公司的技术水平[20]。新经济增长理论也认为,高校人力资本的培养和知识、技术成果的不断溢出带来了现代社会经济新增长方式的转变[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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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人力资本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传统的资本经济理论已经无法解释当时社会的部分经济问题,于是,人力资本理论应运而生[22]。较为完善的人力资本理论由罗默、卢卡斯提出,认为人作为一种重要的资本促进经济发展[23-24]。也有学者认为经济的增长速度是由人力资本的增长率决定的[25]。在人力资本的研究中,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和贝克尔的人力资本投资理论最具开拓性。舒尔茨认为经济增长的地区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人力资本的不同。他认为,在经济增长中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人力资本的核心是提高人口素质,教育投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主要部分,教育投资应根据市场供求关系,
以人的价格波动为衡量标志,并且认为学校教育是人力资本形成的最佳途径[26]。人力资本由三个要素组成:人力资本存量、人力资本质量和劳动时间。人力资本存量越大,人口的文化程度、教育水平和生产能力就越高,就会带来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最终实现社会总产出的增长。人力资本理论的提出,不仅在经济学领域首次将资本的概念从物质资本扩展到人力本身,而且开辟了经济研究的新视角,并发展成为一个核心问题。同时,理论界对教育投资的高度重视,使一些学者开始关注教育的经济功能,研究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使人们认识到对教育的投资无论对个人还是对整个国家都能取得较高的经济回报[27]。依托以上经典理论,可以认为高等教育会提高人力资本存量,为社会培养更多创新型人才,提高创新技术,引起溢出。提高要素的供给规模,造成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的空间溢出,人力资本带动物质资本的产出效率,进而带动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促进经济高质量增长。

2.3 文献综述
2.3.1 人力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一般作用
古典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除了作为要素直接参与生产过程外,还通过吸引物质资本等其他要素促进经济增长。新经济增长理论认为,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将技术进步、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嵌入到经济增长模型中,从而预测经济增长。Jess et al(1994)验证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并研究了人力资本对创新的正面影响[28]。Barro 和 Lee(1993)基于多个国家的面板数据证实了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29]。Krue ger et al(2001)研究发现,在 OECD 国家,经济增长和人力资本存量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教育只对追赶型国家有积极意义,
 
高等教育人力资本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但对已经处于生产率前沿的国家来说,不能明显提高生产率。Vandenbussche et al(2006)进一步细分了人力资本的层次,发现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可以培养模仿者,而高等教育可以培养创新者。因此,不同的人力资本投资对象对经济增长也有不同的影响[30]。大量的研究已经证实,人力资本对提高经济增长率有正向作用(Barro,1991)[31],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也有正向作用(Miller & Upadhyay,2000;Madsen,2014;Ciccone & Papaioannou,2009)[32-34]。赖明勇、杨建芳、周少甫等人利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证明人力资本会促进经济增长(赖明勇等,2005;杨建芳等,2006;周少甫等,2013)[35-37]。

2.3.2 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一般作用
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影响可以从罗默和卢卡斯提出的内生性经济增长模型来讨论。根据该理论,经济增长的基础是内生的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38-39]。樊华(2006)运用菲德模型计算了1985-2003年中国大陆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显示,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正的,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40]。曾东(2019)采取格兰杰因果检验法、灰色关联分析法、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法证明了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41]。也有一些研究得出了高等教育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显著相关的结论(Ding 和 Knight, 2008;Song 等,2000;Yao 和 Zhang,2001)[42-44]。教育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衡量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国内外许多学者在这一领域取得了不少成果。舒尔茨测算出美国教育对经济增长贡献为 33%;在前苏联,斯特鲁米林用劳动简化率来衡量教育对经济的贡献率。中国的许多学者对中国的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做了大量的研究。叶茂林(2003)等人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建教育生产函数,测算出 1981-2000 年间我国高等教育劳动力对经济增长的平均贡献率为 22.88%,研究生教育劳动力的贡献率为 31.38%[45];杨天平、刘召鑫(2014)测算出 2001-2011年间中国高等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3.62%,相当于主要发达国家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水平[46]。李立国、杜帆(2019)采用哈罗德-多马非均衡增长路径为基础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和技术进步量促进增长模型,结合研究生教育的特点和高等教育的滞后性特点对其进行了延伸,测算出 1996 年至 2016 年研究生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 3.1%,人力资本货币化后,其贡献率为 3.6%[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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