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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选择实验法的湿地保护区生态补偿政策研究

发布时间:2018-08-21 11:23
天然湿地对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的意义[1- 3]。我国天然湿地总面积约为
5 360.26×104   hm2  (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四),是我国50%以上的国家一级保护鸟类、
37%的淡水鱼和16%的两栖类动物的栖息地[1-2]。此外,湿地在净化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4]。
尽管我国政府在过去几十年中,已通过建立湿地保护区或湿地公园等方式将45%左右的天然湿地纳入保护体系中[5],但是天然湿地的保护状况令人堪忧。尤其是近20 a 以来,我国的湿地一直面临面积萎缩、生态功能退化、生物多样性水平下降等困境。国家林业局的数据显示,2003—2013 年间,我国一半以上栖息于天然湿地的鸟类出现数量明显减少的现象[1]。
相关研究表明:资金不足、管理机制不健全等因素是阻碍我国湿地保护区保护绩效提升的重要因素[6],然而保护区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对保护区造成的冲击也是不容忽视的威胁因素[7]。其中,农业围垦和农业面源污染等已成为威胁湿地保护区保护工作最严重和最直接的因素[8]。因此,为了提高我国湿地保护区的保护水平,除了需要提高保护区的管理水平以外,也十分有必要采取一些激励的政策(如生态补偿政策),引导湿地保护区周边居民采取生态友好的、可持续的农业生产行为(如减少农业围垦、降低农业化学品的使用量等) [7-9]。
事实上,我国政府已将生态补偿创新定为“十二五”规划发展目标之一①,并正在积极探索建立湿地生态补偿机制。但我国现行的生态补偿政策主要是针对森林和草场资源的保护。这些政策通常采用单一的补偿措施,补偿机制亟待完善[10]。因而,它们对湿地生态补偿机制提供的借鉴经验相对有限。以“退耕还林”生态补偿机制为例,由于体制等原因,政府并未根据不同地区的特点设计相应的补偿方案,而是采用了较为单一的补偿模式。这种补偿模式不仅影响了工程的成本有效性,而且制约了工程的可持续性[11]。为此,有学者建议:应适度考虑各地区的具体情况设计生态补偿政策,以提升补偿政策的实施效果[12]。
那么,针对湿地保护而言,应如何设计相对灵活和成本有效的生态补偿机制呢?对此,我国学术界开展的实证研究仍相对有限[13],目前大部分研究仍停留在对生态补偿原理和补偿模式理论上的讨论[13-14],缺乏实践性的探讨。
本研究以“国家生态补偿试点”之一的江苏盐城湿地珍禽自然保护区为案例研究点,利用选择实验法(choice experiment),对我国湿地生态补偿机制的设计开展了一些探索性的实证研究和分析。本研究以保护区周边居民作为目标补偿群体,将补偿机制分解成几个关键的属性。然后通过实验设计方法,将不同的属性组合成不同的补偿方案, 然后对保护区周边农户开展问卷访谈,了解他们在不同补偿方案之间所作的选择情况。最后,通过计量模型分析,识别出保护区周边农户重点关注的属性。研究结果将为政策制定者提供决策信息以设计基于不同政策的目标方案,为今后开展相应的政策设计和实证研究提供一些探索性的建议。
 
