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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民临时志愿者角色形塑与互动研究 ——以 W 市 Q 区社区防疫经验为例

发布时间:2022-08-09 10:24
1.1 研究背景
新冠肺炎疫情在 2019 年末突然出现,突兀的打断了这座城市社会生活的日常节奏,也冲淡了人们辞旧迎新的喜悦。在此之后,W 市居民度过了近五个月的社区封闭防疫生活,这段特殊生活经历经过居民口口相传成为一个个社区防疫叙事,讲述着人们对疫情生活的感知和体验,呈现出社区成员在疫情应对中的自救和互助经历。互助记忆无疑是人性中的美好部分,而且往往在社会危机时有更清晰的呈现,并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它是人类社会前行的力量,是社会发展的社会性基础。①社会事实的发生发展都有着相应的社会关系结构,存在于事件或现象之中的,则是一个个行动着的个体成员。就新冠疫情这一社会事件而言,居民既是整场疫情生活的亲历者、遭受者,也是与之相抗争的主要行动者。每一个人都在这段防疫生活中“书写”着自己的人生故事,每一个人都是这一独特社会事件中难以忽视的参与个体。“笔者:能说一说您做临时志愿者的初衷吗?WY:没有什么,我当时就是想我的城市还有救,作为这个城市的一份子,我应该出来为这个将我养育成人的城市做些贡献。笔者:那您有没想过做临时志愿者的风险?WY:说实话报名的时候就是脑子一热,有些冲动。报完名确实想过一些,但是没关系,我觉得总要有人站出来,我还年轻,那就该我去。”在 Y 社区的居民活动室里,笔者初次见到访谈对象 WY。日常生活中,他是一名机场器械维修工人,疫情期间他报名成为 Y 社区居民临时志愿者中的一员。访谈中,他简单讲述着自己如何成为临时志愿者以及后续的社区防疫参与过程,就像与朋友闲聊着一段生活往事,谈话氛围轻松也没有太多感情波动。当笔
者问起为什么会选择做志愿者时,这个从进屋就笑嘻嘻的青年变得严肃了一些,他向笔者讲述了文章开头这段话。他觉得虽然当时的生活确实很糟糕,但一切并没有想象的那么悲观,面对困难应该有人主动站出来,为了自己也为了别人。在① 刘亚秋:《口述史作为社区研究的方法》,《学术月刊》2021 年第 11 期,第 130 页。② 资料来源:受访者:WY,年龄:31 周岁,身份:社区居民防疫临时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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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的调研访谈中,笔者遇见了很多像 WY 这样的人,他们是临时志愿者、普通居民也有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和下沉党员,不同社会职业身份使他们在社区封闭防疫生活中扮演着不同角色,但共同生活经历使 W 市的社区防疫生活图景得以在他们的话语中显现。当时,距离 W 市“解封”已近半年,来者似乎很难再从 W 市坊间生活中感受到那段特殊的封闭防疫生活,至少从生活的整体层面来看是这样的。但当我们接触生活于其中的居民群众时,却可发现每个人都有着自己难忘的防疫生活经历,这些经历多会以话语形式清晰而又生动的呈现给他人。是的,有关疫情的生活叙事深刻于每个人的脑海,成为个体生命历程中难以忘却的过往。如今,疫情造成的风险因素依然长期存在,这使人们始终生活在常态化防疫状态之中。我们每天戴口罩、扫健康码、接种疫苗,听着新闻报道中不断更新的患者人数,一切都在告诉我们疫情并未离去。面对疫情我们该怎么做?已成为每个人都不得不思考的问题。网络上有人略带调侃的称,“所有的安排都推到了疫情结束以后”,表现着人们在面对疫情时的忧心与无奈。然而,回到 2019 年末,当疫情突然出现时,这个突发的社会事件并没有给 W 市市民留下多少时间用来思考该怎么做,强烈的生存危机感使很多人无法将行动计划搁置到“等疫情结束后”。疫情中断了人们的日常生活计划,也改变了整个社会的运转秩序。个体不得不在疫情蔓延同时展开相应的社会行动,人们被迫适应社区封闭防疫生活节奏、调整日常行动策略,建构新的社会关系网络。现实社会生活中,包括疫情在内的各类社会事件发展过程,都与生存于其中的个体成员行动实践紧密相关,个体通过选择不同行动策略建构形成相应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而改变整个事件的走向和最终结果。在 W 市社区封闭防疫期间,社区防疫生活中出现了一类较为特殊的行动参与群体——居民防疫临时志愿者。资料显示,疫情发生后 W 市发布号召居民参与防疫行动倡议书,全市共有 7 万余人先后报名,经过审核并根据实际需要,其中 2 万余名志愿者上岗从事关爱行动,由各社区具体组织和动态管理。①像受访者 WY 这样,他们虽来自不同的年龄、职业背景,有着各自的社会身份和关系网络,却在疫情发生后做出了“走出家门”的共同行动选择。于是,在社区网格防疫的各个环节,出现了许多与社区① 武汉 2 万余名志愿者奋战防疫一线 “想看看口罩背后你们的脸”,
 
第 1 章 绪论
工作人员共同忙碌的身影,他们既是社区居民也是防疫工作者,在服务自己与他人过程中讲述着生动的防疫生活叙事。封闭防疫结束时,这些临时志愿者多已重归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身份,但谈起那段特殊生活经历仍然印象深刻。疫情虽然在短时间内造成了社会成员的紧张和恐慌,更多的却是激发了社会成员彼此间的信任与团结。亦如加缪在《鼠疫》中所提及的,对于城市封闭防疫生活的亲历者而言,那段特殊生活经历充斥着难以忘记的人间真情。回归问题的本质,社区居民成为防疫临时志愿者的初衷多只是为了生存和生活,在疫情造成的生存威胁下保全自己和家人,在封闭防疫状态中更好的生活下去。这既是人们在面对生存危机时所做出本能反应,也是个体存在于社会中的基本诉求。以此为行动基点,居民的参与行为贯穿了整个社区网格防疫体系的构建和运转过程,成为推动网格防疫治理结构调整的主要力量。因此,还原 W 市社区封闭防疫生活图景,理解防疫期间的微观社会结构变化过程,归纳其中存在的治理实践经验,需将研究关注点聚焦于社区网格中个体成员的防疫参与行动,分析行动背后的目的、策略选择和社会关系建构。以此为背景,本文尝试通过对居民防疫临时志愿者群体展开观察研究,呈现个体围绕防疫这一生活主题开展相关社会行动的实践过程,以个体行动为切入点梳理社区防疫治理中的社会关系建构及相应社会结构调整经验。

1.2 问题提出