1 盐城国家级湿地珍禽自然保护区基本情况
 
江苏盐城国家级湿地珍禽自然保护区现有总面积45×104   hm2,目前是国际重要湿地公约(Ramsar Convention) 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的成员,是东北亚最重要的湿地之一。保护区是丹顶鹤、黑鹤和白鲟等29 种世界濒危物种及其他数百种候鸟的
重要栖息地,同时也是亚太地区重要的候鸟迁徙基地。每年冬季,大约有300 多万只候鸟(其中包括全球80%以上的丹顶鹤族群) 以保护区作为中转迁徙地点[15]。
盐城保护区对我国乃至全球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的价值,但同国内其他湿地类似,保护区自成立以来一直面临围垦/改造湿地、农业面源污染等农业活动的威胁。遥感数据显示,在过去30 a 间,工农业开发侵占了盐城约10.8×104   hm2 的天然湿地[16],这直接加剧了湿地的破碎化,压缩了鸟类等动植物的生存空间。农业污染不仅加剧保护区整体的水体富营养化和毒化情况[17],而且容易引起鸟类因食用被农药喷洒过的农作物中毒死亡。这些因素引发的生物多样性水平下降十分显著,定点观察资料显示:到保护区越冬的候鸟分布由保护区建立初期的连续分布变为当前的点状分布[18];到保护区越冬的珍稀鸟类数量也不断下降,代表性物种丹顶鹤的越冬数量从2005 年的976 只下降到2010 年的 502 只[19]。此外,保护区内每年都有鸟类农药中毒死亡的现象,其中最为严重的是
2003 年,有2 万多只鸟被农药毒害致死,包括珍稀的丹顶鹤[20]。虽然自成立以来,保护区管理部门竭尽所能开展保护工作,但是由于受资金不足和土地权属等因素的制约,保护区的工作主要局限于保护区的核心区。保护区周边社区
(尤其是保护区缓冲区内) 居民,过去曾在缓冲区/实验区从事农业或渔业生产活动。但自保护区成立后,保护政策限制了他们从事这些传统生产活动,使得他们承担了一定的经济损失。此外,保护区的鸟类啄食也对他们的农作物生产造成了影响,造成了一定的损失。近些年,保护区管理部门主要通过宣传教育和巡逻的方式来提高周边社区居民对保护工作的认识、防止他们投毒、驱赶鸟类。但是,为了确保其粮食产量,保护区周边社区居民仍然广泛使用农药化肥,不可避免地对保护区的湿地生态系统和鸟类造成了潜在的负面影响。由于目前没有相应的机制和资金对保护区周边居民进行一定程度的补偿,很难真正改变周边社区居民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事实上,盐城保护区面临的情况是我国众多湿地类型保护区的一个缩影。
鉴于盐城保护区特殊的生态价值以及面临问题的代表性。2011 年,国家环保总局将盐城确立为“国家生态补偿试点”②,国家发改委和亚洲发展银行已同盐城政府达成协议,共同为盐城保护区提供相应的配套资金以及决策支持。在亚洲开发银行首批4.9 亿元的资金支持下,保护区管理局已采取了修复湿地、开展湿地资源调查和探索建设湿地生态补偿机制等一系列工作。
 
1 选择实验方法
 
选择实验方法的理论基础是Lancaster 的特性需求理论。该理论认为:消费者的效用可由商品的属性 (如价格、外观、功能和文化价值等) 决定[21]。在该方法的具体应用中,研究人员首先需要识别出拟评估的对象(如商品、拟设计的方案) 所涉及的关键属性以及各属性相对应的不同水平。然后通过规范的实验设计方法,将不同水平组合成虚拟的选择集,供访谈对象选择。最后,通过使用计量模型,识别分析出受访者重点关注的属性。
对选择实验的数据作计量分析时,使用随机效用模型[22],这类模型的推导基于效用最大化的假设。在这类模型中,决策者(如消费者或农户) 面对J 个不同的选择。他可以从每一个选择中获得一定的效用。比如:他从选择项j 中获得的效用可以表达为Uj , j ∈
(1, ⋯, J)。虽然决策者知道自己的真实效用Uj  ,但是研究人员并不清楚。当决策者面对
J 个选择时,他会选择能给他带来最大效用的方案。他的这种决策行为可表示如下:当且仅当 Ui > Uj 时,决策者会选择选项i (i ≠ j )。虽然研究人员并不能直接观察到决策者的真实效用 Uj ,但是他们能观察到决策者的选择及其属性( xj ),以及决策者的个人特征
s)。研究人员可以根据属性( xj ) 和决策者的个人特征(s) 来估计决策者的效用函数Vj = V(xj ,s) ,从而估计真实效用 Uj 。无法直接观察到的 Uj 可以分解表达成两部分,即: Uj = Vj + εj 。模型中, εj 是决策者真实的效用( Uj ) 和研究人员分析和估计的效用
Vj ) 之间的差别,它是研究人员不能观察或估计的那部分效用,这部分就作为随机项处理。通过 Vj 来估计 Uj 的方法也被称作间接效用估计。选择项i 的效用可由概率模型估计,表达如下:
Pi(i = 1) = P(Ui > Uj  ∀i ≠ j) = P(Vi + εi > Vj  + εj   ∀i ≠ j) = P(εi - εj  < Vj   - Vi ,∀i ≠ j) (1)式(1) 表示方案i 被选中 (即:i=1) 的概率 Pi 由不同选择方案i 和j 给决策者带来的效用之间的差别决定。当方案i 给决策者带来更大的效用时,方案i 被选中;反之,方案j 被选中。
在具体的分析中,决策者的效用函数模型通常采用如下表达式:
Uj = Vj + εj  = ASCj + β1 X1 + β2 X2 + β3 X3 + ⋯ + βk Xk + γ1S1 + ⋯ + γm Sm + εj (2) 式中:解释变量为k 个属性变量( X1 , ⋯, Xk ) 和m 个关于决策者的社会经济特征变量
( S1 , ⋯, Sm )。 ASCj 表示跟某个特定的选择项j 相对应的常数项,它解释了模型中没有
包含的因素对效用的平均影响③。 ε  是指均值为零的随机扰动项,即: E(ε ) = 0 。
为了降低可能因违反无关选择独立性假设带来的估计误差以及分析不同个体间偏好差异的原因,在分析中通常用 ASCj 和决策者的社会经济信息变量构成交叉项作为解释变
量,即:
Uj  = ASCj  + βX1 + βX2  + ⋯ + βk Xk + γ1(SASCj ) + ⋯ +γm(Sm·ASCm) + εj (3)计量模型估计出相应参数后,根据公式(4) 可计算出某一属性与支付意愿/接受意
愿(WTP/WTA) 的边际替代率,其中βother  attributes 为其他属性的估计系数,βprice 为价格属性的估计系数:
-βother attributes    βprice (4)
目前,选择实验方法已被广泛地运用于评估消费者对有关商品、交通出行模式、医疗保险和环境产品等消费偏好的评估。它也被应用于环境保护政策方案的设计[23-24]。在我国,也已为数极少的研究利用该方法开展了一些实证研究。例如,Qin 等[25]利用该方法对集体林产权合同的设计开展了研究,识别出了合同年限以及林地获益的方式是林农最为关注的两个属性。他们的研究指出:降低合同年限或转变现有获益方式有助于提升林农对集体林的管理水平。
 
1 研究方法
 
1.1 数据搜集和问卷设计
利用问卷访谈的方式搜集了一手数据,对保护区周边的8 个村进行了调研。其中,3 个村位于保护区的缓冲区内,2 个村位于实验区,3 个村位于保护区的边界上。在每个村,随机选取了40 户左右的农户,对各户的户主进行问卷访谈。正式调研的有效样本为
288 户。
问卷设计共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农户家庭基本特征、农业生产活动等情况以及他们对于农药对于人类健康、鸟类保护、水质等危害程度的观点、对周边环境的看法、对政府及保护区的态度等。农户家庭基本情况调研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的内容:户主的年龄和教育程度、家庭人口、家庭收入和支出情况、农业生产情况(尤其是农药的 
③ 由于分析选择实验的Logit 系列的模型没有常数项,所以ASC 需人为加入,当参与者选择不参与所列方案时为0,选择参与任一改变现状的方案时为1。这一做法有三方面的考虑:一是将初始选择概率设置统一;二是评估缺失变量的影响;三是降低模型的估计误差。使用情况)、家庭资产情况。问卷第二部分是关于农户对不同生态补偿方案所作的选择。在设计可能的补偿方案时,采用了选择实验法。
为设计问卷及识别选择实验法中需要涉及的关键属性,在正式调研前,研究人员到保护区开展了两次实地考察,同当地政府部门管理部门以及保护区周边的十多户农户进行了访谈和交流。通过前期的实地调研,大致掌握了保护区周边农户开展的农业活动情况,了解了当地农户存在农药过量(或不合理) 使用的情况。基于实地调研的信息,结合文献研究和专家咨询的形式,识别出了以降低农药使用量为主要目标的生态补偿机制应包括的5 个关键属性(即方案年限、退出权限、参与的土地比例、农药减少的比例和补偿额度等) 及各个属性相应的水平(表1)。
首先,对表1 中5 个属性及其水平进行组合,产生了32×2×42=288 个方案。然后,利用SAS 软件,根据实验设计中的正交原则及剔除部分不可行的方案和强势的方案后,剩余216 个方案。由于受访对象的时间和接受能力,将这216 个选择进一步随机组合成9 个
选择集,每个选择集中包含8 个二级选择集。每个二级选择集包含3 个不同的生态补偿方
案和一个“不参加任何方案”的选项。在调研时,将9 个选择集中任意一个随机地分配
给不同的受访对象,每个受访对象需要完成8 个二级选择集中的方案选择。表2 是其中一个二级选择集的范例。
如表2 所示,在每个二级选择集中,受访对象需要从4 个方案中挑选一个方案(包括选择不参加任何方案)。如果受访对象选择方案1,说明受访者认为选择方案1 比其他方案以及不参加任何方案的预期效用更高。受访者做出选择的原因是结合了自身家庭情况,综合考虑了各个方案所提供的属性组合情况决定的。