就研究主题而言,本文属于典型的城市社区研究范畴,将社区作为分析对象展开微观层面的社会现象观察,希冀通过具体社区案例研究归纳可用于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一般性经验。城市社区研究是我国本土社会学研究较为成熟的领域之一,已形成十分丰富的研究成果体系。自我国城市管理模式由单位制向街居制过渡时起,城市社区作为现代城市管理基本单元和民众日常生活主要空间,便已得到学界研究者广泛关注。单就本文所关注的社区防疫问题而言,2002 年“非典”肺炎疫情是一个较为明确的时间节点,“非典”疫情发生后社区防疫问题开始得到国内学者关注,并在之后的几年时间里产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2019 年末,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将社区防疫问题推向学术研究的热点领域,短期间内产出了大量研究成果。因此,本文需要在借鉴已有研究基础上选择研究对象,结合当下城市社区治理现实需要,提出所要研究的相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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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对城市社区问题的理论研究关注,主要有以下两种基本范式。第一种研究模式多是从制度设计角度进入,将社区视作国家治理制度体系构建的底层环节,思考如何借助相关研究内容开展,补充和完善社区这一基层治理制度,使其能够在国家整体治理体系中更好的发挥社会服务作用。这类研究多从宏观或中观层面展开,分析某一社区的制度性运转状态,或在不同社区之间进行治理模式的对比性研究,从制度完善角度提炼不同社区运转模式的一般性经验。以此视角展开的相关研究,侧重服务国家治理的制度设计需要,考察城市社区的功能性问题。第二种模式则选择从社会生活角度进入,将社区视作民众日常生活的外在空间,观察基层社会运转中个体成员的社会生存和日常生活状态。这类研究选择将社区界定为人类社会结构中一个微观空间构型,尝试以社区为框架划定个体的生活空间范围,从而达到将日常生活研究空间化、具体化的研究目的。以此视角形成的相关研究成果,多侧从结构性视角考察城市社区,将社区居民生活作为整体的社会现象进行理论分析,为理解城市社会运转提供不同类型的个案经验支持。上述两种城市社区研究范式虽在研究视角上存在一定差异,但都具有明显的结构——功能”主义特征。在具体研究中,社区多以整体的形象出现并被考察,将其视作宏观社会运转中的一个空间层级或分析构型。然而从结构性视角进入观察分析社区现象,常常会使生活于社区内的个体成员及其日常社会行动过程难以在研究中得到充分显现,造成“可以看见人却无法看清人”的研究不足。为此,有必要从更为微观具体的视角进入,对城市社区生活现象进行理论呈现理解不同社会现象背后行动着的个体及其关系建构过程。以本文将要考察的 W 市社区防疫治理现象为例:由于疫情在短时间内造成 W 市及相关区域社会风险危机显著加剧,社区网格因防疫需要成为各方关注焦点。有研究者指出,疫情期间 W 市的社区网格结构处于“超级网格”状态,是一种由基层政府发动、依托于街道——居委会、吸收部分党政机关下沉社区的工作人员而形成的“超级网格”,主要由一张“主网”和多张“辅网”构成。①依循已有研究成果,“超级网格”可定义为基层社区应对突发社会风险所形成的一种应急治理体系,存在网格体系扩大化、成员多元化、资源集聚化和网格临时性特征。与一般时期社区网格模式相比,“超级网格”
第 1 章 绪论
视作风险社会情境下基层社会机制的“自我”调整,这种调整的基础在于居委会、居民、各类企业和社会组织围绕网格防疫展开的高频率互动,表现为超越固定空间限制的网格结构性扩张。W 市社区防疫期间出现的“超级网格”现象,体现了个体成员对其所处社会结构运转的能动反映。相较于外部因素以直接干预的方式推动社会结构调整,内部因素对社会结构的反作用往往表现的更为隐秘且充满活力。疫情期间,W 市的城市防疫治理实践以社区网格为空间依据展开,是一个典型的发生于微观空间内的社会现象。社区防疫治理实践虽有国家政府统一制定的规章制度为参照,但不同社区之间因存在人口、资源、区位等结构性因素差异,最终所形成的防疫治理实践和治理结构并不完全相同。因此,若从结构性的视角进入,观察 W 市社区防疫期间的网格制度调整、运行和效果,虽可提炼总结 W市社区防疫治理实践的整体性经验,但却难以体现不同社区之间和社区工作人员、居民、临时志愿者和下沉党员等不同参与主体在网格防疫实践中的治理模式和行动差异,造成研究存在不可忽视的遗漏和不足。有鉴于此,本文以城市社区作为考察 W 市防疫治理现象的空间结构单元,并以此为前提尝试从机制解释视角进入剖析相关治理实践,理解居民在社区防疫期间的志愿参与行为,进而归纳
社区防疫治理的一般性经验。本文通过将社区居民临时志愿者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关注其在社区网格封闭防疫期间的生活体验和行动叙事,探索在疫情这一具有较强突发性的社会风险情境影响下,个体如何调整自身日常活动和关系建构策略。在以社区封闭防疫期间,个体社会成员日常行动和关系建构为考察主体内容基础上,从社区防疫的结构层面进一步理解上述社会生活现象,解释个体参与防疫的日常行动如何在实践中影响社区网格防疫的整体结构框架。本文在研究中想要解答的问题是:如何理解 W 市社区防疫治理期间出现的“超级网格”现象?以社区防疫治理“超级网格”为背景,居民防疫临时志愿者等网格行动主体存在着怎样的互动实践并建构形成何种社会关系网络?通过考察社区居民基于临时志愿者角色形成的防疫生活叙事,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为清晰的把握个体在网格防疫期间的角色形塑与互动过程,呈现社区结构内更为微观、具体的网格防疫治理关系机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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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概念界定
本文以 W 市社区居民防疫临时志愿者的角色形塑与互动为研究主体,所关注的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W 市的社区网格封闭防疫治理过程及内嵌于其中的相关社会成员参与行为和社会关系建构问题。因此,本文在研究过程中所涉及的核心概念主要有如下内容:
1.3.1 防疫临时志愿者