1.1 数据分析
用描述性统计方法,分析受访农户的社会经济特征、他们的农药使用习惯以及他们就农药对水体、鸟类和人类可能造成的危害等问题所持的观点。
我们对农户所做的选择作计量分析时,分别采用了不带交叉项的基本模型和带交叉项的模型。基本模型仅用生态补偿方案涉及的属性作为解释变量,带交叉项的模型将社会经济信息变量同ASC 或属性变量交叉代入模型中。模型表达式如下:

4结果和讨论
1.1 受访农户基本情况描述
调研样本中,男性受访者约占56%,受访者的平均年龄为51.7 岁,平均受教育程度为6.6 a。受访者在2011 年的平均月收入约1 707 元,他们中有43%的人从事非农工作。
样本的平均家庭人口为3.4 人/户(江苏省2011 年户均人口规模3.1 人/户)。受访谈农户家庭平均经营的地块数为3.6 块,由于调研的村落位于沿海滩涂地区,村级土地面积较大,受访对象家庭平均经营的土地面积为1.06 hm2 (表4)。
1.1 受访农户对农药使用方式及相关认识
我们发现:受访者对农药对生态环境造成的危害程度缺乏必要的认识,他们更关注的是农药对家人健康带来的潜在风险。

调查结果显示(图 1), 大约有70%以上的受访农户认为农药对水质以及家人的健康存在一定的危害。但是,大部分受访农户认为农药对鸟类不存在危害,有一半以上的受访农户认为农药使用对小型鸟类并无危害,超过70%的受访者认为农药对野鸭和鹤类等大型鸟类没有危害。尽管大部分受访者认为农药对人体有潜在的威胁,但是部分受访者并未降低其农药的使用强度。图2 展示了调研样本2008—2012 年期间的农药使用频率的变化,有47%的受访家庭农药的使用频率提高,大约有45%的家庭维持原有使用强度,只有约8%的家庭减少了农药的使用频率。
在调研样本中,有一部分受访者认为提高农药用量有利于提高作物产量。他们的农药使用频率也相应地有所增加。我们调研的数据显示:有46%的受访者认为提高农药用量有利于提高作物产量,有33%的人认为农药使用量应视天气和虫害等情况决定,19%的人不认为增加农药使用量可增加产量(图3)。
上述情况表明:保护区周边的居民在过去几年来加大了农药的使用强度,这对保护区的生态保护可能产生负面影响。我们的调研还显示:有80%以上的受访家庭从未接受过正规的农药使用培训。由此可见,今后对保护区周边居民开展农药使用培训具有重要意义。
1.1 计量分析结果和讨论
分别对基本模型和带交叉项的模型参数进行估计,估计的结果如表5 所示。两个模型的整体假设检验有效,对属性变量的估计结果保持了相当高的一致性,说明模型估计结果较为稳健。本文主要以带交叉项的模型估计结果来展开讨论。
针对生态补偿机制中涉及的各个属性及各属性相对应的常数项(ASC) 的估计,表5 中的模型估计结果表明:
 
5 计量模型估计结果
Table 5 Results of econometric estimations
1) 常数项 ASC 显著大于零,说明实验方案对大部分农户而言具有一
 