志愿者群体在现代社会的公共服务与救助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从字面含义理解,志愿者是指在社会生活中自愿、无偿向他人提供帮扶和救助的社会成员。联合国对志愿者群体做出的官方定义为,志愿者应当是自愿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且不为获取任何利益、金钱和名利的活动者。中国国内对志愿者概念解释是,在自身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参加相关团体,在不谋求任何物质、金钱及相关利益回报的前提下,在非本职职责范围内,合理运用现有的资源,服务于社会公益事业,开展力所能及的、切合实际的、具有一定专业性、技能性、长期性服务活动的人。肖金明、龙晓洁(2011)以志愿服务立法为背景,对志愿服务、志愿者、志愿服务组织进行概念界定,其中提出广义的志愿者应当是不以获得报酬为目的,自愿、无偿向他人提供智力、体力和技能帮助服务的人。①2017 年 12 月 1 日起施行的《志愿服务条例》,在第一章第三条将志愿服务界定为“开展志愿服务,应当遵循自愿、无偿、平等、诚信、合法的原则,不得违背社会公德、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不得危害国家安全。”②综上所述,国内外对志愿者概念的界定较为宽泛,自愿、无偿向他人和社会提供服务支持的个体都可视作志愿者群体的一员。而随着志愿者服务理念的广泛普及,世界各国都已形成稳定的志愿者群体,在日常社会生活和重大社会事件应对中发挥着积极作用。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关注的防疫临时志愿者群体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志愿者,而是在疫情期间经政府引导、组织参与社区自救与互助行动的社区居民群众。在 W 市社区封闭防疫期间,为缓解社区网格防疫工作压力,政府提出每个社区可自行招募 6 至 7 位居民临时志愿者参与本社区网格防疫。但在具体政策执行过程中,每个社区的居民临时志愿者群体规模常常可达到 20 至 30 人不等,由此形① 肖金明、龙晓杰:《志愿服务立法基本概念分析——侧重于志愿服务、志愿者与志愿服务组织概念界定》,
 
第 1 章 绪论
成了社区防疫期间一类特殊的参与群体。本文在研究中关注的防疫临时志愿者群体,主要是经街道登记备案的居民志愿者,他们具有社区居民和志愿者的双重身份。一方面,该群体在网格封闭防疫期间参与社区自救与互助行动,配合政府工作并向社区居民提供无偿的帮扶服务,具有典型的志愿者服务特征。但该群体是在政府政策动员下自发形成,并非由专业志愿服务机构组织形成,大多数临时志愿者并不具备专业性和技能性,且其服务范围为自身居住社区,服务状态具有临时性、短暂性特征。另一方面,该群体在整个社区封闭防疫期间的主体社会身份仍为社区居民,其志愿者身份是在社区防疫治理过程中逐渐生成和形塑的。因此,与疫情期间内其他社区居民不同,临时志愿者是走出家门参与社区救助与互助的一类居民。这类居民在参与社区网格防疫实践过程中,逐渐实现了由待助者向施救者的防疫参与身份转变。基于此,本文将防疫临时志愿者群体概念界定为,在社区封闭防疫期间以自救或互助为行动动机,参与社区防疫服务及救助的居民群体。其与一般志愿者的区别表现为如下两点:一是服务目标和任务明确,临时志愿者以防疫为服务目的,是由政府出于防疫治理需要组织动员形成的志愿服务群体。二是服务周期固定,本文所关注的防疫临时志愿者群体,是指在 W 市社区网格封闭防疫期间参与相关志愿服务的个体成员,其志愿服务任务随着社区封闭防疫政策解除而结束。

1.3.2 社区网格化治理与“超级网格”
在城市社会治理的现实语境下,社区网格则更为抵近微观层面的个体社会生活。网格是对社区结构的再细化,通过将社区以空间分布为依据划分为多个网格,可以使社区生活细分为多个生活单元。就网格的性质而言则属于社会机制范畴,网格单元的设计,希望将各个分散和不能“落地”的条线(职能部门)管理资源网罗和整合在网格中,藉此消除国家权力沉入基层社会的障碍。①社区网格化被视作一种能够将虚拟社会具化为网格单元的管理技术,成为抹除国家权力下沉基层社会“死角”的制度性手段。若将社区网格化视作一种对基层社会单元的空间划分,维持这一社会单元运转的网格制度则是一整套相对完整的机制体系。在网格化治理过程中,社区居委会作为国家权力代表,主导并维系着网格机制的正常运转,居民等社区生活相关成员的有效参与,则为网格机制运转注入源源不断的① 彭勃:《国家权力与城市空间:当代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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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围绕社区生活事务,居委会、居民和其他利益相关群体的日常互动,建构形成网格空间内的社会关系网络,这些社会关系网络中较为稳定的部分,经过实践发展成为基层社会治理的网格制度。社区网格化是我国政府以社区为单位构建的一种基层社会治理制度,并经历了由网格化行政管理向网格协同治理的制度发展过程。回溯我国社区网格化建设的起点,主要有两种观点讨论,一是认为来自于 2003 年“非典”疫情期间上海市的社区管理经验。一是认为 2003 年开始于北京市东城区的奥运筹备工作。②虽然网格化管理的时间起点尚存分歧,但网格化管理的初衷在于应对某一社会事件
已基本达成研究共识。网格化管理被视作提升城市社会管理能力,在特殊事件或风险影响下维持城市社会正常运转秩序的制度保证。社区网格化管理多被定义为一种现代城市管理技术,希冀借助社区网格划分,将基层社会的人口、资源和日常管理划定于相对独立且固定的空间框架之中,以此增强社区管理能力并提升工作效率。陈家刚(2010)在对上海殷行街道的网格化管理案例调研中提到,就网格化的功能而言,已经被泛化到可以解决任何问题的地步,似乎与党的系统和政府系统相关的所有问题都可以通过网格化来解决。③与我国早期的单位社会结构相比,社区继承了“单位”的办社会功能,并衍生出国家权力下沉的最基层承接点——“网格”。田毅鹏(2012)提出社区网格化通过行政力下沉实现了政权力量和社会个体在更微观层面的联接,个体更加明确的被纳入了社区管理的轨道中,从而使社区管理的实际绩效大大提高。④在社区网格化管理实践初期,“网格”被定义为国家权力与社会成员接触的最小单元,成为国家权力意志与社会成员生活联结的基层中介。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基本目标在于服务国家纵向社会管理需要,更为有效实现政府权力的基层社会下沉,采取“单一单向的权力运行逻辑”⑤,具有着明显的“强国家”特征。社① 陈家刚:《社区治理网格化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对策思考——以上海市杨浦区殷行街道为例》,《兰州学刊》2010 年第 11 期,第 35—36 页。② 李鹏、魏涛:《我国城市网格化管理的研究与展望》,《城市发展研究》2011 年第 1 期,第 135—137页。③ 陈家刚:《社区治理网格化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对策思考——以上海市杨浦区殷行街道为例》
第 1 章 绪论
区网格化管理偏向于科层制理论模型,希冀以层级、条块划分的方式实现社会各部门的高效运转,存在一定的“技治主义”色彩。因此,社区网格化在应用初期是国家出于基层社会管理需要制定的一套技术体系,具有明显的制度性特征并与所处社会结构(即社区)紧密关联。在突出社区网格的管理功能影响下,代表国家权力下沉的社区居委会成为该体系在特定网格结构内的主导角色,造成网格管理体系呈现出行动者单一特征。受近十年我国社会发展显著增速影响,社区网格化管理出现了很多新的现象和问题,为了应对外部社会环境变化,社区网格化应更为有效的服务基层社会被确定为社区网格化制度完善的一个方向。如何有效实现居民在社区事务中的深入参与,成为完善社区网格制度体系所必须要解决的问题。部分学者率先将研究视角转向探讨社区居民自治问题,提出社区居民自治是缓解政府权力对基层社会过度渗透的有效策略。朱仁显、邬文英(2014)指出社区网格化管理之所以受到基层政府推崇,主要是因为其帮助基层政府实现了对辖区社会的控制,这种强势控制模式在维稳中有着特殊功效,但难以实现对基层社会的长效治理。①孔娜娜(2015)认为网格化管理存在着明显的供需失衡问题,网格员和其他工作人员虽能为网格内的居民提供组团式服务,但由于缺乏居民的有效参与,诸多社区公共事务难以得到有效解决。
2019 年 10 月 31 日,中国共产党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民主协商、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③该文件从国家制度顶层设计层面,为思考社区网格化治理定下了研究基调。近年来,更多国内学者开始结合地方案例对社区网格化治理模式展开案例分析和理论经验提炼。钱全(2019)在以苏南某社区为案例研究中提出,由网格化管理向网格化治理转变,需要强化社区的服务功能,形成多元共治的基层社会治理结构。④祁文博(2020)则认为社区网格化治理效能的有效发挥,需要通过多① 朱仁显、邬文英:《从网格管理到合作共治——转型期我国社区治理模式路径演进分析》,《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 年第 1 期,第 102—109 页。② 孔娜娜:《网格中的微自治: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新机制》,《社会主义研究》2015 年第 4 期,第 90—96 页。③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n1.html.④ 钱全:《“多元善治”:基层网格化多元共治及实践限度——以苏南涉农社区个案为例》,《新疆社会科学》2019 年第 3 期,第 140—143 页。9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主体的交往、规范、认同以及关系网络的建设,推动以公共性为内核的社区共同体的建设。①吴青熹(2020)提出基层社会的网格化治理需要做好“资源下沉”,运用政治吸纳和政治动员的方式,将党委、政府和社会一切可以集中的资源下沉和整合起来,打破科层制管理模式存在的条块分割。②在向社区网格化治理的研究领域迈进中,研究者普遍关注社区网格制度设计涉及的国家与社会关系问题,希冀通过引导居民和社会组织积极参与,改善已往网格化管理的单一权力下沉问题,赋予社区网格化更强的治理活力和运转效能。。如王雪竹(2020)认为,从“一元领导”向“多元共治”转变,改变依靠行政命令和动员达成目标的治理思维,进一步释放市场在公共服务供给中的活力。③在社区网格治理实践中以多元参与、协同共建的方式,实现网格与网格、网格与居民、网格与社会组织之间的有效衔接,打造更具活力的基层社会治理网络。如前文所述,社区网格化治理经历了由事件治理到常态治理的发展过程。虽然网格化已在当下城市社区治理实践中广泛普及,但其治理结构依然具备着紧急事件应对的功能特性。“超级网格”现象正是 W 市出现新冠疫情后,社区治理网格在面对疫情风险冲击时做出的结构调整和功能升级。“超级网格”是以社区治理的常态化网格为基础,为突出社区防疫需要而将网格内各种治理力量汇集,形成一种力量的“超级配置”,包括党政机关干部下沉力量、社区自治组织力量、社会组织、驻区单位和志愿者等,形成一种多元力量的总汇合。④“超级网格”以居委会和街道下沉干部为组织核心,通过广泛吸纳社区生活网格内的各类参与主体,在特殊的疫情情境中构建形成社区集体防疫的治理架构。得益于多元主体在社区防疫“超级网格”结构中的积极参与,在疫情严重,社区走向封闭化,人员流动受限的情况下,社区的网格服务功能瞬间实现了升级,承担起向网格内困境群体提供服务的任务。⑤因此,“超级网格”现象体现了社区治理结构的功能性调整和转换可能,为理解社区网格化治理实践过程提供了现实案例经验。综上,我国社区的网格化制度设计在十余年间经历了由管理向治理的操作理① 祁文博:《网格化社会治理:理论逻辑、运行机制与风险规避》,《北京社会科学》2020 年第 1 期,第119—125 页。② 吴青熹:《资源下沉、党政统合与基层治理体制创新——网格化治理模式的机制与逻辑解析》,《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6 期,第 66—74 页。③ 王雪竹:《基层社会治理: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理论探索》2020 年第 2 期,第 76—80 页。④ 田毅鹏:《网格化管理的形态转换与基层治理升级》,《学术月刊》2021 年第 3 期,第 129 页。⑤ 田毅鹏:《网格化管理的形态转换与基层治理升级》,《学术月刊》2021 年第 3 期,第 129 页。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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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转变,其转变过程在相关学术研究话语中得到充分显现。依循现有研究脉络,后来者可以较为清晰的把握我国社区网格化发展历程,并以此为基点开展更进一步的研究和思考。现有研究成果显示,在由网格化管理向治理转变过程中,社区网格结构呈现出政府、群众、社会组织多元参与的关系网络拓展现象。部分研究者已关注到网格结构关系多元化的重要意义,但现有研究多从制度设计角度讨论社区网格治理,思考社区网格在整体社会运转中应发挥的结构性功能,对网格结构内成员的互动关系机制研究尚显不足。有鉴于此,本文将从社会成员的关系机制解释视角入手,以社区防疫“超级网格”为研究背景,更为具体的观察社区网格治理中不同社会成员间的社会互动与关系网络建构问题。
1.3.3 社会机制解释
受功能主义研究范式影响,我国早期社会学研究多采用结构性视角,提倡理解社会变化需将观察重点放在构成社会系统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的平衡上。①通过将研究对象拆分为多个结构联系,推进社会问题研究的具象化。将结构作为分析对象,研究者得以具体考察社会变迁中不同群体间的制度化或模式化关系,社会结构成为分析社会变迁和社会转型最重要、最基本的工具之一。②但结构性视角的研究对象多为社会运转中的正式性关系,如各类组织和职业群体,对组织内或群体中的个体互动关系则难以有所涉及。因此,以结构性视角为代表的宏观社会研究虽然高屋建瓴,却无法直达社会的微观领域,且受研究视角、意识形态等因素影响,容易对研究者产生误导。③且社会结构与主体认识之间并非完全一致,很多对社会结构的不同解释并非对错问题,而是因为研究对象的视角或出发层面差异。