4) 补偿水平提高可以显著地增加农户参与的概率。在保持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补偿水平每增加150 元/hm2,农户参加生态补偿方案的概率会显著地增加15%。
此外,不同农户的社会经济特征也会对是否愿意参与生态保护补偿机制产生影响。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年龄越大,改变现状参与生态补偿的可能性越低;收入水平、教育水平对参与项目均为正影响,拥有较高教育和收入水平的受访者参与意愿较高,其可能的原因是对环境的需求更高,但二者的影响较小;男性相对于女性,参与的意愿显著更高;环保意识提高有利于提升参与意愿,但影响不显著,这说明了对环境保护方面的考虑不是影响是否参与环境保护的主要因素,农户可能更关心参与环境保护对于其自身经济利益的影响,这也说明在湿地保护等方面,给予农户适当的经济补偿非常重要;在家庭特征方面,家庭规模越大,参与意愿则越大,这可能与家庭的风险分担能力存在关系。社会经济信息变量的估计可为政策制定者识别不同群体的参与意愿、制定有针对性的政策提供重要的参考价值。
1.2 受访农户意愿接受价格(WTA
 
利用公式 (4),分别根据基础模型和带交叉项的模型估计出来的参数,计算补偿方案各个属性的接受意愿价格
(即改变某一属性所需付出的边际货币成本)(表6)。
根据表 6 的信息,以带交叉项的模型为例,让受访者延长1 a 的方案期需要
6 属性的接受意愿价格
Table 6 Willingness to accept
 
 
基础模型
带交叉项的模型
方案年限/a
28
26
是否可退出
58
59
农药减少比例(10%)
24.6
23
注:由于土地参与比例这个属性不显著,所以没有计算它的意愿支付价格。
额外支付390 元/hm2 的补偿;让受访者从可退出项到不可退出,需要支付额外的885 元/
hm2 的经济补偿;让农户减少10%的农药使用量则需提供345 元/hm2 的额外补偿。
 
2 结论
 
本文以盐城国家级珍禽保护区湿地生态补偿方案的设计作为案例研究,利用选择实验法,通过对生态补偿方案涉及的关键属性 (包括合同年限、农药减少量、补偿额度等) 进行组合,设计了一系列激励湿地周边农户降低其农药使用量、提高湿地保护水平的生态补偿方案,并通过问卷访谈了解了保护区内和保护区周边农户对不同生态补偿方案的选择偏好。
研究表明:如果为了激励农户降低其农药使用强度、提高湿地保护水平,补偿年限的长短、是否赋予农户退出的权限、纳入补偿范围的土地比例和要求农户降低使用的农药强度和补偿额度等要素是政府在设计相应的生态补偿政策时需要考虑的重要要素。根据计量模型分析结果,研究发现:延长年限和限制农户退出的权限对农户的参与意愿影响显著。这说明:缩短补偿年限和赋予农户适当退出的权限会显著地增加生态补偿机制的吸引力。因此,在设计生态补偿机制时,确定合理的补偿年限、给予参与农户相对灵活的退出权限将有利于提高生态补偿项目的可持续性。事实上,适当地缩短参与项目的年限、给予其一定的退出权限等措施有利于其应对不可预知的事件以及鼓励政府积极调整,以鼓励更多的潜在参与者采取环保友好型的生产方式,这一做法在许多地区已取得不错的效果[26]。此外,虽然政府可以通过设计生态补偿机制来鼓励农户改变其农药使用行为,但是要求农户增加其纳入补偿范围的土地比例越高、要求其农药使用强度的下降幅度越大均会显著降低他们参与生态补偿机制的积极性。这说明:设计生态补偿政策时,应充分考虑农户的机会成本,如果该政策会给农户经济收入带来较大的损失,则会降低他们参与的积极性。
另外,本文的研究也表明:加强保护区周边居民农药使用的培训和技术支持、引导他们降低农药的使用量,对降低农户的健康风险和提高湿地保护水平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在调研中发现:虽然过去5 a 以来,由于保护区周边的农户不断加大农药的使用强度, 从而不可避免地对保护区生态系统造成负面的影响,但是大部分农户并不认为农药的使用会对湿地及鸟类的健康存在危害。在我们访谈的农户中,大部分人缺乏正确使用农药的必要培训。鉴于此,有关部门(尤其是保护区的管理部门) 今后应考虑为保护区周边的农户提供农药使用等方面的培训和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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