社会学研究的结构功能主义视角,选择将宏观社会划分为功能各异的结构单元,研究者多采取“透过结构看现象”的逻辑分析思路去理解某一研究对象。这使相关研究在开展前,便已设定了相应的社会结构框架,不免会产生先入为主的研究观点倾向。然而任何社会结构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存在于结构内的个体也在不断通过各类社会行动影响、改变甚至是打破所处的结构框架。单从结构性视角① 李友梅、耿敬:《中国社会学的知识生产范式——以晏阳初和费孝通的实践为例》,《学术月刊》2020年第 6 期,第 14 页。② 郑杭生、李路路:《社会结构与社会和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5 年第 2 期,第 4 页。③ 赵鼎新:《论机制解释在社会学中的地位及其局限》,《社会学研究》2020 年第 2 期,第 5 页。
④ 李路路:《中国社会结构分析范式的变迁》,《探索与争鸣》2019 年第 6 期,第 9—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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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将某一社会现象与其发生的外部结构功能相验证,难免会忽视现象发生过程中参与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利亚·格林菲尔德(Liah Greenfeld)提出的社会科学研究 5 个挑战性议题之一便是,人们在使用量化模型进行社会结构研究时,倾向于将社会结构视作一个机械演变的过程,个体的行动意志仅仅是所处结构过程的反应,这就造成个体行动往往难以得到充分关注。本文作为居民防疫临时志愿者角色形塑与互动研究背景的社区防疫“超级网格”现象,若单从结构视角理解,可将其定义为国家权力干涉引导下造成的社区网格治理制度框架调整。但“超级网格”的产生并非一蹴而就,若想充分诠释该现象产生的内在机理,还需考察社区防疫治理过程中,居民等参与主体如何通过不同社会行动实践推动网格治理结构发生变化。对此,有研究者提出社会机制概念(social mechanisms),认为可从机制解释视角理解人类社会缤纷复杂的社会现象,形成对结构性研究的补充和丰富。默顿(Metron)认为整体性的社会分析存在理论分散问题,因此有必要在其中寻找中间范围的对象,以达到通过一个或多个案例经验验证社会现象整体的研究目的。在对“中层理论”(Middle-Rangetheory)范式的解读之中,默顿提出社会学研究可以通过一组微观个案研究总结其中的经验材料,进而形成解释某一社会现象的一般性关系机制。这些关系机制足够抽象,可以处理不同的社会行为和社会结构的不同领域,因此它们超越了纯粹的描述或经验概括。①中层理论是一个从机制或者具体的因果关系出发,而不是从各种宏观结构出发的社会学分析框架。因此,中层理论的核心是机制,或者
是社会机制。②查尔斯·蒂利(Charles Tilly)同样认为从关系机制角度解释社会现象,是对已有关于社会现象采取结构——功能型研究外的一类积极研究尝试。蒂利认为,机制(mechanisms)形成了事件的划界类型,这些事件改变着各种要素之间的关系,它们以相同或近似的方式应对各种环境,过程(processes)则经常发生在机制的结合或顺序之中。社会机制研究尝试寻找在人类社会长期循环出现的机制以构成更加复杂的过程,通过部分因果类比对显著特性进行选择性解释。③在社会机制的研究框架中,研究者多采取以行动者为基础而非以结构为基① (美)罗伯特·K·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唐少杰、齐心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6 年② 赵鼎新:《什么是社会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年,第 23 页。③ (美)查尔斯·蒂利:《身份、边界与社会联系》,谢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27—2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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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的研究视角,梳理事件中存在的各类关系机制,形成可用于分析同类事件的一套“机制——过程”。值得注意的是,社会机制研究并非要完全绕开研究对象所处的外部社会结构,而是在社会结构内部选择一个更为微观的研究视角。因此,以社会机制为研究对象虽然着重考察促成某一社会现象发生、发展的关系机制,但对这些关系机制的理解还需与其所处的社会结构相联系,即不同的关系机制在不同的社会结构内会产生差异性的功能和意义,相同的关系机制在不同的社会结构内也可能会造成不一样的行动后果。即使在时空条件相对确定的前提下,个体社会成员有意识或无意识的社会行动,也会造成某一微观机制甚至宏观社会结构的重要性发生变化,会在行动过程中创造出新的社会机制和宏观社会结构,并且个体对社会机制和宏观结构的改变几乎是无穷无尽的,这就决定了微观机制和宏观社会结构的结合问题在根本上是需要一事一议的。作为一种解释社会现象的手段,社会机制分析尝试从微观层面建构社会事实发生的因果关系,发掘某个社会现象背后的逻辑结构(李钧鹏,2012)。②社会机制解释在研究中试图综合认识论与本体论的优点,发掘社会现象背后可以验证的事实,并构建它们之间的联系,同时分析主体施为( agency) 背后的认知与动机。机制的因果关系本质使其具备由个别向一般推理的逻辑可能,机制研究以因果关系为分析对象,实现对象个案与整体社会之间的衔接。从机制解释视角观察分析某一社会现象,可以实现以“事件化”的方式来呈现社会要素相互作用过程,通过机制分析来揭示社会总体结构特征的研究目的(渠敬东,2019)。③机制解释侧重于观察存在于结构内部不同要素或变量之间的关系问题,并在具体呈现某一社会现象微观层面的变化过程同时联系其所处的整体社会结构框架。以社会机制为研究对象或可增强个案研究的普适性价值,将研究者直接引入人类社会生活的微观领域(赵鼎新,2020)。④如上,本文就居民在社区防疫期间的临时志愿者角色形塑与互动问题研究,选择从机制解释视角展开,通过对居民的网格封闭防疫生活进行回溯式研究,寻① 赵鼎新:《什么是社会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年,第 46 页。② 李钧鹏:《何谓社会机制》,《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2 年第 1 期,第 14—16 页。③ 渠敬东:《迈向社会全体的个案研究》,《社会》2019 年第 1 期,第 6 页。④ 赵鼎新:《机制解释的诠释学挑战和回应》,《社会学评论》2020 年第 6 期,第 13—15 页。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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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促成防疫治理“超级网格”社会现象出现的因果关系机制。基于对该个案经验的研究提炼,探讨在微观社会层面个体如何借助社会行动实践,调整自身与他者的社会关系网络,进而影响其所处的外部社会结构。

1.4 相关研究文献综述
在对现有国内外研究文献进行综述方面,围绕研究主题本文侧重考察了国外学界有关突发事件的志愿者参与问题研究成果以及对新冠疫情的相关研究关注。在对国内相关研究文献梳理过程中,由于本文涉及突发事件志愿参与和城市基层社区治理两个基本研究议题,因此主要关注了突发事件中的志愿者参与和新冠疫影响下社会治理问题的相关研究成果。

1.4.1 国内研究现状
通过检索梳理国内已有研究资料发现,目前与本文研究内容相关性较高研究文献主要有两个主题:一是对突发事件中的志愿参与问题研究,具体包括国家、省、市应急管理体系构建、突发事件的社会组织和志愿者参与和有关突发事件的社会舆论和社会心态引导三个分议题。二是对疫情影响下的社会治理问题思考,该类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发表于 2020 年新冠疫情发生之后,具体涉及防疫治理体系构建、社区常态化防疫治理路径讨论以及社会风险和不确定性应对等内容。1.突发事件中的志愿参与问题研究借助中国知网文献检索平台,以“突发事件志愿参与”为主题进行已有研究文献检索。从历时性角度对现有研究文献进行梳理发现,关于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志愿参与问题研究呈现出如下特点:首先,就研究的时间起点来看,2003 年非典疫情发生后,国内学界开始对相关问题进行学理性思考,但具体研究成果产出主要是在 2008 年以后。其次,就研究的发展趋势而言,国内学界对突发事件志愿参与问题的研究发展相对缓慢,总体发文量较少,年平均发文量在 3-5 篇。受天津港爆炸等突发公共事件影响,2018 年学界发文量虽快速增长,但在 2018 年后发文数量又一次出现回落。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自 2020 年以来相关研究文献迅速增多,当年相关主题发文量远多于以往年度。从具体的研究主题和内容来看,现有研究成果主要可概括为三个层面:(1)从国家、省、市层面对应急管理体系进行研究。该类文章的学者主要就应急管理体系建设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展开思考,并就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性建议(周天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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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刘宏杰,2010;辛妮,2011;杜文,2012;龚莎莎,2012;唐勇,2012;苏伟强,2018;于美然,2018;余永浩,2018;等)。探讨国家防控突发公共事件的相关制度构建,以及突发公共事件发生后的应急处置理论研究(蒋珩,2014;刘小勤、孙锐、邵维庆,2014;等)。(2)以突发公共事件中的社会组织、志愿者参与问题为研究对象,就社会组织、志愿者参与公共事件救援的重要性及参与路径展开研究。如对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志愿者服务问题展开研究(祁国栋、朱伟、陈光,2008;张运奇、段璐,2009;王平,2014;杨冬梅,2015;毛凯英,2016;黄菲菲,2018;魏娜、王焕,2020;等),对非政府组织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作用研究(肖黎,2016 等;林帅,2011;赵晔,2018;等),以及对群团组织和社区参与公共卫生事件的研究(岳皓,2018;蒋理,2018;张强、张元,2020;等)。(3)对突发公共事件报道及社会舆论问题研究。有关突发公共事
件的媒介报道方法研究,或就以突发公共事件为主题的社会舆论、谣言等话语传播现象展开思考(周志平,2013;周莉,2014;余秀才,2017;王颖吉,2018;陈雪峰、傅小兰,2020;等)。结合本文关注的疫情影响下社区居民临时志愿角色的自我形塑问题,文章主要对后两类文献展开系统性梳理。例如,张运奇、段璐(2009)以汶川地震灾害救援为研究案例,通过对整个地震救灾的过程进行回顾分析,提出地震等意外灾害事件具有较为明显的突发性和巨大的破坏性,这要求国家政府处置突发事件时需在短时间内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其中,志愿者群体作为可以参与临时救援的社会力量准备,在突发事件救援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加强对志愿者群体的组织和动员,有助于促进社会应急机制建设。①但该研究虽强调了志愿者在突发公共事件救援中的重要作用,却并未就志愿者动员机制和行动路径展开更为深入的研究。高青莲和游艳玲(2010)提出,社区参与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具备信息收集传递及时、救援行动迅速灵活以及关注社区弱势群体等比较优势。突发事件发生后,政府在动用行政力量进行救援时需从全局出发进行统筹,可能会存在救援盲点和不足。社区组织成员和志愿依靠其广泛的社会基础,则可以更好的与生活于突发事件发生区内的居民进行交流和合作,形成对政府救援的有效补充和丰富。②对于突发事件的应急① 张运奇、段璐:《突发公共事件的应急预警系统与志愿者服务》,《管理观察》2009 年第 13 期,第 52—53 页。② 高青莲、游艳玲:《城乡社区参与公共应急管理的比较优势与作用机理分析》,《理论月刊》2010 年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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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而言,社会大众不仅是应急管理服务的主要对象,在整个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也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参与主体作用。洪宇翔和吴伟炯(2016)以居民公共安全意识为主题,对杭州市市民进行抽样调查。数据分析发现,市民在参加志愿服务和灾害演练方面存在着行动障碍。建议政府部门充分考虑市民的参与需求,构建社区参与机制,明确市民参与公共安全管理的合法性身份。①岳皓(2018)就如何在突发事件预警体系构建中有效实现社区参与问题展开研究。提出社区是突发事件发生的第一现场,是社会危机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因此实现有效的社区参与,构建突发事件预警体系的基本前提。研究者在对美国、日本及欧洲等国家地区社区预警经验梳理基础上,结合我国的国情、社情提出在突发事件预警体系构建中实现有效社区参与的对策路径。②魏娜和王焕(2020)以新冠疫情事件的志愿参与现象为分析对象,认为在此次疫情发生期间存在志愿者与志愿组织难以形成协同参与的问题,缺少共同行动机制建设因而造成志愿服务难以发挥最大效应。因此,需要加强志愿参与的组织机制建设,使志愿者在管理和行动上更具组织化、协同化特征。
上述研究具体关注了我国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的社区参与问题,思考如何在构建突发事件预警和应对体系中加入社区参与环节,为我国突发事件应急管理制度建设完善提供案例经验。但由于这类研究多侧重于制度性分析,因而在研究中较少涉及突发事件发生地区居民在事件发生期间的参与状态和参与过程。本文在研究总则重点关注社区居民的防疫生活过程,思考居民如何参与网格防疫治理实践并在参与过程中实现自救与互助。故本文在借鉴上述研究经验基础上,通过观察居民参与突发事件应急管理的实践过程,为完善我国基层社会的应急管理制度建设提供案例借鉴。就突发事件中的志愿组织参与问题而言,王平(2014)对突发自然灾害期间志愿者组织与政府合作问题展开研究,指出政府虽应在自然灾害救助中发挥主体责任,但志愿者组织同样对自然灾害救助有着十分积极的辅助作用。政府与志愿12 期,第 143—145 页。① 洪宇翔、吴伟炯:《公共安全意识现状及对策研究——基于杭州市的调查》,《浙江社会科学》2016 年第 5 期,第 43—50 页。② 岳皓:《突发事件监测预警中的社区参与研究》,苏州:苏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8 年,第 12—16页。③ 魏娜、王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下应急志愿服务体系与行动机制研究》,《南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 年第 5 期,第 71—73 页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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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组织需要围绕自然灾害救助构建合作机制框架,有效应对志愿者组织在参与救援过程中的参与角色不清晰、行动无序化状态及行动组织松散等问题。①杨冬梅(2015)则进一步关注了志愿者组织在突发公共事件救援中的参与方式问题,提出在志愿者参与突发公共事件救援时存在制度管理不规范、行动决策草率、监管不到位等问题。认为需要规范志愿组织参与突发公共事件应急管理运行机制,建立社会化的动员机制,提升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积极性和主动性。②毛凯英(2016)以汶川地震为案例背景,对志愿者组织在突发公共事件中的志愿服务问题予以关注,尝试探讨如何围绕突发公共事件应对,构建政府与志愿者组织合作体系的问题。③蒋理(2018)则以群团组织参与突发公共事件救助问题为研究对象,对群团组织参与 2013 年庐山地震救助等案例进行分析,指出群团组织在参与突发公共事件救援过程中存在组织力不够、专业性不强及救助效率偏低等问题。④应急
志愿服务是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中人力供给、知识传递、社会服务等环节的重要渠道,呈现出场域多元化、能力专业化等参与特征。因此,应急志愿服务的未来发展需要遵循以社区为本、专业为基、风险为重、创新为继的基本原则(张强、张元,2020)。⑤上述研究文献主要聚焦于对我国国内志愿者组织和群团组织参与突发公共事件救援问题进行研究。就研究对象而言,志愿者组织和群团组织是常态化的志愿服务机构,而本文所关注的社区居民防疫临时志愿者则是社区防疫期间出现的临时性群体,因此两者之间尚存在着一定差异。但上述就志愿者组织在突发公共事件救援期间的参与角色、方式和管理等问题的关注和探讨,对本文的研究开展依然具有一定的理论和案例经验借鉴意义。在突发事件发生的舆论和社会心态研究方面,周志平(2013)从微博等媒介平台的舆论信息分析入手,思考突发事件期间的社会舆论生成及话语传播问题,指出政府应当关注突发事件发生后的社会话语舆论导向,通过引导正向、积极的① 王平:《突发自然灾害应对中志愿者组织与政府合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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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舆论维持社会秩序稳定,带动社会成员配合政府的突发事件处置工作。①周莉(2013)对突发事件期间的社会舆论生成、传播进行资料梳理和实证性研究,并就如何有效引导公共突发事件期间的社会舆论提出对策建议,提出民众既是社会舆论的生产者也是接受者,相关主管部门的社会舆论引导需要注重民众的意见参与。②余秀才(2017)则从如何借助大数据技术对突发事件期间的舆论信息进行引导角度展开研究,试图理清突发公共事件与舆论信息传播的相关关系。③王颖吉(2018)关注了重大突发事件期间的谣言问题,具体探讨谣言在促进、激化和扩散突发公共事件危机时产生的负面作用,并从公共治理角度思考如何加强突发公共事件期间的谣言治理能力问题。研究提出谣言与突发事件发生初期的信息不透明性紧密相关,谣言常常产生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因此,加强政府部门的信息处理效率,注重在民众日常生活中开展信息宣传,是应对突发事件谣言的积极处理方法。④疫情这类突发事件的处理,不仅直接影响个体的身体健康,同时关系到政府公信力、人际信任、风险沟通和社会心态等社会心理行为。在突发事件应对中,需要加强对社会心态因素的关注,从而提高突发事件的治理效能。上述研究聚焦于突发事件发生后,民众社会生活中出现的谣言现象和社会心理问题,提出舆论引导是突发事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政府在进行突发事件应急处置时,需注意民众在突发事件参与过程中个体和社会心理变化(陈雪峰、傅小兰,2020)。⑤例如,谣言是突发事件发生后常见的一种社会心态表现,本文所关注的社区防疫案例也存在着对谣言治理的相关经验。疫情发生后,在民众尤其是 W 市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中,存在着一段谣言快速传播时期体现着相应的社会心态变化。因此,上述研究对本文分析 W 市社区居民防疫生活初期的谣现象及相关社会心态变化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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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是一场数字化的大流行病,因为它深深地卷入了一个数字化的世界。①吉登斯认为,与工业技术相比数字信息技术在社会黏合方面发挥着更为强效的作用,当下我们正生活在一个联系高度紧密的社会中。这使新冠疫情相较于以往人类社会出现的其他疫情事件,具有更为便利的全球传播条件。新冠疫情在 2019 年末首次出现后的短短几个月内,便已完成了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和蔓延。世界各国人民在疫情带来的风险与不安中度过了过去的 2020 年,与疫情相关的疾病、失业和死亡风险不停冲击着人类社会运转的正常秩序,新冠疫情甚至被称作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面临的最严峻生存挑战。新冠疫情因此成为世界各国学者共同关注的研究议题,短时间内便已产出大量研究成果。在此,本文围绕撰文主题,主要对有关疫情影响下的社区治理问题研究进行文献梳理和述评。此次出现的新冠疫情,对中国社会而言无异于一次“阵痛”。因此,围绕新冠疫情及其产生的社会影响,国内学界投入了大量研究精力进行现象解读和问题思考。在整个疫情应对过程中,社区作为国家防疫治理体系构建的基点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国家政府以社区为依托展开的相关治理实践,也因此成为学界研究的主要对象。疫情发生之初,学者田毅鹏(2020)便曾就城市社区抗击疫情体系构建问题提出了研究意见,指出在社区层面早发现、早隔离,成为斩断病毒传播链条的唯一手段。但从疫情初期的城市社区抗疫实践情况来看,社区居民参与程度偏低是一项亟待解决的问题。居民做为社区运转的主体,在抗疫过程中存在着明显的参与空间较小和参与程度偏低问题,因此需要考量如何有效组织、动员社区
居民,改善抗疫过程中居民参与的“社区缺场”问题。②其后,吴宗友和丁京(2020)以空间重组理论为分析框架,选择安徽省 C 县城中的一个社区作为研究案例。对社会空间重组造成疫情防控复杂性问题展开理论思考,提出社区是疫情防控的主战场,以社区为基础构建疫情防控体系应当做到精细化管理,并注重对社区居民的心理疏解和对网络舆论及相关信息的有效引导和净化。③而在现实生活中,城市社区居住着大量流动人口,是我国国内城市尤其是省会城市普遍存在的社情。疫情期间,这类居民因具有较强的居住空间零散性和生活流动性成为社区防① 《专访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新冠是一场数字化大流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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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难点所在。有研究者从社区治理角度思考如何降低流动人口的疫情传播风险,指出或可以社区的现有治理体系为依托开展对流动人口的分类管理,以不同从业行业为标准对流动人口进行划分。在加强社区分类管理基础上,提升农民工等流动人口对所在社区和城市的归属感(吴晓、张莹,2020)。①也有研究提出城市社区防疫既要做好基层制度管理更需加强居民动员。容志(2020)认为社区防疫期间大部分公民游离于社区公共空间之外,在突发事件中成为“看客”和“旁观者”,难以转变为事件的积极参与者。因此,社区治理需要不断累积基于信任、理解、关爱和协作的社会关系和会资本,形成社区治理共同体。②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我国各省市地区开始逐渐进入科学复工复产状态。为了进一步完善常态化防疫状态下的社会治理制度,一些学者开始总结我国在封闭防疫期间形成的社区治理经验。唐燕(2020)在研究中提出社区治理是由政府、
居民和物业等相关组织共同参与实现的,疫情发生既是对社区治理的严峻考验,也为社区治理能力提升提供了宝贵契机。在社区防疫治理期间,社区需要加强向弱者提供保护,并进一步关注对社区居民的心理疏导工作。③易外、庚方芳和程秀敏(2020)就重大疫情期间社区治理的有效性问题展开探讨,提出政府主导、基层组织及居民参与有效性是疫情防控的关键所在,并指出基层社区疫情防控普遍存在居民参与欠缺问题。④基于社会互动仪式链理论框架对新冠肺炎社区防疫体系进行复盘式研究,可发现社区居委会工作能力、社区物业协作意愿和社区居民的社会身份都会对社区防疫体系构建产生深刻影响。郭剑鸣、向科衡(2020)认为,社区需要以“自治仪式”来有序有效引导社区情感聚集、共识和集体行动的触发机制,增强社区的风险应对能力。
 
第 2 章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W 市主要病患收治点,TJ 医院有 1425 医护人员居住于该社区,因此该社区可视为疫情防控的前沿社区。此外,B 社区毗邻多家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医生、教师、公务员和企业管理人员占社区居民职业结构的 30.36%,本科以上学历居民占比为 35.91%,具有“高知”社区特征。①Z 社区现有居民总户数 1651 户,常住人口 3614 人,分布于 5 个现代物业小区中,分别为 ZS 花园小区、HF 小区、CZ 小区、SW 小区和 TX 小区,其中 CZ小区、SW 小区和 TX 小区为早期单位小区。Z 社区目前将 5 个居民小区划分为4 个网格,共包含 46 个楼栋,设有楼栋长 39 名。由于 Z 社区处于 W 市主业经济区腹地,因此流动人口多是社区较为突出的社情,四分之三的居民住户是租户,这给 Z 社区防疫治理造成了不小的工作压力。在疫情期间,Z 社区组织了由 70 位居民和 40 位下沉党员构成的防疫临时志愿者队伍,并与对口支援的 CZ局、水文局和通信局等单位就社区防疫治理达成合作协议。因此,本文选择 B社区和 Z 社区作为田野案例,用于支撑对现代社区“超级网格”构建问题思考。基于对上述社区防疫治理经验的提炼,本文归纳出防疫治理“超级网格”构建中涉及的三种较为明显的关系机制弹性,内嵌于社区网格治理的制度框架、资源流动和行动者情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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